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十二家》（第24辑——李慎鸾专辑）

九九

作者简介：

李慎鸾，女，1941年农历二月初五生。新泰市东都镇圣泉庄人。1952年至1954年沈村小学毕业考入孙村完小，1956年至1959年新泰第二中学毕业，考入新泰范。1962年毕业，分配到新汶市东都公社尚庄小学任教。1963年，在东都公社东都小学任教。1968年，在沈村大队尚庄小学任教。1975年，在孙村公社大洛沟小学任教。1982年，在孙村公社第三中学任教。1984年，在新泰市第一职业高中任教。1991年，在新泰市教育局电大站工作,1996年退休。先后被评为新泰市先进工作者、泰安市优秀教师。

我的这辈子

我们这代人，没几个不受磨难、不愁吃穿顺顺当当度过的。

社会问题造就了我们这代人的苦难和坎坷，一生经历不堪回首。

童年

我出生于战乱的1941年，从一问世就注定是个苦孩子。4岁，父亲牺牲，那时战争不断，日寇的侵略、国民党挑起了内战。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日子煎熬着国人。

1949年后，人民过上了安稳平静的日子。但是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满目疮痍，经济极其困难，人民虽安居乐业，但吃苦受累在所难免。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我们全家作为烈士家属，随着鲁中区党委机关、学校、医院转移到根据地，1948年新泰第二次解放后，我们才从外地回来。这时的家真是家徒四壁，屋空空，地荒芜，吃的用的一无所有。

走进院子，长满了没过人高的杂草，要不是那几间破旧不堪的房屋存在，恰似荒草野坡。要进屋先开路，全家人一齐动手，薅出了一条路，进屋一看，满屋的蜘蛛网，如同一挂大蚊帐，地上数不清的老鼠洞，洞口一堆堆的土，一片凄凉状。大人们谁也不说话，只听到他们沉重的哀叹声。他们的愁肠、辛酸、憎恨，

我们是无法知晓。当时我只知道捕蝴蝶、逮蚂蚱，享受着回家的愉悦。满院子跑来跑去，绊倒爬起来，起来又摔倒，不觉疼，不怕摔，从院子跑到屋里，从这屋跑到那屋，像是看稀奇。真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

回家了，可哪有个家样，吃饭就是个大问题。靠政府有限的救济是不行的，必须想方设法自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是白手起家，重建家园。

地两年没种，全部荒芜。家一片废墟，我家屋墙上的灯打角（放油灯的两根棍）都被还乡团拔掉了。

新泰这地方是解放了，就全国来说还未完全解放，如新疆、海南岛等地。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有不同程度地存在。阶级斗争仍很激烈。抓革命促生产成了当时的工作重点。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我党一贯的方针政策、它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1948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所土改革就是动员广大贫雇农，斗地主、分田地。没收他们的土地、家具、房屋，分给贫雇农。

刚开始，有的人还不敢要，把分到的东西又偷偷地送回去。

我曾参加过一次斗争大会。在一个晚上，我跟母亲、婶子来到会场，男女老少黑压压站满了场院。乡领导简单地讲了开会的目的，注意事项，号召大家有苦诉苦，有怨诉怨。接下来宣布水会开始，押上大地主丁某某。顿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个个情绪激昂，愤怒地高呼：“打倒地主反动派！”声声口号，响彻夜空。苦大仇深的群众走上台声泪俱下地控诉，感动了台下的人们。又是一阵口号：“打倒地主丁某某！”那个阵势，让人激动。

批斗会结束后，大家说笑着各自散去。我们回家的路要经过一条沟，上面架有一座小桥，大家正说笑的高兴时，不知谁喊了声，指着南边说：“看，那是什么？”人群顿时鸦雀无声。有条像狗的动物，慢悠悠地朝我们走来。有人小声说：“是狼。”大家都害怕了。我急忙躲在母亲身边，屏住呼吸。其实我根本没看见什么，听说是狼，大家本能地胆怯，吓得魂不守舍。大家前拥后挤，毫无秩序地前行。进村后才放下心，各自回家。但是我仍然心有余悸，后怕得很。

尽管困难重重，解放了的人民欢欣鼓舞。政府怎么说，群众都会干劲十足地跟着干。听党话、跟党走，是中国人的信条。听从党的号召，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我们乡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由各村精干的能说会唱的青少年组成，踩着高跷，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每到一个村子，找块空地，打个圆场，开始表演自编的节目。吸引了大人小孩的围观。我和几个小伙伴是忠实的观众，他们演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看不够，听不烦。直到结束，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回到家，奶奶说：“怎么回来了？饿了？疯子妮。”

那时我虽然什么也不懂，但什么也想看。无论什么活动，什么场合，都愿参加，为的就是看热闹。一次村里开会，吃完饭就要跟奶奶、母亲去，母亲不让跟着，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跑。

每次村里开会，主任三句话不离生产，这是当时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重建家园，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改善生活，这是广大群众的期盼。接着，又讲解放妇女，男女平等。要求妇女都参加劳动，特别强调了不要虐待儿媳妇，支持媳妇、闺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话音刚落，一个妇女起身急匆匆地走了，当时大家都没在意。不多时，那个妇女的婆婆气势汹汹地来到会场，吵着要主任给个说法：“你说清楚，为什么不要俺儿媳妇？”在场人都很愕然，停了片刻，主任恍然大悟，笑着解释了不要虐待儿媳妇的意思。全场大笑，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原因是老太太的儿子乳名叫月戴，一个同音字闹出个大笑话。以后人们常拿这事逗乐。

我7岁那年，春末夏初时节，我出疹子，这个病在那个年代，小孩不可避免。得了这病必须待在家不能出门，怕受风寒，否则会留下后遗症。当时正是高粱晒红米时节，需要打底下的叶子，一方面是为了让高粱米成熟得好，另一方面用来烧火。我们几个同龄小朋友一块去打高粱叶。二奶奶看到后，去数落我母亲。叫着我的乳名，对我母亲说：“你怎么叫她出去干活？落下病根怎么治？可不能再让她去了。”

话是这么说，事是这个理。那个年代老百姓都是拾柴、挖菜来维持生活。挖来的菜，能吃的人吃，不能吃的喂猪，养猪是老百姓唯一的经济来源。

天明就起床，眼睛睁不开，到院外墙边，摘片麻籽叶，用上边的露水洗洗，这个办法很管用，洗后马上就能睁开，眼屎也洗掉了。据说还能治些眼疾。用上几天，不用吃药就能痊愈，也算是个验方法吧，恐怕现在已经失传了，连这种植物都找不到了。

52年，我们乡建起了一所小学，是利用地主的一所房子略加改造而成。几个村子里的孩子都集中在这里。人数不很多就三个年级，分两个班，一个为复式班，另一个为普通班。我非

常渴望去上学，就和母亲商量，母亲一口拒绝：“不能上！咱没有钱，也没功夫。再说你去上学，咱吃什么？烧什么？猪吃啥？

在那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年代，柴火、野菜都不好找，须漫山遍野跑着找。秋麦二季还好，什么麦茬、高粱、谷茬，秋天树叶、干草，冬天拨豆茬，做饭冬天取暖全用它。

每年青黄不接时，吃的、烧的都困难，我每天雷打不动地拾柴挖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种劳动，所以我练就了拾柴挖菜的功夫，我可谓是能手。我敢骄傲地说，这两种活，没人能比得上我。干的活多，吃的苦多，受的累多，出的力多，流的汗多，经历的磨难多，积累的认知多。

我从小干活不惜力气，柴火别人拾不来，我能拾不少，野菜别人挖不来，我能挖很多。

记得一次我背着一大筐柴，上看见头下只能看到小腿和脚。后边来了位杨姓爷爷，他大喊：“哎！前边是什么？怎么还转悠！”我拾柴挖菜的功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母亲这一思想尤为典型，一心想买地。

