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福同村（三）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通过查阅资料和考察走访，我对福同村的历史脉络，尤其是钟氏家族，有了初步认识。在此过程中，钟光建、钟前雄等热心乡贤的详细介绍，使我对村内几处重要历史遗迹的背景与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敦笃亭与相邻的钟家宅院均建于1911年，“德邵年高”百岁坊在十来年后建起，它们一起见证了风云变幻的百年沧桑。

　　文革动荡时期，敦笃亭四周石栏杆被毁，四面碑塔的石碑全部被撬走。红卫兵还曾试图拆除镶嵌在石绰楔中的"敦笃亭"石匾，只因绰楔与石匾镶嵌严丝合缝，且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亭顶距离太近不好操作而作罢。在修复过程中，四面碑的4块石碑仅找到3块，另外一面暂时用砂浆修补，至今仍下落不明，所以如今我们看到的碑文并不完整。

　　（琼山县文物局为敦笃亭所立的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早已被三角梅遮盖。琼山县于1994年改为县级市，2002年并入海口市，成为琼山区，部分区域被划走，福同村所在区域被划归美兰区管辖）

1993年，在年海南建省后第一波房地产高潮时期，某地产公司征用土地搞房地产开发，福同村提出不得占用敦笃亭和“德邵年高”牌坊的四至，并请示文物部门对受损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县政府为了尽快落实征地任务，指示文物局修复敦笃亭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周边地块征用手续还未完成，这波房地产已陷入低潮。

　　90年代末，武警部队征用周边地块建设营地，将敦笃亭保护范围内的空地建成花园，在里面建了很多水泥雕塑。

敦笃亭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使它得以幸存，也让很多参观者认为它不可能是一座百年建筑。海口骑楼老街的建筑和敦笃亭属于同一时代，很多都是闯南洋的成功企业家所建，代表着当时海南建筑的最高水平。即使是在这些建筑中，钢筋混凝土也只是用于梁柱等关键部位，墙体和楼板依然使用传统的砖木结构。在那个年代，钢筋和水泥全靠进口，造价昂贵，和我们今天的认知相去甚远。

水泥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建筑材料，其发展历程跨越了数千年文明史。现代水泥的里程碑始于1824年，英国利兹的建筑工人约瑟夫·阿斯普丁（Joseph Aspdin）发明了波特兰水泥。43年后，法国园艺师约瑟夫·莫尼埃（Joseph Monier）于1867年发明了钢筋混凝土技术，为现代建筑结构奠定了基础。

当这种新型建筑材料传入中国时，因其来自西方而被称作"洋灰"。中国民族水泥工业的起点可追溯至1906年，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在唐山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自主经营的水泥生产企业。始建于1918年、历时4年落成的广州南方大厦（12层）被认为是中国首座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型建筑，标志着现代建筑技术在中国的重要突破。

　　建造敦笃亭所使用的钢筋水泥均为法国制造，参与施工的也多为法国技术人员，可见当初钟锦泉家族是在不惜代价来打造百年工程，钟家的经济实力也可窥见一斑。2023年6月，笔者在大理喜洲古镇旅行时看到一座西式花园内的法式别墅同样使用了法国进口的洋灰材料。别墅主人董澄农是清末民初喜洲四大家族之一，身价数十亿。

　　敦笃亭旁的"德邵年高"石牌坊在文革浩劫中被彻底拆除，其构件被挪作他用，散落各处，成为铺路石、渠沟桥等。文革结束后，钟前雄大哥从一条水渠上寻回刻有"德邵年高"的石匾，并将其珍藏于自家庭院。

2011年，海南电视台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节目中播放了一档关于敦笃亭的节目。接着，中央电视台《华人世界》栏目就此采访了钟前雄，“德邵年高”牌坊的恢复被提上日程。

2013年，石匾被迎回原址，暂时安放于红砖所砌的基座上。此后，钟前雄带领族人奇迹般地找回了所有带有文字的原构件，缺失部分，则严格按照原有形制进行补配。如今，重建的牌坊完整再现了历史原貌，新旧石材的差异也成为这段沧桑历史的特殊见证。

2016年，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央视再赴福同村进行了为时两天的采访，敦笃亭和“德邵年高”牌坊的热度再度被提升。

　　"德邵年高"牌坊石匾背面的《钟光传先生传略》记载，钟光传在清代曾获朝廷敕授登仕郎（正九品文散官）之职，并被推举为乡饮大宾（地方尊老仪典的主宾）。传略称其"农商兼营，勤俭持家，虽届耄耋之年，犹精神矍铄"。民国十一年（1922年），适逢钟光传百岁寿辰，地方士绅联名呈请县政府转呈褒扬，获时任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亲赐"德劭年高"匾额及银质徽章（配绶带），以示优渥。族侄钟锦泉等人认为此事意义非凡，遂倡议修建纪念牌坊。

