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李井泉

周囯祥

　　李井泉是我家乡人，也是我的前辈校友，我曾多次到其故居参观学习。李井泉是我们抚州临川人的荣耀，也是我心中景仰的临川才俊，他怀揣革命志向，去笔从戎，从临川小村落走向革命大舞台，为党和人民事业战斗一生，奋斗一生。

　　李井泉故居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唱凯镇艾巷村委会仓下李家村，始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为砖木结构赣派建筑，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该建筑于1980年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3月升级为第六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故居现存李井泉生平事迹展陈，2000年被列为抚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通过修缮提升，成为江西省红色名村建设的核心载体。

　　一、战争年代

李井泉，1909年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父亲是小学老师。1926年，李井泉考上设在抚州城内的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抚州一中)，当时他的国语教师章涤昌是北京师大毕业的，也是李大钊的学生，受其影响，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27年春，加入共青团，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后，他参加起义队伍走上革命道路。起义失败后，李井泉突围到广东东江，在大埔三河坝战斗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战斗，做地方工作，任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

　　1930年5月进入中央苏区，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为红四军的联络员，并入了党，三个月后，红一方面军成立，毛泽东任总政委，看李井泉有文化，人聪明，是大才小用，亲自点名让他在总政委办公室担任秘书长。一年中，先后参加长汀、永和、株洲、袁州、峡江、罗坊，清塘等重要会议。跟随总前委参加第一，二次反“围剿”。一年后毛泽东想培养锻炼他，让他到红一方面军红四军补充团当政委，1931年6月李井泉担任红35军政委，后改编为独立三师，又与独立六师合并为红21军，这期间他都是政委。扩红后，他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第四次反“围剿”，在南雄北口战役中，英勇歼敌，扫清了瑞金周边七个土围子。在信丰，安远，寻乌开展游击战争，多次收复县城，伏击广东军阀。他的部队后编入红三军团。他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成为主力红军。

　　1933年，李井泉被左倾领导排挤，先后担任第一补充师和第三补充师政委。就是为红一、三军团训练新兵。瑞金第一补充师是1933年组建，补充了4500多人的新兵，兴国的第三部补充师1934年就有8400人参加红军。也就是说，长征时八分之一的新兵是李井泉参与扩红和训练的。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瑞金被定为中华苏维埃首都，李井泉接受了赤化瑞金全县的神圣任务，保障了一苏大的顺利召开。红35军的老根据地油山，群众一心向党。成为赣南三年游击战争最后的根据地，陈毅也在这里，咬牙坚持，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李井泉为干部团成员，编入红军干部团担任营教导员，长征中任中央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他坚持原则，坚决执行不该没收的不没收，反对滥打滥杀地主，以实际行动反击了反动派对红军是“流寇”的污蔑，后任中央纵队政治处主任。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任红四方面军上级政治科科长、红九军军部政治协理员、师政委、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等职。1936年春任红军大学政委。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四军团在甘孜会师，7月红二方面军正式组建，李井泉任红二方面军第二军第四师政委，参与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的战略调整，10月抵达陕北。可以说红军的一、二、四方面军他都工作过。在长征中经历了三过雪山、六过草地等艰苦环境，也是长征中行路最多的人。并参与了多次重要军事行动，维护党的团结。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井泉东渡黄河，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副旅长、旅政委，率部挺进晋西北岢岚、五寨一线开展抗日游击战，参加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参加宁武等多次战斗，堪称文武全才。1938年7月，中央决定在大青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大青山一带土匪横行，局势十分复杂。除了要应对日伪军的威胁，还得提防国民党的势力，同时还要处理土匪问题，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要成功开辟根据地绝非易事，必须选派一位能力非凡的干部去承担这一重任。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最终决定选择李井泉，亲自派358旅一部共2300余人，组建大青山游击支队，由李井泉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开辟大青山根据地，在大青山的一年半里，李井泉无数次遇险，歼灭日伪军上千人，并开辟了绥中、绥西、绥南游击根据地，粉碎日伪军多次围攻。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任第358旅政委兼第三军分区政委，顽强的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在缙西绥南坚持抗日游击战，保卫陕甘宁地区，守牢延安大门，粉碎了日军企图分裂内蒙、离间蒙汉的阴谋。

　　从1939年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到1942年日寇扫荡，晋西北根据地几度危急，李井泉又立即从大青山回到358旅，在旅政委的位置上，他先后率部参加了忻口战役、同蒲路破袭战、收复晋西北七城的战役、百团大战、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在山西和内蒙有十多个县，是他派出红军干部第一次建立党的县委。

