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廷芳老家三任校长的往事（3）沈文昌--被国民政府掺沙子撵走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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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地下党员黄奎元不再任阳城联保主任兼高小校长，接任者叫沈文昌。

沈文昌和前前任沈文杰系远门堂兄弟，也是阳城后营人。生于1911年11月，1934年毕业于天宁寺宛西乡村师范，毕业后正好赶上阳城初小重办，在初小任教。

△沈文昌老俩口照片。



时逢信阳师范为躲避战乱迁到内乡县师岗镇，1937年--1939年沈文昌又到信阳师范继续深造，毕业后回乡教学，这就有了任阳城联保主任兼高小校长的机遇。

△当年信阳师范学校在内乡县师岗镇建的中西合壁式校舍。图为不同角度不同季节拍摄的。

沈文昌接任后，千方百计动员阳城后营富户杜元宵牵头成立校董基金会，杜元宵任会长，其他杜元照、杜元柱、杜元运、杜元会、杜元成、杜槐堂、沈志仁、沈同敬八人为会员，他们拿来的资金有一人经手放利息。利息的收入解决教师的工资。学校的办公费是教育科拔放，学生上学只拿课本费，学费从未出过一分。使得家庭困难的学生，都有机会上学。

沈文昌有此动议，与他也是困难学生有关，当年别廷芳动员有钱人资助有潜力的困难学生上学，沈文昌就是其中受益者之一。

沈文昌任阳城高小校长期间，大批知识分子为躲避日寇战乱而流落宛西，阳城高小就有了高水平师资的保障。当年阳城还有幼稚园，这也许是西峡最早的幼儿园。

高小教师胡益民有两个老婆，大婆王佩芳教幼稚园，小婆丁慧芳既教幼稚园、也教三、四年级，丁慧芳制作许多玩具供幼儿们使用，通过玩具寓教于乐，开发幼儿智力的方法在那年代优为可贵。

阳城高小的童子军在教官高秀敏教导下，各项技能过硬，在内乡县举行的童子军大露营比赛中，获得内乡县第一名，轰动全县。自此，阳城高小知名度就更高了。教师的选择余地也大多了。校长沈文昌每学期写聘书聘请教师，上学年教学的老师未必下期还留任，这让老师们都有危机感，教学时就更卖力。

每年开学和结束，校董事长杜元霄宴请教师们到家中一叙。其实杜元霄也只有50亩土地。是个小富户而已。但能牵头集资建立助学金，确是少有的明白人，但明白人也有糊涂之时，解放后被认定为通匪而被镇压。

沈文昌任校长期间，正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时期。阳城高小因其在内乡县的名望很高，吸引了一些地下党员、进步中青年教师到阳城任教。地下党马鸿烈和进步教师向高年级学生传播进步思想，教学生唱救亡歌曲，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阳城高小因大量外地人的加入，给学校及地方带来了新思想、新风尚。

家住鹿邑县沦陷区的教师傅重傅在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想起自己的遭遇，边教边哭，学生们在下面边唱边哭，这种教育，燃起了学生愤怒的火焰，在学生的心灵中播种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

当年，阳城高小前院前排十间房子的后墙上书写着三米见方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标语，苍劲有力，振奋人心。

校长还干着联保主任，也就要解决许多乡村实际问题。沈文昌同姓叔伯，每年趁犁地时，一点一点侵占邻家的土地，邻家找联保主任告状，沈文昌调查后确有此事，处罚了叔伯；还是一沈姓人竟然把别人的儿媳给卖了，人家告状，联保主任也要主持公道；还有一村民偷别人的老婆，他也要处罚。这就引起被处罚人的不满，尤其是两位姓沈的，认为沈家人不帮沈家人，三人就联合把沈文昌告到内乡县。国民党内乡县政府把沈文昌抓了，这引起阳城百姓的不平，400多人到内乡县城上访保沈文昌，二个月后沈校长回到了家乡。

以上事例说明，别廷芳死后，宛西乡村的自治力明显下降，别人眼中的“村不闭户，路不遗失”世风日下。也印证了传说中刘顾三时代统治力衰弱是真的。

这件事也让内乡县国民政府抓住了机会，借机把沈文昌调丹水高小任校长，另派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李元峰接任。