那时买卖土地大多是用粮食换，以物易物。为了买地，我们的生活更加节俭。记得那年春天洋槐叶都很老了，母亲摘了一筐，和着谷子磨了摊煎饼，由于菜多粮少，根本摊不成。煎饼不像煎饼，饼子不像饼子，只好两手捧着吃，确实咽不下去。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惆怅、是心酸、是可怜、还是好笑，五味杂陈，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不敢说，也不忍心说。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积攒了两斗麦子和谷子。换来了两块山岭薄地，母亲的夙愿实现了。

地买了，只种了两年，村里成立了初级社便入了社。我舅来我家听母亲说买地的事，他埋怨母亲此事做得不妥。大舅当了年的八路军，是一等伤残军人，转业后在银行工作。所以比我们有见识，对形势看得透。事已至此，后悔晚矣。只是对买地吃的苦觉得不值。

母亲不同意我上全日制学校学习。我便跟着一伙老娘们，利用中午时间，由学校里的公茂廷和尹承安两位老师轮流上课，这就是所谓的识字班或扫盲班。我们的上课很简单，没书本，老师在黑板上写几行字，领读几遍。问：“记住了吗？”就让学生自己朗读。全认识了就开始边默读边写，直到下午学生该上课了，我们就放学。这样的学习形式，我也很满足，最起码能识字，不当睁眼瞎了。学了一年左右，经大奶奶对母亲的劝说，才同意我和婶子家的弟弟、妹妹一块去全日制学校学习。

自从进入全日制学校，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学生，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回家后也很少出去疯玩了，拿出课本、石板、石笔，复习一天所学的课文，那时的课文篇幅短，每篇文章都要求自己背过，默写过。

一天，二叔说：“你也学了不少字了，给你三叔写封信吧！我说你写。”信发出不久，三叔回信了，信上说，信收到了，知道是我写的，他很高兴，看了一遍又一遍，一连看了好几遍。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更大成绩。

那时的学校少，生源也少。女孩子上学的更少，学生的年龄，知识的掌握，参差不齐，为让所有入校的学生能同时学习，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原有的文化程度，分成不同程度的班级，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由一位老师授课，这就是所谓的复式班。

复式班的授课方式是，老师先让同程度的学生预习或复习，开始给另一部分同学讲新课，讲完布置作业，再给那部分讲新课，这样的教学模式很麻烦，老师要浪费很多精力备课，四十五分钟，分成两段，学生的学习必然受到影响，开设的课程也受限制，到1953年，新泰县沈村乡的8个自然村分沟东、沟西两部分。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教育势在必行。培养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迫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沈村乡又建起了尚庄小学，这样一来，复式班可变为单式班了。沈村小学保留一二四年级，上庄小学只有三年级。

由于我原来上过识字班，学了不少的字，入学后直接编入三年级。但是《算术》没有系统学过，学习起来很困难，很吃力，幸亏当时教材比现在的教材少且简单，所涉及的知识面窄。多用时间，多下实功夫，才勉强跟上，《算术》才能入门。三年级课程学了一半，秋天开学不久，又让去沈村小学四年级学习。当时很为难，好强的性格唯恐跟不上，没面子，勉强去了。这次跳级，对《算术》的学习，感到难度更大，内容衔接不上，基础差，压力大。怎么办呢？又不好意思提出退回原班级。幸亏对《语文》的学习感到很轻松，决定先把《语文》的学习放一放，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学《算术》。由于老师的耐心辅导和个人的刻苦努力，总算是跟上了学习进度。经过8个月的学习，在1954年秋天，我不负重托，考上了孙村完小，成为一名高小生。当时的高小生就算文化人了。

在完小学习两年，因离家远需住校。周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背着煎饼，提着咸菜罐子回学校。当时，我和姐姐都在完小不同年级，吃的用的都是两份，家中又少了两个劳动力，无疑加重了家庭负担和母亲的辛劳。那时住校条件差，刚去的那年，睡在地上，底下铺一层谷秸和麦秸，上面再放一领席，冬天冷，夏天热。每到夏天，臭虫、蚊子、跳蚤，满地都是，一走进去，腿上立马爬满臭虫和跳蚤。

第二年，条件有所改善，可以睡在土坯坑上，大家都很满意、高兴。

我刚去完小时，想家，每周的周三就请假说，没饭了回去拿。

开始家中老人们还允许，时间久了，二叔沉不住气了，见我回去有些不高兴，舍不得直接批评，但又不满意我的做法。只说了句：“别去上学了，回来吧！”听口气就是对我频繁回家表示不满，我心中清楚，一下子慌了神，心想哪能行，当初对上学的渴望不能忘，绝不能放弃这难得的机会，从此再也不敢中途回家了。

两年的完小生活很快就结束了，由于小学学习时间短，《算术》始终是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用时间学习，别无捷径可走。幸好我同桌王俊先算术好，她给予了很大帮助。那时同学年龄相差悬殊，据说有几个同学已经结婚生子。他们学习起来也很吃力，但是都很努力刻苦。记得在我后桌的韩姓同学，论年龄不算大，但个头高，上课不听讲，下课就打闹，不管老师怎么批评，总是一副不以为然，嬉皮笑脸，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这样，大家还是都喜欢他。他脾气好，怎么都行。上课时，他经常在我们的后背上画些乱七八糟的图案，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他手舞足蹈地又唱又笑，好像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如果我和同桌向后靠，他就用锥子扎我们的后背，或把我们的辫子拴在一起压在他桌子上。

下课铃一响，老师说下课，我们却站不起来，又引起一阵大笑。

此人虽调皮，但本质不坏。听说毕业后他去了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后来听同学说，有一次，他遇到了我们的教师，非请老师吃饭不行，还找了几个陪客，摆了一桌。酒过三巡后，他端起酒杯要敬个酒，并对老师说：“喝一个，你不是说我一辈吃不上四个碟。这桌够吧？”当时老师沙反应过来，也忘记了是怎么回事。就是由于他在校时太调皮，老师批评他，说过：“你这样一辈子也吃不上四个碟。”

1956年我完小毕业，和姐姐同时考上了新泰三中，如果两个人都上，家庭负担太重。如此姐姐就成全了我，主动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做了临时信贷员，后又去了粮食部门工作。

那年新泰扩建了两处中学，一处在楼德，就是现在新泰二中。一处在羊流，就是新泰三中。学校多了，招生须划片，孙村完小和刘杜的育才完小划到羊流。

去羊流上学，路途远，交通不便。每天只有一趟从东都往西的火车。我去上学除了步行就只能坐那趟火车。但时间不合适。就是坐车，从谷里下车再步行18里路才到达学校。中间还隔着柴汶河。平时回家或放寒暑假，必须经过这条河。如遇水大存在危险。冬天，河水结冰。又没桥，只好脱下鞋袜，挽起裤子，淌过去。不回家还不行，一是想家，主要是回家拿饭。那样的条件，那样的生活，那样的环境，在物质极度贫困的条件下从未动摇求学的意志。有时星期六来不及吃午饭，就急忙去赶火车，星期天背着煎饼，徒步走回学校。60里的路程，足足走六七个小时。生活艰苦，但很充实。

每学期开学三叔都给寄20元钱，这在当时已是个大钱了，这些钱足够我一个学期的费用，学校免去了我的学杂费，并享受着8元的助学金。

那时的物价低，每天早晨，花3分钱买两块豆腐卤，足够两顿饭的配菜。特别是刚入校那年，生活很好，八五的麦粉馒头，不定量，随便买多少都可以。据说是1955年打老虎、三反五反，政府收缴的贪污分子的钱、粮，都供给学校。一年后与之前大不相同。我们买饭票受限制，每天只能买一斤。即便是这样，也有不少同学不全买，因为那个年代有钱人家没多少。

