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国文字“夏”看“有夏之居”涉及的宜水、黄水、曹水流域和宜黄方言音义相关问题（副本）

雅乐郑声

一、“夏”字源流

“夏”字见於《说文》，小篆写作从攵从頁从臼，许慎认为“中国之人也。从攵从頁从臼。𦥑，两手；夊，两足也。”小篆形体来源於秦文字，从“夏”形体演变源流来看，许慎关於“夏”的解释，是基於已经讹变了的小篆，不足为据。因此，“夏”的构字本義，应该根据较早的原始字形才较为稳妥。甲骨文中有无“夏”字，学界尚存争議。甲骨文中所疑“夏”字作如下字形:

　　此构形字以往有释顯、晛、暊等诸多不同意見，后来学界往往将其释为“夏”，不少学者认为从日从頁会夏日灼人之意，这种观点被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西周金文中也有类似形体，学界也往往将其释为“夏”。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甲骨文并没有“夏”。在后世文字演变过程中，“夏”字形体逐渐发生变化，頁旁两侧加双手、止旁等，止旁又讹变为女形，止旁或与頁旁分离移於日旁之下，止有时候又讹变为又、寸，因此小篆“夏”字写法是訛变的结果。从整体来看，古文字中“夏”字形演变源流基本清晰，对此曹定雲的《古文“夏”字考》中有所梳理，可参看。

秦文字用“夏”記录<夏>，战国其余六国文字则用<昰頁>、<妟頁>、<虿頁>、<日虫>、<日虫阝‘邑’>等组合记录<夏>字，这应该是不同系文字用字差异现象所导致。关於“夏”的构字本义，学界尚存争議。关於汉字中“夏”的训释，学界也有诸多不同意見，例如像中国人、舞者容、禹治水、爬虫等。在“夏”字诸多训释中，有学者结合“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孫夏字子西”等材料，认为“西”与“夏”有关。这种观点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包括屈萬里、杨伯峻、裘錫圭等诸多学者皆赞同此说。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也进一步表明“夏”具有“西”意。如春秋晚期的莒子平鐘“聞於夏東”，裘錫圭认为“夏义实与西相近”。清华简《尹誥》“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尹至》“自西捷西邑”。甲骨资料中也多次出现西邑，蔡哲茂将其与《礼记.缁衣》《尚书.太甲》、清华简中的“西邑夏”“西邑”相聯系，认为西邑就是夏，夏是周人对商之前朝的一個称呼。结合六国文字“夏”诸多形体及文献中“夏”可以表示<西邑>来看，我们认为六国文字的“夏”除与<西>关系密切外，也与<邑>的巴在古文字中的分化现象有关。也就是说，六国文字中的‘昰頁’、‘妟頁’、‘虿頁’、‘日虫’、‘日虫阝<邑>’等字，是为了记录与巴有关的<夏>字而造。因此，六国文字“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巴”问题的认识。

