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益庄知青集体户简史

一杯咖啡两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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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知青的文章太多了，但多为个人的、生活片段回忆。而扎旗北京知青集体户简史却不同，是以集体户的视角来叙述那段历史，这也像是一份份社会调查报告。当然，这不是出自专业人员之手，不能要求过高。但由当事人执笔，而且各集体户几乎全体成员都参与其中，这样写“史”，太少见了。

　　“简史”覆盖全过程：自成立起至最后一名成员离开。“简史”简要概括全程中的重要之事，没有过多注重细节。视角更宽、更全面、更客观。

　　“简史”反映了这批北京知青当年的生活状况、思想变化，也折射了当年农村基层党组织、生产队的管理水平，农村集体经济、文教、卫生事业的状态。

　　 知青已成历史，但乡亲们还在那儿。“简史”不仅仅属于知青，也属于扎旗。如入地方志，哪怕是做为附件，也会有价值。

—— 张小群
（扎旗巨力河公社中心屯大队知青）

三益庄知青集体户简史

落户三益庄

1968 年 8 月 31 日，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巨日合公社的一个有六七十户人口的小村落三益庄，敲锣打鼓的村民们接纳了 15 名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他们是数天前（ 8 月 26 日 ）始发于北京站的一列满载北京中学生赴草原专列上的乘客。

　　来到三益庄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女生有 10 名，她们是：张燕霞、刘季真、李越、谭颖、郑国安、韩娥、尤秉怡、孟祥君、张红、徐萍。其中 9 名是北京三十六中 1966、1967届初中生，1 名为 1970 届中学生。男生有 5 名，他们是：范汝倖、刘连生、徐宝奎、孟祥永、李宝山。其中 1966 届 2 人、1968 届 1 人、1969 届 2 人。北京四十一中 1966 届高中毕业生范汝倖是集体户唯一的高中生，也是集体户的户长，韩娥是副户长。当时 15 人中年龄最大的 21 岁，最小的仅有 14 岁。

三益庄女知青

三益庄村坐落在两道山丘草原中间，以农业种植为主业。行政管理级别是人民公社建制的第二层 —— 生产大队。大队党支书是张宝玉，大队长是赵汉青。大队将队部一排土房中的四间分给集体户使用。顶西墙一间房有一铺炕是 5 名男生的宿舍，对面两间房两铺炕住 10 名女生。门道一明间两灶做饭、烧炕，可算是食堂。在集体户存续的五年多里，没有再盖新的户舍。第一年吃国家商品粮补贴期间，大队社员张宝金给集体户做饭，他的善良、诚实得到知青一致认可。

　　15 名知青被分到一队和二队两个小队。每个小队给知青各指派了一名老诚持重、农技经验丰富的贫下中农代表，一队李凤山，二队李振清，负责知青的再教育。

思想教育和社会调查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是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在文革期间学校就很重视“忆苦思甜”一类的思想教育内容。但是知青们到农村后，却惊讶地发现贫协委员透露给知青的竟是在地主家干活“有吃有喝”，而“最苦”的时间点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大食堂”的阶段。这在知青们心中引起很大震动。知青在走访村中其他老贫雇农，进行社会调查过程中，发现老人们似乎对所谓“阶级斗争”讳莫如深，没有人指控本村有阶级压迫。
直到半个世纪后的 2018 年，扎旗北京知青整理插队简史，人们才从原北京知青王朴生为本公社三合屯整理的村史中找到了答案或线索：

　　1947 年土地改革前，刘国学一直是北京程二爷在三合屯的代理人。他本人住在三益庄村，对三合屯的开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据说刘国学替北京程二爷收来地租，在那以物易物的年代根本无法兑换成货币，只能把粮食全部贮藏在地窖里。缺粮的农民前来借粮，没有不应允的。故而刘国学在民间留下了不错的口碑。当时无力偿还的债务，到土改时皆一笔勾销。土改时刘国学被农会划为“经营地主”的成分，因为没有民愤，未受到残酷斗争。