1957年开始，我们的生活水平大不如以前，学校供应减少，势必要回家拿饭。离家近的同学还好，而离家远的同学就不方便

了。像新泰和泰安结合部的乡村，莱芜、新泰南部的学生，路途遥远，短时间内回不去，只好披星戴月来回赶。

由于新泰三中是新建学校，整个校院比较脏乱，到处坑坑洼洼，砖头瓦块随处可见，还有几堆零乱不堪的棺材板。校院四通八达，白天还好，晚上一个人绝不敢出门，上个厕所得几个人一块。

入校第一年，劳动时间多，修整校院是头等要事，除劳动课外，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几乎全被占用。那个时代的人都很实在，只要学校布置任务提出要求，人人都争先恐后。不嫌脏，不怕累，无论干什么活都毫无怨言。一年的付出，换来了整洁的校园。

1957年，“反右”斗争补课。这对学生关系不大。只开过几次会，讨论了对运动的认识和它的意义，对个别学生存在的认识问题做了些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过关了。主要针对的是老师、职工们。一夜之间，教职员工分成了两派。大字报贴满了墙，有政治性的，也有生活方面的，还有一些不同观点，个人恩怨的，总之五花八门。老师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个个争强好胜，互不服气，形成了矛盾，相互争论不休。好在时间不长，这场运动就平息了，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

学生只是旁观者，内情不了解，只看到表面。突然有一天，广播里传来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有重要事情要传达，广播里连喊了几遍，同学觉得奇怪，互相询问着，什么事这么急？各班集合完毕后，王校长宣布，张玉林老师被捕了。接着就看到两位公安人员押着张老师从办公室走出来，大家都很惊讶。

王校长在讲话中，指出了张老师的错误言论：“他曾说过到处都搞建设，是大兴土木，就是在整风补课时被揭露出来的。

王校长还说了好多笑话，讽刺的话，引起大家的偷笑。他说：“张玉林你再疯狂。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戴着‘乌纱帽弹棉花、有功（弓)之臣’，这就叫你‘床底下放风筝—一遥遥无起’。

接着，他又对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

张老师其人相貌长相平平，其貌不扬，说话还有点口吃，但是讲课水平很高，一节课从头至尾也不用翻一下课本和教案。他走进教室，把书本和备课本往教桌一放，就开始讲课，板书条理简洁，字体虽不很美，但也正规。一堂课讲完，把板书的内容串起来，就是一篇生动的故事，或者说是一篇演讲稿。重点、难点一清二楚。听他的课就是一种享受，学生都听得入迷。他的课可以说，堂堂都是优质课，这都是大家公认的。就因说了那句话，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据说后来张老师平反后补发工资，得到了公正对待。那个年代文字狱盛行，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弄得人人谨小慎微。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人民公社成立。从互助组一—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实行四通八达·。户与户的院墙拆除，一个村子从这头就能望到那头。农民吃食堂各户的粮食全交出来由食堂专人保管。到了点，群众排队领饭。

开始一段时间还能领到规定的数量，质量也可以。时间不长，由于计划差，不能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出现了危机，食堂办不去被迫解散。由于各户的粮食绝大多数都交给了食堂。这样一来社员生活面临难以解决的困难。

1958年本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各种农作物都长势很好，是大丰产的一年。但是丰产并未丰收。全民大炼钢铁，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缺乏。地瓜该刨没人刨，玉米该掰没人掰，花生该收没人收，全都烂在地里。完全忽视农业生产。致使1959年就出现了粮荒。

吃食堂兴起之时，农村又建起了幼儿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幼儿园，实行全托，这些孩子从未离开过父母，突然见不到父母的面，面对一个个生面孔，便白天黑夜地闹，哭个不停。由于不习惯这种生活，不久孩子们就开始生病，家长挂念孩子，孩子想念父母，幼儿园不得不解散。

“大跃进”正式拉开序幕，一系列的运动随之而来，拔白旗就是其中之一。何为拔白旗？上级领导要求亩产粮食几万斤，干部必须支持，只要不同意就是白旗，就被拔掉（免职）。

我们大队书记是全国劳动模范，就不响应粮食亩产过万斤的号召而遭厄运，开始接受批判，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教植物的王碧月老师去县里开会，回校后在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大会上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她在会上向领导保证的小麦亩产两万斤，所以要求各班门前的空地全部深翻种小麦。一散会班主任就让学生干起来，很快全校各个年级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整地活动，门前的空地是学生课下活动的地方，只有五六平方米，堆

麦子能堆两万斤还行，要说能产两万斤，谁信？带着疑问，同学们热火朝天地干开了。把地挖一米多深，再一层土一层肥料（从厕所挖来的粪），把地整平开始播种，麦种把地面全覆盖有一寸厚。黑黝黝地，着实让人喜欢。第二年开春，麦苗长势很好，推推这头，整个都动，好像长在了一块。刚出穗被一场暴风雨全抹倒了，就像一块绿地毯，浪费了几十斤麦种却颗粒未收。

在麦垄边还种了一部分大蒜，长势也很好。收大蒜的时间到了，大家都满怀希望，麦子不行，大蒜总不错吧！结果把大蒜部刨出后，一头好的都没有，蒜头上全是白白的蛆。原因是在生长过程中，施了几次肥。是不懂科学，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初中三年，我赶上几项运动，除四害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乐谓的四害指的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学校召开动员大会，先讲意义再布置任务。每班每天都有具体的数量，必须完成，重点是苍蝇和麻雀。每个星期六晚上同学们自由结合分几个小组到附近的村子摸麻雀。为完成任务，我们曾去过天宝、化马湾等地路途虽远，收获甚微。

灭苍蝇的办法比较多。白天借饭后和放学后的时间，在校内就可以做。我们分秒必争，就利用10分钟的课间时间，拿着蝇拍子、小瓶子、木棒子，到垃圾堆旁、粪坑边去找。一堆垃圾每天不知经多少人翻多少遍。每到饭后或下午自由活动时间，同学们就窝蜂似的拿着上述工具拥到那两个地方，用木棒划拉着，脏也不怕，臭也不嫌。要是谁有点怨言，就被扣上不爱劳动的帽子，是资产阶级思想。

那时候已经有敌敌畏、六六六农药，但不知道用，一味追求形式，不看效果，不顾学生的卫生身体健康。

1958年大炼钢铁，农民放弃农活，学生放下学习一齐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不分白天黑夜，建炼钢炉、收废铁，有的连做饭的锅和门鼻子都拿出来，去回炉炼铁。原本就是铁，真是劳民又伤财。

当时的炼钢基地在小协公社郭家泉村北边的河滩，高炉一个个矗立着，冒着滚滚黑烟，24小时有人守候。我们从羊流北山上找铁矿石，两人一伙，用筐抬着送往郭家泉。每次都是天刚亮排起长队，浩浩荡荡。刚上路时还有劲，边走边唱着革命歌曲，有点解放军拉练的架势，雄赳赳气昂昂。这种状态很快没有了，远路无轻载，开始的气势就像扎破的气球一点点放没了。下午三四点才到达，一路上饭吃不上，水喝不上，嗓子干得像要冒火，哪有精气神再说笑，再唱歌，个个蔫得像久旱的茄子。半夜三更回校，手脚不洗，急忙忙狼吞虎咽吃几口饭，回宿舍倒头就睡。

建炼钢炉需要砖，大队分配任务给各村，各村再分配给每户。男劳力在工地，只有妇女和孩子在家，因此这送砖的任务就落在了家庭妇女肩上。

一次公社下达任务，让我们村的妇女利用晚上时间，往郭家泉炼钢工地送砖。正好在假期，我也参加了这次送砖队伍，背了3块砖与母亲和婶子们一块去送砖。她们都是小放脚。每人挑4块砖，道路坑坑洼洼。摸着黑，前走走后倒倒地艰难行进。三十多里路程，磕磕绊绊，走了足足六七小时。吃苦不少，作用不大，实际上就是无效劳动。