另外，在古籍中有一个“昰”字，也可以同“夏”，《集韻.禡韻》“夏，古作昰”；也可以同“是”，例如《集韻.纸韻》“是，《说文》:‘直也。’亦姓。古作昰。”“昰”，就是从日、止的“夏”。从宜黄方言中“是”读“西”的古音来看，其从“是”的“提”亦读作“斜”、“夏”音。因此，宜黄方言读“是”为“西”，读“提”为“斜”表“终结”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馈出宜地人们对“夏”字古音义的保留。我们认为这种音义的保留，很可能来源於宜水地域的古人对於日止表示日落与西方有关的“昰”。“昰”在古籍中有时也被写作“提”(斜)，表示“晦日”指农历月终的一天。如《鹖冠子.王鈇》“家里用提，扁长用旬，鄉師用節，…”。陸佃注:“提，零日也。《公羊传》曰:“提月者，仅逮此月，晦日也，”“夏”是影紐鱼部字，“是”是禪紐支部字，鱼、支语音关系密切，出土文献中舌牙喉关系亦密切。因此，宜黄方言中读“是”为“西”，读“提”为“斜”都保留了最原始的语音之间的关联。因此，六国文字中从日从止的“昰”是“提”(音斜)的本字，例如《安大》简《诗经.葛屦》:“好人寔(提)寔(提)，宛然左辟(臂)”…“要(䌁)之襋(从朸从日止)之，好人服之”。依据宜黄方言保留的古音义，诗中“好人”即指“身体健康的人”，“提提”即指“上下扣挚(絷)打结”的含义，“襋之”同“絷之”，提读踶(踢)的古音，打结读若踶(踢)结，意思是在条状物上打疙瘩。因此，这段诗句是说“健康的人穿针引线，上下絷结，可以来去自如用左臂。……缠绕扣紧，健康的人能够胜任”。按《说文》“提，挈也”。挈古同“锲”。例如：《汉书·叙传上》上有“旦算祀于挈龟。”提也即与缇结的挚(絷)为通假字。挚与絷的通假用例古籍中习见。例如，《战国策.赵策一》:“割挈马兔而西走”。《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割挚马兔而西走”。整理者认为，“挚”与“絷”通假，《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蓦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不如令”。这里的“挚”亦是“絷”的通假字。《说文》絜，麻一絜也。字亦作絜。《通俗文》束缚谓之絜。

《广雅》絜，束也。因此，甲骨文“夏”字的本义也即“提”(絷)的含义，代表古夏时期掌管政权集团的“挚(契)任氏”。综上所得，我们认为夏字初文以提作挚的本义，来源于古代结绳记数的商族有辛氏挚(契)任族。结绳记数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是人类在文字出现之前的一种记录方式。例如，在甲骨文中，数字的“数”，它的右边表示一只手，左边则是一根打了许多绳结的木棍:“数”者，‌持筹握算图结绳而记之也。除了用于记数，结绳通常还能记录其他事情，被赋予各种含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结绳记事”。例如，在中国西南的苗族地区，结绳记谱法用于记录巫师法事歌调的音调高低。和结绳几乎同时或者稍后的一种记数方法，就是书契了。书契，就是刻、划在竹、木、龟甲或者骨头、泥版上留下刻痕，留下“记号”。在甲骨文中有徐寶贵旧释“狒”的字，见於《合》3286、18918卜辞条。从字形分析著手，我们可以看出，其字最上是一人頭形，与夏字所见頭形相类，中间的弗象用绳捆绑住的两根木筹（棍）表‌持筹握算之状，也就是“弗”字。“弗”在甲骨文《合》5775、《合》5130、《合》21727、《合》29084，象用绳索把两根木筹（记数用的木棍）绑在一起的形状，实即“紼”之初文。紼又與芾通，【白虎通】紼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傳】紼，縳也。我们结合《诗经》有云：“朱芾（绋）斯皇，室家君王”及云“赤绋金舃，会同有绎”；“泛泛揚（𧶽）舟（献），绋纚维之”等文献资料，此字应该就是“绋”字的早期形体，与天子朱绋，诸侯赤绋的记载相合，因为此字形跟“夏”很相近，为了区别於“夏”字，为其加注了“弗”（绋），和土（封）的指示符，成为王权象征的紼字，该字也可作为夏字形体为皇家君王持筹握算的摯任氏表意提供了互证。

宜黄县曹洞宗祖庭曹山寺

　　位于宜黄县城西15公里处的曹山寺，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大派系之一的曹洞宗祖庭（发源地）。曹山寺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尤其在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影响极深。

司马迁《史记》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其中，三代之居指的是秦汉之前的夏、商、周三代。这三代也代表了中原王朝的起源。在《诗经.大明》中有段“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的记载，也把三条河流相汇合的地方称为“洽”。这三条汇合的河流指的是哪里呢？诗中的渭水，给我们提供了线索。《前汉·武帝纪》穿漕渠通渭。《注》水转曰漕。漕河是运粮草的河道，又称渭。渭(漕)水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河流，而东河和南河要与由西向东的渭(漕)水相汇合后流入宜黄河的水北下游东涇，才会与《诗经.谷风》中“涇以渭浊，湜湜其沚(京沚)”的记载相吻合，也才会有后世“涇渭分明”的词汇产生。

