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抗战（中）

牧童

话说民国革命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兼第72军军长王陵基率川军第30集团军来到江西省修水县，准备找地方安营扎寨御敌。

一天，他带着总司令部的几个隨从，来到修水河一条小支流旁的一个村庄，只见这里古树参天，树木成林，小村庄的民房散布在林间，村庄的周围三面是山一面是水，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放眼望去，左前方是连绵约2公里的小山，右前方也是连绵不断的小山，而正前方尽头则是一座大山，这村庄就座落在三山环抱的口袋里。

从地势来看，这里关口小，隐蔽性强，三面环山，一条小河蜿蜒绕过，形成天然屏障，不但易守难攻，而且大军压境时也易于往两边的小山里撤退，一面有水，便于人数众多的军民的生活起居等等。

于是王总便把他的第30集团军的总部安顿在这里，并且在小村庄四周修建了瞭望哨和炮台，这个小村庄便是修水县城西南郊的义宁镇良塘村（也有叫下路源村的）。

作为第30集团军的下属，第72军和第78军最开初是驻扎在修水县城下游的三都镇附近，野战医院也在那里，后来第72军的第一野战医院搬到了离修水县城上游约8公里的赤江老街上。

由于战乱，赤江老街上的人都跑到山里面避难去了，所以老街上很清静，老街上的条件和环境都比较好，有利于救治伤病员，于是第72军就把第一野战医院的大本营设在了这里。

医院征用了街上"志大恒"（民间商号）的一个大院落和另外一个茶行，一住就是好几年。到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变化和时间的推移，第一野战医院还到过江西以及湖北的其他一些地方。

由于父亲有着比较熟练的外科医术，而且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工作十分出色，所以不久便被任命为第72军第一野战医院中校院长。

战时的野战医院流动性很大，除及时救护和治疗前线送来的负伤人员外，还要随时做好和战斗部队一同行动的准备，一旦敌人来犯，就必须立即转移。因此不能像城市正规医院那样按部就班，加之环境和条件较差，一切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只要能及时救人就行了。

那时，部队在前方同敌人作战，父亲就带领一帮医务人员在离前线不远的后方作好准备：寻找适合作医院的民房，安放病床，医疗器械及消毒设备，清理和摆放各类药品等等，困难很多，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父亲总能统筹安排，尽快作好各种准备，一但有伤员送来便立即进行处理和救治。

由于野战医院是随作战部队而动的，所以其行动必须与作战部队保持高度一致，随时随地做好准备，根据战事发展需要，跟随部队不断地转移、行军，行军、转移。近500人的第一野战医院，有医务，后勤，军需，采购，饮事，运输，保卫等多个部门，还要保证药品，医疗器械的安全和清洁卫生等等，都要有序的安排，才能组织起有效的行动，同时还要负责重伤员以及行动不便的病员一起转移，因为经常是步行，其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是难以想象的。

而每新到一个地方，要找到合适做医院的民房是很不容易的，有时没有集中的房子，整个医院就很分散，这就给及时抢救伤员带来困难，而且有时到达一个地方不久，刚刚把医院安排好，敌人打来了又要开拔，而且走得很紧急。

在这样的战争环境里，父亲每天忙于医治伤病员和医院的转移，过着居无定所，频繁流动的生活，有序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战事的发展，医院接受的伤员不断地增加，导致医务人员严重不足，药品也经常短缺，军需用品也因受战事的影响而不能及时到位，这给医疗和抢救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父亲面对这些困难，便积极组织医务及护理人员共同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没有正规的消毒设备，就利用农村的大铁锅蒸煮消毒；伤员外伤多，纱布用量大，就把用过的纱布洗净消毒后重复使用，尽量不让抢救工作和治疗伤员受影响。而父亲也深受伤员，特别是重伤员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精神所感染，因而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抢救负伤战士的工作中去，不论白天或晚上，只要伤员一到，便带领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治疗。

父亲总是以他精湛的医术，克服各种困难，以高度的责任心千方百计地抢救和治疗每一位伤病员，尽量为部队增员，为打击日寇出一份力量。

父亲作为野战医院院长，不但要全面负责医院的工作，而且有些难度较大的手术还要亲自去做。因此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工作量更多了，加上长时间过着条件很差且频繁行军的流动生活，身边又无人照顾，因而身心极度疲惫，健康状况很差，见此情况，第72军军长傅翼特地给他配了一匹马，从此以后，父亲行军就可以骑马了。