现年 68 岁的村民单玉堂回忆，村里有两户地主，“没开过批斗会，只是开会让四类分子打扫过大街。”

上述信息可以追溯到 1947 年土改前，加上知青插队以来可以佐证的岁月，共计七十余年时间，说明当年贫协委员给知青忆苦思甜时说的是实话。三益庄虽然贫困，历经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但没有发生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村民一直秉持古朴的善良和信义。今天看来，正是这种村风，在当年经历过文革疾风暴雨冲击的都市学生头脑中起到了“减压”作用。

劳动之余的开心时刻

勇闯劳动关

我们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这代青年确实具备吃苦耐劳的群体特征。进村第三天，知青们就参加收割了。开始和生产队里小尕子一样，每人割一根垄，计半个工分。很快男生们先适应了大劳力的活计，九个大女生渐渐也跟上了趟子，大家都挣上整工分了。这急坏了还留在“半拉子”群里的徐萍小妹。她虽然只有 14 岁，个头却不小。她长在中国评剧团宿舍院里，不娇气，干起活来不服输。 就找生产队长“理论”，队长看她确实能干，只好放她随成人一块干活了。

　　
　　1968 年从秋收、打场干起，样样农活知青都是从头学。一开始，有人累得第二天起不来炕，但都咬牙挺过来了，大干了整四个月。二队那年一个工日折合 0.64 元。一个秋收下来，男生最高的挣了二十几块，女生挣了十几块钱。对大多数知青来说，这是人生第一次拿到劳动报酬。

扛着锄头的李越

按上级统一安排，这一年猫冬的时候，大队只批准了四个人回家探亲，其余的人留在村里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

1969 年一季度，在革命化春节期间，户长范汝倖带着孟祥永和刘季真、孟祥君两个女生承接了给牲口铡草的任务，对这次的考验他至今难忘：“半天就铡出一屋子草。在三个月时间里，带上口罩喘不过气来，不带口罩鼻子、嗓子眼都是黑的，我们一天天坚持着挺过来了。”

谭颖记述：“冬季很冷，原本没什么农活儿，一队知青主动要求队长派活儿，傅宏春队长考虑后就派知青去牛圈捡粪。寒冬腊月早晨吃过饭后，七个知青先到仓库找保管员马玉银借工具，保管却说，捡牛粪用不着工具，也没再多解释什么就走了。我们来到牛圈，牛已被赶上山了，天冷，新鲜的牛粪已被冻成了一个个冰坨子，大家傻愣愣地站着不知这个活儿如何干。很快傅队长回来了，见我们站在那里，就问：咋还没开始干呢？我们回答：保管没借给工具咋干呢？付队长说：这活儿用不着工具。说着蹲下来，两只手捡起牛粪往一块堆。动作很麻利。大伙儿一下子愣住了 —— 牛粪怎么可以直接下手捡呢？”“牛粪对庄户人来说可是好东西！”傅队长边干边说，“当柴烧、抺囤子，全行。”听了他的话，知青们陆续蹲下，学着他干了起来。实际上心里还是别扭。中午回到宿舍，反复洗手，吃饭时还是觉得手上有粪味儿，时间长了才慢慢适应。

啃苞米的感觉

往后又学会了割荆条编囤子，把捡拾来的新鲜牛粪抹在囤子的缝隙间，待晾干后，用它来装粮食非常实用。从此也感觉不出牛粪的臭味儿了。

　　紧接着是春耕。孟祥永的打油诗自曝 17 岁时的自己：

春风徐，反穿着皮裤跟木犁；
破棉袄，丈长布带腰里系。
播种撒粪咱不差事，
少挣两分有些不服气。

夏锄时节最难过的数薅草。骑着垄背，两手分开在两条垄上，边拔草，边间苗，蹲着往前走。一条垄有一里地长，蹲着走不动了，就爬着走。社员小姑娘蹭蹭薅几把就跑前边去了，男生们喘着气也撵不上，到头的社员和青年再回头来接趟子，帮助知青干完。