李井泉从未辜负毛泽东的期望，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能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他在不同岗位上，展现卓越的工作能力，始终保持着高效的工作状态。李开泉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在每一个职务上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信任。他的工作表现，充分体现了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对事业坚定信念。1941年春，毛主席亲点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2年9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他担任组织部长，同年冬，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校长是徐向前，延安抗大是我党培养军队高级干部的学校，李井泉能出任政委这一重要职务。充分体现了他政工干部的卓越才能。他为党培养了六千多名抗大第八期学生，为晋绥培养了九千多名干部，支援全国各大解放区。1945年7月任晋绥野战军政委，协助贺龙领导晋绥军民开展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领导晋绥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支持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在主政晋绥一年时间，开方70万亩，修渠916里。先后协助贺龙 、聂荣臻、陈赓发动了晋北战役、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歼敌3万余人。晋浽分局也积极支援中央，单是1947年，就将财政收入81%交付中央，还将野战军主力三个纵队支援延安，构成了西北野战军的主力，并负担了大部分给养。

　　1945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120师和晋绥军区组建晋缙野战军，120师政委关向应上书党中央，建议李井泉任晋绥野战军政委，命令发布后，李井泉上报中央，认为自己还是担任副职为好，9月李井泉改任晋绥野战军副政委，政委空缺。

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与贺龙并肩作战，协助贺龙发动晋北战役，解放了塑阳、宁武、繁峙等地，成功挫败敌军试图迅速夺取解放区的计划。

　　1948年。李井泉兼二十兵团政委，参与了绥包战役。

　　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李井泉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在临汾一带进行培调，接着率部南下，负责中共四川工委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曾任中共川西区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2年四川建省，李井泉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并开展了土改、剿围等运动，数十万袍哥和妓女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百万藏农奴和彝区娃子翻身解放，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及教育、科技。

　　李井泉是第一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上任便十分注意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亲自试种新品棉花，组织对都江堰水利枢纽进行全面维修，加大道路、铁路等基础性建设，积极发展教育和科研事业，奠定了四川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为四川尤其是成渝地区的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未评军衔

李井泉同志，戎马一生，文武全才，参加南昌起义，苏区五次反“围剿”，走过长征，革命资历深，红军时期就是军政委，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都工作过，抗日战争任358旅政委、晋绥军区政委，解放战争中，他跟贺老总是平级干部。解放后的1955年军衔评定中，中央把他从上将名单中划出，主要是他已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 党政军职务都很突出，身肩重担。李井泉在四川时是主政一方的父母官，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政治工作者，在南昌起义中投身革命，他留下了连续36年不间断在我军担任政委的记录，从旅到军，从军分区到抗大，从野战军兵团到成都军区。他曾担任过15个单位的政委，其中12个是毛主席亲自点将。

　　三、调粮出川

这是李井泉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影响之远，褒贬不一。

建国后，李井泉被中央任命为西南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为四川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老四川说，永远都会记得李井泉。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国家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运动，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当时全国很多地方吃不上饭。四川自古以来都是天府之国，粮食产量相对很大，所以国务院给李井泉压了不少指标，让他想办法外调农产品，支援困难省份。大跃进时各省向他要粮，三年困难时，灾情更严重，中央又不断加大调粮任务。在短短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李井泉尽全力，从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使全国极其严峻的形势逐渐好转。四川人是立了大功，李井泉当然也立了功。但也正是这几年，李井泉身上背负了巨大的压力，晚上很少能睡着觉，因为四川一省为了支援全国，需要四川负出巨大的代价。由于连续接受高指标，四川省的粮食供应不上，造成严重后果。李井泉从大局出发，完成了国务院给予的指标，但他内心一直非常难受，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川中百姓，到晚年都无法释怀，难以言表。社会上有人也长时间抓住此事不放，对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和系列性的灾难。

　　一个电话成了口实。1961年某日，国务院一位副总理的电话，直接打到李井泉办公室。要求四川不但要完成原定的粮食调拨任务，还要额外的增加调拨数量。听到这个消息，李井泉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他在电话中怒吼“你是国务院，就你们有困难？我这里还是‘小国务院’呢？谁能理解我们呢？”说完他愤怒的挂断了电话。李井泉非常清楚，再调出粮食，意味着四川很多人将面临挨饿，甚至可能发生极端情况。然而四川必须服从全国的大局，做出牺牲。在于省委其他领导签署追加调粮任务文件时，李井泉流着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无奈和痛苦，溢于言表。原本这只是一句情绪失控时的牢骚话，然而，到特殊年代中，有人就刻意翻出这件事，利用他所说的，我们这还是“小国务院”进行大肆渲染，作为打倒李井泉的实证。