阳城是别廷芳、刘顾三的老巢，也是地方民团的大本营，国民党内乡党部一直水泼不进、针扎不透，借此机会换了个党部委员进入，也算是在民团的地盘上掺沙子、插楔子。

1943年沈文昌调到丹水高小后的某个暑假，去洛阳参加校长培训，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到会讲话说：你们这些校长今后都是国民党党员，沈文昌这一群校长就算入党了。多年后，把沈文昌当成国民党员批斗，他认为很委屈，既没写过申请，也没举行过宣誓，更没党员证，就是教育厅长一句话而已。

鲁荡平这人和南阳还算有渊源，1939年5月，根据河南全省教育界代表建议，为新野、唐河抗战胜利修建纪念碑。1940年3月，纪念碑揭碑仪式在河南南阳武侯祠举行。该碑的正面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新唐抗战胜利纪念碑”。 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致词，国民党高级将领孙连仲和汤恩伯亲自到会，时任中央监察委员、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为纪念碑揭幕。1942年，鲁荡平又在卧龙书院旧址上建造“教战亭”。此人还是刘少奇的表哥。

△南阳卧龙岗耸立的《新唐抗战纪念碑》。碑为三米高的汉白玉方尖碑，碑文正面为草书“新唐抗战胜利纪念碑”九个大字。正面右侧刻：“河南全省教育界为孙总司令连仲、汤总司令恩伯敬立”。正面左侧刻“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原于右任书”。



抗战胜利后，沈文昌的校长职务，再次遭到国民党内乡县政府撤换，接任者叫张玄烈，沈文昌成为丹水区文化干事。

这之后，民团团长别瑞久4次邀请沈文昌当他的副官秘书，但沈文昌已无从政之意，去意已决，1947年开始跑到兰州、西安、上海、武汉、开封、信阳做生意了。

沈文昌的生意做的很是了得，贩中药材、贩羊皮、也贩鸦片，这期间还买了一辆“铁锚”牌自行车，这在解放前不亚于今天买一辆汽车吧？在阳城很是扎眼。当年他买的“铁锚”也不知是天津生产还是上海生产，如果是天津生产，就是飞鸽自行车的前身，如果是上海生产，就是永久自行车的前身。

沈文昌在1948年剿匪后，又跑出去做生意。还在上海买了两间门面准备开店。

1954年漯河有个大烟鬼烟瘾复发，吸食大烟被政府发现，顺藤摸瓜发现鸦片来自沈文昌在漯河的仓库，追捕行动立马展开。

此刻的沈文昌正带着一袋子人民币，准备从荥阳到上海开店，追捕他的人把他摁在黄包车上，他把随身携带的袋子踢给黄包车夫，说这是你的了，黄包车夫一家伙成了亿元户，原来这袋子里装有1亿多元第一版人民币（一版人民币与现行人民币是10000:1）。人家这外财发的既突然也刺激！

押回原籍的沈文昌因当伪联保主任、国民党员被判8年，发配信阳确山劳改。在劳改场，有文化、有组织能力、也有经济头脑的他很受领导欣赏，干着辅导劳改犯文化以及学习科学技术的活，并熟练地掌握了红薯高剪芽（苗）技术。因表现好而提前释放。

回到家乡的沈文昌，因会红薯高剪芽技术，被社员们高接远送。还在阳城召开过现场会，推广红薯高剪芽技术。此项技术引起县里的重视，计划在县礼堂召开全县培训会，会前考虑到沈文昌是个劳改释放犯不宜公开讲解，就安排一个人按照他写的讲稿上台上读。此后阳城后营大队选拨了一批经沈文昌培训的骨干，赴全县各乡镇指导红薯高剪芽技术。

阳城后营村的葡萄、辣椒、西红柿种植都是沈文昌引进的，在农村是个很受欢迎的老头。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对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摘帽并恢复社员身份。西峡县丹水、阳城、田关三乡镇摘帽大会在阳城后营村举行，沈文昌做为可塑人才，成为第一批摘帽对像，在摘帽会上，他做为地富分子的代表发言。当过校长的他口才是一顶一的棒，当年的发言，让人们多年后还记忆犹新。

摘帽后的1980年4月，沈文昌病故，结束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