父亲离开重庆时，大哥还不到1岁，母亲为了照顾大哥和家庭，同时也是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便辞去了教师工作，离开城区，带着幼小的大哥到江北两路口乡下的大姨妈家里寄居。

而当时父亲正四处奔波，转战在江西的多个战场上救治伤病员，又因为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长期休息不好，迫切希望母亲能来到自己的身边。

当母亲得知父亲在抗日前线的工作、生活情况时，十分着急，更是放心不下。为了让丈夫更好地做好野战医院的工作，她决定要尽快地来到父亲身边，照顾好他，也为抗战做点贡献。

大约在1939年的冬季，经过简单的准备，母亲便带着大哥离开了乡下的大姨妈家，踏上了千里寻夫的路程。当时长江的水路已被日寇切断，无法乘船往下游的江西去，母亲只好带着大哥到重庆行营搭乘开往前线的军车，取道贵州，湖南去江西。

那时公路的状况极差，特别是川黔两地，路况更是出了名的崎岖不平，十分险恶和极不安全，母亲带着小孩，天气寒冷加上又晕车，历经千辛万苦才进入江西境内。在当时，一个女子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一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母亲带着大哥经多方打听，才辗转来到江西某地的第72军办事处，与父亲派来接母亲的人联系上，随后便跟随来人一同上路，赶往父亲所在部队和医院的驻地。当赶到父亲的野战医院驻地时，方知医院又随部队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于是只好又马不停蹄地继续追赶，直至追到野战医院新的驻地，艰难颠簸近一个月，母亲终于找到了父亲。

母子二人找到父亲，全家团聚的高兴心情可想而知，与此同时，母亲也开始了带着大哥跟随父亲不停地转战各个战场，过着颠沛流离的战地生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碾转在江西多地，后来到了良塘，才安定下来，一家四口人（这时已经有了二哥）才有了一个临时的家。

自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入驻良塘下路源村后，这里便热闹起来，在司令部对面搭有一个小戏台，经常唱戏，旁边祠堂前的操场天天有士兵出操，总司令部也经常在这里放电影。

总司令王陵基比较注重和老百姓搞好关亲，放电影时，前面摆放一些小板凳，让村里的小孩坐前面，然后是军官、士兵、最后是村民。那时没有电，所以电影机旁配有一个小的燃油发电机供应电源。

秋收时节总司令部还组织士兵支援农忙，帮老百姓收割庄稼。

第30集团军的随军家属大多都聚居在良塘，时间也比较长，平时家属们在一起聊天玩耍，有时也打点小麻将，而孩子们则跑到修水河的那条小溪流玩耍。大哥还记得，他和孩子们经常去河滩玩沙玩水，筑沙坝，那时部队生活紧张，孩子们经常看见士兵们下河捞魚，以改善部队生活，大一点的孩子们还会跟着下水，趁浑水摸鱼。

在大哥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很少有和母亲聊天的时间。战事最吃紧的时候父亲就吃住在医院，不分白天黑夜地抢救伤员，经常是几天才回一次家。

事后父亲对母亲说，有一次三天三夜，野战医院接受了近2000名伤员，而父亲为抢救一名身体多处负伤，肠子都掉出体外的排长就花了6个小时。听那些伤员说，前线有许多受伤的战士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护，伤重的就死在了那里，阵地上横尸遍野，弹坑、枪支、战刀和弹壳随处可见，还有被炸断的手和脚，敌人不断地冲锋，因为要继续战斗，根本无法去救伤员，能够送到医院来的伤员是非常幸运的了，因为，医院是他们最后的生存希望，而医生则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父亲的那一双手不知救治了多少年轻战士的生命！

父亲除了上班和做手术之外，还要忙于转移、行军等事情，给大哥印象最深的是，在二哥出生时，父亲是准备亲自接生的，不曾料到，在母亲临产前夕，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马上转移，父亲不得已，果断地把母亲和大哥安排在修水河杨梅渡当地的一个百姓家里，并留下一名医生准备接生，自己则带领医院转移了，母亲生下二哥几天后才去追赶部队和医院，怪不得后来二哥总说自己是杨梅渡人。