　　四川人饿着肚子往外送粮，李井泉到底是功还是过？后人翻开1962年的国务院档案，能看到李井泉用毛笔圈出的紧急报告“库存仅剩三分之一，恳请停止调粮。”但批复发回却是加粗的“全国一盘棋。”时任四川省粮食厅干部王德润回忆“李书记看完文件手都在抖，最后只说: 执行吧！”与此同时，成都茶馆里，流传着段子“李书记，两头难，上面压来下面怨”。不知内情的人认为他是讨好上级，为己表功，欺上瞒下做出的个人决定。上面也有人认为他是“想搞独立王国，不听指挥”。岂不知紧急调粮是高度绝密，是中央的决定，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了电话摧，必须执行，要全国一盘棋。当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紧急报告“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2天存粮”，他能不执行全国一盘棋吗？首都北京，偌大的上海工业城市，假如真的断粮，那后果何其严重，作为一个革命家，他能不懂此理吗？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评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的错误做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自己揽下。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就检讨第二次。据参会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四川组会议。关于四川调粮问题，毛主席提出温和的批评，措出李井泉“只理解大公无私，却未能领会大公有私的含义。”

1960年恢复西南局，李井泉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他为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

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关于调粮问题的讲话又被翻出来，作为他闹“独立王国”的头条罪状。还是那句我是“小国务院”闹的。李井泉对此淡淡处之，默默无言，把维护党中央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至死背负这段历史责任。

　　对于1959一1961年调粮出川的事。儿子申在望也曾恳求父亲写一篇回忆录，讲明此事的来龙去脉，但被拒绝了，李井泉还叮嘱全家人，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后来儿子就四处走访，从旁人讲述中，深知当时的实情。1989年李井泉去世(遗体安葬老家)后，儿子申再望决定给邓小平写封信，希望中央对此事可以公平评判。不久，中央相关部门人员到调查走访，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李井泉同志平生》的文章，上面有这样一段评价:“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工作中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更讽刺的是当年逼四川调粮的决策者们后来个个著书立传，大谈“三年困难时期”的英明领导。李井泉的沉默、纠结是不计前嫌的高风亮节？还是对体制性悲剧的无奈认命？当“顾全大局”成为特权者的免责金牌，我们是否在变相鼓动恶行？

　　四、三线建设

时代背景: 六十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个灾难、动乱、危机四伏的年代。首先，与苏联关系逐渐恶化，苏联开始向中苏边境大量调兵；台湾地区国民党蠢蠢欲动，也想趁虚而入；同时美国对中国实行严密的经济和外交封锁，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西方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印度也想趁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公然蚕食西藏领土。

　　当时由于苏联军队陈兵北境，中央处于安全考虑。准备将东部的一些国防工业和科研单位转移三线去，西南三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一些省份的部分地区，总范围涵盖13个省。

　　三线建设，具体指三条战略地理防线。一线为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为中部过渡地带，三线为战略纵深的内陆核心区域。

　　中央确定，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李井泉，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二副主任阎秀峰，第三副主任彭德怀。

当时有个核心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就这样迅速搞起来了。

李井泉和程子华，曾都是彭德怀的部下，他们都很尊重老首长。有事大家一起讨论，解决问题，使西南的三线建设工作速度快，成效大。

　　李井泉作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主导西南三线建设的整体布局，包括国防工业，科研单位，能源交通等领域的转移工作。他利用多年在西南地区工作的经验，推动各个项目落地，解决了诸多实际困难。

　　人防工程。

　　奋战成昆铁路。

　　当李井泉率部入川时，没有一寸铁路。他1967年离开岗位时，成渝、宝成、川黔铁路修成，襄渝、成昆铁路正热火推近，四川和重庆有了2000公里的铁路。做出了国家最先进的战斗机、雷达、军用越野车。即将建成的卫星发射中心和亚洲最大的风洞。这样的飞跃，浸透着整整一代中国人献身精神和勤劳智慧，也离不开李井泉同志的艰辛奋斗。