又到秋收，打场，重复的是上一年的劳作。

经历了一年的春种秋收，大家亲眼见到集体的大田耕作粗放，庄稼长势明显赶不上自留地。

直面生活挑战

从北京来到内蒙草原，经济、文化和习俗上的落差的确不小，甚至点灯、如厕的方式一夜之间都倒退到古代。以前在京城上学，生活上有家人帮忙。到集体户了，用水要自己挑，烧柴要自己砍，吃面要自己推碾子…… 大家从潜意识里都明白：没有退路！北京那里，学校已停课，工厂不招工，身后不知道还有多少届学生要继续上山下乡之路。粮户关系已经转出，爹妈的定量养不起成年儿女，更何况有些人的父母正遭际沉沦。

烧火做饭的谭颖

在国家一年补贴将要停止前，大家学会了挑水、砍柴、推碾子、轧面等等，能够自己面对生活了。

　　这一年集体户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张燕霞依法登记结婚，时间是 1969 年春节过后，新郎是本村精壮劳动力，帅小伙单玉堂。在过“革命化春节”期间，大队组织的晚间集体学习会上，两人互生情愫。结婚之日，集体户娘家人一早送亲，“落忙”，在老单家喝了喜酒。有女生触景生情，喜极而悲。

第二件事是集体户分伙。1969 年 9 月底，国家对知青为期一年的粮食补助到期，10 月份就该开始吃生产队打下的粮食了，生产队也撤回了做饭的大师傅。在分新粮之前，集体户已无存粮，三益庄大队长杨国树从三队地铺拉来五百斤小米,给集体户应急。大概又坚持了一个月左右，新粮还没打下来。不得已，集体户分成三把伙，各起炉灶，借粮渡难关。等秕子粮先分进户的时候，粮荒才解除。

秋粮分到户，村民带着知青去割荆条，手把手教给怎样编粮囤。新粮装满囤，知青们又在在大娘、大嫂们指导下腌菜，晾干菜，为来年过日子打基础。

1969 年春旱，收成不佳，印象里所在生产队每工日分值大概三毛几分钱。不过大家对过苦日子已经有了思想准备。

喂猪

新社员的日子

1970 年开春，知青探亲回来，一边投入春耕大忙，一边搞集体户基本建设。农村的土房每年雨季前都要抹房顶，在男生少的情况下，女生也端起泥叉子，和泥，扔泥上房，抹屋顶。 由于知青们没有分上自留地，前期吃菜、吃酱得花钱去个人家买。这一春，大家抽空，一点点把断壁残墙的大队部院套修整成了一个菜园子，安上门，打上垄，开了渠，种上了瓜菜。从此新鲜蔬菜吃不完，粮食也够用了，还学会了做大酱，又养了两只猪崽。有女生自己搓麻绳，跟嫂子大姐们学做鞋子。为这，孟祥永回京探亲期间还和父亲一起制作了一台纺线车。

　　郑国安用她那练过十年钢琴的纤纤手指干农活儿，编筐，搓麻，纳鞋底，做布鞋。她说：“这些本事我终身受用。”

郑国安挑水

跨过两个年头，知青们身体成长了，表现成熟了，开始展示力量。

　　4 月，范汝倖主动请缨，随牧业队往西部草场放牧马和牛。他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从此，草原上多了一个手捧英文书，肩背小提琴的知青牧马人。”他写文章回顾那段游牧生活，充满了激情：在碧波万顷连绵起伏的茫茫草原上，如同投入大海怀抱。“我们和马帮、牛群同饮一条小溪水”，“经历乌云滚滚，电闪雷鸣”，常常与狼为伍，一幕幕狂野搏击的情景，让他至今刻骨铭心。