河流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蓝，许多古老的文明都是从一条河流开始的。当一个国家建立起来后，就会征收粮食赋税，来维持国家对农耕生产和军队物资的供给，也会为避开荒年保障人们生存而积谷防饥，储存粮食。

因为这些原因，一个叫有宜(虞)氏的虞(宜)夏国把粮仓建在了有夏之居的城东河宜水、城南河黄水、城西河曹水，三条河流交汇处偏西的曹(渭)水流域，因为这里的地形避开了每年春季宜水、黄水泛滥时的侵害，也为粮食的水道运输提供了方便。为了避免粮食变潮，在粮仓内，除了铺垫木板作为仓底外，他们还利用芦苇编织的苇苫和苇囊来保护粮食避免受潮，延长粮食的保存时间。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粮仓来自虞夏的诸侯国有莘氏“豕韦”国。之所以称为“豕韦”，一是因为有莘氏以芦苇编织裹粮的器具“韦囊”表示国名“韦”，二是有莘氏以天人合一的观念，把代表西方星宿“天豕”的“豕”用作“天之府库”的粮仓别称。天豕又称奎宿，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它的第三宿称为胃宿，古人以胃宿如同人体胃的作用一样，就像天的仓库屯积粮食。因此，西方曹水又被称为渭水，是源自古代人民对星辰方位的自然崇拜。

2014年，国家文物局和江西省文物局在宜黄县城西，曹水流域的新安村、新斜村和新亭下村发现了众多先秦遗存，并命名为新亭下遗址。新字的本字甲金文写作莘，莘字的出处可追溯到《诗经》《国语》《左传》《庄子》等历史文学著作。《国风.邶风.新台》“新台有泚，河水浼浼”诗中新台也即莘台，《小雅.鱼藻》“鱼在在藻，有莘其尾。”《诗.大雅》“缵女维莘。”《传》太姒国也。《郡国志》郃阳南有古莘国，散宜生为文王求有莘氏女以献纣，即此地也。《水经注》漯水又北绝莘道之西，有莘亭。古籍载，西方，存在一个有莘国，周文王妃太姒为有莘之女，即其国。可見三水相合处的宜黄县西面为掌控国家四时之新的有莘(新)国旧地，而洽水之一的渭水(漕水)一带也是周人早期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洽周”一称可能便与此有关。

在卜辞中习见的“㱿貞”一词，其契文含义当为宜黄方言中所保留的“静貞”一词一样，其含义就是书契的“记号”。我们认为文字比口语晚出得多，在文字的草创时期，他们会从口语谐声的角度，同时注意到此中的参照物的权力象征，作为视祖先崇拜为先导的华夏族，夏(提)字的表音表义的产生，当然离不开夏商时期御用的代表符号，用“提”的音义指代崇拜的母系社会地位极高“挚任”氏，是和其象征王者的权势和高贵身份紧密地配合的结果。