　　三线建设的实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战略考量，三线建设的区域布局呈现出独特的划分特征，三线建设在基础工业、国防军工、交通通信、城市发展以及工业区域布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性成就，三线建设的历史影响深远而持久。

在李井泉离开四川的1967年。四川已经建成了近200家科研院所。如中国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院、59所、62所、1409研究所。化工部煤炭工程技术中心、二机部电信工业研究所等。李井泉主政四川是亲眼打造出今天西南地区唯一的央企，东方电气、享誉全国的成都飞机制造厂、五粮液集团、攀枝花钢铁厂、长安汽车、长虹集团、二重集团、重庆化医等。从无到有，建立了四川和重庆的工业基础，为今天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为更大三线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文革蒙冤

在调粮出川事情上，后来却有人小题大做，断章取义，成为他屡次遭到批判的罪证，当时甚至有人恶毒的诬陷李井泉在西南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发表以后，李井泉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很伤脑筋。几经周折，《四川日报》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也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的口实。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点名批判“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宣布撤销李井泉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后身陷牢狱，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至到1973年被“释放”。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受到了牵连。在那几年。李书记的妻子肖里和二儿子李明清先后被逼至死，成为他一生的痛。

　　李井泉的妻子肖里，1917年出生，河南商水县谭庄镇肖潭村人。祖父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武进士。曾获“御前侍卫”功名，父亲肖润芝，家境殷实，有1200亩土地。肖里就读于河南省立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思想进步，1937年10月入党，1938年离开河南省，随历史学家范文澜到达延安，入抗大女生队学习，毕业在中央社会部工作。1941年1月，李井泉被毛主席调回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此时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和爱人赵磊也来到中央党校学习，他们便为李井泉和肖里牵红线，李井泉和肖里虽年龄相差8岁，但都是师范学校毕业，两人很谈得来。不久他们就结为夫妻。婚后两人长期感情很好，共生育8个子女，其中六男两女。送出三个儿子。

肖里，建国后先后在成都任成都大学分校的教育科长、处长、纺织厂的主任、厂长、党委书记等，后又任四川省轻工业纺织局局长，轻工业厅副厅长，政治部主任等职。

　　丧子丧妻。二儿子李明清1943年出生，成都高中毕业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导弹系，也曾在贺龙元帅家借住过，文革时期的1967年8月，被北航的红卫兵造反派以“黑干狗崽子”为名，欧打致死 。

文革时期，李井泉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肖里也受到严酷的批斗和精神摧残。1967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对四川进京的造反派说“你们还没有把李井泉那个地主婆子关起来？”于是造反派回四川后就把肖里关进了监狱，1969年4月23日肖里在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1978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3年，李井泉复出，恢复工作。197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周总理曾专门去安慰过他。表示他妻子儿子的事，一定要“严肃追究，一查到底”。然而李井泉沉默了一阵后， 摇头说“那都是时代的原因，不追究了，以免更多人受到牵连。”如此大度，真是出人意料。

　　李井泉主政四川17年，1960年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为四川及西南地区的各项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井泉是一位工作和品德都非常出众的老领导，工作扎实，关心群众，爱护部下，在职尽力帮助处境不利的老同志。像四野名将邓华，在1960年被贬官到四川省当副省长，李井泉多次给予鼓励，并给予生活上的帮助，希望邓华能够恢复军队职务，真正发挥一名将才作用，最终邓华回到了军队，成为中央军委委员，他十分感念李井泉的恩情。

　　六、子女情况

李井泉和肖里1941年在延安相识，随后两人走到了一起，夫妻相爱，先后生育了八个孩子，其中六男二女。值得一提的是，前五个儿子的名字，全部来源于毛主席的文章或讲话。老大叫“黎风”、老二叫“明清”，出自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讲的“黎明清风”；老三叫“巨一”，是毛主席在七大会上说的“巨大统一”；老四叫“新桅”，毛主席写过“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讲话；老五叫“在望”，毛主席在新年贺词上有写“胜利在望”。至于最小的儿子(排行老八，上有二个姐姐)在未出生时，已答应送给老战友，由老战友取名。

正巧的是送出去的三个儿子，老三、老五、老八与他任职的三五八旅代号吻合，他曾笑着说，是纪念我在358旅任职的历史。

　　大儿子李黎风，1942年生于延安，8岁跟随父母来到成都。因为父母工作繁忙，他被寄养在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家里。后来贺龙调到北京，也将他带到北京。李黎风在北京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工程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贺龙元帅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立案调查，1967年2月李黎风也被抓进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监狱拘留审查，关了三个多月，出来后回到清华大学等待分配，1968年底被分配到青海省西宁市电动工具厂接受教育，1969年结婚，1970年生儿子李放，1975年又生双胞胎儿女，1972年一家回到北京，1978年参军，进入总参谋部军事研究所工作，后任副所长，大校军衔。