二哥由于是在战争年代的农民家里出生，那时的生活条件极差，母亲的奶水少，二哥严重营养不足，生下来时皮包骨头很瘦小，后来又体弱多病。

母亲曾几次对父亲说"二娃子恐怕喂不活"，母亲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那时的二哥需要经常吃药，因个体小，自己又不会喝，母亲常为此发愁。到了修水良塘后，父亲特地到修水城里的庆宝银楼订制了一个专门给幼儿喂药的特小银勺（长12cm±），从此喂药不再难了。

这枚小银勺的手柄上还打有"修水"（从右到左，字小）和"寶慶十足纹银"（从上到下，字大）的印记，这是父亲留下来的唯一遗物。

从父亲给二哥订打制喂药的特小银勺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父亲在医术方面的细心和考虑问题之周全，也体现出父亲对自己子女的关爱。

父亲不光是医术精湛，而且还很注意部队的组织纪律，对属下要求极严，绝不允许他们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有一次，一个士兵未经同意砍了老百姓的几根树枝，准备做抬伤员的担架，父亲知道后很生气，一定要该士兵去给老百姓道歉。

父亲还十分注意搞好和地方上老百姓的关系，部队在湖北金口，无战事时父亲还经常到地方诊所为老百姓免费看病。

在抗战的七年间，母亲带着孩子跟随父亲转战江西、湖北两省的许多地方，除在良塘呆的时间较长外，还到过万载铜鼓萍乡杨梅渡武汉广水黄陂宋埠沙市宜昌金口等许多地方，全家人过着长年流动的战地生活，且每到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都不长，所以大哥一直没有上正规学校学习的条件和机会，也没有课本，只是由母亲教他认字和算术，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来到重庆石桥铺后，街上只有一所由"文昌宫"（后来我们称戏院子）改建的小学，大哥才正式"发蒙"上了小学，一年多后就小学毕业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而挑起了内战，医院要求父亲留下来为打内战服务，这就违背了父亲出川抗日的初心，加上父亲身体确实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坚决不愿留下来打内战，并以身体有病为由申请退役，经过多次申请，上面只好同意父亲先检查治疗，结果查出父亲确实患有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大病，于是父亲便进入武汉陆军医院住院疗养，直到1946年。

在此之前在江西，家添新丁，二哥三哥先后降生在抗日前线，在湖北黄陂时姐姐又来到人世间，于是在1946年秋，父亲带着全家大小六口人从湖北金口乘船出发，取道长江逆流而上，经沙市，过宜昌，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几经周折，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回到阔别8年的山城重庆。

回渝后，父亲在重庆新桥的陆军医院（现三医大新桥医院前身）继续治病修养。院方见父亲是医生，医术又好，也无其它的大病，便动员他一边疗养一边为病人看病，并在医院对面的街边为我家租了两间民房供全家六口人居住。

后来，父亲觉得那房子太小，而且墙壁偏斜，都是由几根杉杆斜撑着的，实在有点看不惯，父亲生怕它倒塌，加上抗战七八年，长期在野外奔波，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因此他十分渴望有一个固定的，属于自己温暖的家。

他抽空踏上从新桥到石桥铺的石板大道，沿途寻找中意的房屋，终于看中了石板大路旁的一幢房屋，经人介绍，他花巨资2.5亿元（解放前民国政府的旧币）从中介人张某某手中买下了这幢有着七间房屋的二手房，这平房是原"中国银行"的某任行长所建并居住过的，此君卖房后返回了北方老家（后来我常听母亲唠叨，说中介人张某某心子黑得狠，把父亲的钱骗光了）。

不过这房屋地处农村空气很好，于是全家人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这幢平房就是后来的高庙子3号，地处重庆市沙坪坝区（现九龙坡区）石桥公社（乡）高庙大队（村）四轮碑生产队（组）。

临近解放，父亲被断了薪金，于是便从医院出来，在新桥医院大门对面的街上租了间小屋开起了小小的私人诊所，为全家人讨生活，他每天从住家高庙子3号出门沿石板大道步行去诊所上班，晚上再返回，直至1951年5月因病去世。

（部分资料和图片来自网络，请继续关注下篇）

王牧滋

2025年7月20完稿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