原来学校不放暑假，只放秋麦二季假，叫农忙假。放假不回家，帮助农村复收地瓜、花生，麦假割麦子，有句农谚叫，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不如一秋长，麦收时节格外紧张。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复收花生，临行前班主任讲话强调：不准偷懒，不准吃花生。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自己。那个年代的学生听话，个个实在，几天下来，果真没有一个学生违反纪律，就是饿着肚子也不会吃粒花生米。

就是放假回家了，也不闲一天。队长知道我回去了，每天都让去队里干活。他不阴不阳地说：“放假了，得去干活锻炼，锻炼。以前你家没劳力，村里找人替你家代耕，现在能干活了，得好好干。”

好像以前的代耕是错的，是我们剥削代耕人员。我听后很反感，又不敢反驳，只有生闷气。

考入师范

1959年我初中毕业，面临两条路，一是报考高中，毕业后考大学。一是报考师范，毕业当老师。

那个年代老师的地位低，经济上讲待遇低于其他任何行业，属第九位，因此得名老九，“文革”期间又加上了一个臭字，便成了“臭老九”。经济地位决政治地位，所以那时的老师没人看得起。

现在学生必须经过考试选拔才能进高一级学校学习，那时候老师要上门动员适龄儿童去上学，求家长让孩子上学，求人的工作能让人瞧得起吗？所以不愿报考师范。进了师范门，只有当老师一条路，别无选择。只有极少数的同学因家庭经济条件差，上高中花费大，家里供不起的，才勉强报考师范。

我们在毕业之前，学校开大会，班级开小会，动员大家报考师范，要求团员、积极分子带头报名。这时，贵阳大叔来信动员我服从学校号召带头报考。他说：“这是国家的需要，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响应号召，不能当落后分子。”

这封信让我的同桌看到，她告诉了班主任孙老师。他把信要去，在班里念了一遍，接着赞扬了大叔，他说“这才不愧是老党员老革命，我们全体同学都应该听这位老前辈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报考了师范。

考试前，我们几个同学商量，怎么让学校不予录取，成绩差了就考不上了。因而，在考试时除政治好好答卷外，其他课故意把题答错。这样成绩肯定达不到录取分数，自然会被刷下。最终结果，我们几个谁也没能逃脱，全被录取。

三年的师范虽然处在自然灾害中，生活还是顺利愉快的。当时经济困难，原因多种，一是国际上苏联和我国有矛盾，撤走了专家，要求我国还他们的债。再就是1958年，丰产未丰收。粮食短缺，国人的生活，极其困难。尽管这样，由于学校采取各种措施来弥补，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学校的主要措施是自救，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从家里拿20斤地瓜秧。学校建了两个大水泥池子，用来浸泡地瓜秧，每天由轮流班级到伙房帮厨，把浸泡好的地瓜秧剁细后与少量的白面和在一起，用增量法蒸成窝头。把粗粮掺上蔬菜叶子摊成煎饼。

有一次，小协公社大沟村的一位刘姓同学请假早回家了，不知道带地瓜秧的事。学校让我去告诉他，开学回来千万别忘了。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又不知道路，怎么办？领导交代任务，必须完成。在开学的前一天，我早起吃了点饭，就顺着铁路边走边问，走了四十多里路，好不容易找到他时已是午后，一路又喝又饿还累。我告诉他后，就想转身走，怕天黑前回不到家。同学的妈妈看到了我的疲惫样子，忙倒了碗水递给我，又连忙拿出两个煎饼，热情地招待了我，她说：“吃吧，没好的。吃完歇歇再走，这么远怪的。”任务完成了，虽然很累，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转眼3年过去了，师范生活结束了，就要毕业了，7月份开始分配工作。那时新汶市只有我和刘姓两个人，学校让我带着两份档案去市教育局报到，之后，又把我分去东都公社。

就在人生迈出第一步的关键时刻，我犯晕了，公社领导让我去沈村学点的尚庄小学。公社的妇联主任对我说：“你去那里好找领导说说换个学校。”由于个人错误的指导思想认为提个人要求不对。应该服从组织安排。没听人劝，致使犯下了连己都不能饶恕的错误，带来了一辈子的痛苦。

刚参加工作时29元的工资。第二年转正，工资是34元。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小学教师是三个一，一顶帽子（小知识分子）、一筐萝卜（价值）、一只兔子（工资只买一只兔）。

1963年11月份老大出生，34元的工资维持3口人的生活，省吃俭用也撑不到月底，钱就花个精光。幸好母亲帮着带孩子，星期天背包煎饼来，周周如此，月月如此。回忆起这些事，酸酸的，总觉得愧对母亲。

孩子不到1岁，母亲就带回老家，每月给母亲5元钱，作孩子的生活费。这就是娘，每月5元钱还心满意足地千方百计养育着我的孩子，除了娘能有谁不辞辛劳，含辛茹苦地养大自己的孩子，又帮着养孩子的孩子。

母亲经常叮嘱我要节约，吃菜买萝卜别买白菜，萝卜炒着出数。我谨遵母亲教导，买一元钱的茄子吃一个星期。用3年的时间，硬是攒钱买了辆大金鹿自行车，以后又买了台缝纫机。

当时我和信用社住一个院，我的同桌在那里工作。他告存钱的方法：每月发工资留出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存起来，不到万不得已不给你取。

想着想着，好多事忘了，好多事不愿提了。

写着写着，已老了再不写也就写不动了。

老了，真的老了。退休30年，无所事事。30年的大好时光白白浪费了。眼花了，大脑的褶皱展平了，拿笔的手不听使唤了。

我这一辈子，如同过山车，起起伏伏，颠沛流离，坎坎坷坷，到了耄耋之年，总算安稳了，知足了。愿所有的同僚谨记一句话:“青春一去谁能留，人生花甲已白头。但愿余生都幸运，多点快乐少点愁。阳光风景无限好，永远快乐度春秋。”

难忘的全家大转移

——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1947年，新泰曾发生过一件大事，各乡区的八路军家属、民兵和妇女干部向黄河北大转移。由于时间久远，现在不能把当时的详细情况回忆完整。

七十多年过去了，转移的全过程只有那些当年的老人说得清。但是他们早已过世。作为亲历者的我那时只有五六岁，能记起的事也不是多么清晰。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回忆，仔细梳理，大体情况还是说清楚的。对于那段历史绝不可忘掉,这是新泰的革命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47年早春，国民党全面进攻山东，党和政府为保存革命力量和保护八路军家属，避免遭遇不测，由政府安排专人，带领我们向北方转移。这部分人员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行动起来困难很多，很大。

第一次转移，只走到新泰龙廷以北，接到上级指示，不必再走可以回去了。时间过了一个星期，另一部分民兵和妇女干部还要继续北去，到了德州地区驻扎下来。这些人员中就有我的四爷爷、二叔、大姑和大奶奶全家。

来不久，在一个夜间，突然接到指示，由原来的带队领导带着第一次转移人员开始第二次转移。由于事情突然，没有推客，为轻装上阵，只带了很少的食物和衣服，急忙出发了，由于这部分人员的特殊性，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赶起路来速度很慢。开始几天还好些，由于所带食物有限，每天大人们能吃上几口，省下给孩子们吃。可大人们饿了还能忍，我们这

孩子们，一饿就闹情绪，大人们边哄边吓唬：“别闹了！快走吧要是国民党来了就要杀咱们。”

日子越来越困难，政府供应的粮食不够，没办法只能饿着肚子赶路。天黑了，找个村子停下，带队领导找到当地政府，给敛些粮食，多半都是地瓜干，拿来煮了分给大伙，多少吃几口，能住下就住下，不能住再继续前行。大人们还好说，忍忍就过去了孩子们可不好办，尤其是吃奶的孩子，由于大人没饭吃，奶水肯

定少，饿得孩子们嗷嗷地哭。这样的日子也不知过了多久，总得不到好转，又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有时为避免与敌人遭遇，只好昼宿夜行。