六国文字中的“妟頁”字结构，左边部件可表作“晏”，“晏”在宜黄方言中表示“晚”，与《吕氏春秋.慎小》“二子待君日晏，公不来至”句中的晏字一样表示“日暮”。 因此，“曰虫”、日虫頁”、“日虫⻖<邑﹥”这类日、虫、巴结构的夏字，也与西关系密切。古文字材料中日、虫、邑这种结构有时候也可写作日、它、巴，例如《清华简九.治政》33号简“夏后”之“夏”写作日、它结构。因此，“曰虫”也可作从日，它声。《字彙補》中有一“它頁”字，異文可以写作“施”。“施”在宜黄方言中亦读“西”。在《史记.屈原賈生列传》“庚子日施兮，服集於舍”。这里的“施”也作太阳西斜之意。司馬貞索隐“施”音移。施犹西斜也”。我们认为从日从虫从巴的夏字也是作为夏朝之“夏”的西邑巴人的专造字。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夏朝与位于有夏之居的西邑早商政权集群巴人密切相关。如《世本》:“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帝王世纪》:“帝扃，一名帝禺，或曰高阳。”《尚书.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恊。曰:‘时日曷喪(宜黄方言义“时日转瞬即逝”)’？予及汝皆亡。’”关於夏朝与龙、蛇的传说，文献中也有很多记载。鲧、禹、啓、孔甲等皆与龙蛇有关。例如《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於崇山”，融即祝融，崇山即今崇仁相山至乐安一带(古称巴山郡)，位于宜黄县西南面，为古巴族人聚集地。《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闻一多认为夏人的姓和禹的名，其实都与龙蛇有关，姜亮夫也曾根据相关资料推断夏民族为龙属民族。顧頡刚则说禹或是九鼎上所铸的一种动物，童书業也说“禹为句龙”。吴锐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夏人可以叫天蛇族，认为顧頡刚“禹是一条虫”是一個富有远见卓识的假说，不应予以轻易否定乃至讥笑。王志翔结合大量文献考古材料认为龙蛇为夏人的图腾，《山海经》等相关文献也记载鯀生禹，禹化为黄龍。我们认为《清华简》“夏邦”之“夏”，是在日、虫的基礎上添加意符邑<巴>，也与巴族之巴相关。《说文解字》里说：“巴，虫也。或曰食象蛇。”意思是说，巴是一种虫名。

“巴”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形似一条蛇，篆文中将甲骨文中的形象艺术化，但形式与甲骨文差异并不是很大。隶书中的“巴”就与现代的文字形式很相似了，也只是将曲笔拉直，再将小篆中的一横变成一竖罢了。巴人是最早农耕文明始作者，从甲骨文中所见从虫、它、巴的稺(从它(虫)从手赶花状)、蠾、穉等诸字构形来看，巴族也称天蛇族，都与稻作农耕相关，巴、它、虫所指的天蛇都是稻花粉状的构形，以表飞扬的同株雌雄双体稻花。称为天蛇、龙、虫(花粉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六国文字中的“夏”写作日止、日女、日虫巴等结构是文字理据重构的结果，其与西、与西南巴人始终保持了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夏之居的人们对“夏”为“西土之人”的认识，也彰显了当时宜水西南的曹水流域与崇地(崇仁)、乐安等“西土之人”巴族人的领导標志。古巴山郡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梁陈时，以今之崇仁、丰城、永丰、新淦等县增设巴山郡。巴山郡辖新建、西宁、巴山、大丰、新安、兴平、丰城7县，治乐安公溪古城。陈武帝时巴山郡属高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与临川郡并为抚州。

甲骨文所见从美从頁的字，即表美(養)人之称。《诗.简兮》中所云“西方美人”，实与碩人同，在周朝之前皆指大(太)任。碩人一词在宜黄方言古音里作任性之人，在甲骨文中从頁的字旧释首的字都是以碩字表任性的任姓和国名，这是对早商有辛氏的专称。大任，是任姓挚氏之仲女，原称挚仲任氏，大（音太，与宜黄方言同）任，是史书对她的尊称。周文王是大任之子，史称圣人，因此大任又被称为圣母。

大任是中国历史人物中声望最高的女性名人，在她之前还有几位女性名人，如炎帝之母女登，黄帝之母附宝，帝尧之母庆都，帝舜之母握登，西周始祖姬弃之母姜源，殷商始祖子契之母简狄。现代史学家认为上述女性名人都是母系氏族末期的传说人物，虚实很难考证。大任却是一位有证可查的历史人物，古籍对她的颂词很多：《国语》：“挚畴之国也，由大任。”注：挚为仲虺之后。《诗经•大雅》：“挚仲任氏，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生此文王”。