散官是中国古代官制中一种没有实际职务、仅表示官员等级和荣誉的官称，主要用于确定官员的俸禄、待遇和社会地位，与之相对的是“职事官”，即有实际职务的官员。

　　“德邵年高” 碑文内容至少揭示了两个关键历史信息：首先，钟氏家族至迟在钟锦泉父辈时期便已通过商业经营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与社会资本；其次，该家族内部呈现出既分化又统一的典型特征——各支系在事业发展上保持相对独立性并取得差异化成就，同时通过血缘纽带维系着紧密的宗族认同。一方面，钟光传百岁寿辰能得孙中山赐赠祝福，实赖钟锦泉之力，否则孙中山未必会知晓这位乡中长者。另一方面，钟光传所获“登仕郎”“乡饮大宾”等荣誉，应与钟锦泉无涉：一来彼时钟锦泉年纪尚轻，尚未形成社会影响力；二来他们仅为五服之外的"族叔侄"关系，在宗法体系中属于较疏远的旁支。

　　汉语中“宗族”一词，指同一父系的家族群体，其中“宗”侧重“嫡系”与“根源”，特指一脉相承的嫡系支脉；“族”则泛指由同一祖先繁衍而来的所有亲属，相互间的血缘关系已出五福。

　　再看敦笃亭的碑文，《诰封资政大夫钟实卿封翁表》的题目直接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及这一身份的获取方式。“诰封”指古代朝廷以诰命（官方文书）形式，对官员亲属进行的五品及以上荣誉性封赏；“封翁”则进一步明确，被诰封者是因子孙而获封赠官爵的男性长辈，就本案来说，钟实卿的诰封正是因其长子钟锦泉的二品衔花翎候补道所得。

资政大夫是古代文官的散官官阶，在明清时期为正二品。

古代对六品及以下官员亲属的封赏官爵被称为“敕封”，而针对官员本人的任命，五品及以上称“诰授”，六品及以下称“敕授”。例如，“德邵年高”牌坊的主人公、钟锦泉的族叔钟光传，其九品登仕郎便是由朝廷“敕授”的。

　　“二品衔花翎候补道”是晚清特有的复合型官职称谓，其定义需从制度规范与实际运作两个层面解析：“道员”是正四品官职，隶属省与府之间，主管特定区域政务（如粮储道、盐法道）或专项事务（如海关道）；“候补”表示已取得道员任职资格，但因官缺有限，需等待实授职位；“翎”原本指鸟类翅膀或尾部的长而硬的羽毛，在清代官服中特指装饰在礼帽上的孔雀羽毛，六品以下和五品以上的礼帽由分别装饰蓝翎和花翎；“二品衔”是通过特旨获得的荣誉性加衔，即允许穿戴二品冠服但不提升实际职权，属"借衔不借职"。

简而言之，钟锦泉的“二品衔赏戴花翎候补道"，表示他：

1. 已具备四品道员任职资格

2. 享受二品虚衔待遇

3. 获皇帝特赐花翎荣誉

4. 实际仍在等待具体职位安排

　　钟锦泉能够获得清廷破格授予二品衔花翎道员的殊荣，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作为东方汇理银行华人经理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他掌控着中越贸易通道，在1889-1908年间多次协调琼州饥荒赈济（促成法属印度支那免税运粮入琼），并借助殖民当局力量解救被海盗劫持的华民。这些实质性的外交斡旋与经济调度能力，使清廷不得不突破捐纳制度的三品上限，以二品虚衔笼络这位掌握实权的侨领。

钟实卿墓碑后的墓志铭把钟锦泉向驻法国越南殖民总督的建言描述为“（钟实卿）“命长君家祥（钟锦泉）言于法酋"，本质上是一种儒家伦理包装——通过"父命子行"的叙事框架，既维护了传统父子纲常（彰显钟实卿教子有方），又符合对逝者"隐恶扬善"的碑铭书写规范。清廷破例赐予二品顶戴，绝非因为钟锦泉"奉父命行事"，而是基于其在殖民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他既是法国殖民当局倚重的华商领袖，又能为清廷维持对越南华侨的影响力。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授衔逻辑，与碑文描绘的孝道故事，构成了晚清官场文本与现实运作的典型张力。

　　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作为法国殖民统治的核心金融机器，不仅垄断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货币发行权，更通过信贷网络与商业投资将越南经济彻底纳入法兰西帝国体系。在这套严密的殖民经济架构中，钟锦泉以华人经理身份所掌控的实际权力，已远超普通商业职务范畴——他既是殖民当局与华人社会的关键纽带，更是中越贸易通道的实际把关人。