谭颖在 1970 年被大队正式选定为赤脚医生。她回忆：“插队后，没过多久，便了解到三益庄乡亲们有病时经常抗着不去治，甚至连药都不吃。原因一是医院距离太远，二是没钱。偶尔会有知青把带来的药送给他们，但也解决不了大问题。这让我萌发了学习一些医学知识，为乡亲们解除病痛的想法。”

1969 年回京探亲期间，谭颖常常跑 301 医院针灸科门诊室，偷着学扎针炙。当时文革期间医院管理混乱，针炙科设在院外搭的简易棚里，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入，医生不知道谭颖站在旁边干什么，也不轰她。她回家在自己身上试着行针。就这样，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针炙技术。后来，又赶上北京美术馆举办中医中药展览，谭颖跑去参观了好几遍，並作了笔记。离京之前，买了针炙包及不同型号的银针。后来大队又让她从北京买回些简单医疗器械。谭颖当上赤脚医生后，参加过在新立屯举办的医疗培训班，由联合屯医院几位来自天津“六二六”医疗队的医生授课，学习了对农村常见病的诊断、治疗、中草药辨识及制作针剂的方法等等。

结束学习回到村里，赶上老乡有个头疼脑热需要打针吃药的，或胳膊疼、腿疼可以针灸疗治的，谭颖就主动上门，小病不用出村了，老百姓很愿意接受。

1970 年，尤秉怡当上了二队妇女队长兼记工员，刘季真、刘连生、徐宝奎被队长指派去看青。这些事让知青来做，一是因为知青做事认真，二是人际关系简单，可以不徇私情。

尤秉怡说：“有一回记工分的时候，一个好斗的男社员开口就跟我报高分，见我没按他的意思办，指着我的鼻子狠狠地说，你不就是个记豆腐账的吗！众目睽睽之下我没让步，以后就没人找我这个记豆腐账的耍威风了。”

刘连生记得，看青的时候，队里分配两个男生一人一把火枪。刘季真回忆：“大队会计张振山教我看青，让准备一小本，记录谁家的猪谁家的驴进了地，年底结算扣牲畜主人的工分。我接了任务，认认真真地干起来。进地里乱啃的主要还是猪，开始认不清猪是哪家的。时间长了，老远就认出了谁家猪又进地了，将猪赶回主人家。年底小本记了不少，但没有队干部过问过。我明白了，也就是起震慑作用，不动真格的。这一年刘季真一直看青到秋收前。为阻止邻村人进村割草，还得罪了那村的一位作业队长。

筑路、修桥工地、突发事件现场上战天斗地。

9 月到 10 月，刘连生、徐宝奎参加修路。以后集体户有男生的年份，筑路、修桥工地上都曾闪现过他们五个人的身影。据孟祥永回忆：“有一年 10 月份在乌力吉木仁修桥，垒坝开渠引流时，渠开浅了，水流不畅，眼见坝要被憋塌，在场的各村知青率先跳入拔凉的水中奋勇堵管涌。不会水的拴上绳子，带头的是联合屯的一位知青。岸边的人递给水中人沙袋，我们抱上沙袋一个猛子扎入管涌周边填下沙袋，顿时觉得腿往管涌里吸，真险啊！上岸的时候，冷得浑身哆嗦成一团了。”

　　那个时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学生们的座右铭。女生也不示弱，大家回忆，曾两次经历火情，一次水患，一次紧急输血，孟祥君等人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救援。

文艺宣传和政治遭遇

三益庄集体户原本就有几位学校宣传队的文艺骨干。插队到农村，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匮乏。逢闲暇、节日时，大家会一起操琴歌唱，宣泄苦闷乡愁。第一次给乡亲们演节目，是应邀参加一位社员的婚礼，凑了几个小节目，有孟祥君的独唱，李越的京剧清唱，范汝倖的小提琴独奏，张红、刘季真、徐萍等几个人的群舞《草原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给婚礼增添了喜庆，观众和演员都很高兴。

