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碎忆（三）

老长不大

　　我对祖母的身世与经历更加不清楚了，只知道她姓洪，慈溪县龙山镇龙头场人（当时属镇海县），比祖父小九岁，属龙，生于1892年。她比我的外婆小一岁。她们都有一双被那个封建年代摧残了的小脚。

祖母的父母及娘家人，我更一无所知。我约五、六岁时，祖母带我去过一次龙头场镇上她的表姐妹家。表姐妹也只有一位独子叫“九得”，在上海工作，取名“九得”是指其夫妻年龄相加九十岁时所生。

我的祖父母也在相加八十多岁时才有我父，属老年得独子。因此，祖父非常痛爱我父，因祖母缺奶，亲手用糕糊把我父喂养大，同时也视我能传宗接代的长孙为宝贝。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外婆家，那是我平生的第一次走亲眷了。龙头场距离河头约六公里，沿着达蓬山南麓山脚的山路往东北方向走，翻过居中的雁门岭，便是龙山所的东、西门外和龙头场了。

这条山路，你可别小瞧，它是清朝、民国直至新中国初期的贯通达蓬山南北慈溪与镇海的主要交通要道之一。

祖母性格直爽，脾气急躁，又不识字，常对祖父任性使气，无理由地斥责祖父。祖父是个爱面子有修养性格又温和的人，虽被气得极难受却又无奈，只有摇头及口中发出“啧啧”的叹息之声，唯有用忍让来避免发生争吵。幼童的我很同情祖父，但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据理辩驳，总是那样的懦弱？如今老年的我才稍微清楚夫妻关系的处置之道，才明白祖父的无奈之举了，因为夫妻之间是个很难讲道理辩是非的地方，唯有一方的忍让妥协直至彻底败退才为“上策”，若双方经常针锋相对互争不让，势必会造成家散人离各奔西东。

祖母虽然对祖父蛮不讲理，但她信佛，待人却有仁慈之心，对僧侣的化缘和乞丐的乞讨从不拒绝，尤其同情怜悯弱势贫苦之人。

她视门前街上来往于山之南北的苦力挑夫非常辛劳，贴劳力义务为他们打草鞋，只收取材料成本价。她用上好的晚稻草，用木榔头把草反复锤柔韧，常叫我帮她锤草。我力气小又偷懒最烦干此活，没锤几下就嚷着不肯干了，因此记忆深刻。她把麻草混合搓成草鞋的筋，有时还在草中掺和一些碎布条，打草鞋时勒得很紧凑很结实，所以，祖母打的草鞋非常耐磨经穿，一双能顶他人的两双。她把草鞋挂在祖父店前的显眼处，真正的价廉物美。那年代，从河头翻越雁门岭往返于龙山镇的赶脚人，用过后无不赞许，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种畅销品。

祖母还在酷暑的午后，在门前放一桶凉开水，免费供行人饮用。她的这些善举本意是为己修来世，却无形无意中提高了祖父小店铺的声誉，增加了生意。

祖母待我真好，甚至是溺爱。我身上有些坏毛病，跟她的惯养不无关系。常言道：父母偏爱小儿女，祖辈值钿大孙子。何况那时我是独子的独孙（几个弟弟还未出生），我父又在朝鲜战场上生死未卜，祖父母对我的珍爱可想而知，把我从母亲处领到他们身边抚养，其中不无有传宗接代之考量。

祖母虽无文化，对小孩的管养却有自已的方式。她不管夏天多热，不许我贴地而睡，有草席也不行，怕潮气侵袭身体，必须要离地睡在竹躺椅上。夜里睡觉一定要用条薄薄的毛巾毯，把我的胸口至脐部裹牢缠住，哪怕淌汗也不许扯掉，她宁用蒲扇不停地给我扇风至睡熟。她不许我下河洗澡、不许赤膊、不许养小狗小猫、不许吃冷饭、不许吃饭时讲话等等，总之规矩多得令我非常反感，但又没有不执行的办法。

　　1954年下半年，父亲带着两枚三等功的军功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多次嘉奖复员回来了。分别三年多的全家得到了欢乐的团聚。母亲、祖父母和外婆见到父亲能健康平安归来，比得到任何的宝贝都要高兴。父亲望着已经长高了六岁的我，抱起四岁的活泼可爱的女儿，眯着眼睛笑得合不拢嘴，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这一年，全家人过了一次最团圆最欢乐的大年。

父亲的归来，我家的田地干活有主力了。母亲总算暂时卸下了这副沉重的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但是她操持家务、侍奉公婆和抚养子女的劳累和操心，依然没有得到丝毫的轻松。

1955年，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正在似火如荼地全面展开。分散脆弱的农村个体经济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自身也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遭遇，更加上有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状况。于是，党中央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党员的父亲，无疑是投身这场声势浩大运动的先锋人士。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参加合作社的好处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富裕的优越性。

　　当时家乡有相当部分的村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不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社。他们感到巳有的农村互助组形式非常好，土地所有权是自己的，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忙季节或各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互帮互助，耕种经营权完全自主，欢喜种什么就种什么，收入归己。而农业合作社则要以土地入股，将耕畜和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分配统一经营和使用，组织社员集体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的形式进行。有些人的思想确实一时想不通，这是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所以，当时的农村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非易事。

母亲身为乡人民代表，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有文化的，通情达理，人也随和，与村民相处很好，在我村特别在妇女中有一定威信。人们比较信赖和尊重母亲，有事也愿意与母亲商量并听取意见。母亲针对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村民对入社的一些看法和客观上存在的问题，以及某些不尽合理的做法，能及时向乡政府领导汇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去，并尽量取得妥善解决。

　　同时，母亲帮着父亲和村干部一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用自己在单干和互助组时碰到的种种困难和难以克服的问题，用现身说法的体会，讲解为什么要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好处。农民是实在的，很相信眼前的事实，像母亲这样的动员远比开会宣读文件政策要来得有效。对个别家庭，往往是父亲做男人工作，母亲配合说服该家主妇，从而使工作得到更加顺利地进行。

我们是小自然村，那时只有40来户人家，拟建“民主”、“建设”两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所建办的合作社，把那些劳动力弱薄的妇孺孤寡老人等家庭、以及耕牛与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相对缺乏的村民多吸收些进来，真正让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这样做肯定要付出一些代价。

1955年，我自然村有一件大事：在乡政府的领导下，在父母亲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工作下，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社”成立了。父亲任社长。

1955年9月，我家有一件大事：我的大弟出生了，为祖父稀缺的子嗣家庭又添了一位男丁。

1955年下半年，我的人生也有一件大事：我上小学读书了，开始奋力向浩瀚无垠的知识海洋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