2011年《海南日报》记者陈耿在《仁者钟锦泉》一文中记录的福同村一位9旬老人钟述儒回忆，为我们提供了鲜活佐证："海防整条街的铺面都属钟家"、"他经营的'九八行'如同海关关口，所有货物流通必经其手"。这段口述历史生动展现了钟锦泉在殖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他不仅拥有巨额资产（以整条商业街为计量单位），更掌握着类似海关的稽征权（"进出货物皆需检查缴税"）。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老人关于燕窝的回忆——"出关留样检查"的惯例竟使劳工阶层"食燕窝至腻"，这种看似闲笔的细节，恰恰暴露出钟氏在殖民贸易体系中兼具"买办"与"包税人"的双重角色。透过这位曾经在越南为钟锦泉当过伙计的同乡人的朴素叙述，我们得以窥见当年越南华侨社会中，经济权力如何重塑日常生活乃至饮食结构的历史真相。

　　钟锦泉在越南取得的非凡成就，实为个人禀赋、人脉资源与时代机遇的完美结合。其成功之路可追溯至家族与天主教的深厚渊源：钟氏世代信奉天主教，其父曾在海口铜锣园天主教堂担任厨师。这一特殊背景为钟氏家族与法国殖民者建立了天然的信任纽带。

在第三次拜访钟前雄大哥时，他带我去了钟锦泉家族的墓地。在那里，我发现其先辈墓碑多数都镌刻着十字架和欧式教名，这一细节印证了他们整个家族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传统。得益于这层关系，海口铜锣园教堂的法国神父慧眼识才，推荐年仅13岁的钟锦泉赴香港学习英法语言及西学知识，为其日后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

1895年，在旅越海南籍巨商阮德兴的举荐下，钟锦泉进入东方汇理银行海防分行担任华人经理。这一人脉关系在他得以直接参与法属殖民地核心经济事务并与殖民当局高层建立密切联系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当然，我们不能把阮德兴和钟锦泉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人情关系”。阮对钟的举荐是一种“背书”。在靠信用建立的体系中，重量级人物的举荐，是一种重磅“信用背书”。钟锦泉卓越的语言能力、商业智慧以及对殖民体系的深刻理解，是他最终在越南商界立足并大获成功的关键。

　　钟锦泉家族素以淳厚家风闻名，虽侨居越南，却始终心系桑梓，为家乡福同村赴越谋生的乡亲提供了诸多援手。身为清廷钦封的二品衔花翎候补道员，他既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交好，又与革命先驱孙中山保持友谊。这种看似游走于各方之间的处境，实则折射出晚清侨领在时代巨变中的生存智慧。

钟锦泉的父亲于宣统二年（1910）离世，他虽未归乡奔丧，但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审视，此举自有深意：彼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前夜，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他与康有为、孙中山的交往，均发生在二人流亡海外期间——康有为历经14年流亡生涯，孙中山则在夏威夷、泰国乃至越南屡遭驱逐。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数百座教堂被毁、无数教友遇难的惨剧，无疑让他对政局动荡的残酷有着切肤之痛。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时局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内战接连上演。钟锦泉选择留在相对安全的法属殖民地，其考量不难理解。1954年，87岁的钟锦泉携家人移居法国。此时战争已息，国内迎来和平，他却仍未踏足故土，看一眼生他养他、在13岁时一别就是64年的海岛，这难免令人费解。

若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再回到钟锦泉故居，去探究这所宅院的命运及宅院管家的结局，答案或可从中觅得。

　　关于钟家大院的历史，我最早从村民口中得知：解放前，大院一直由钟家的一位姑姑负责管理。1950年，大院被没收并分给村民居住。1957年落实华侨政策时，大院归还钟家，但那位姑姑已在海口定居，并未搬回。在文革期间，她曾被多次揪回村里批斗。

钟前雄大哥带我重访钟家宅院时，向我补充了更详细的情况，并做了重要更正：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解放军某炮兵团进驻钟家大院，驻扎四年后迁至附近新建的营地。炮兵团撤离后，大院被分配给十余户村民居住。1957年，大院虽按政策归还钟家，但村民并未立即搬离，而是陆续迁出，前后持续了十几年。此后，大院被用作村办公场所和仓库，直至海南建省（1988年）后才彻底空置荒废。

钟前雄大哥还告诉我，钟家大院最早由钟锦泉胞弟一家居住。钟锦泉胞弟早逝，其弟媳成为当家人，直至土改时大院被没收，她才搬往海口生活。文革期间，她多次被揪回村里挨斗，所受到的屈辱一般的男人都扛不住，但她熬过了，称得上女中豪杰。

钟大哥接着说：“她有个孙子，和我同龄，也是66年高中毕业，现在住在海口，每年清明节都会回来扫墓。我有他的电话。你可以找他了解情况。”我喜出望外，让他当即帮我联系。

钟大哥还说：“还有一位族人，他没在福同村生活过，从小就在海口住，但我觉得他应该是钟锦泉的嫡孙。在钟芳研究会的一次活动上，我还问过他，但他未置可否。”钟大哥说出了他的名字，我听后大吃一惊。我与他相识十余年了。

“钟大哥真的是福同村的百事通”，我心里感叹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