　　之后，在集体户人丁兴旺的两三年里，都会排练一场小节目，在夏季农闲的傍晚与社员们同乐，还与邻村必喜集体户联合在两个村演出过。知青的文艺演出，就像电影队、乌兰牧骑进村一样，也是村里的热闹事。样板戏红火的时候，还排过《红灯记》片段，李越扮铁梅，孟祥永演李玉和，刘季真演李奶奶。

左至右：前排 谭颖、尤秉怡，

后排 李越、孟祥君、刘季真、徐萍

　　夏季里，范汝倖第一个被推荐工作，去鲁北教书 —— 是人人羡慕的一份高尚职业。结果政审不合格，铩羽而归。他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 —— 七十里归途在马车上足足晃了一天。

　　打秋后，村里又推荐刘季真、尤秉怡去鲁北招工，又遭遇政审不合格的厄运，灰头土脸地回到村里，心凉得像鲁北红旗旅社的冷炕一样。

“可惜浪费了宝贵的名额！”当时几位当事人的心情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入团、入伍、甚至申请去兵团都遭拒，一次次的政审碰壁令人沮丧。很多人弄不懂，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还组织到天安门游行，声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怎么同样成长在红旗下，有人就成了劣等公民了呢？！

小村的干部群众和集体户的其他成员都以平静的态度面对碰壁者的归来，几个人的心情也渐渐松弛了下来。多年来，这些知青一直感恩那些遵循着“天道酬勤”的传统理念、困顿中不失善良地对待自己的村民。刘季真说：“他们从来没因为我们不会干活儿瞧不起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出身不好歧视过我们。”谭颖、李越、尤秉怡被两个生产队派给集体户的贫下中农代表家庭认作干姐妹、干闺女，在生产、生活上给予帮助。回城后，谭颖、李越也多次资助了有困难的村民姐妹。

道别与坚守

道别的日子是从 1970 年 7 月张红第一个去当兵开始的。她在广州军区入伍，是广州军医学院文艺兵。

　　1970 年 12 月李宝山在扎旗报名参军，分配到吉林省嫩江市铁道兵部队。

1970 年底，刘连生、徐宝奎参加工作，分配到哲盟 202 地质队。孟祥永去扎旗联合屯煤矿当临时工，1972 年在知青办当年领导的力荐下，和其他几个本地城镇子弟一起招工进了通辽拖拉机修配厂。

1971 年春天学校开学的时候，尤秉怡当上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负责一年级和五年级的全科教学。

尤秉怡回忆道：“班级里孩子们年龄参差不齐。低年级的孩子天真活泼，特别想表达他们对老师的爱戴。为解决教室取暖，师生们上山弄骆驼蒿子，几个小不点争着把他们捡到的柴火往我筐里送，筐满得我都挑不动。五年级里有两个男孩，渴望了解外界的神情让我吃惊。其中有一个叫满仓，听说他后来在外边当上了校长。那时我想，走不了，留下来就做中国的乡村女教师吧。”

盛夏一场雹灾，断送了知青插队以来的第一个丰年，田地里一片肃杀景象。吃返销粮确定无疑了（返销粮是国家从农村征购来又销售到乡村中缺粮生产队和农户的粮食）。

遭雹灾以后，公社组织了一次知青文艺汇演。11 月尤秉怡被扎旗乌兰牧骑抽调试用，后留用。

范汝倖 1971 年 7～9 月到乌勒根他拉出民工修桥三个月，12 月招工去了通化钢铁厂。

此时，三益庄集体户 5 名男生已全部离户。

一场以“打击反革命破坏、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为目标的“一打三反”运动在扎旗铺开后，年底公社抽调一批知青参加宣传队，韩娥、谭颖、孟祥君、刘季真、李越分散去了扎旗各单位搞运动。谭颖回忆：“我和另两位知青被派到了扎旗乳品厂，和当时的厂领导、工人们天天开会学习。我主要负责每天的会议记录及配合财务查账，一笔笔审核过去多年的账目。”