2

记得有一天，爷爷挑着两个筐，一头是1岁多的弟弟，一头是全家人的衣物。由于长时间缺乏食物，实在走不动，只好抓把盐放嘴里喝口水，佝偻着身子，拾起挑子艰难地走两步。就这样一直坚持着。

一天，正走着，爷爷放下挑子，对领队恳求道：“孝然（带队人名字杨孝然)，我可不走了，我回去，他们(指国民党还乡团要杀就杀剐就剐，活埋就活埋，我不怕了，你带他们走吧。”领导同样恳求他说：“大叔，不走不行啊，千万不能回去，咱知道家里什么情况？要是有什么不测，我可负不起责任。来，我挑一霎。”

说着接过了挑子，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地放下担子，像爷爷那样把盐放嘴里喝口水，拾起挑子再艰难地走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挑不动了。爷爷看着他的样子，忙接过挑子来，有气无力地走着。

突然又对领队说：“真不行啊，你还是让我回去吧！你带大家走，把我家人交给你啦！”

“不行啊！大叔。”他细声细气地对爷爷说：“咱慢慢走，绝不能放下大家不管。你回去了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又怎么和我兄弟交代？你的全家怎么办？咱是大家的主心骨，他们都看着咱呢。咬咬牙，只要到了解放区，一切就都好了，再坚持两天，就是割肉咱也要称（撑）。”

爷爷要回去的想法是不愿拖累大家，总觉得自己在转移中不能为大家做些事，解决点实际问题，能给家人省点吃的。经过带队领导的多次劝说，才不说回去，勉强留了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缓慢地向北行进。这个队伍，除了老弱病残，就是缠脚的妇女和孩子，又吃不饱，行动更困难，根本完不成上级规定

的行程。

3

在转移过程中，经常有敌机出现，为了不暴露目标，只好昼宿夜行。这就增加了赶路的难度，大路不敢走，路途又不熟悉,只好走田间小道，偏僻的山脚下，凹凸不平的蜿蜒路。这样的路途行走起来很容易摔倒，特别是小孩和小脚妇女，有的还抱着孩子，要是夜间行动，就更困难，一不小心大人孩子一同摔倒，哎吆叫声俺的娘，爬起来抱着孩子又走，生怕赶不上队伍掉队，好似不觉痛。那个情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部分人不能有什么闪失。因此，带队的领导格外辛苦。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出现什么情况，全部由他们来解决。

每到一个地方，住是第一要务。领导安排好住处后，就忙着找吃的，这件事必须找当地政府由他们来筹措，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

在那个年代粮食短缺是普遍现象，各地农民都一样，面朝黄士背朝天，辛苦劳作一年，好年景风调雨顺还好，收成好了能维持一年半载的生活。否则，自己的日子都难熬，靠天吃饭的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是不可能年年有保障。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不论到什么地方，突然增加三四十张嘴，光靠政府的调拨粮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大部分补助还须由当地政府解决。他们都是从群众中收集，必然增加了当地群众的负担对此我们也常感激他们，俗话说得好，没有时帮一口，强于有时帮一斗。

4

一次夜行在大路上，突然下令改走沙滩，原来对面有一队国民党队伍从前面开来。带队同志即刻传达命令，要求大家无论如何不要闹出动静，做好隐蔽，以防万一。因为两方相距咫尺，敌人的马蹄声都能清晰地听到。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走沙滩，对于我们这些老人小脚女、孩子，更增添了难度。如同踏进泥坑，前进一步都很费劲带队同志不断地给大家打气，鼓励大家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小孩被颠簸醒了，必然会哭，大人急忙捂住孩子的嘴，生怕闹出声音，惊动了敌人。这一夜真可谓惊心动魄。直到听不见敌人马蹄声，看不见敌人的马灯后，大家才舒了口气，似乎是异口同声地叫了：“俺的娘哎！”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知道已躲过去了，心里既高兴又愁肠。

5

为躲避和迷惑敌人，在转移过程中不得不采取迂回路线。到蒙阴过蒙山时，走了四个来回。那么险要的山我们还是第一次遇见，山上光秃秃的别说树木，就连草也找不到多少。情况紧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翻越过去。

好歹过去了，一天多又下令再返回来。这可愁坏了我们，害怕爬山跟怕敌人差不多。恐高的我一听再返回当即哭了，往上爬时老是觉着向后仰，往后滚的感觉。下山时就老觉着向前栽，怕得要命。站着不敢走，我拿着一把烧水的铁壶，当拄棍，蹲着一步一步向前挪。挪一步叫声娘，从不敢向上或左右两边看看，唯恐滚下去。四个来回，铁壶底磨出了个窟窿。

生活越来越困难，没饭吃，就走不动，一天走不了几里路，领导着急，群众害怕，什么时候到解放区，谁的心中也没数。谁也担心如果哪天出现国民党的队伍，所有人的生命必有危险，转移的目的就遭失败。

那时山东形势严峻，孟良崮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和地方还乡团相互勾结，残酷镇压百姓，残害革命干部及其家属。

敌机不断出现，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队伍就乱作一团，毫无秩序地躲到飞机过后，大家才算躲过了一劫，吊着的心才落下。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期盼解放，就是挨饿，不担惊害怕也就满足了。

6

一天下午，我们走在一条大路上（所谓的大路，就是比较些），再向前走了不多远，大家都惊呆了。路中间、道两旁、田地里、到处都是死人。有的肚子空空，有的少胳膊没腿，横七竖八地躺着。尽管人们极度害怕，也必须硬着头皮眯着眼急速前行。只有到解放区，不再担惊受怕。

我婶子特别胆小，每迈过一具死尸，就喊声：“俺的娘哎！”这段路不知叫了多少声娘。为了安全什么也顾不上，一心想着走到大路的尽头，左边有一座大山，这时天色已晚。据说这就是孟良崮。因从未见过多少山，觉得此山很奇特，不只是山高大，上面的石头块块都竖着，犹如一个个庞然大物。前面看到的死人，无疑是这一战役的牺牲者。有名的孟良崮战役的惨烈可见一斑，这么惨烈的战争，出现这么多的死人也毫不奇怪了。

一次听一位长者说，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我军统计双方情况，发现还有六七千敌人没在册。当时如果不负责任，敷衍过去，这部分残余敌人有幸活下来，他们又会做出什么伤害老百姓的事就很难预料。

发现情况后，八路军领导责令彻查，结果在一个僻静的深沟找到了那部分敌人，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蒋介石的王牌军74师。

孟良崮战役载入史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强大无比的象征，是国人的骄傲。此次战役证明沂蒙人民的付出至今仍被传颂，成为不朽的沂蒙精神。6位沂蒙红嫂的故事被搬上银幕，她们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

转过山，顺着一条小路向北，路东有条河沟不知深浅，沟里全是铜帽子和白花花的棉花。我好奇地问母亲：“这么多这的棉花，怎么都扔在这里没人要？”母亲悄声说：“这都是国党棉袄被打烂掉出来的。”

过了孟良崮已是黑夜，来到一个村子，领队把我们带到院子里，安抚大家就地休息，他就急急地去找村干部征集粮食。

一会儿，来了一个人，把大家带到一个院子，一排北屋空空的，地上铺着一层谷秸，给我们当宿舍。一进屋，大家就都躺下了，赶了一天的路，又饿又累，连口水都喝不上。带队领导要来人给弄点吃的，来人很为难的样子，也没说什么走了。不多一会儿，那人背了一袋地瓜干，放下就走了。领队吩咐大婶支起锅，点火煮瓜干，煮好后每人分几片，吃完一个个倒头就呼呼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未亮又出发了。中午时分来到一个村子，后来知道那是沂南。记得村北有条河已经干涸，河岸地里有些散落的零星菜苗，是老乡收后不要的，我们拾了一些，在河中挖个坑，还能渗出些水来，在岸边找两块石头支起锅，煮熟分着吃，这就是我们的午餐，少油无盐，大人们还舍不得吃，留给老人和孩子们。