二儿子李明清，1943年出生延安。成都高中毕业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导弹系，“文革”期间的1967年8月，被北航的红卫兵学生和四川的造反派组织欧打致死。

三儿子孙巨，1945年出生。被送给了老战友孙志远、赵磊夫妇(李井泉和肖里结婚的介绍人)，孙志远时任晋绥野战军独立二旅政委，赵磊在战争年代做了节育手术，没有生育能力，李井泉夫妇怕他们老无所依，便将老三李巨一送给他们，李巨一后改为孙巨。孙志远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国防工办主任、三机部部长等职。“文革”开始受到冲击，后去世。赵磊任北京邮电学院党委副书记。孙巨从北京四中毕业后，很争气，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清华毕业留美学习，1980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后，曾打电话问亲生父李井泉:“是留美还是回国？”李井泉一句话“回国，报孝国家”。孙巨回国后进入康华公司及中国科协，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1993年入招商局集团至2006年退休。担任过集团的副总经理，取妻赖迎利，空军医院眼科医生，江西籍上将赖传珠之女。

四儿子李新桅，1947年生于晋绥革命根据地山西兴县。1962年到北京上高中，住在孙志远家，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文革”初期，因受父亲牵连，被抓进北京市公安局“黑帮子女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1971年又被送走到江西临川县仓下村插队落户。1973年后，来到清华大学，分配他到一个科学仪器厂，当了一名工人。

　　五儿子申在望，1948年出生，出生四个月，在晋绥分局的安排下，被送到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张达志(解放后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委炮兵司令员、中将军衔)、申国藩夫妇做养子。李在望随养母改姓申在望。夫人申国藩16岁入党，曾秘密为游击队筹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1933年东渡黄河参加26军，抗日战争打响后，跟随部队到达晋西北，与张达志结为夫妻，可惜的是在怀孕期间，由于营养不良，加上部队转移，孩子不幸流产，从此失去生育能力。1952年秋，李井泉将第五子李在望送给张达志夫妇后，实现申国藩做母亲心愿。他们视如己出。浩劫之中，申国藩为了保护养子，甚至割腕自杀。建国前夕申在望随养母在成都生活，建国后申国藩任成都市委监委委员、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申在望在“文革”时期因同情二哥被关押，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释放后在生父老家江西临川仓下村插队落户，当过小学老师、临川县化肥厂工人。1973年考入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后从事翻译性质的工作，1992年，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外交部处长。“文革”后改名申再望。

　　长女李大蓉，1950年出生于成都，“文革”中也是到处躲藏，父亲关押，母亲关押绝食饿死，大哥下放西宁接受教育，二哥大学被红卫兵打死，三哥送人尚好，四哥也被抓进公安局强迫劳改，送人的五哥因同情二哥也被红卫兵到处追查。红卫兵造反派对她们家每个人都不放过。1968年李大蓉和五哥申在望、妹妹李力清为躲避迫害，逃到重庆，后又逃到武汉，躲在七姨肖炎家达二个月，后被造反派发现他们的身份，便逃离武汉，逃到河南郑州，隐姓埋名，躲在一名铁路职工家里。同年回到成都，三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迫在学校劳动改造，1969年解脱后，李大蓉回到老家江西临川仓下李家村插队落户。随后，五哥申在望、妹妹李力清、四哥李新桅和小弟张华川，也都陆续来到仓下李家村插队落户，五个兄弟姊妹在农村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相依为命的农村生活，那是一段黑暗、苦艰、难于言表的历史经历。好在得到老家乡亲们的尽力保护、鼓励和支持，才熬过了那段苦难岁月。

次女李力清，1951年出生于成都，1969年到老家江西临川仓下村插队落户，1973年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分配到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中联部非洲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等职。曾在中国驻博茨瓦纳使馆和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分别担任一密、参赞。她曾留学英国约克大学，获硕士学位。

