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级丨曹欢书法篆刻作品入藏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

懷川融媒

沿着习主席的足迹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这十年，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定舵把航，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到访革命纪念地，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强调：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人民军队，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

南有瑞金 北有照金

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与习仲勋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领导陕甘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逐步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西北民主革命的萌芽在这里升起。

　　2015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照金视察，参观了照金纪念馆，瞻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英雄纪念碑，并敬献了花篮。作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的重要指示。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92周年，加强党史教育，缅怀革命先烈，凝聚前行力量，近日，中国实力派馆藏篆刻名家曹欢先生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创作了《照金赋》与《照金精神》两幅书法篆刻作品，以此来缅怀革命先烈。此次捐赠活动，对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文化名市”建设、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
颁发的收藏证书

中国实力派馆藏篆刻名家曹欢先生
在奔牛中国印艺术馆创作

　　 照金纪念馆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是铜川市委组织部下属的正处级事业单位。纪念馆于2004年首次建成开放，习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出席开馆仪式并题词——继承先辈遗志，建设革命老区。

　　齐心同志的题词写道“继承先辈遗志，建设革命老区”。铭记历史，建设当下，是对照金精神的最好传承。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为救亡图存不懈努力，激励着后人不断奋勇向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序厅

照金纪念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综合教学基地、国家行政学院公仆意识教育现场教学点。

1933纪念广场

　　照金广场，又称1933纪念广场，占地15000平方米，是旅游休闲、文化表演和大型集会活动的主要场所，纪念馆正对面是五星桥，桥上一颗硕大的红星，寓意中国共产党人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雕塑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合值 矗立在广场中央的雕塑，刻画的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的光辉形象。中间为刘志丹，身穿大衣的是谢子长，戴军帽的是习仲勋，作为陕甘边革命先辈的卓越代表，红色照金的缔造者，他们矗立在广场中央，注目着我们今日革命老区的新成就，为老区民生的不断改善带来了永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日照红心 遍地似金

　　纪念碑2013年9月与新馆同期建成，依托山势，立于山顶，由碑体和基座两部分构成，采用花岗岩构建，以简洁的柱式结构拔地而起，寓意照金是西北革命的源头和支柱。地面到碑顶的高度33米，象征着1933年创建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碑基座广场625平方米，基座144平方米。纪念碑上镌刻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十六个大字。基座四面由四组浮雕构成，展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党、建政、建军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军民鱼水情。

　　照金，一个因为有着英雄记忆，而被铭刻进了历史的名字，它的光辉，永照史册。

人民的选择 陕甘星火

照金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吴岱峰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保存住了革命的火种，并最终点燃了西北民主革命的燎原之火。

陕甘边革命路线示意图
（1932-1935）

清涧起义

清涧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是共产党人在西北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陕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首先在陕北清涧县发动武装起义，并派省委军委委员唐澍、白乐亭等前往驻清涧县的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与在该旅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第3营营长李象九、连长谢子长等组成领导起义的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10月12日晚，共产党掌握的第3营举行起义。13日凌晨，起义部队由清涧县城南下，至15日，先后攻占延川、延长、宜川等城，起义部队发展到1700余人，3000余支枪，驻守宜川城。11月上旬，井岳秀调集6个营围攻起义部队，并攻占了宜川城。起义部队仅300余人突围至韩城西庄镇一带，于12月30日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正、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 1928年1月1日，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北上，攻宜川失利，向北转移，行至延长县交口镇时又遭敌袭击，部队转而西进。28日，部队到达甘肃省合水县的豹子川时仅剩10余人，即分散转入隐蔽活动。清涧起义是西北地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首次武装斗争，为尔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锻炼了骨干。

