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子•我的父亲十一

老顽童ZBT

育子

爸爸教育我，首要的是教我有是非观，第二是教我爱人，第三是教我热爱学习。他教育孩子的方法，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他是“无为而治”，并不刻意教你要怎么不要怎么，而是遇事讲道理，或者干脆就是教你看样子。

我现在这样的性格脾气，一方面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另一方面就是爸爸以他的为人处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初到陈家醍醐，封建宗族观念浓厚的人抬手动脚地欺负我们，这是我一个少年儿童也明显地感觉得到的，同时明显地感觉到了爸爸是怎样不屈不挠地抗争的。这就养成了我嫉恶如仇和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的倔强性格。现在我对当年人们的“欺负”作了深刻的反思，反倒不怪怨那些具体的人了。我认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埋葬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但绝不可能将人们头脑中的封建观念一下子连根拔除。这种观念一遇合适的土壤就会发酵，危害社会主义应有的道德规范。特别是我们初到陈家醍醐时，正是本村原住民都饿肚子的时候，岂容再增加几张嘴来分食？这样一想，也就通了。

小孩子势必少不了犯事，有时孩子自己觉得并没有错，大人按成人的观念衡量，就觉得小孩做的大错特错了。我们犯了事，爸爸很少当时直接训斥。我八岁那年的一天，爸爸妈妈到大队开会去了，我肚子饿了，就骗姐姐说：“妈妈说她还得一会才能回来，让你先做饭。”她当时只有十二岁，从来没有做过饭，加上个子低，够不着水缸里的水，就想把缸扳倒舀水，结果把家里唯一的一口水缸打碎了。这下子我们俩都吓坏了。爸爸妈妈回来刚要进门，我一下子跪在门口，说明了原委，哭着求爸爸不要打姐姐。爸爸一下子把我们都搂在怀里，连声说：“不怕不怕，不打不打。”

我刚上学，有时不免懒得写家庭作业，晚上就缠着让姐姐替我写。人家已经上四年级了，当然要比我这个刚刚抓笔的小不点写得好多了。第二天，老师看我的作业非常整齐，就批了“传阅”，让全班同学传着看。我羞得脸埋在桌面上，整个一堂课都没敢抬起来。爸爸那天晚上明明知道我的小把戏，他却一句也没说什么，好像是存心看我出洋相。晚上回来，看我一脸的尴尬相，他也一声都没吭。我却像天下人都知道了我的丑事一样，羞得脸像一块红布。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让人替我代劳了。一直到现在，凡是署我名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写的。这个习惯就这么保持了一辈子。

我上小学二年级写的第一张大字，仿格是爸爸给我起的。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爸爸写的是“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爸爸一直没有给我讲过这是谁的诗，是什么意思。当时只觉得描述的这个场景挺美的。长大了，我接触古文了，才知道这是白居易《观刈麦》开头的四句。白居易写他面对农民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的生活，深深愧疚自己拿那么多的俸禄，却不能为老百姓办事。理解了这首诗，对我影响非常大，它刺激了我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坚定了我尽自己所能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决心。我搞了半辈子新闻，唯一可以骄傲的就是，我没有骗农民。即使领导层有人刻意遮掩事实，我也要用我的笔转弯抹角地把真情透露给读者，让他们自己去分析文字后面的内容，去吸收有益的成分。可以说，我能对农民有那么深的感情，一方面是因为我骨子里流着农民的血，另一方面就是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种下了热爱农民的精神基因。

