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票上的历史】尹昌龄与成都的“五老七贤”

汪海

这是一张民国时期30年（1941）7月31日，国民参政会由重庆汇成都四川省临时参政会尹昌龄收的汇款单。汇款金额法币499元，应是汇给参政员的津贴费用。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设立的最高咨询机构，汇集了当年全国各党派、团体、各地有影响的士绅和各界精英人士，尹昌龄是著名慈善家，成都“五老七贤”中的一员，作为有影响的士绅，在四川各界倍受尊重，1940年2月被选为第二届国民议会参政会参政员。
尹昌龄（1869—1942），字仲锡，晚号约堪，四川郫县（今成都郫都区安德镇）人，后入华阳县籍。他是清末民初著名清官、慈善家，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幼年家道中落，亲历贫寒，立志苦学。19岁中举，23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后主动要求外派，长期在陕西任职，历任知县、知府等职。在陕推行新政（兴学、练兵、劝工、蚕桑等），因政绩卓著被誉“八局知府”。民国后出任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长、内务司长、黔中道尹、政务厅长等职。袁世凯窃国，川政不稳，1925年乃辞官，致力于成都慈善事业。
辞官后尹昌龄就接手了濒临倒闭的官办慈善机构慈惠堂（创办于清雍正年间），他整合普济堂、育婴堂等分散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将过去靠300亩田产和政府拨款，仅能收容三四百人的机构，改造扩展至能收容规模达8000余名鳏寡孤独及弃婴，成为全国最大慈善机构之一。
尹昌龄提出了"救济不如自救"的理念，推崇"教重于养"，建立培根火柴厂，以“培根固本”为名，生产“善牌”和“儿童牌”火柴。商标铭文：“厂中余利，专恤孤穷；敢有私心，天地不容”。产品畅销全国，利润全用于慈善，抵制权贵入股分利。他探索残人职业教育，创办“瞽童教养所”，教盲童扬琴技艺，培养近200名“堂派”艺人，取代算命谋生。还设立夜课义学、女童教养所等，推行半工半读制。抗战期间他不顾年迈，奔走于战时庇护与赈灾一线。日军轰炸成都，组织疏散8000余人，其中400余盲人由佃农分散照料，以减租为酬，无一伤亡。尹昌龄以"仁为己任，视民如伤"为座右铭，一生还有两次感人的"跪拜"事迹，表现出感天动地的文人情怀和士人风范。一次是为了慈惠堂的盲人在日军轰炸时得到安置，他向400多户佃农跪下行礼；另一次是年近七十时，为了请王干青（地下党员）代他去川东赈灾，向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晚辈跪拜。
　　尹昌龄一生清廉品，严于律己。他掌慈惠堂20年，未领分文薪水，全家靠老家微薄田产租房度日。他禁用堂内公物，拒食果园果实，办公拒铺地板，自带饭食，甚至因食堂喂其爱犬而怒斥“分食他人碗中物”。他身后清贫，百姓感念。1942年病逝时家无余财，丧事由慈惠堂孤寡赙金办理。朋友凑钱购其租住房赠予遗孀栖身。而他掌握的8348亩田产、24处独院、100余间街房、现金数十万，全数归公，分文不取。
　　尹昌龄的一生，是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的终极诠释。他手握慈善巨资却家徒四壁，以实业智慧救赎万千生灵，更以“跪破尊严”的壮举，树起乱世中的人性丰碑。其精神至今仍在成都街巷间低吟：真正的贤达，从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悲悯之深。
　　
　　

　　"五老七贤"指的是清末和民国年间活跃在成都地区一个有影响的传统文化群体。“五老七贤”并非固定组织，而是民间对德高望重士绅的尊称，源于魏晋“竹林七贤”意象，实际人数超12人，也有据载达24-35人。成员多为前清翰林、进士、状元等功名者，民国以后在各方面还在发挥重要影响。核心成员如赵熙，晚清翰林，“铁面御史”，诗书画戏五绝，誉为“清末第一词人”。骆成骧，四川唯一清代状元，致力教育，晚年清贫仍奔走公益。宋育仁，维新先驱，四川报业鼻祖，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尹昌龄，23岁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民国时期四川著名慈善家。

　　我收藏有另一张国民参政会汇给成都参政员邵从恩的汇款单。邵从恩也被列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中，他20岁中秀才，30岁中举人，33岁中进士，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政。1908年学成回国后，曾任清廷法部主事，并主持创办四川法政学堂，培养政法人才。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他劝说清廷释放被捕的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促成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任川南宣慰使、民政司长等职。1913年赴北京任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并任教于北京政法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拒绝伪满洲国邀请，迁回四川。1938年参与国民参政会，经吴玉章介绍，结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支持团结抗日。1946年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主张和平建国。1949年因病逝世于成都，终年78岁。民国时期邵从恩有“和平老人”之称。

　　尹昌龄和邵从恩都是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员。“五老七贤”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活跃于四川（尤其成都）的一个特殊文化群体，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乱世中民生与文脉的维系者。他们大多致力于蜀学复兴与教育薪传。赵熙总纂《荣县志》，林思进编《华阳县志》，成为民国方志典范。宋育仁《问琴阁丛书》、徐炯《霁园丛书》等著作，维系蜀学传统，时称“蜀地文风盛汉时”。群体中多人执教名校（四川大学、尊经书院等），门生涵盖郭沫若、李劼人、蒙文通等文化名人。骆成骧更被誉为“状元教育家”，梁启超戏称其“教书有瘾”。他们以科举功名立身，却在帝制崩塌后成为传统文化守夜人。同时他们还是乱世担当，是战火中的民生守护者。调和军阀冲突，抵制苛政，举慈善救济等等。他们是中国士绅精神的最后闪光。在官方权威崩塌的军阀时代，他们以非官方身份调解冲突、赈济灾民，成为“民间权威”的典型。美国学者司昆仑称其“填补了新旧交替的公共空间”。尹昌龄和“五老七贤”的故事，是一部微缩的近代史，也为成都留下了“敬老尊贤”的独特城市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