旬邑起义

1927年，旬邑发生了大面积、长时间的旱灾和蝗灾，造成1928年严重的春荒，群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苦不堪言。国民党反动分子庞天籁主政旬邑后，无视旬邑人民的苦楚，丝毫没有同情怜悯之心，反而派国民政府旬邑军警下乡催粮派款，拉丁拉夫，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1928年春，庞天籁调离旬邑，李克宣任国民政府旬邑县县长，尽管暂时放松了征粮派款，但是国民政府陕西省派来催粮委员梁武，伙同清水塬郝村劣绅程茂育，逼清水塬一带的农民交粮交款。对交不起粮款的农民。梁武威胁说“我一手拿的生死簿（催粮花名册），一手拿的勾魂笔，叫谁死就得死，叫谁活谁才能活”。梁武和程茂育的倒行逆施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这时候的旬邑人民，特别是清水塬郝村的农民需要一个带头人领导他们反抗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谋求他们的幸福生活。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结合，加速了旬邑起义的爆发。 192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省委通告第十六号》要求“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1928年5月初，中共旬邑特支书记许才升接受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后，向旬邑区委书记吕佑乾作了汇报。之后，旬邑党组织利用三天的时间，召开党员大会，决定在清水塬各村动员武装起义，确定以“鸡毛传帖”和击鼓为讯号，以“抗粮交农”为口号举行起义。
5月6日，许才升在清水塬郝村药王庙召集清水塬18个村140余人参加起义，举行誓师大会后。程国柱、程志英率领部分起义农民，赶赴郝村，处决了恶绅程茂育和催粮委员梁武。起义队伍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行进过程中，队伍扩大到400人左右。5月7日拂晓，起义队伍攻占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及被押的部分群众，攻占了粮秣局和县政府。8日，许才升带领数百名起义农民回到清水塬进行整训，把200余人的起义队伍改编为红军渭北支队。11日，许才升、程永盛、程国柱等人带领红军渭北支队返回旬邑县城。之后，吕佑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
1928年5月12日上午，起义队伍在旬邑县城宝塔高小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推选许才升任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程永盛任军事总指挥。临时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室及军事、土地分配、经济、交通、宣传、外交、革命裁判7个委员会共8个机构，改编起义军为红军渭北游击支队，下设3个连，由程永延、程志英、程双印分别任一、二、三连连长。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机关及中心支部均设在旬邑县宝塔高级小学院内。
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许才升、吕佑乾等率领起义军分别在县城的张家村、马家堡、底庙、土桥、张洪一带组织和发动群众，继续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分配豪绅地主粮食和财物的斗争。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县，并波及永寿、淳化、宁县等地区。
旬邑农民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一方面暗中收买、瓦解起义队伍，一方面派李焕章代理旬邑县县长，并率军警、民团向旬邑城反攻，妄图扑灭这股越燃越烈的革命火焰。5月30日凌晨，敌人攻入县城，随即疯狂搜捕起义人员，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程永盛、王浪波、程国柱、王廷碧7位起义领导人被捕。翌日，在张洪镇被杀害，旬邑农民起义失败。之后，程百印带领30多名武装人员转入旬邑石门山区，正式成立旬邑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
旬邑起义是陕西农民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暴政的一次重大斗争，它的发生对中共组织以后在西北地区创建红军和根据地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是旬邑起义对当时国民政府反动当局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旬邑起义点燃了渭北地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影响带动了其它地区的武装起义，对陕西、甘肃发动的武装起义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旬邑起义以“抗粮交农”的形式发动的武装斗争，其实质是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强烈不满，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从起义的整个过程，起义军杀掉国民政府的催粮委员梁武和地主恶绅程茂育成为旬邑起义的导火线。起义军占领县城之后，闯进国民政府粮秣局开仓放粮，救济穷苦百姓，闯进国民政府旬邑县政府，焚毁粮册和档案。县长李克宣被起义军抓获，5月8日在兴盛德商号灶房被起义军枪决。起义过程中，劣绅王兆贤、国民党旬邑县民团团总袁金章逃亡彬县，旬邑县国民政府的官员在共产党的进军过程当中，也闻风逃走。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旬邑起义对旬邑县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沉重打击了国民政府的嚣张气焰，使旬邑国民政府的统治得到崩溃和瓦解。
二是旬邑起义是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精神在陕西地区的生动实践。南昌起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斗争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旬邑起义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以“抗粮交农”为口号，武装反抗国民政府的统治，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地位，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组建人民的武装——红军渭北支队，以实现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目的。这是对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要求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的生动实践，把陕西地区的武装斗争推向高潮。
三是旬邑起义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巩固了新生政权。旬邑起义之前，革命斗争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开展请愿、交农，发动学生开展学潮等以为主要形式，主要是宣传革命思想，要求民主权力，并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免收损害。随着中共旬邑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的深刻教训，使党认识到，必须改变武装斗争的形势，进行根本的、彻底的政治斗争，才能实现人民的诉求，在天灾人祸的催生条件和陕西党组织领导的大背景下，旬邑起义应运而生。旬邑起义成立后，建立了西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其下设秘书室及军事、土地分配、经济、交通、宣传、外交、革命裁判等8个机构，机构的完备性从后来苏维埃政府的发展历史来看，是具有前瞻性和超前意识的。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对于旬邑人民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使身处最底层的贫苦农民第一次尝到拥有社会权利的滋味。旬邑起义使人民群众意识到只有自身团结起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四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力量。旬邑起义失败，但革命星火并未熄灭，而是星火燎原。为党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这些革命干部，在旬邑起义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为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如汪锋同志为旬邑起义纪念馆题词：“旬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踏着旬邑革命暴动的先烈的鲜血，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奋勇进军，直到解放！”旬邑起义虽然持续时间短，但是在旬邑起义革命精神的照耀下，特别是旬邑起义七位领导人在面对敌人的屠杀时，表现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品质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涌现了崔廷儒、崔维峻、蒙定军、于占彪、马志超、蒲玉阶、张化民、崔平原等革命前辈，都是旬邑起义的参与者，还有甘肃的革命先驱王孝锡、王晓时等都在旬邑起义中得到锻炼，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有的献出了生命，有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付出终生心血。
五是为陕甘地区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播下革命火种。起义失败后，1928年5月30日，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带领30余人的队伍转入旬邑县石门山区。6月4日，成立旬邑游击队，在旬邑、淳化、耀县山区坚持斗争，打击敌人。1930年9月，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发动合水起义失败后，带领部分队伍与旬邑游击队汇合，经过初步整顿，游击队发展到四百余人，在淳化、正宁、宁县一带活动，打击国民党的反动势力。1932年初，旬邑游击队参加了创建照金根据地武装斗争。1932年2月，旬邑游击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接上头，主力被整编入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特务队，成为陕甘游击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9月，习仲勋初次来到陕甘游击队特务队，出任陕甘游击队特务队指导员，开始受到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为他个人的成长和主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后来的关中分区积累了经验。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在马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揭开了西北革命斗争新的历史篇章。这支流淌着旬邑起义血液的英雄部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至今仍以崭新的姿态铸造着中华民族的强军梦。