爸爸算盘打得非常好。 我上小学学算盘时，课本要求主要教加减法，乘除法只是教了“九归”，我很想让爸爸把他那一手教给我。爸爸笑着说，不用教，到需要的时候一晚上就学会了。1975年开春，我到石堡川水库圪崂工地醍醐连当文书，负责伙食和工程结算，这时该用得着了，便又求爸爸教给我。爸爸还是说，那么点小账，用不着。又过了两个月，我到公社办的农业技术学校当了教师，教农业机械课，当团支部书记、文书，同时仍然兼着保管、伙管、出纳、会计一应事务。这回是真的用得着了，我又没有时间去跟着爸爸学了。没办法，只得自己摸索着往前走。通过会计实务，我还真的理解了“归法”口诀的含义。一经理解，就不需要硬记了，碰到问题，自己揣摩揣摩，也就豁然开朗了。这大概就是爸爸说的“到需要的时候一个晚上就学会了”吧。现在回想起来，爸爸那时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愿给我这个小学生加过多的负担；二是逼我，逼我自己产生学习的动力，自己去动脑筋学习。只有自己心里有原动力，才能学得主动，学得用功，学得事半功倍。可能是这样吧。

要说爸爸没打过我，那也不是事实。在我的记忆中，有三次，爸爸狠狠地教训了我。

第一次，我大概就是六七岁吧。那天，爸爸正在汗流浃背地往自己开的荒地挑土肥，我和小朋友们在村巷玩耍。我们把盖章用的红色印泥抹在脸上，扮演着各种角色，敲着小镲镲、瓦片、脸盆唱戏，在村巷里走来走去，颇有些洋洋得意。碰巧让送肥回来的爸爸看见了。爸爸见我把他的印泥全部糟蹋完了，一下子气坏了，把我拉回去让我跪在院子里。其他小朋友吓坏了，待爸爸走后，连忙把我带到一个小朋友家去洗脸。清水洗不掉印泥，就把人家少得可怜的食油倒出来，用油洗。越洗越粘了，越急越没办法，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爸爸又回来了，看见这些小家伙的狼狈样，反倒笑了。他取出“猪胰子”，在我脸上擦了擦，再用清水洗了洗，居然什么也没有了。小朋友们吐了吐舌头，也学着爸爸的样，各人清洗了自己的大花脸。

第二次，爸爸妈妈抱养的那个女儿要结婚了。爸爸早有打算——我们在陈家醍醐单门独户，无亲无故，姐弟俩住在一起还会有个照应，便有意让人给那女儿介绍了一个在澄合二矿工作的丹凤人，想把女儿的户口放在陈家醍醐不外迁。为此，爸爸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却不理解这一点，认为爸爸是要女儿不要我了，心里很窝囊也很生气。那天晚上，爸爸请介绍人喝酒，要我陪酒。无论怎么说，我都坚决不喝。爸爸一气之下，给了我一个耳光。现在回想起来，爸爸虽然根本预料不到自己养女儿倒养了一个白眼狼，但在当时爸爸的想法绝对是没错的。只怪我少不更事，没有想到为自己在险恶的世情中留一道可靠的屏障。

第三次，那是父子俩真真正正的闹事。那一次，父亲伤透了心，我也伤透了心。

1981年，爸爸复职以后，让我给他把户粮关系转来，把铺盖邮来，并且特别提出了要求。当时我刚刚结婚，经济十分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费尽心力地圆满完成了任务。妻子主动说，让把我们结婚时家里给我做的那套被褥邮上，把爸爸在家一直铺着的羊毛毡邮上，把我们结婚时大姐行礼拿来的一条线毯邮上。再缺一条新床单，我和妻子跑到县城专门买了一条，心想这样就很亮堂了。

我们向妈妈汇报给爸爸准备铺盖的情况，妈妈毫不犹豫地说，“那床被子不行。”我问：“为啥不行啊？”妈妈说：“那条被面脏了，用不成。”

“我结婚时接了不少被面，那就换上一条吧。”嘴里虽然爽快地这样说，但我的心里已经在流泪了。

强忍着眼泪，我们按照妈妈的意愿给爸爸寄去了全套铺盖。

这条妈妈认为不行的被面是怎么来的呢？是那个“姐姐”1973年结婚时接受的贺礼，一条很普通的红绸被面。那几年，我们家的窑洞和东边的六孔窑洞中间没有夹帮，被界定为危窑，每逢下大雨或连阴雨，队干部就催促我们搬出来。妈妈那口唯一的木柜经常被搬出来放在露天，任凭风吹雨淋。就这样被面让雨水浇灌成了大花脸。折叠起来，可以明显看出一大片黄渍；展开，四角和中间则赫然五块大大的黄云，怎么也洗不掉。