西周王季娶任姓挚氏生文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现代史学界多有议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季历与商王朝奴隶主贵族中任姓挚氏通婚，积极吸收商人的文化，促进了周族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史学家田昌五说：“王季的妻子挚仲任氏，是任姓挚国的女儿。可能这个挚国为商朝西方的重要支柱，地近于周，故而周能通过同它的婚姻联盟关系孤立商朝，壮大自己的势力”。

六国文字“夏”写作“日虫”，除与“西”关系密切外，也与相关历史传说有关。我们认为“日虫”也是夏朝之“夏”造的专字。从相关文献记载，和甲骨文字“禹”、“黍”、“穉”的构造来看“日虫”与农耕文明始发的“黍”(稻)的培植关系密切。例如甲骨文从它的穉。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我们认为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指:“以河流为文字的示意材料，以相融合的语言音义为书体的示意符号，造字的圣人以三水命名的宜水的宜、黄水的黄、曹水的曹，来表示宜的儀礼之治，黄的治癀之治，以及国家形制萌芽的两曹漕运之治。三种文化延续的是夏商周三代政权治理观念的传承。”也就是说虞(宜)夏之人以虞(宜)夏时期，夏人以所处地域的河流和语言音义来作为造字书体的。

　　古代文献中屡次出现“周人称夏”的记载，如《尚书.康誥》“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帝欽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诗经.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诗经.周颂.思文》“此疆爾界，陈常於时夏。”关於周人称夏问题的解释，学界对其释读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有些学者以为周、夏通婚及周居夏地，所以导致“周人称夏”，此种观点十分正确。从简本《诗经》中所展现的内容，以及“夏”字甲骨文所代表的有夏之居的早商时期的商人“碩人”代表“太任”所指来看，古“夏”字的不同形体结构是文字分化和理据重构的结果，其与“西”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有夏之居的人们对“夏”的认识，即“夏”与“西邑”有关，“夏”是位於西方的巴人政权通称。

曹溪新安村、新斜村、新亭下村和四三位村之间的宜黄县高速站

宜黄县曹溪的新安村、新斜村和四三位村名称由来。

新(辛)斜(夏)之称:在去曹洞宗祖庭曹山寺的曹溪旁，有一个地名新斜的小村，这个名称的来历，产生于有夏时期商族有辛氏的称谓，名曰新(辛)夏(斜)。斜、夏音义相同，六国文字的夏字都是从昰从頁，同指有辛(莘)氏。

四三位之称:在去曹山寺的曹溪旁，有一个地名四三位的小村，这个名称的来历，产生于道教的阴阳之术语。《易经》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用阴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三候为一气，三十天为一月，三个月一个季度。三，倍之，则为六，六位，六爻，六气；再倍之，则为十二，十二个时辰，十二个月，十二经脉；再倍之则为二十四，如二十四节气。可见在时间演绎上是以3为基数，以易经模式演绎的。而地理方位，则以4为基数，为四方，四正四维，加中宫则与九宫八卦对应，再三之，四三之，则为十二地支。可见在空间演绎上是以4为基数，以易经模式和玄经模式联合演绎的。四三位正是古人从时间与空间上演绎的十二时辰、十二个月起始之称。

新安曹氏:在去曹山寺的曹溪旁，有一个有叫新安的小村庄，这里是最古老的新安曹氏起源地。新安曹姓以周文王第六子叔振铎为曹姓最先始祖。唐末，青州曹尚贤避地休宁，传4世，其裔迁绩溪峪岭北；宋初，曹仲珍由婺源迁入，居旺川。曹姓分布旺川、花楼、莲坑等地。

从甲骨文字“我”与“宜”的通假，到《诗经》中的“我”与“宜”的互借。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一下宜字为第一人称代词在卜辞中的记录。

