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票据上的历史】60军—-近代史上首次出国受降的中国军队

汪海

【民国35年（1946）3月7日由重庆汇越南河内的《中国银行汇款申请书》
汇款人：政治部电讯总队（加盖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关防）
收款人：第60军政治部转政治部电讯总队124分队长楼芳荆
汇款金额：法币肆万玖仟正。】

这张老票据揭开了一段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跨出国门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尘封记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盟军最高统帅部8月17日发布第一号命令，规定“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勤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都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划分的由中国受降的印度支那区域包括越南北方、老挝大部及泰国北部，而且在开罗会议上决定将越北由中国托管。这表明对中国反法西斯巨大贡献的承认，以及中国在战后世界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也是近代史上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主导跨国军事行动，中国军队首次跨出国门去外国受降。
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立即决定将驻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以滇军的第60军为主力，辖滇军93军，中央军的第52军、广东的第62军，及三个独立师，由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和受降主官，承担入越受降的历史重任。

第一方面军接受入越受降任务后，于8月31日电令越北的日军派代表到蒙自洽降。9月2日上午10时，在开远的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礼堂举行了洽降仪式。日军驻越南的三十八军团司令官土桥勇逸的代表、参谋长酒井干城等日军洽降代表签署降书，呈交越北日军人员及装备各项表册。中国军队代表向日军洽降代表宣读命令（《中国战区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备忘录》，汉字第一号，1945年9月2日），命令日军不准再有任何军事行动；详尽呈报驻越北所有日军人员、武器弹药及其它装备的名录清单；和日本陆、海、空军集中听候受降的地点。
洽降仪式后，卢汉即率领入越受降军队从滇越、桂越边界分四路开进越南。60军经河内再推进到北纬16度线，分驻顺化、清化和南定地区。
1945年9月28日上午，卢汉在总督府主持受降仪式。受降大厅正中悬挂孙中山像和中国国旗，两侧悬挂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国旗。中国受降主官卢汉坐在上首主席席正中，两边坐一方面军正副参谋长马锳和尹继勋，左面是盟军代表席，右面是中国将领和代表席，越盟代表获准观礼。上午十时正，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参谋长酒井干城、二十一师团长三国直福、和海、空军代表共六人鱼贯而入，面对受降主官肃立行礼。卢汉宣读了日军投降书的条文，日本代表签字后即退出大厅。卢汉又宣读了《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布告》，明确要求：日军解除武装后集中看管，未经许可不得离开营地。
据当年赴越老兵回忆，受降后日军官兵“低头颤抖”“见到中国军人必敬礼”，全无昔日气焰。中国士兵可随意差遣其修营房、清物资，“加班到深夜也不敢违抗”。受降仪式还有一插曲，原越南法军司令亚历山德里要求作为法国代表参加受降仪式和悬挂法国国旗，鉴于他投降了日军和法国不在《波茨坦宣言》的战胜国和受降国之列，被中方严辞拒绝，他没参加生气走了。受降仪式彰显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主导地位。仪式结束后，当时国内外报社纷纷以“抗战常胜之师接受侵越敌寇投降”、“普天同庆，举世同贺，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四强”等为题作了报道，国人和海外侨胞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这次受降，接收日军战俘3万余人、日侨等共约8万人；缴获步枪4.5万支、火炮882门、车辆2000余辆；遣返盟军战俘4831人（主要为法籍）。
滇军还成立了一个战争罪犯调查委员会，审查并扣押了189名日军战犯，其中有土桥勇逸、三国直福、春日馨等将校级军官和140多名宪兵。1946年5月1日，滇军派出16辆卡车，将全部战犯押运到南宁、梧州两地，再由广州行营航运到广州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军队赴越南受降既是军事行动，又是外交角力，在构建地缘政治上也有不少经验教训。日本投降后，法国企图恢复殖民统治，多次强行登陆越北。1946年3月6日，法舰队强攻海防港，60军184师联合21师反击，激战4小时击沉一艘法舰、重创两艘，迫使法军挂白旗撤退。此战被老兵称为“不到一天的国际战争”，打击了殖民气焰，鼓舞了越南独立运动。
　　胡志明领导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试图争取中方支持，卢汉默许其参与地方治安，但拒绝移交军事控制权。但中方驻军及海防冲突迫使法国承认越南临时政府，为越盟争取了9个月的战略窗口期。客观上支援了越南独立运动。但令人遗憾的是，受降期间，卢汉曾提出“托管越北”方案，以建立亲华缓冲区。但蒋介石急于撤军应对内战，放弃此战略机遇。撤军后法国迅速控制越北，1954年日内瓦会议沿北纬17度线分裂越南，中方前期努力未能改变结局。