中共陕西省委的成立与九二六会议召开

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陕西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政策，1927年9月26日到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即九二六会议。九二六会议是中共陕西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她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检查和纠正了陕西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制定了切合陕西实际的方针政策，开始了革命策略上的转变，成为陕西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新起点。
八七会议闭幕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于8月12日接见了李子洲。在听取李子洲关于陕西工作的汇报后，张太雷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中央明确指示：“农民集中重要几县即可开始暴动，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抗租、抗捐、抗税”“要注意红枪会和土匪的工作，尤其要做破坏军队的工作（农民加入军队），我们不要怕拿政权，要勇敢地去拿，失败可以上山。”中央还提出要求：“主要的是要造成我们自己的力量。”
9月上旬，李子洲从汉口回到西安后，立即向陕西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陕西省委决定，在西安召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

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红埠街9号院召开。这次会议，史称九二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李子健）等15人。李子洲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决议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并作“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耿炳光作《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会议改选了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为组织部部长，李秉乾为宣传部部长，亢维恪负责农运工作，刘继曾任秘书主任。
九二六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组织工作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共进社进化社问题决议案》等决议案。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提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短兵相接作殊死战，以争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候，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
九二六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克服了错误倾向，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并结合陕西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路线和政策。会议的召开和作出的决议，标志着陕西的革命斗争进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时期。

渭华起义

渭华起义爆发于1928年5月，是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指示，领导的一次军民相结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是继三大起义之后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起义之一。起义持续两个多月，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区、村两级苏维埃政权48个，创建了以渭南塔山、华县高塘为中心约200多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刘志丹、唐澍、刘继曾等同志领导起义军民与敌人顽强斗争、浴血奋战。唐澍、吴浩然、廉益民，李大德、薛自爽等同志壮烈牺牲，先后有上千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陕西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锻炼和鼓舞了陕西党组织和人民的斗志，为西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特别是起义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将革命火种引向陕甘边、陕北，同习仲勋、王泰吉等同志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作了前期准备。

