谢幕之时夜已阑（散文）

田承顺

田承顺 文

生活就像寥廓的夜空，而美好的回忆则如同一颗颗晶莹的星星。每当我回忆起师专读书生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常常会在记忆中重现并熠熠闪光，那就是我们吕梁师专81级中文班于1983年4月，在年轻的班主任、写作课老师李大伟先生组织带领下，邀请吕梁地区文工团年轻的导演房世英先生指导，排练并上演了姚一苇话剧《红鼻子》。

今年是2025年，距离我们排演话剧已经过去了42年。还是在昨天，我想到2022年我们毕业38年北京聚会的时候，老同学毓平女士问我看有没有《红鼻子》剧本电子版。可是你想，时过境迁这么多年，谁会保存当时的剧本资料？哪会有电子版？我记得她诚恳地告诉我说，“北京聚会的时候要重现当时演出时的部分情景，而且我们的导演房世英老师也可能会到场。”我深切地理解她的意思，心想或许我会帮上这个忙呢，便赶忙施展自己的一点电脑功夫，非常有幸，在中国知网上很顺利地下载到CAJviewer7.2版的四幕话剧《红鼻子》，我当时高兴坏了。可当我发过去的时候，有的同学他们没有安装CAJV阅读器，打不开文件，我又设法将剧本转换为PDF的，这样所有同学便都可以阅读了。

那次北京聚会虽然应付过去，但是，这PDF版的版本还是有点限制，因为它不能编辑，打印也不方便。于是今天，我便想到自己动手，将PDF版转换为word版，我是一页一页按分栏的方式，将图片识别为文字，然后复制、粘贴、校对，终于制作成了真正word版的 A4纸剧本。当我把我编辑的此版剧本用微信发给李大伟老师，房世英导演以及晓峰、毓平、云珍等诸位师生时，他们都吃惊了，他们都惊叹于我是如何把3.4万字的剧本一字一字地输入的。

一

那天晚上，40多年以前的老班主任李大伟老师下班回家已快9点半，仍从北京给身处吕梁的我这个老学生打来电话，热情鼓励让我创作一篇散文，记述我们排演话剧的盛况；而且在微信群里，他还请每位同学都报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确实是年代久远了，如今大伙儿都变为老头老太太了，40年前哪位同学扮演哪个角色连文体委员晓峰同学都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了微信群，这事儿好办了，不一会，25位同学所扮演的角色全部收集清楚。

为了回忆《红鼻子》话剧的排练，晓峰同学给我发来好几段长篇微信，他说：“确实是值得回忆，无怪乎李大伟老师一直记挂在心。回想当时，十几岁的小娃娃，全班40个人要上25个角色，还要排全本，真可谓无知者无畏！”“确实是难！李大伟老师、房世英老师是怎么训练这一帮一点专业基础都没有的大学生的？有时看见房老师发愁的想哭。”“可是最后硬是排练出来了，而且还效果好。40个人上了25个角色。”

毓平同学发给我的微信说：“真用心，对《红鼻子》话剧的感悟与评论好深刻，把快乐就是牺牲这一人生命题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赋予了生命新的意义！剧本原文也是你整理的吧，真用心。”

云珍同学的微信说，“当年参加演出时，作为一个文科生，就没有对剧本的内容进行深层次思考，只是觉得兴奋、新奇。”

由此我常常回想，母校吕梁学院的前身——吕梁师专，她最早于1978年在汾阳师范学校创办。1979年办学主体迁于吕梁行署所在地的离石古城。1981年春在离石县后瓦窑坡村兴建起吕梁师专新校址，到当年11月份，我们81级三个专业的新生即入驻新址。在贫困落后的吕梁山区建设一所师专，可谓难矣！但是当时的创业者们硬是勇闯三关，实现了“五子登科”的历史跨越。

何谓“五子登科”？人们记得，当时校长李旦初先生曾诙谐地把吕梁师专创业阶段的基本任务称之为“五子登科”，具体讲就是“摘帽子，挂牌子，定班子，修房子，搭梯子”，摘帽子就是摘去“吕梁师专班”的帽子，挂牌子就是被批准设立吕梁师范专科学校，定班子就是确定学校的领导班子，修房子就是建设新校区，搭梯子就是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上实现突破，为办学矗立起教育的金梯。