　 “我”是殷墟甲骨文中的常见字，凡1200余例，在殷商甲骨卜辞中的用法前辈学者例举有三:①第一人称代词；②族地名、人名；③借作宜。

文字学家裘锡圭早就指出，卜辞中“我”和“娥”常读作“宜”，在“求雨我、求年我”之类的卜辞中表福宜之义，在战争类的卜辞中表示作战的适宜机会。他说:“在古代，‘宜’和从‘宜’声的‘谊’，跟‘義’是通用字……‘義’从‘我’声，所以‘我’和从‘我’声的‘娥’可以读为‘宜’。”

“我”与“宜”在卜辞中的互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提示，“我”可能是作为王权群体的代称与这个群体所处的宜地或宜水流域来作互指。

赵伟先生在《殷墟甲骨文中“我”的用法分析》中提到，在宾组和历组卜辞中有一个从我而追加囗旁的字，可能是为“宜”这个词专门造的一个字。另外，历一类卜辞有两个从我从王的字，他也认为或释为“我王”之合文。他对花东卜辞中从我从宜，或我字下所从宜字加水旁的这种构形方法，以为多作地名或河名，故而可加上“水”符。

我们认为，赵伟先生提到的上述诸字其实都是以“我”字为主体，外加指示符来作指向性目的。譬如，以“我”字为主体外加“宜”、或加“从水的宜”、或加“口”、或加“王”的构形，或加“京”的构形，都是用来表示“宜地”、“宜水”、“宜邑(雝)地”、“王畿地”、“京師”即“我”(夏王权)的群体区域。

这种文字的构形形式和思想意识借用曹洞宗《宝镜三昧歌》中的一段话来表述会非常贴切。“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婴儿，五相完具。不去不来，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无句，终不得物，语未正故。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

下图:以我为主体，外加区域指示符的我字(依次为①②③④⑤)

注:①[合集.32444]从王畿地的我字。②[合集.27972]从宜水域的我字。③[合集.6057]从宜地的我字。④[合集.718正]从京師的我字。⑤[诂林:.2458]从宜邑的我字。

宜黄县曹山寺

　　宜侯夨（cè）簋（guǐ），是西周早期青铜器。宜侯夨簋于1954年6月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共有铭文120余字。 大意为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赏赐他鬯酒（一种香酒）、铜器、弓箭和土田、山川、奴隶等。作器者夨原为虞侯，改封为宜侯。关于宜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史学界一直都有争议。

在《诗经.文王》中有句“有虞殷自天”，在左传.哀公一年中曾说到舜的后代叫有虞，在夏朝做虞的君主。此外又有若干周代的文献有不同於尚书的记载，说有虞氏在夏朝之前真是一個朝代。由语言可知，有虞氏即有宜氏，从甲骨卜辞中我与宜的通假以及宜字以夏代礼器牙璋来作象形符号来看，宜也可作为夏王权的代称。诗中“有虞”和“殷”和“文王”连在一起，不能说是偶合，而是在有虞(宜)时期，周部族文王承其先祖后稷之职掌管虞夏的农耕生产，殷部族太姒父曹圉承其先祖商均之职掌管虞夏的粮物储备。因此，这句诗的意思是:“有虞(最早的朝代夏)和殷(室)来自上天(就是受天之命的意思)。我们发现古人创造文字时采取了以天命名、以地命名相叠加作同一个含义的指向。如在天称虞(甲金文虞字从虎从天)，在地称宜，可能是“天人合一”的造字思维的表达方式。

有了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就能够理解诗经《商颂.玄鸟》“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这段话中的含义，“咸宜”古指“箴虞”，也即《左传.襄公四年》所载的“虞人之箴”。箴，古代文体的一种，内容以规劝告诫为主。这段话是说，“殷受天命要以有虞(夏朝)为鉴”，我们重新回到《诗经.文王》“有虞殷自天”的上一句“宜鉴于殷，駿命不易”。这句中的“宜”等同于“有虞”也即虞夏的代称。《诗经.蕩》“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的夏指的也是宜，宜也指代有虞。“虎”和“虞”、“虞”和“宜”的关联性，同时亦可成为支持虎方为宜水流域的假设之原因。在传世文献中，“虞”为舜帝的朝号，而“咸宜”又被称为“有虞”，指涉宜水的地域范围。虽然后期对传世文献的诠释经常把舜的活动地解释成河南、山西地区，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隐藏着后期神话遭到人为修改，以及涉及殷周以来统治中心位于黄河流域的因素，并更加表达东汉以来以洛阳为天下中心的意识形态，所以记载过去历史时便把殷周以来的统治中心连接到记录者的国家中心。