茼蒿的味道很浓，我吃几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至今我都不愿吃这种蔬菜。在这里转悠了几天后，决定住下来，这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8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树木长出了嫩芽，野菜也能挖到，这大大缓解了生活的困难。洋槐叶还成了我们的美食。每天都能摘一些蒸着吃。一次我爷爷吃后，脸肿了起来，眼睛也睁不开，看不见东西。家人都很着急，担心会出什么意外，其实就是过敏，后来慢慢地消了肿就好了。每月政府下拨一定数量的粮食，但数量有限，不能解决生活的全部。怎么办？除了挖菜就是去讨饭。

那个年代，农民就是靠天吃饭。辛勤劳动一年，风调雨顺还好。遇上大涝天旱，或其他自然灾害，生活就难以保障，逃荒要饭的随处可见。更何况突然过去了这么多人，当地群众很难满足我们生活的需求，给当地政府和人民确实带去了不少的困难和麻烦。

一天，带队的同志突然要大家做好准备，继续北上，要过黄河。当时天刚下过雨，河水猛涨，渡船有限，不够用，一部分人需出大瓮过河。记得上船前奶奶和母亲多次叮嘱，上去后不要乱说话不能哭闹。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河，心中紧张害怕。过去后问奶奶为什么不能讲话？奶奶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户人家抱着小孩坐船过河，小孩一直哭闹不停，妈妈生气了，狠狠地说：“再哭，再哭就把你扔下去。”话音刚落，船就不动了。不管开船的怎么用劲，都无济于事。摆渡人问明情况没办法，只好把孩子扔到河里，船即刻开动。现在才明白那纯糊是迷信，可当时就信以为真。

过了黄河没几天，一声令下民兵、妇女干部和有劳动能力的人员继续北上，去了德州一带。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和小孩重返黄河南原驻地。去时河水滔滔，回来时河水平静如镜，脱下鞋挽起裤腿角就可以瞠过。

9

回来后，领导把我们一家11口人安排在一户人家，长期住下去，这才算稳定下来。这户人家人口不多，有位老妇人和她儿子、媳妇，还有一个孙子。孙子不大，与我年龄相差不多。

他们家做馒头生意，男人早出晚归，挑个箩筐，赶集或走街串巷馒头。看起来他们的生活还不错，标准的殷实人家。

刚去时，他们很不待见我们，整天躲着我们，从不和任何人说话。现在想想也难怪，原本人家宽敞的房子，安静的环境一下来了11人，天天出出进进，乱糟糟的，打扰了人家的生活规律，难免让人家心烦。

虽然体谅房东的种种表现，但是我们也抱有不满的情绪，站在他们角度想，心情就好了。

总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尽管怎么不满意也不能表

现出来，更不能发泄。可是总认为我们不是真穷的吃不上饭逃荒逃难的，我们是八路军的家属，是打国民党的功臣的家人，不应受到这种对待。

他们虽不待见我们，同样是敢怒不敢言。就这样貌合神离地相处着。再细想想这样也不错，起码不用天天跑路，担惊受怕。

虽然吃得不好，但基本上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除了政府分配的口粮外，再出去讨点。这样一想就心宽了许多，真是知足常乐。

10

讨饭这个活，从未干过，开始大家都觉得难为情，开不了口。

怎么说？怎么叫？叫什么？越想越难。大人们都鼓励我们说：“你们小孩好办，他们出于可怜你们，叫声大娘、大爷，准给点吃的。”

在他们的说服下，我们几个小孩拿着布袋、小筐子出门了。来到一个村子，我们商量了一下分散开，有的去西边，有的去东边，绝不能挤一块。走几步如同喊口号，一齐回头，相互看看，似笑非笑，开始上门乞讨。

开始，每到一家门口，先站一会。想一下怎么说，做好准备，怯生生进了院子，看准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叫一声，再说给点吃的。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对这句话有了真切地体会。

记得有位杨姓叔叔，在家时是个有名的娇娃娃，虽然没文化，也不是大户人家出身，但他平时穿戴整齐干净，文质彬彬的样子，大家给他起外号“大先生”。现在让他拿起棍子，提着篮子去要饭、进门说，大娘给口饭吃吧！确实难为他。但为了生活，这条路还必须走，别无选择。一个十七八的男子汉又不能靠别人养着

经过两天的反复考虑，终于下定决心，第二天出去讨饭。

第一次出去，走进一个村子，转来转去，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就是不好意思进去。中午时分，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看着确实让人心酸。

第二天还得去，他想了个办法去和我奶奶商量说：“婶子，我带着慎东（我的弟弟）去行吧？”那时弟弟两岁，长得很让喜欢。奶奶同意了他的要求，他把弟弟抱起来出门去了。看似也不再那样为难了，心情舒畅地笑眯眯地走了。

结果很好，中午回来收获不少，大家都很高兴，不管怎样，他总是走出去了，不再那么为难了，他跟奶奶说：“婶子你不知道，人家看见慎东，都说多好的孩子，快给拿点吃的。我是沾了慎东的光呢。”奶奶笑着说：“不管沾谁的光，咱有饭吃了。”

出去几次后，他就慢慢地适应了，每天出门也不觉得为难了有了饭吃，心情好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11

当地群众绝大多数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比较通达理，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进门还没说什么，就会拿东西，不论是生的还是熟的，数量多少不一。但也有极少数的人对我们抱有敌意、歧视嘲讽经常遇到。

一次，我和二姑、姐姐同去一个村子，正好有几个妇女在闲聊，看见我们后其中一个说：“要饭是装的，看看穿着洋布新棉花，哪像要饭的？不打发。”听到这话，又气又恼。还不敢和他争，只好跺跺脚一走了之。

一位周姓爷爷，四十多岁，在家是村干部，也是带队的领导人之一。一次，他去一个村子讨饭。走进一户人家，正好一个年轻媳妇在摊煎饼，走到门口没称呼什么，直接说：“给两个煎饼吃！”年轻媳妇没看一眼，就生气地说：“没有！”他老人家听后二话没说，进屋拽着她就拉到了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厉声说“你们说这个人有人味吗？明明摊着煎饼还说没有。你别认为我们是真要饭的，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是革命的干部。为了躲避国民党对革命家属的残害才转移到这里的。你是国民党？还是还乡

团？这样对待我们真可恶。把你交给乡政府，看看怎么处理你。”

在场的人好说歹说，才放了她。这事一传开，大家非常高兴，赞扬他说：“你真行！这样做就对了。说出了我们心里话，给大家出了气，壮了胆，不管谁再遇到这样的事，就得这样做。”

从此，我们再也不怕那些恶言恶语和另眼看待我们的人，同时也镇住了那些对我们有偏见的人。每每说起此事，大家就很兴奋，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

12

哪里都有好人，也有坏人。总之还是好人多。在我们的转移过程中，遇到不少好人。她们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次，母亲领着我去讨饭，来到一个村子，走进一户人家。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簸粮食，见我俩进去，面带笑容，没等母亲开口，她便指着院子中盛地瓜千的廒子说；“自己拿吧！”母亲还不好意思，只装了半袋子，朝那人笑着，低了下头准备往外走。刚走两步，她突然喊住我们说：“等等！进屋端出了一碗小米粥递给母亲说，给孩子喝吧！”当时我心里既高兴又感激。现在回忆起此事心里还暖暖的，那碗小米粥的味道似乎还在。

我正喝着，母亲便说：“咳！慎东最愿喝这样的饭。忘了怎么不带他来。”就是这碗小米粥，弟弟没喝上，母亲后悔了很长一段时间。想起来就说那碗饭，好像我不该喝。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不顺耳，心想，反正我喝了，那又怎样呢？

13

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一年，第二年春天，四爷爷和二叔打听到我们的消息后，从德州去沂南找到我们。那个年代，什么通信设施交通工具都无从谈起。同在山东一年多时间相互杳无音信。