爸爸妈妈唯一的儿子一生唯一的结婚时唯一的一床被子，这样的被面能用，到了给复职的爸爸邮寄时却用不成了。

在妈妈的心目中，哪件事大哟！

这个变故，是我根本预料不到的。

更使我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

爸爸在接到这些东西以后，来信一边说看到这些东西他流泪了，一边明确地告诉我：“我和一些老同志谈过了，你妈妈可以转商品粮；你姐的我想办法也可以转，转了，三个娃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你干民办教师那点事，自己的前途自己闯去；竹莲的按政策规定不行。”

接到这封信，我愣住了。各种辛酸一齐涌上心头，我没有了男子汉应有的胸怀，也没有了男子汉应有的意志。我伤心地放声大哭。哭过之后，冷静下来，我给爸爸回了一封信，我说，“我前几年给ZZY的信你看过，我的观点很明确。你能办谁的办谁的，我们的你不要管。别人当农民能活得好，我们当农民也能活下去。”

接到我的信，爸爸也生气了。他回信责问我：“你代表哪个阶级阶层说话？”这封信给我本来就正在熊熊燃烧的心火更泼了一瓢油。我想也没想，一把将那封信撕得粉碎，然后提笔回信：“你脱离农民阶层才几天！”

书来信往，父子关系剑拔弩张，谁也不给谁写信了。

那半年多时间，我的心情糟透了。妻子劝我，一句话说不到我心里，我就大发雷霆。我不知道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一次，在我和妻子闹事后，我又一次伤心欲绝地痛哭了一场。邻居大哥来劝我：“你不看竹莲的脸，也不看你爸你妈的脸吗？”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更勾起了我的伤心事。我哽咽着说：“我爸我妈心里没我！”

就是这句话，闯下了弥天大祸，几乎使这个家庭彻底解体。

春节时候，爸爸妈妈从丹凤回来了，给我开家庭会，也请来了那个“女儿”。说起那天闹事的事儿，那“女儿”捏造了一句话，说：“忠民和竹莲闹事，邻居劝忠民。忠民说，我爸我妈把我压迫了二十六年。”

爸爸一听，勃然大怒。随后坐下来，按照他的需要，排说了我的“身世”。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说我就是抱养的，是我的命硬，父母亲不要我了，他才把我抱回来的。

爸爸知道我为什么闹别扭，便又特意加了一句：“不要说现在不允许接班了，即使允许，也先轮你姐，轮不到你。”

话赶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说我给ZZY写信的事。

1980年11月，在ZZY担纲内阁刚刚两个月的时候，作为一名民办教师，我曾经给这位“大拿”写了一封信，对当时盛行的“干部职工退职退休由子女接班顶替”的政策以及机关干部提拔中“论资排辈”的问题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我认为，干部职工退职退休由子女接班顶替的政策比封建世袭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论资排辈更是压抑中青年人才的一副枷锁。

爸爸这时特意强调的这句话，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

人气愤到了极致，反倒特别平静。我点了点头，轻轻地说：“我知道，你放心。”

话不投机半句多。爸爸接下来不和我说了，让我去叫大哥。当时已经过了子夜，腊月二十几的天气，晚上特别冷，也特别黑。我不去。爸爸非让去不可。我平静地说：按你说的，是我父母亲把我给了你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盐里没我大哥，醋里没我大哥，不需要叫他。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现在就走。我连裤头袜子都不穿，净身出户。

爸爸不接我的茬，老是那句话：“去叫你大哥。”他甚至亲自给我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让我立马出发。