两当兵变打响了甘肃地区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1929年起，陕甘连续几年大旱，加上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形成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浪潮。从1929年到1930年秋，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等共产党员到杨虎城部陕西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开展兵运工作，提出“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策略。
在酝酿兵变的过程中，习仲勋很注重所在营官兵与驻地群众的关系，发现士兵强拿群众东西，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和制止，严肃部队军风军纪，维护群众利益。他以身作则、伸张正义、公平待人的作风，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同时，习仲勋注意到国民党军队士兵生活十分困苦，杂牌军队部队中装备、服装和生活质量更差。他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平等待遇等口号，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口号，成立红军之友社。
1932年3月，营党委准备利用该营即将从驻地凤县、两当出发前往徽县换防之机，拉出武装，发动兵变。4月1日傍晚，习仲勋、刘林圃主持召开中共营党委扩大会议，作了兵变的具体部署和深入动员。4月2日零点，在习仲勋、刘林圃、许天杰等指挥下，兵变发动，后连夜行军，一路到达两当县太阳寺，在此召开了部队改编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随后，兵变部队北上，计划与刘志丹率领的革命武装会合，途中先后同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进行了多次战斗，行军千余里，把革命火种撒向陕甘大地。转战多日后，第五支队终因敌众我寡，加之长途跋涉而被打散，两当兵变最终惜败于泾河之滨。
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国统区部队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发动的最早一次军事斗争行动，在中国革命史和兵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色”创军斗争和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旧址——正宁县三嘉塬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决议精神，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这些起义相继失败后，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1929年4月，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决定通过“白色”、“灰色”、“红色”三种方式，创建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兵运工作的指示，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陕、甘、宁军阀部队，采用“白色”兵运方式积蓄力量，创建革命武装。1930年10月，刘志丹巧袭合水太白镇，消灭国民党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第24营，初建南梁游击队，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后按照陕西省委“借水养鱼”的指示，刘志丹又多次打入国民党陕、甘部队，却在邠县（今彬县）、宁县早胜镇等地数次遇险，兵运斗争屡次受挫。
1931年9月，刘志丹等来到南梁，集合当地3支农民武装，采取“灰色”改造方式在合水倒水湾重建南梁游击队。后在二将川歼敌张廷芝部1个连，击溃合水民团，到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
10月下旬，南梁游击队与杨重远、阎红彦等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在合水林锦庙（今属华池）会师，革命武装发展到700多人。根据陕西省委指示，1932年1月初，会师部队在正宁北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下辖2个大队，1个骑兵队，1个警卫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陕甘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地区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

元宵节照金民团被缴械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在广阔的陕甘边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反复探索，中共陕西省委和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调整战略部署，逐渐将创建陕甘边苏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照金地区。
照金位于耀县西北部，居桥山山脉南端的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同官、宜君等县接壤。北倚子午岭南段，南俯渭华平原，东临咸榆大道，西通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交错，河溪纵横，密林如海，中心地带高峰林立，雄奇险要。20世纪30年代前期，照金地区的土地十分集中，绝大多数土地被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院占有，广大群众只有极少的一点土地。在苛捐杂税、高额租债和兵患匪祸的重重压迫下，民众困苦不堪。时逢连年灾荒，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以及关中饥民大量涌入，更加剧了照金地区的贫困。大批贫苦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灾民和当地农民一起，进行抢粮、分粮斗争，照金地区的群众斗争日益高涨。
1932年2月20日夜，谢子长等率领的陕甘红军游击队，犹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照金街上。时逢元宵节，照金街头敲锣打鼓耍社火，四里八乡的群众汇聚在这里，打着灯笼看热闹。照金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坐在一排摆着糖果的桌子边，怡然自得地吃糖、吸烟和品茶。照金民团的团丁们，在浓郁的节日气氛里，放松了戒备，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喝酒吃肉，或者走上街头看热闹。整个照金街道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突然，“砰” “砰”，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红军陕甘游击队冲进照金街道，迅速将照金民团合围，随即缴了他们的枪。街上看社火的群众一时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个个惊慌失措。一片混乱当中，有人攀上高高的桌子，大声喊起话来。他告诉大家，不要惊慌，他们是刘志丹所领导的红军队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为穷人办事。听到红军来了，骚动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红军战士趁机给大家宣讲革命形势，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陕甘游击队大闹元宵节，狠狠地打击了照金民团的嚣张气焰，给水深火热中的照金人民带来了希望，点燃了照金革命的烽火。红军来照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开来。
此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又多次来到照金地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广泛发动群众，为照金苏区的创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