自从四爷爷、二叔和我们团聚后，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我们几个人再不用去讨饭了，这个差事成了四爷爷和二叔的任务。每天吃完早饭，他们每人背个布袋，没像我们刚开造讨饭的心态表情那样，很从容很淡定。有时中午回来，有时下回来，二叔总是背着满布袋煎饼，有时还有几个白面馒头。看到这种情况全家人都很欣慰，特别是我们几个孩子，更是高兴地跳起来，看到过年都没吃到的白馒头，喜出望外，忘掉了当时处境。

说来也怪，四爷爷每次出去，很晚回来，手中的袋子是瘪的，不用说，就知道没要着，他也不好意思地说：“怎么说的事，我怎么就要不来？你是怎么要的？”他指着二叔问。

二叔很坦然，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也蹊跷，我每一个村子，碰到人，他们就主动和我打招呼，问这问那，让我坐下拿出烟叶让吸袋烟。于是就家长里短地拉起来，他们知道咱来

里的原因，表示同情。”

一次，二叔早早就背着满袋子煎饼回来了。我们一看很惊喜，这么多，可放开肚子吃了。奶奶笑着问二叔：“今天怎么了，这么早就回来了，还要了这么多。”二叔放下袋子，笑嘻嘻地说了缘由：“我到了一个庄，有个老头，一见面就说‘来了，坐下歇歇吧，吸袋烟拉了一霎，他知道我是要饭的。就说，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去敛敛。不多霎，就提着袋子回来了。他还说‘我知道你们的情况，不容易。’”

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全家人除大姑还在德州，算是团圆了。爷爷、奶奶笑容满面，一年多的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想法似乎淡忘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喜讯传来，新泰解放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大家奔走相告，欢天喜地，平安祥和的日子到来了。这一年多的酸甜苦辣已经结束。这段经历终生难忘。

14

人是有感情的，刚到沂南住下时，房东很不待见我们。时间长了，相互都有所了解，我们一家人的为人处世，他们都看在眼里，彼此相处得很融洽，以前戒备心消除了。房东主人每次赶集回来，带点零食总忘不了分给弟弟一份，奶奶爷爷感激不尽，我们成了好邻居，好朋友。说话办事互不见外。

说来也巧，我们回来的当年秋天，沂南房东带十几号人到新汶交公粮，路途较远，他们不能当天回去，天已很晚了，房东就带他们去我家了。一见面大家都很高兴，互问安好，一阵寒暄后,二叔就陪着他们聊天。一家人齐动手，忙碌着做饭炒菜，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二叔好客，格外高兴，拉着当初在他们家的事情，说不完的感激话，并捎去了对他们家人的问候，互不见外，显得特别亲切，如同多年的老朋友，久别重逢。

第二天吃过早饭，送走他们。这不期而遇的相见。双方都感到有些意外地高兴。爷爷奶奶又回忆起转移时的情景，发出了这也是缘分吧，要不是大转移，我们不可能千里之外能结不清缘由的感叹。

朋友，要不是转移，我们人生经历不可能受那些磨难，要不是移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完美。就是这次转移，使我们受到了锻练，给我们留下了这段难忘的历史。现在翻开这一页，重温这段历意义不凡，永世难忘。

坚韧慈祥的奶奶

我打记事起就是与贫穷、战乱、苦难相伴，对过去的很多事情只是有些破碎的记忆。

大约在1945年，为了生计，爷爷、奶奶带着我和二姑投奔亲戚去了山前牛家庄卖豆腐，满以为能有个照应，但事与愿违真应了那句民间老话：“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岁的我每天跟着二姑出去拔野菜，回来和着豆腐渣当主食维持生活。过不了多久还是待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

听奶奶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我父亲和三叔就偷偷跑去徂徕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爷爷和二叔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种着几亩薄地，从事笨重的石匠劳作，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后来父亲被上级派回新泰成立了敌后武工站，并任站长。1945年在青云山下的借庄村开会时，因叛徒出卖，他和其他4位同志一起牺牲。

日本投降后，抗战胜利。老百姓满以为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能过上安稳日子，没想到赶走了狼，又来了虎。蒋介石发动内战，战火又在中国大地重新燃起。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事情我开始有了较深的记忆。那时全家近10口人，能干活的只有爷爷和二叔，二叔又参加了民兵，经常不在家。大姑也被选为识字班班长，帮家里干活的时间必然少了很多。爷爷奶奶很开明，从不因他们参加革命工作误了农活而责怪，总是全力支持。

爷爷是个勤劳厚道的农民，除了种地还有一门打石头的手艺，村里谁家盖屋垒墙，爷爷就把起好的石材卖给人家，换回粮食补贴家用。在乡亲们的眼里，爷爷是个口碑极好的人，左邻右舍都很信任他，谁家有建筑的活都找他帮忙。爷爷干活勤快、利落、认真，给不给工钱，给多给少从不计较，处世为人深得乡邻称赞，也深深影响着我们晚辈。

爷爷的一生虽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财富，却留下了做人的基本素养和忠厚传家的理念，致使我们这些后人至今不论在什么岗位，从事什么工作都是非常努力、勤恳，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对周围的人坦诚相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说到奶奶，东都卫生院宋大夫曾说过：“咱这个奶奶，那真是《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让人佩服。”

奶奶疾恶如仇，在国民党还乡团横行的日子里，老百姓特别是八路军的家属，整日不得安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遭逼债，捐款捐粮。

甚至悄无声息地被活埋……我爷爷就差点遭此厄运。当时还乡团头目徐敏荣秘密制定了活埋八路军家属的名单，其中就有爷爷。

八路军指挥部根据安排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及时送出的消息，第二天？旅部打了伪乡公所，端了还乡团的老窝，打死了无恶不作徐敏荣，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每次遭到还乡团的敲诈勒索，奶奶从不胆怯，总是理直气地和他们讲理、争辩，言辞铿锵有力，毫不示弱。他们没了办就威胁奶奶说：“你的儿子、闺女都是八路军，你要不老实，打死你！灭了你全家！掘了你祖坟！”奶奶仍旧沉着镇静，不慌不忙对答辩解。

一次还乡团又来了，进门就让捐钱捐粮，奶奶问：“你们要钱粮干什么？”队长回答：“要钱买枪买子弹，打八路军。”奶奶气愤地说：“你们不是说我儿子、闺女是八路军吗？给你们买枪去打他们，有也不给，别说没有。”接着又用缓和的口气说:“你们别生气。然后指着我们说，你们看，这老的老小的小，光有吃的没有干的，饿不死就不孬了，哪去弄钱？等什么时候有了我给你们送去。”就这样硬顶软磨，把他们打发走了。

奶奶和我母亲卖豆腐，走街串巷去卖，然后换成粮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整个家庭中奶奶是举足轻重人，她的勤劳持家、胸怀大度、能忍能让，是一般人不能相比的。奶奶和爷爷共同担负着养家的重担，她虽然身小力薄，但永不服输。

奶奶的勇敢正直是我的骄傲。记得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民兵的二叔经常出去连同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打击国民党还乡团，当妇救会长的大姑则组织妇女们为八路军做军鞋、送军粮，因此还乡团对我们家特别们仇恨，经常在深更半夜或黎明时分踢开门闯入家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不问三四，这里找那里翻。诈奶奶说我二叔三叔回来了，赶快把人交出来，不然就把爷爷带走。奶奶理直气壮地说：“这些地方，你们都翻遍了，人在哪里？”最后那些野兽只能灰溜溜滚了。

