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同窗，七十岁再相聚

杨树柏树一片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让时光穿越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解放，人们衣食无忧，开启了造娃模式，在东北一家国营工厂的家属大院里，一大批孩子呱呱坠地。伴随他们成长的是快乐的童年，弹玻璃球，打PiaJi，跳皮筋，扔口袋，撒尿和泥玩儿。“你们该上学了，不能这么疯玩下去了！”大人们吆喝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新的生活开始了。

大庙小学，名附其实。不知什么年代留下来的一座庙宇，青砖青瓦青石板。由于建国之初教育资源匮乏，这里就成了我们的校舍。

“现在开始点名，一号李晶。”“到！”站起一位女生，鼻梁骨引约两道青印，一看就是厉害小丫头。二号宁雷，三号赵春来，四号杨柏林，五号张德纯，六号刘继安，七号王继德，八号马守谦……。按大小个排续，排座位，小个在前，大个在后。两个人一个课桌，歪歪斜斜，教室里几盏昏暗的灯。

好在老师尽心尽力，拿学生当自己的孩子。先学汉语拼音，声母韵母，用了整整一本书。每个字母一页，汉语拼音学的扎实透彻。

正式课本第一课的课文是，“开学了，开学了，背着书包上学校，见到老师行个礼，问个好……”。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教室的小窗在古庙的上空迴荡。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想要戴上红领巾并不容易，要守纪律，学习好。只有一小部孩子能在短期内戴上红领巾。大队长臂上三道杠，中队二道杠，小队长一道杠，均为白底红杠。

除了上课，最愉快的事就是踢球了，放学以后找个小胡同，书包往两边一摆就是大门，守大门可是谁都不愿意干的事，都想往前冲。防守的叫二门，三道儿。21号万洪超，脚硬，脾气暴，有点像铁人队的邦本宜裕，往往冲在最前面。

那时候的孩子皮实，不像现在车接车送，几个人约上一伙儿，抬随就走。从大院出来，沿着兴顺街走到九路一拐，越过红光电影院就到校了。到了冬天，为了取暖，往往会钻进人民合社里走一段，掀开厚重的门帘，会有一丝暖意，在用半拉汽油桶做成的火炉旁烤烤手，也是惬意的很。

一年是九班，二年是八班，三年是三班。转眼间到了四年级，我们迁到了保工二校。

杨老师，个子不高，大我们十岁的样子，旧社会吃过苦，从一个捡煤核的小女孩成长为人民教师，带着滿腔的热情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最先从问题学生万洪超下手，挑皮捣蛋，上课不好好听讲。杨老师到他家家访，了解到家里的一些困难，就带领同学去他家挑水，扫院子，干一些家务。该同学深入感动，慢慢一点点改正缺点成了好学生。

保工二校的围墙外是九十五中的锅炉房，一根五六十米高的大烟囱总在眼前晃来晃去，男同学们淘气的本性不改，总想征服这根大烟囱，爬到顶上，看一览众山小。终于有一天憋不住了，尽管底部有铁丝网，还是有几个同学冲破荆棘在没有任何防护措的情况下爬了上去。居高临下，看着下面的街道，房顶，大家兴奋不已。

这事终于被老师知道了。张老师是位男老师，那段时间正好代理我们的班主任，厚厚的嘴唇，平时憨厚可掬，那一次真的生气了，把粉笔头很命的往地下一摔，“你们不要命了，出了事谁负责，你们这是在学校！”愤怒中带着怜爱，教训中带着关心。“有谁受伤了没有？”当得知没有人受伤时，张老师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斗转星移，时间一点点从课桌边溜走，我们逐渐长大了。历史的洪流冲断了我们继续求学的路，中断了两年学业后，勉强算九年文化的我们迎来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基层。

一部分同学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部分进工厂学徒，有人去了“三线”，有人走了“五七”。

从此各走各的路，沿着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运行。

那是一年冬天，分别不久的同学好容易聚在一起，班长提议到红旗广场照张像。寒风凛冽，广场上没几个人，高大的主席塑像傲然挺立，周围的群雕群像诉说着以往的故事，虽然穿着大棉袄二棉裤，但脸上却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她们紧紧的依偎着，目光伸向远方。

又过了很多年，这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通讯手段一代接一代，大哥大，BB机，手机，互联网。微信又把我们师生拢到了一起。

变化真的不小，这么多年有的同学成了省市机关的干部，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有的成了私企老板，但同学的情谊没有变。“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不论贫富官大小。多少次梦里喜相逢，脸上总挂着醉人的笑”。

每次相聚两位老师都嘱咐我们要走正路，向雷峰同志学习。祝两位老师和同学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