1932年3月22日，正宁县湫头镇新庄子村沟边的打麦场上，寺村塬一带72个村的1000多名群众代表相聚在这里，见证了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队伍先后经过倒水湾整编、林锦庙会师，扩大到700余人。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需要，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1932年1月，游击队在正宁县北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部队又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地区打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明确了部队的性质和宗旨，队内成立了队委会和党支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陕甘游击队一路征战，连续取得旬邑县职田镇、阳坡头等战斗胜利后，在渭北转战月余，队伍力量快速发展，影响迅速扩大。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挥师陇东，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22日，在寺村塬新庄子村，东至五顷塬、西至永和塬、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正宁县与旬邑交界地以内的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在此集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唐贵荣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4个委员会。各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正式诞生。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党和红军游击队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一次重要革命实践和探索尝试，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杨柳坪会面

1932年4月初，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刘林圃、习仲勋等组织发动了两当起义。起义部队迅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向北开进，准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主力部队会合。结果在途中中了盘踞在麟游、永寿交界岳御寺一带的土匪王结子部的埋伏，起义部队被打散。
6月上旬，习仲勋躲过敌人的疯狂追捕，从长武亭口镇秘密回到家乡富平。几经周折，习仲勋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同时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并得到了上级组织的批准。
习仲勋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同乡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是周冬至的叔父，靠从富平驮运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维持生计。习仲勋从周老四处打听到陕甘游击队的行踪后，决定和他一起北上照金，寻找刘志丹的队伍。
这是一个阳光灼人的秋日，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路上，一辆装满锅板盐的人力独轮车，缓缓地前行着。拉车的人是习仲勋，推车的是他同乡周老四，两个人扮作盐贩子，拉着盐车，一路向照金走来。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河水。经过百余里崎岖山路的跋涉，习仲勋和周老四终于赶到照金老爷岭，借住在周冬至家里。

到达照金后，习仲勋很快打听到陕甘游击队的消息。巧的是，陕甘游击队此时正在照金西边的杨柳坪休息整编，准备新的战斗。习仲勋得了消息，匆匆从老爷岭赶来，在杨柳坪地母庙见到了刘志丹。“快看，老刘过来了。”身边的人给习仲勋指点着。习仲勋抬眼望去，只见一个精神饱满的高个儿正向这边走来。及至走近了，他才看清，这个被红军游击队战士亲切地喊为“老刘”的刘志丹，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脸庞清瘦，高鼻梁，目光深邃而温和。很快，刘志丹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习仲勋的手。终于见到比自己年长10岁的刘志丹，习仲勋因两当起义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觉得有很多话想跟他说，但一时激动，竟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的紧张与窘迫，拉住他的手，笑着说 ：“干革命哪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呢！”刘志丹真诚坦率的态度，亲切质朴的话语，如春风拂面，让习仲勋感到亲切又温暖，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话匣子也随之打开。

习仲勋向刘志丹详细讲述了自己搞学生运动、搞两当起义，以及开展农民运动屡遭失败的情况，内心感到沉重与迷茫。刘志丹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两当起义时你还是队委会书记呢。”停了停，刘志丹接着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原因何在呢？依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能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习仲勋认真听着刘志丹的话，心中若有所思。
与刘志丹在照金杨柳坪的初次会面和谈话，给习仲勋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几十年后，习仲勋在一篇文章中曾深情地回忆道：“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给我指明革命的道路。”的确，在照金，习仲勋和刘志丹初次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也是在这里，习仲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他革命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七八个月以来，屡遭“左”倾错误的干扰，四易总指挥，严重影响部队的发展壮大，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提出在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正规红军。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其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

1932年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关于组建红二十六军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初步设想成立红军一团(拟按红军编制法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每连可编枪七八十支)，努力在最短时间内编成红军一师，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再扩充就是四十一师；并“在各地的游击运动中抽出一部分最精锐的部队，编为一团”，征调西安的工人，三原、富平、蒲城的农民参加红军。