而事实上，从学校领导到每一位老师，他们都真拼了。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到1984年6月，吕梁师专被批准建校，到1985年6月，母校吕梁师专取得了全省师专统考“三连冠”的佳绩，在吕梁、山西乃至全国闯出了一条办学的金光大道。

二

那是1983年4月的一天，我们班请来了吕梁地区文工团导演、《摇篮曲》作者高健和他的助手杨如凤老师，班主任李大伟老师略作介绍后，排练《红鼻子》的场地就在我们班教室展开。

高健老师有着健硕的身板，我记得他很像是电影《大决战》中扮演陈长捷的八一电影厂老演员徐光明老师。而他的助手杨如凤老师十分干练。她在现场指挥同学把所有桌凳都挪到教室四周，然后把教室中心场地空出来，这就是那个“蓬莱别馆”的大厅，然后她又组织同学把吧台、餐桌、座位摆放好。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时她说：

“这舞台左侧有几张餐桌，最少四张。”

而高健老师当时指导了什么，大体都不记得了。后来，因为高健老师担任团长工作繁忙，导演换成了吕梁地区文工团的房世英老师，这房老师就一直为我们班导演下去，直至成功演出。

说到话剧，我们班同学们其实对话剧并不陌生。因为在读大一的时候，当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杨厚优老师曾经给同学们讲过“新文化运动”中的“话剧运动”一节，杨老师操一口浓重的兴县方言，他所讲的那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荡子肠”，也许会让大家记上一辈子。

当时我们所使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的讲义，“在新文化运动中，随着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成立，民众戏剧社、弥洒社、南国社、狂飚社，湖光文学社、艺林社、绿波社、语丝社、浅草社、沉钟社、未名社、新月社这些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纷纷成立”，在此之时，戏剧运动也开展起来，“易卜生、史特林堡，萧伯纳等的剧作在当时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移植”“中国话剧开始于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他们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接着又正式排演了根据林纾的翻译小说改编而成的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这个应算作是中国话剧的先声。”

大家知道，中国话剧是1928年由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的，“从理论倡导到舞台实践，从照搬外国剧本到着手改编、再到自创剧本，从简单的演出再到比较正规的舞台处理，从描写知识分子到描写劳动人民，从一般地反映社会问题到有意识地涉及阶级对立，中国的话剧每一步发展中都充满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斗争。”那些早期剧作家的名字在同学中间，像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丁西林、熊佛西等等，早就耳熟能详。

然而当我们真正接触排演话剧《红鼻子》时，大家才发现，要将剧作家创作的剧本搬上舞台，谈何容易啊！没有一点表演基础且不说，那个时候，同学中间男生、女生其实平时并不多说话，除非是实在有事才相互交流一下，男同学与女同学之间仍然保持着那种纯朴的、单纯的关系，也保持着一种大家似乎是约定俗成、墨守成规的距离。而当导演老师要让演杂耍班子的老板、老板娘手拉手时，那两位同学总是进入不了角色，完不成剧情应有的表演动作，急的房世英老师直跺脚！但是随着排练的不断深入，同学们渐渐都入了戏，逐步掌握着话剧应有的那种节奏、那种雍容气度、那种语言之外特有的厚度和醇度。

我至今都记得，酒店经理的那段台词：“不是不帮忙，我们没有房间！不是这样讲，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不高兴地放下电话机。

还记得当曾化德听到胡义凡说到“但至少一张订单代表了我们的将来”时，他接口道，“将来？将来是建立在想象上的，可是钱不是建立在想象上的。他们重视的是你的现在，不是你的将来，没有人会凭想象借钱给你。”台词可谓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在台湾所处的社会制度里，人们之间那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那种尔虞我诈、那种互不信任的社会现实。

还记得剧本所反映的底层知识分子叶尧治一家，女儿叶小珍患上一种无法医治的痴呆病症，这样的遭遇对于身处社会底层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夫妻二人的内心虽满含着对女儿的爱怜，然而无计可施；他们又担心如果总是待在家里恐怕孩子连路也不会走了。于是一家三口出来旅游，又逢雷雨交加、交通中断，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不难体会他们内心的痛苦，夫妻二人甚至因为一把茶壶的事而喋喋不休。

叶尧治：“一把茶壶？一把什么茶壶？”

叶太太：“你忘了？一把茶壶就是一把茶壶。”