　　六儿子张华川，1954年出生成都。肖里怀孕时，李井泉就对妻子说:“张经武是优秀干部，为革命出生入死干了几十年，如今在最艰苦的西藏工作，还有危险，我想这次如果生的还是男孩，就送给他们”。两家都很熟，妻子肖里也同意。在晋绥军区时，李井泉是政委。张经武是参谋长。两人配合默契，李井泉也明白张经武的心思。解放后张经武是中央驻藏代表，负责西藏工委工作。妻子杨岗也是悲苦，1941年两人有了爱情结晶，生了个女儿。1942年刚出的儿子因患急性腹泻，当时缺医少药，部队又不断转移，没有保住，便找几块板子，钉了个小小棺材就地埋葬。二年后杨岗再次怀育，夫妻很高兴，可惜，这次却是宫外孕，杨岗为保自己性命，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没有了再生育能力，可夫妻俩都很想有一个儿子，给女儿作伴。果然，肖里足月后产下一胖小子，李井泉电报给在藏的张经武，并让他们取名，张经武夫妇非常高兴，随即取名张华川，并说，你先帮我代养几个月。我很快就会来接他。

1954年，张经武进京开会途经成都，便将张华川一同带到北京。1955年张经武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中，张经武夫妇被关押，张华川也被关进北京市公安局“黑帮子女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1971年17岁的张华川无奈地也来到江西临川仓下李家村插队落户。其中的1972年到北京海淀区一座监狱，以亲子身份探望过李井泉，这是父子18年的第一次见面，消瘦、苍老的父亲李井泉心态很平静，只慢慢说“小六子，好好学习，好好做人”。1973年。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解除了李井泉的监护，恢复了国家领导人待遇。张华川也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

痛别养父张经武后，张华川励志编写一部记述养父生平和业绩的书册。经过6年不懈的努力，一部受到各方面读者好评的书册《张经武与西藏的解放事业》出版问世。真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

　　张华川为父亲《李井泉画册》出版，做了大量细致工作。

　　七、情系家乡

文化大革命时期，李井泉蒙冤，家人受牵连，从1969年到1971年，有5个子女，先后来到江西抚州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插队落户，得到老家乡亲们的关照及保护，所以他一直情系家乡。李井泉从18岁走出仓下村参加革命，到成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晚年更加牵挂家乡，感激家乡父老。他曾四次来到老家看望村民和亲戚，了解家乡发展情况，力所能及的帮助家乡解决一些困难，深得村民爱戴。

　　1960年，李井泉时隔多年回到家乡，当他看到村里的孩子到县城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就建议当地政府，建一所村小，让周边的小孩就近上学。学校落成后，乡亲们很感谢李井泉。

1974年他第二次回到老家仓下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关心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关心家乡的生产，群众的生活。他挨家挨户的走访，每到一户他都要嘘寒问暖，乡亲们激动的热泪盈眶。在村小学看望师生后，又召开了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会，听取村干部汇报，寻问有什么困难？有人就说到，村边有条河，河对岸是个粮站，也有许多大村庄，很早以前有座石桥叫万年桥，但后来被洪水冲垮了，人们过河就要摆渡，可一旦汛期到来，村民的出行就遇到了困难。李井泉当场就与陪同的当地政府领导，一起布置落实重修万年桥之事，桥修好后，甚的民心。

　　1979年10月，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井泉，再次来到老家，当看到家乡变化巨大，各项事业都发展得很好时，甚是欣慰 。以后1982年还来过一次。

　　李井泉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关怀备至，却不曾厚待自已的亲属，李井泉的弟弟在战争年代遭国民党杀害，去世后留下了俩个子女，建国后俩个孩子都被李井泉接到成都读书，毕业后一个在工厂当工人，一个回老家当供销社售货员，他没有动用自已职权，把这俩个小辈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八、晚年生活

李井泉1973年恢复工作以后，面对着丧妻丧子的晚年，许多老战友老同志对他很关心。又促成了他人生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婚姻。李井泉的第二夫人叫杨荫梧，解放战争时期，在晋绥根据地缙东兴和县政府工作，其原配丈夫侯作桂抗日战争初期，曾参加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大青山支队，跟随李井泉开辟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文革”被批斗致死。李井泉与杨荫梧1977年3月二次结婚，李井泉为人低调不张扬，晚年看书看报，搞些调研，杨荫梧帮他整理资料，照顾他生活。李井泉去逝后，杨荫梧写了《李井泉传》一书，江泽民，杨尚昆为该书提写书名。

　　1982年9月，李井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李井泉同志1989年4月24日在北京去逝，享年80岁。结束了他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一生充满光辉与奋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的光辉事迹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