1972 年 5 月，“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宣传队人员归队。秋季，刘季真担任了民办教师，在村小学开始任教。

1972 年 12 月，谭颖转河北衡水任小学教师。

“冬天只剩我和孟祥君了，” 刘季真回忆说：“我俩上山砍了二十天柴。把在山上砍下来的柴，用行李绳捆好，推下沟底，再由沟底一点点抱上沟帮平地，那么大一堆呀！找到傅宏春队长要车，要车老板。傅队长二话没说答应下来。”车老板赵四一个人连装带赶车，帮助知青结结实实拉回一大车榛柴。轧碾子借他家的小毛驴用，他媳妇虽不大情愿，他也一口答应了。冬天刘季真和孟祥君到井边挑水，井口结着厚厚的冰，比平地高出一大截，只要遇到有男社员挑水，男社员一定会帮忙把桶打满水，提到平地上。

此时，三益庄已经连续两年吃返销粮了。几乎家家都欠队里的口粮钱，知青也不例外。国家照顾知青，每人每年分毛粮 650 斤，应该掏钱更多。那年月工分不值钱，根本掙不回口粮。村里不得不卖掉牧业队很多牲畜去买回村民的口粮。牧业队有一头驴，原本知青可借用轧碾子，也卖掉了。没了驴，轧碾子只好抱碾棍了。

生计无着，前途渺茫，年龄越来越大，坚守的人无不焦虑。

1973 年 9 月，韩娥上通辽农机学校。

同年12月，李越转河北定州参加工作。

年底上级要求知青并户。1974 年后，根据上级要求，三益庄集体户并入邻村必喜大队集体户。当时，因为郑国安、徐萍在京未归，实际并入必喜集体户的只有刘季真、孟祥君两人。至此，三益庄集体户撤户。

1974 年 4 月，徐萍病退回京，进北京油泵厂工作。同年 7 月，孟祥君转河北插队后工作。

1975 年，刘季真进通辽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本公社三合屯小学任公办教师。 1979 年知青大返城时期，她和尚留扎旗或工作或插队的一大批同学在扎旗知青办帮助下，同期返回北京。

1978 年 12 月，郑国安转插河南濮阳，1979 年通过病退调回北京。这位当年的琴童说：“我 1977 年才恢复练琴，师从著名钢琴家石叔诚先生。找回了北京户口后，才开始堂堂正正做人、找工作。”几经辗转，她考入北京舞蹈学院，成为人民教师。

1979 年 2 月，已经和三益庄男青年结合的张燕霞成为村完小教师，后通过考试转为领取工薪的公办教师，直到 1993 年举家迁回北京。她是坚守到最后的三益庄集体户成员。

三益庄知青们特别感谢扎旗知青办诸位领导和工作人员，那些年知青办成了众知青的“娘家”，一直陪伴着大家。遭遇雹灾的时候进户探望，帮大家争出路，跑名额，最后，送大家全数返城。

后 记

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别时点上，我们这一群被冠名“知青”的人被那场史无前例的狂澜卷入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当中，作为他们中的成员参与了社会实践。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了“阶级斗争”、“集体经济”、“三大差别”在农村的现状，清醒了头脑，磨砺了体肤，成为新中国建政后最能吃苦的一代建设者。大多数人又在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拐点 —— 改革开放大潮到来的时候被带回了原点，开始了再一次的激流勇进。然而，对于土地的眷恋已深埋知青心中。潮起潮落，回环往复，上山下乡可以说是带走了大约两千万人的青春。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代知青正慢慢老去。究竟应该对自己逝去的青春说“无悔”还是道“无奈”？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

三益庄知青集体撰稿

2018 年 4 月 15 日 定稿

文中老照片为三益庄知青的珍藏



本文选自

内蒙古扎鲁特旗北京知青集体创作的

《 集体户简史 》卷三

原巨力河公社知青集体户简史

图文编辑 / 一杯咖啡两块糖

2025 . 07 . 20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