总之，所有的资料都给我们指向鄱赣的地域。《春秋左传.哀公.四年》载:“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李学勤先生认为，“夷虎”即是商周虎方先民。虎方为鄱赣地区的国家可能性很大，在甲骨文字材料的刻画中我们能够从中得到绝对的答案。

　　这件伏鸟双尾青铜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的青铜虎，有“虎王”的美誉，是商代青铜铸造艺术的辉煌之作。青铜虎体型粗壮，虎头平视，静伏蹲立，有蓄势待发之动势，尽显霸王之气。虎背上站立一只朱雀，后面长着卷起的双尾(双谓)。造型含义也即《诗经.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的内涵再现，指殷商(玄鸟，又称凫鹥‘五采凤凰’)降落在奎宿西方白虎夏都的双称谓之地[虞地、宜地]，而造就了商人与巴族的兴起。

“虎”元素的青铜器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墓地共出土了56件，有专家据此推测，在江西吉安新干县大洋洲镇发现的牛城遗址，就是商代甲骨文中提到以虎为图腾的“虎方”巴族国。

　　在诗经《公刘》篇中，我们可以获取韦豕国开国时在渭水流域积谷防饥，造仓存粮的远古信息。例如“迺埸迺疆，迺積迺仓，迺裹餱糧，于橐于囊”。诗中描述人们热热闹闹，忙前忙后在宜地京師相依托的曹水旁建造粮仓的场景。“篤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读卑)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这段描述的后一句“乃造其曹，執豕于牢。”各家解说，互有不同，其实两句联缀在一起就比较好理解了。如句中前一句的曹和后一句出现的執，都是有指向性的。執在甲骨文中与挚和圉是同一个字，因此有辛氏的女儿周文王之母挚任，就是執任的含义引申，挚任的含义就是积善持家，掌管国之粮倉财务的职务、职任的。“曹執(曹圉)”与“挚任”表提(踶)结记事以记录仓储东西每日进出是同样的含义，如夏代商国国君叫曹圉(執、挚)，说明夏代商国国君是管天下粮食财务的官，并以挚为氏的。诗经中的“造曹”也即指建造粮库和圈养动物的“牢”(牛羊圈)，如盛牲畜饲料的长条形器具叫猪槽、马槽，盛饮料或液体的器具叫酒槽、水槽，两边高中间凹下的部分也叫槽。《前汉·武帝纪》穿漕渠通渭。《注》水转曰漕。漕河是运粮草的河道，又称渭。

在甲骨文中“曹”字的构形取义来自甲骨文“橐”字(《甲骨文诂林》3187)的双组合，像两个東字的形状“㯥”，甲骨文这个曹字即是两个韦囊的象形，也即《诗.公刘》中所唱的“迺裹餱糧，于橐于囊。”甲骨文“東”字作橐(囊)形，甲骨文“西”字作盖粮的苇席(席苫)形。曹洞宗祖师石头迁希的《参同契》有云“竺(笃)者大仙心，东西相秘付”，句中的东西二字来意我们参同契文(甲骨文)所造的东、西二字，其构形正是以有莘国(殷商)保护粮食避免受潮的韦(苇)囊和韦(苇)苫来表示。可见曹洞宗所传承的“五位君臣说”、“回互之说”也因为有了有辛氏挚任的“提(踶)结记事”记录每日太阳的东西方位才有了偏中正、正中偏的五位观念，才有了三横二间爻卦之符的回互之说，也才有了我们所見到的河图络书，都是由提(踶)结相连的绳结记号来表示。

