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我的岁月留痕

张秀岩

　　

日记，我的岁月留痕

记得在中学读书时，我的语文老师袁邦玉就建议我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她说，人不能只顾低头赶路，有时要回头看看做过的事情，走过的路。日记就是把易逝的生命兑换成耐久的文字。阅读这些文字的忠实读者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这个世界，只有自己会对自己负责。

在我家书房里有一摞日记本。这就是我的日记，从1971年到今天，写了54年，天天都在写，几乎没有间断过，大大小小的本子共用了42本。

这些日记记录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之路，它们承载着我的一切记忆。这些日记始终陪伴着我，从北大荒走到哈尔滨，从哈尔滨走到了四川自贡的绿盛家园。

我的日记本按年月依次排列，方便查找。

　　早年的本子纸张有点泛黄，但都很完整。翻开它们，看着以前的笔迹，看着那些被我认认真真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写下来的文字，就像雪地中留下的一串串脚印，促使我总是想回过头去看那些脚印，想知道为什么走得不直，哪一脚走正了，哪一脚走歪了。

每次我翻开这些日记，就会萌发出无限的感慨：感慨岁月的无情；感慨社会的变迁；感慨人生的短暂。当我身处困惑时，我便追忆昔日那些快乐的日子。我不愿去面对现实，是因为我的失败，也因为我的失败，我向往光明。我这辈子就是这样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

退休之后，感觉好像走出了官场角逐的阴暗，虽然我忘不了过去快乐的日子，但我不再愿意回到过去。

也说不清为什么就写上了日记，而且一写就是54年。

　 记得，1968年11月7日，正值立冬那一天，我从哈尔滨下乡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1团，当时被分配在7连当了一名农工。

立冬以后，北大荒格外的寒冷。连队里没有多少农活可干。知青们由贫下中农派的代表管着，领着大家干一些零活，余下的时间就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每人发一套《毛选四卷》和一本《毛主席语录》，要求大家天天读，反复读，越忙越要读。领导充满虔诚地说，这是红宝书很宝贵的，它威力无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生产队（当时还没有进行兵团改制）被造反派夺了权，原来的队长书记都被赶下台。他们的标志很明显，身后缝着白布，上面写着被斗者的名字。白天他们在看押人员的监督下，到场院扛麻袋上跳板，到猪舍马号挥锹抡镐刨冻粪，生产队里所有不是人愿意干的活都由他们来干。到了晚上他们还要被押上台，脖子上挂上分量不轻的大牌子，站在台前哈腰接受批 斗，检讨自己的“罪 行”，直到被斗得大汗淋漓，双腿打颤才算罢了。 那些解放三团出身的由于 有国 民 党兵“ 原 罪” 被斗得更惨了，连家属也不放过。

这是我第一次从学校走进社会，我面对的是一个令人不安，充满血腥的环境。一个严冬过去了，我没有看书，也没有写字，但给家里写的几封信除外。那时候，我感到了茫然、孤独和恐惧。我没有想到要写日记，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

1969年7月，我调到团部报道组工作。我一下子就爱上了新闻报道。当时我不会写稿，不知道一篇稿子该怎么写，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导语。拿起笔，我才知道，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了，光靠语录是写不出文章的。我下定决心开始读书。

我从知青朋友盛洪伟那里借来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哲学，我的思想第一次得到启蒙。从那以后，我开始写学习笔记并养成了习惯。

第一篇日记是在六连写的。

那是1971年9月，我被团里派到六连参加秋收生产，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还要写通讯报道。当时团里正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强调收割大豆不用机械，要采用人工战术，用当时最时髦的话说，就是用革命化战胜机械化。成熟的大豆秸秆又干又硬，需要哈腰用力才能将豆秧割下来。这是连队最累人的农活之一。

我随连队农工一连割了三天大豆，手套被坚硬的豆荚扎烂了，手指被扎出了血，手掌被镰刀把磨出了血泡。当晚上回到宿舍时，腰痛的都直不起来了。

记得在田间，我就问一位团领导，为什么放着康拜因不干，偏要用人工割大豆？他的回答很简单，用机械收割大豆不好控制收割质量，用人工收割损失就比较小。

我说，用人工干，效率低，成本高，得不偿失啊。

他说，要算政治账，不能只算经济账。什么是政治账？成本不是政治，颗粒归仓才是政治，用人工割豆更能体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躺在知青宿舍的火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来写了一篇日记；

“71.9.26于六连三排宿舍。

一连割了三天的大豆，累得有些吃不消了。像这样紧张而又艰苦的劳动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手磨起了大泡，腰酸背痛。想不明白，为什么有康拜因不干，却让人工来干？看来我的世界观还是有很大差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叫苦叫累……”

我的第一篇日记就是在发了一通牢骚的同时也做了一次检讨。

　　真正一天不拉的写日记是从到大肚川伐木开始的。当时我参加了由团里组织的大肚川冬季采伐会战。我在采伐指挥部担任宣传工作。

大肚川位于黑龙江省桦南县境内，距团部100多里。夏天那里没有路，只有冬天车才可以开进山里。当时，我们睡觉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埋在半地下的帐篷里，当地人叫地窨子，生活极为艰苦。晚间睡觉还要带上棉帽子，吃的水是从山下的一个浅水泡子里淘来的，很脏，需要过滤后才能喝。肉和蔬菜很缺。山区的冬天非常冷。大雪封山，交通常常被风雪阻断。