　　中国军队抵达越南后受到当地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沿途华侨“扶老携幼迎接，高呼祖国万岁”。中国军队在1945—1946年越南受降期间，对当地华侨的保护政策以法律宣示、行政干预和军事行动相结合，开创了中国军队境外系统性保护侨民的先例，为后续撤侨行动提供历史参照。如在河内、海防等华侨聚居区设立“侨务协调处”，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团直接管理，处理华侨投诉、财产纠纷及人身安全事件。要求越南临时政府（越盟）在涉及华侨事务时需经中方批准，限制其单方面行动。在1946年2月《中法协定》谈判期间，中方强硬要求法方承诺：保障华侨与法国公民同等经济权利；承认华侨战时财产损失赔偿权；货币兑换权：法方需以固定汇率（1越币兑1.7法郎）兑换华侨持有的贬值越币，避免其资产缩水。此条款成为协定核心内容之一。中方还成立“越北金融监理处”，监督法属东方汇理银行履行兑换义务。至1946年4月，共兑换华侨持有越币4.3亿盾，挽回经济损失约7300万法郎（时价）。但后来的事实也告诫我们：在缺乏长期政治安排的情况下，军事存在虽可短期维稳，却难阻地缘变局对侨民的冲击。从1945年“夹道欢迎祖国军队”到1979年“被迫逃亡”，越南华侨的遭遇揭示一个道理，侨民权益本质系于祖国实力与战略定力，单次保护行动难以逆转历史洪流。

　　根据中、法、越盟达到的协议，1946年3–5月中国军有续撤出越南，仅留下一个工作组处理善后事宜。至此，抗战后中国军队历时9个月之久的入越受降活动宣告结束。这张汇款单为1946年3月7日，正处在中国军队撤离越南期间。收款信息也表明，在赴越的以滇军为主的第一方面军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参与受降工作。
　　
　　
　　

　　滇军第60军是这次赴越受降中国军队的主力。也是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武装的核心力量，以“外战内行”著称，其兴衰折射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响应抗战，抽调省内6个精锐旅（占全省正规旅的85%）组建60军，首任军长卢汉，下辖182、183、184师，总兵力4万余人。兵员以云南籍为主，军官多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素质突出。配置以法式武器为主，在当年中国地方军队中算是装备精良的。出滇抗战，1938年春在台儿庄战役中，60军仓促接替擅自撤退的汤恩伯部，在禹王山血战27昼夜，以伤亡1.8万人的代价阻击日军板垣、矶谷师团，歼敌1.2万余人，取得辉煌战果。此役迫使日军承认“如此勇猛的滇军罕见”，60军伤亡比（1：0.66），远优于当时国军平均水平（1：4）。在后续的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中，60军担任阻击任务，也表现出顽强的斗志和战斗力。1940年回防滇南，在保卫滇缅公路中发挥了特殊作用。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达到声望顶峰。

　　滇军跨国受降洗刷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对日屈辱史，从抗战铁血到内战棋子，60军的命运折射出地方武装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事实上，在派以60军为主力的滇军赴越受降时就暗藏着蒋介石的算计。蒋介石名义上赋予滇军荣誉，实则借机削弱云南王龙云势力。调离滇军主力后，1945年10月发动“五华山事变”，武力逼迫龙云下台，彻底控制云南。撤离越南后，滇军官兵并未能回到故乡云南，蒋介石以“接收东北”为名，将60军海运至辽宁参加内战。因非嫡系受排挤，装备补给不足，战绩低迷，被讥为“60熊”。 1946年5月，184师师长潘朔端于海城起义；1948年长春围困战中，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后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改编后这支“外战内行”的军队在朝鲜战争中又重获新生。第三次战役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成为首支攻入汉城的部队。第四次战役汉江阻击战，与38军并肩防御50昼夜，以伤亡2万代价歼敌1.1万，粉碎美军突破计划。彭德怀总司令誉其“50勇”，曾泽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衔，续写了滇军第60军的光荣历史。

　　滇军军歌“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从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到1945年跨国受降，标志中国从“东亚病夫”到战胜国的蜕变。在此后的美苏冷战中，中国因内战错失主导东南亚秩序的机会，在大国博弈中教训深刻，也凸显出独立外交与战略定力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