　　其实，我们把诗经《生民》《公刘》《绵》《皇矣》《文王》《简兮》诸篇相联缀，俨然形成一组曹(渭)水之畔有莘氏豕韦国的开国史诗。从始祖后稷(弃)诞生，经营农业到公刘迁豳(豕韦)，如《诗经.大雅.大明》“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诗经.国风.泉水》“思須(盨)与漕，我心悠悠。”《诗经.简兮》“山有榛，湿有苓。芸谁思之，西方美人兮。”《诗.大明.文王》:““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献，斗献)为梁，不(丕，大)显其光。”《诗经.大明.文王》“挚仲氏任，自彼 殷商，来嫁于 周。”《大雅·文王之什·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大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综合诗中这些线索，大意就是周文王(西伯)之父季历娶了西方渭水的殷商女子，有莘氏姑娘太任，与王成双配对生下周文王。因此，在诗经中周王族后人常以良(養)人、美(養)人来称谓太任，太任在有夏时期掌官国家财政倉储的商族。因此，太任也即后世之称的西王母。

甲骨文頁字作大头小孩形以表“碩人”的任性、恣睢意。在甲骨卜辞中亦借作“夏”，如《合集》22215:<五子祭頁(夏)>二見。曹洞宗《宝镜三昧歌》云“汝正是渠(夏)，渠(夏)不是汝。如世婴儿，五相完备”。[诗云“夏屋渠渠”]商族当以王权初始，托婴儿之像表示国之初成。

　　综上所得，我们认为六国文字中的‘昰頁’、‘妟頁’、‘虿頁’、‘日虫’、‘日虫阝<邑>’等字，也是为了记录与“頁”有关的<夏>字而造。因此，六国文字“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頁”问题的认识。甲骨文中从日从頁的“夏”，以及从日从止的昰之“夏”当为“絷”字的通假字“挚”，是表“挚任氏”的政权终结者的专用字。或以日表示太(太阳)，以頁表示碩人 (大任)。人上的大目有分开之形又作盼意，盼在古文字中表示看重的意思。文字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因此，甲骨文中的象形和音义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所象之物事的形态及含义，以往对甲骨文“夏”字的讨论不过是一些推测。所以，通过方言中的古音义保留，我们认为在卜辞中“夏”字多用作大(太)任专用名，以代表有辛国的早商时期母系政权人物“挚任”，也用作大邑商、西邑、西夏的夏朝之夏。在《合集》 27718、27720、27721、27722、27724、27726、28001等卜辞中“夏正(貞)”习见，表夏以孟春为正月的记录。貞是鼎的分化再造字，貞又是真的来源，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贞的意思为正。古人是以贞卜来断天下事，故以贞为正(证)。因此夏字多用在卜辞为夏正之夏，表夏历正月。例如:《合集》28001:①壬寅卜，夏貞(正)，翌日癸卯王其来春(合文，从春从止)。②丁未卜，夏貞(正)，危方萑新家今秋王其比(次)。

时至今天，在宜黄县城西面，那条由西向东的曹溪流经处，依然保留着新(莘)安村、新(莘)斜(夏)村、新(莘)亭下村、倉前村、倉门下村、官倉前村、官倉村、殷坊村、盧曹村、席氏瑜(浴)源村等远古有莘国仓储之名，这些村庄沟渎之间曹水流经的地方，也许就是让无数的中国文人为之魂牵梦绕的“有夏之居”。《结夏字偈》：“世人不识连山易，莲山归藏为荷玉。曹峰荷泑一周遭，東西回互五位㯥（傮）。”注：曹山又称荷玉山（唐之前有荷王观）。宗教象征中，《道教五供之花》明确分野——佛门供莲，道门奉荷。

宜黄县新石器时期至夏、早商、商周先秦文化遗存

三水相洽的寅城宜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