有一天，还乡团头子带着两个人又闯进我家，进门贼眼一转，指着北墙上一块湿地说：“那是藏枪的地方，肯定已经取出来交给八路军了。”实际上那只是这屋子的架眼，外面没泥上，下雨渗进了水。奶奶与他们争辩，保安队长就把奶奶带去乡公所，那里还有同村的陈大娘，她丈夫也是民兵。他们让奶奶看着被吊起来毒打的陈大娘，经过一番拷打，陈大娘腿被打断，腰被打折，因没钱治疗，陈大娘成了跛子。就这样奶奶也没被他们杀鸡给猴看的伎俩吓倒，仍与他们据理力争：“你们去把屋扒了，看看是不是藏枪的地方。”他们没办法，只好把奶奶放回家，全家人吊着心总算放了下来，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人们都知道还乡团最坏，因为他们最清楚各村的情况，谁家有当兵的，谁家的经济条件如何，谁家能出多少钱、多少粮.……要不按他们的要求办，就被带到乡公所拷打，甚至活埋。

孟良崮战役前夕，国民党部队进驻新泰，我们村也有一部分，分户驻扎下来。我家就进驻了十几个。一天，我和二姑、姐姐正在街上玩。

奶奶急急赶来把我喊回家，让我们站成一排，然后指着一个国民党的军官说：“来，你看看哪个像八路军？”国民党军官二话没说就灰溜溜地回屋去了。原来他和奶奶要白面，确实没有，他就诈奶奶。在那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艰难日子里哪有白面呀？

一天，国民党又和奶奶要粮。奶奶说没那么多，他们不依不饶，还说从我们家找到了一把枪。一开始爷爷奶奶吓坏了，原来当时家里确有一把枪，是二叔转移时走得急，没来得及拿走，爷爷就把它垒在了大门里边的南墙里。国民党进驻后把一匹马拴在那墙边的一棵枣树上。奶奶后来说起此事时说：“真是整日提心吊胆，生怕被发现。”虽说如此，奶奶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理直气壮要求他们把找到的枪拿出来，他们没办法只好悻悻而去。

在与敌人的周旋斗争中，奶奶寸步不让，但是对村里邻舍乐于助人，尤其对困难人家经常接济，谁家有个难事儿，不论出钱出力，总是二话不说施以援手。记得有个逯姓邻居闺女出嫁，男方回门，这在农村是很讲究的，对新客必须好好招待。可他家徒四壁，就找奶奶求助，奶奶二话没说，立刻出了几块钱，并嘱咐买啥菜，到时候去帮忙做菜……奶奶的厨艺又帮他家把事圆满完成，主人满意客人夸赞。

本村有户杨姓邻居，兄弟三人，父母早亡，无依无靠，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奶奶毫不吝啬，吃穿用多方照顾。下雨了他们没柴烧，吃不上饭，奶奶就把自家干柴火抱过去。衣服破了给补，摊了煎饼给送去……那个年代老百姓家家都是省吃俭用，能维生活就很不错了，何况战争频发，苛捐杂税繁多，特别是到青黄不接的春三月，日子更难熬……但不论什么情况，奶奶都不忘接济那三兄弟，他们三兄弟也一直没忘这恩情。

奶奶虽然不识字，不会讲大道理，但是她的一生践行了仁礼智信的思想，她对家事的处理也是不偏不倚。

我们家虽然人多，但非常团结，晚辈对老人孝敬，长辈关心爱护晚辈，良好的家风传承几代人，周围村子凡是认识奶奶的，都羡慕不已。

奶奶的坚强是我最敬佩的，1945年我父亲牺牲，三叔跟队一走就是十来年，杳无音信，直到1950年才寄回了一封信。收到信前，爷爷和大爷爷、四爷爷商量，准备过年给三叔写个牌位上供桌。就是这样，奶奶也从未当着别人表现出愁肠难过。

我的记忆中，奶奶活到97岁去世，一共哭过两次。一次是在四五岁时，奶奶领我出去玩，来到村西头的桥下后，奶奶突然大哭，是那样的伤心，嘴里还念叨着什么。第二次奶奶哭，是我爷爷过世，棺材抬出门，奶奶在院子里放声大哭。之前在三天的丧事，奶奶一直安排精心料理爷爷的后事。

奶奶一生的作为，我是无法全面完整地总结出来的。虽然只是些破碎记忆，但至今仍挥之不去……

愿奶奶的事迹永存。

感动

在阿滢的众多著作中，我读过6部，就这6部书给我的力量和所受感动是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每读完一部，都会沉思良久，回味书的内容，越想越觉得阿滢能写出这些作品，该付出多少精力，克服多少困难。以他的身体条件，需经历多少磨难，走到今天谈何容易。

我曾和家人说过，阿滢能做出现在的业绩很不简单，相比我们一生碌碌无为，为什么？仅思过往，答案得出……

当我读完《诗酒趁年华阿滢行旅记》《秋缘斋书事》七八篇后，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静。更深一步了解了阿滢创作之路的艰辛。

知道了他坚毅的性格，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也更进一步看到了他为实现自己作家梦想，那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永不服输的胆略。他一路走来的付出是常人难以做到，更是难以想象的。他一步步硬生生地走出了这条路，用不是铁人胜似铁人，这句话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年少时拖着瘦小身体和失能的腿去外地购书，那个年代，交通不便，扛着书在雨中，急匆匆地赶车，看到此情，让人泪目，他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

文学梦，拖着沉重的身躯，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每次出行，每到一地不是为了游玩山水，全是为积累写作素,访书友、诗友、文友，为探索名人，研究他们的事迹，为达目的

不辞辛劳，从祖国最北的黑河，到海南三亚，从西南边陲，到西南沿海，只要对写作有用，再难、再远，也无所畏惧，不达目标不罢休。

他的朋友遍天下，每到一地，他的书友、文友，无不热情欢迎盛情款待，可见他的为人，他的人品。他每到一地，淘书是第一位的。与文友、书友的长谈也不是儿女情长，家长里短。全是购书读书、写书的话题。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号召和激励国人爱书读书。为此，去全国各地参加“全国读书年会”，致力于发动全民阅读活动，带动了国人的读书热情。

阿滢的每部著作，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每部书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字里行间都显现出他的真情实感。蕴含着让人越读越觉得有味道，有精神，激励人奋进的动力。因此，读了阿滢的书，能使人的思想境界得到提升，满满的正能量感染着人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阿滢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灵性，心灵深处蕴藏着面对生活的挫折，总能坚韧不拔，骨子里流淌着不可动摇的刚毅。这是许多人倾其一生也不可达到的境界。他虽没有耀眼的学历，却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内在的涵养。

阿滢的学识是多元化的。文学的多种体裁，书话、随笔、日记、散文……姓氏的研究、族谱的编修等等，都在他的创作范围之内，现今社会的物质性，根本没有影响到他的创作动力。他在给书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是一位把生命和生活交给书的人，是构筑书香社会的积极实践者。”这句话，正是阿滢的真实写照。

数学界的华罗庚，拖着残疾的腿，创造了数学界辉煌，被誉为中国的数学之父。阿滢在文学上的优异成果，同样堪称文学界的精英，他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人敬佩。

阿滢不怕吃苦，意志坚强，从买书、读书，到写书，这一路走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从他几万册的藏书，可见他在经济上的付出，从他所创办的刊物和所著书籍，可见他的精力和时间的付出，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阿滢做到了。

他在事业上的成功，是他顽强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难，永不言败精神的体现。

阿滢事业的成功，还在于他有一个好内助，对他的支持和帮助。不管阿滢干什么，去哪里，她时刻不离左右，悉心照顾，可谓是个贤妻。她养育了一双优秀的儿女，可谓是良母，她孝敬父母，可谓是孝子。在现今社会，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值得称颂。

读了阿滢的著作，改变了我的思想，开阔了我的眼界，从内心深处感佩。使我这个“家里蹲”，跟随阿滢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欣赏了祖国的名胜古迹，知道了自己从未知道的历史名人的事迹和他们的故事。

我的生活圈子很窄，年轻时，两点一线——家和学校，身兼教师、母亲、家庭主妇。没有时间外出游玩。看书学习除了读《毛泽东选集》别无选择。现在老了，便成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太婆，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只是在电视上看过。读过阿滢的书后，如亲临现场。大饱了眼福，大涨了知识，真心实意地感谢阿滢的书。

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