没有书看，没有报读，附近没有人烟，仿佛我们和这个世界分离。我感到了苦闷和孤独。我很想家。这可能是我下乡以来所经历中最艰苦的日子。我就有了一个想法，下一个决心，从今日起开始写日记，一定要将这次冬季采伐的全过程一天不拉地都记录下来，留作今后的回忆和将来写作的素材。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写日记就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项绝不能少的事情。

一年到头，无论工作有多忙，无论走到哪里，我的书包里必有一本日记本在陪伴着我。在单位，每次下班前必须要写完日记才能回家，出差在外有时忘记带日记本，就临时写在工作本上或写在稿纸上，回家时再抄到日记里。

　　开始写日记很简单，主要以记事为主，甚至就是一本流水账。后来就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再人云亦云。我的日记里没有太多叙事的言语，只有心情的陈述。有些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不敢直接说，就用一些只有我懂的词汇来代替，这样，一旦被别人看见，也不会出大麻烦。我相信这是不合格的日记，但却还如此固执地去继续涂鸦。后来我听说刘欣先生就因为写了日记，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盯上惹了大麻烦。这给我以警醒，以后就更加小心了。

　　文革期间写的日记几乎是满纸荒唐言。用的词汇最多的是“革命”、“斗争”、“批判”、“改造”。我较长时间都沉浸在那样一种极端、虚幻、固执，刻板的思想境界之中不能自拔，那段日记就是我的真实写照。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才知道我以前写的日记错在了哪里？

直到今天，我也不愿意翻看那段时间的日记。我的无知、愚昧助长了我的极左思维，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败笔，是我心头上的一块伤疤，抚摸到它，会感到隐隐作痛。有几次我想将那些日记烧毁。

　　从1968年下乡到1979年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11年的时间。这11年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空白。这空白曾使我难过，因为，这11年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我错过了那么多的宝贵时间。这空白也使我庆幸，因为它帮助我认识了文 革的危害，帮助我从极左政治的死胡同中走了出来。

其实，人生也并没有空白。即使你被政治打倒，甚至受到诬陷迫害，即使你写的都是满纸荒唐言，那也是你的真实记录，那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日记也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提供了佐证。

　　从1979年以来，我的日记在反思自己的同时也关注时代的发展，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我重新梳理自己的思绪，从此不再迷信所谓的圣人之言。知道凡事都不要盲从，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这也改变了我的性格，从此，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心情浮躁，不再刻板僵化。我变得宽容自信起来。

写日记的优点是，能够令人宽慰地，清楚地将历史中个人经历的变化过程，在日记中找到证据，证明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生活在当年是如何度过，由此变得更理性更聪明，更有助于了解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2013年8月初，我应知青贾惠岩之邀，回到哈尔滨参加由尹志生先生主编的《远去的岁月》知青文集的编辑工作。从大量的知青来稿中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时间和人物误差较多。这是因为时代久远，再加上年纪大了，仅靠头脑记忆只能说个大概。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或重要人物的名字如果错了，不仅影响了文章的真实性，也会让读者误读，甚至以讹传讹。为慎重起见，对凡有这方面异议的文章需要核实。除了通过电话和作者联系外，再有一个渠道就是查找我的日记来确认。我在曙光农场生活工作18年，我的日记覆盖了知青十年在农场的岁月。日记帮了大忙。

2016年10月，我出版的散文集《匆匆岁月》一书里的71篇文章的撰写都得益于我的日记。翻阅当年的日记，不仅有助于对往事的回忆，还可以准确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确保了文章的真实和准确。我的写作信心也是从这里来的。

2020年6月，我曾经工作过的黑龙江农垦管理干部学院要编写校史，我用了三天时间，从日记里摘抄了从1984—2008期间的学院大事记，共计五千余字，也算尽了一点力。

　　人生最宝贵的是每天、每年、每个阶段的活生生的经历所带来的心情和感受，这才是一个人真正拥有的东西，但是这一切，仍然无法避免的失去。通过日记，我把易逝的生活变成长存的文字，就可以以某种方式继续拥有逝去的岁月。

当我合上那些本子，把它们珍藏起来；当我把一切往事都埋在心底，让往事尘封起来，我就告诉自己：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历史不可逆转，但日记能留下些许的痕迹。

曾经我有过遗憾，但是一味地沉浸在错失的岁月里，我今后也将错失更多。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往事都会纷扰我的心绪。也许人就是这样的矛盾，有些往事不堪回首，不想记住，但却常常想起，念念不忘；有些往事想要永远记住，却偏偏忘却。

我应该学会去面对。我要让日记本把我记住，而不是我把日记本记住。让我忘却以前拥有的那些本子，让我写上全新的一页，让我永远把自己留在这全新的一页上面。

那些厚厚的日记，让我把它们尘封起来，我也永远感谢它们，感谢它们伴我走过了每一个春夏秋冬。

1972年4月18日，我与《兵团战士报》编辑熊道衡，在五连撰写连队队学大寨事迹。分别时熊道衡编辑在我的日记本上赠言。

录苏东坡诗赠秀岩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山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望你像五连干部战士愚公移山，下笨功夫，苦功夫，改造白浆土一样，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兵团战士报社熊道衡敬书

七三年四月九日

往事如烟。自那次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几年后我到报社送稿，听一位编辑说熊道衡去世了。难忘我们的那次合作，虽没有他的照片，但他的形象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1972年6月14日，兵团30团上海知青王士俊在我的日记本上赠言。当年我们都做新闻报道工作，彼此互动频繁，后来他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的一个文化单位工作，再以后就失联了。

1973年10月19日，兵团三师报道组报道员丛丽杭来31团采访，在我的日记本扉页赠言。后来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日报社工作。如今斯人已去，这些字成了珍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