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重申了中央关于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 根据党中央的上述决议和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相应地通过决议并发出指示，具体部署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组建红二十六军的工作。

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一指示和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进一步提出:“必须按照现有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番号即用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第一团)”；红军应当要有坚决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者，要有铁的纪律；政治工作应当按照中央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去建立；战术上，红二十六军在继续采用袭击进攻战术的同时，也应学习阵地战与平原战，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队伍。

1932年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对红二十六军的编制、任务、战略战术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红军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红二十六军。12月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决定。杜衡错误的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分别给谢子长留党察看3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之处分，严令谢、阎速赴上海中央“受训”。后来，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工作。12月22日，部队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团长。12月24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军政治委员杜衡兼红二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土地改革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也是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的诞生，是中国特别是西北革命历史的必然产物。她的成长虽然经历了曲折与艰辛，但是她的战斗历程和创造的革命业绩，树立起西北红军这面旗帜，永载史册。

陕甘边区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

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按照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在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的经验，经过一年时间的浴血奋战，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日趋形成。照金苏区的党、政、军、群组织逐步健全和完善。中共陕西省委除派汪锋、高维翰、黄子文等去照金苏区红二十六军外，1933年1月14日又派曾在渭北根据地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金理科、习仲勋等到照金苏区筹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
金理科、习仲勋和汪锋、高维翰几乎是同时分别于3月初到达照金的。3月8日，在红二十六军的帮助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书记金理科(李逵)，习仲勋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特委机关驻照金薛家寨，下辖旬邑、耀县两个县委。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的同时，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也同时成立，书记师克寿。6月，师克寿调红二十六军，习仲勋兼任共青团特委书记。
此时，照金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中共陕西省委也认为照金苏区革命形势发展“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3月15日，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即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员)、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出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4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岳家山召开陕甘边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出身的穷苦农民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会等部门。此后，照金、香山、芋园、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基层政权组织相继建立。大批坚定跟着共产党、世代穷苦出身、且有威望的农民兄弟成为苏维埃组织的领导骨干。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革命法令，建立革命新秩序。
此前的3月中旬左右，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红二十六军帮助下在照金兔儿梁已经成立，红二十六军特派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下辖耀县、旬邑等10多支游击队武装。4月，红二十六军党委决定改组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调整李妙斋的职务，派其负责薛家寨后方基地的建设，由黄子文任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5月，李妙斋继黄子文复任总指挥。 苏区创建之初，在开展分粮斗争的同时，照金地区的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群众斗争进入高潮。
1933年初，照金地区各村普遍建立农会组织。农会一般设主任1人，委员若干，均由有革命觉悟的贫苦农民担任。当时，主要有芋园村农会(王文强为主任)、房上村农会(马长贵为主任)、陈家坡农会(王满堂为主任)、韩家山农会(李三少为主任)、黑田峪农会(杨玉财为主任)、碌碡坪农会(李龙发为主任)、大崖子农会(张老五为主任)、老爷岭农会(潘克军、朱贵为主任)、金盆村农会(潘克顺、丁月良为主任)、北梁农会(陈开榜、白明礼为主任)等。
在农会普遍建立的同时，妇女联合会也纷纷成立。
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大力开展武装群众工作，在各区县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保卫红色革命政权，肃清潜藏敌特分子，维护革命秩序，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向红军、游击队不断输送优秀分子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陕甘边区革委还实行禁烟、禁赌、放足等政策，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树立新的社会风尚。

经过诸多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使根据地的基层组织更加健全，军民更加团结，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陈家坡会议：指引陕甘边红军走向胜利的明灯

　　电视剧《西北岁月》遵照党史，以艺术形式呈现了我国西北地区的革命峥嵘岁月。

　　照金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它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各具特色，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油画《早春》作者:刘宇一(著名画家、艺术家，北京师范大学宇一研究院院长)

油画中的六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是习仲勋、邓小平(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国家主席)、谷牧(国务院副总理)，他们运筹帷幄之中,胜千里之外。我们仿佛听到习老坚定的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时的窗外一片春意金然，而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也给南粤大地带来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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