我不得不去了。

大哥住刘家洼平定村，离陈家醍醐二十多里。寒冬腊月的后半夜，骑着一辆吱吱咛咛的破车子，冒着刺骨的寒风，翻越义城沟。那一刻，我真想从五一渠坝上纵身一跳，一了百了。

回头一想，我给谁死？我为什么要死？我偏要活下去，活出个样儿来！

叫来大哥，他们父子不知都说了什么。然后大哥让竹莲叫我过去。我来到他们说话的正窑。大哥狠狠地掴了我一个耳光，哭着说：“咱大咱妈都不在了，咱的老人就剩下舅了。还靠你照看舅哩，你倒惹舅生气，你让我的脸往哪搁？”

我看大哥哭得十分可怜，硬着头皮给爸爸道了不是。这场风波终于才算平息了。

　　其实，爸爸在我跟前很少发脾气，更多的时候，他是非常珍爱我的。

我当年初中毕业的时候，上高中主要凭推荐。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是数一数二的，但因为是“客胡”，爸爸又是三青团员和“漏网右派”，贫下中农就是不推荐我。学校派到陈家醍醐的许建忠老师为我的事努力游说，一再坚持，但毫无效果。我上高中的事就这样黄了。

爸爸怕我思想上受不了，出个三差两错，那几天便特别留神我的言行和表情。到了县城又一个集日到来的时候，爸爸没有出工去，专门领我进县城去散心。那天，我们父子俩在县城转了很长时间，什么也没有买，什么也没有卖，就是边走边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爸爸从各个方面给我讲名人自学成才的故事，讲唐僧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鼓励我大胆地往前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后来公社办了一班社办高中，学生不享受助学金，不享受补贴粮。我才又有了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爸爸也才真的放下心了。

书尚新，父已去，睹物思人情更切

　　我一生别无嗜好，就是爱读书。爸爸复职以后，在书店发现了新版（1979年版）的《辞海》、《辞源》，不问价钱，就买来给我寄回。我看了看封底的定价，知道仅这两套书，就花完了爸爸整整三个月的工资。

1985年腊月，已经是1986年的2月初了。我在爸爸他们那里的文化用品商店发现了一套《胡笳十八拍》的挂历，随手拿起来看了看。爸爸记下了我这个细小的动作，夏季回来的时候，还真的为我把这本挂历带了回来。

爸爸对他的一对孙儿孙女特别珍惜。玉龙玉玲小时候都跟着奶奶在爷爷那里停过一两次，每次都是半年时间。在那里，孩子们从来都是跟爷爷一个被窝睡的。回来以后，也不跟我们，仍然跟爷爷睡。爷爷走后，立马就钻到我们炕上了，从来不和奶奶在一起睡。爸爸对孙子要求很严，对孙女却是宽严有致。玉玲小时候写大字，抓笔缺乏力度，爸爸也就学着王羲之教儿子的办法，严格要求。玉龙五六岁时，有一次犟了他的奶奶，爸爸便罚他站在院子里反省，连饭也不让吃。两个孩子都非常爱他的爷爷，玉玲直到上高中了，每逢回到农村家里，还总是坐在爷爷腿上，搂着脖子撒娇，爷爷也用胡茬扎着她的小脸，连声叫着“爷爷的粘猫。”爸爸临去世前，正在上高三的玉玲回家来看她爷爷，从进家门到回学校，整整半天时间，蹲在爷爷脚下，一刻也没有离开，不停地给爷爷擦鼻涕、除痰、接尿、换尿布。临走时，孩子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哽咽着说，“爷爷，你安心休养，玲玲给咱考大学去。”然后一步一回头地退出了门外。玉龙当时正在上大三。他爷爷去世时是个星期四，为了不耽搁孩子的学习，我没有及时告诉孩子。到了星期五晚上，我才打电话让他明天一早就回来。玉龙开口就说，“我爷爷是昨天走的吧。”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告诉我们：“我昨天晚上梦见的，爷爷告诉我，说他走了。”

玉龙考上大学那年我们的全家福

　　亲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啊！

人常说，世上只有儿女和老人记仇的，没有老人和儿女记仇的。从我爸爸来看，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