叶尧治：“我真的记不起来一把茶壶的事情”。

他们为了一把已经摔破的茶壶，夫妻俩甚至在讨论“生气有用没用”“该不该生气”的问题。可见他们家庭生活经济拮据、捉襟见肘。

班主任李大伟老师是待人以宽，不急不躁，又严格要求。排剧中间，他天天在现场观摩指导，不时地协助导演房世英老师工作。而导演房世英老师是激情四射，周到细致，不厌其烦，他常常在说戏的过程中，讲解着让大家如何处理好表演、角色与演员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演员所说的台词，不是你在说，而是你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在说。你要用心揣摩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他的内心之所思所想，他与周围人物的社会关系，把角色说话的口吻把握好，真正把台词说成角色在讲而非你在讲！”他反复告诫大家，“演戏最忌讳的是自我表现。我们要真诚，不要只是为演戏而演戏。比如一个作家，起码你要生活的真诚，你才会发现生活的真谛。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不会感人，相反单纯的、朴朴素素的东西会感动人。我这样说，是为了激活你们本身具备的表演潜能。”

房老师的启发、诱导一步一步地起着作用，排练在有序推进。我曾想，导演他一个人要把剧中所有的人物、角色，每一个人物的出场与退场，每一个人物的喜怒哀乐，每一个人物的言行举止，都要惟妙惟肖地指导出来，以此表现剧作家在创作时他对人物的把握、他对话剧核心思想的把握，也以此来让每一个演员能够演好自己所塑造的那个角色，以此来抓住观众的心，又能的让观众在欣赏之余，领会话剧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这样的工作想想都难。

为了表达同学们对房世英老师的指导教化之恩，1984年元旦前夕，受班委委托，我负责带领部分同学曾到离石旧城吕梁地区文工团所在的家属宿舍，看望了房世英老师。其实那时同学看望老师的礼物也相当朴素简单，大致只不过是一张1984年的日历画和一束艺术花束而已。

1983年5月9日，我曾在给胞兄的信中谈道：“近一个月来，我们的课程又紧，课外活动是挺多的。学校要在五四青年节举办文艺晚会，各班都得出节目，提早半个月就忙上了。我们班排练了话剧《红鼻子》的第一幕，还请了文工团的导演，排了好几天，占去了星期六、日，有时一排就到了夜里十二点……五四那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出来了，那天文艺晚会开到了夜里一点四十。”由此可想而知，话剧的排练在我们当时的学习生活中有多重要，由此也可以推想，话剧的排练在每一位同学的心中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三

四十年后的2023年春，应班主任李大伟老师邀请，毓平同学组织，一批同学协助，我们全班同学在京相聚，还有幸邀请到了当年的话剧导演房世英老师。房老师虽年届七旬，但他依然精神矍铄，他为我们朗诵了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房世英老师那富有磁性的声音，他对文字的理解和阐释，诗歌所蕴含的深意都通过他那完美的声音展现了出来。

而晓峰与瑞芬同学还为大家表演了话剧《红鼻子》中邱大为与何美丽的经典对白。那段对白，语句简短而急促，一句顶着一句，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沉闷和苦闷，这些都深深地体现着房老师当年的导演之功。

“正是因为当时参与了话剧的排练，我担任剧务，当我从事了高中语文教学之后，还组织同学们也排演了一场话剧！”在2025年石楼聚会中，培军同学向老班主任李大伟老师吐露心扉。而房世英老师则是在为我班执导三年后的1986年冬季，又为吕梁师专中文系84级中文班导演了话剧《寻找男子汉》。话剧的排练在师生之间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与情结。

是的，谢幕之时夜已阑。当我们把自己话剧奉献到全校师生面前的时候，其实当时还有邻近吕梁会校、技校以及农校的师生观众，表演赢得了全场师生观众的热烈的掌声。一场话剧的排练，让全班同学重温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有关“话剧运动”章节的深化学习，让全班同学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让全校师生对我们班的文化实力刮目相看，让班主任老师、导演老师与全班同学结下了更加深厚的师生情谊，让吕梁师专的办学与吕梁文工团之间结下了长久联系，让话剧排演的学习传统由母校吕梁师专传播到地直大中专院校以及更加广阔的吕梁地区基础教育的舞台之上，我相信，话剧排演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会消散，它将永远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产生着生生不息的艺术影响，永世不灭！

2025年7月22日大暑于吕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