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大别山，——高敬亭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

《军魂永铸》公众号

《被错杀的将军》连载

作者:肖选进

主编:许道化 吴克文

编辑:韩水霖

　　高敬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忠诚战士、革命家，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鄂豫皖边区革命的危急关头，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根据鄂豫皖省委指示重新组建了红28军。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又组建了二、四、六路游击师，还创造性地组建了几十个便衣队。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紧紧依靠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边区人民，转战于 45个县，最多时牵制国民党正规部队16个师、5个旅和1个团的兵力；并对鄂豫皖边区的土顽匪霸、保安团等反动武装数万人不断予以沉重打击，共歼敌7万5千余人。使鄂豫皖边区红 25 军战略转移时的五块残缺不全的小根据地，发展到在22个县都有我们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并在斗争中造就了一批出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善战、富有经验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壮大了革命声势。

高敬亭同志是我军一位有勇有谋，远见卓识的高级指挥员。在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作为鄂豫皖边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正确领导和指挥了党和红军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敌进行的殊死斗争。他从当时的斗争实际出发，注意研究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适时改变斗争形式，制定了一系列切合斗争实际的战略战术和政策策略。提出了“四不打”、“三个结合”等作战原则。三年中，他不仅指挥部队英勇作战，而且非常重视边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在根据地连续遭到敌人五次“围剿”，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用很大的精力整顿各地党的组织，恢复和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在红28军频繁与敌战斗的同时，抽调红军骨干在边区各地组成便衣队，与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影响，发展革命力量。

在残酷的斗争中，高敬亭同志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善于使用干部，爱护战士，与广大指战员同甘苦、共患难，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在长期得不到党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他牢记党的宗旨，竭力按照党的理论建军治军。不断进行适应战时特点的有针对性、战斗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继承和发扬红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革命传统。并为红军制定了严明的纪律，认真执行俘虏政策，分化瓦解敌军。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把红28军建成了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英雄红军部队，战胜了几十倍于我之强大敌人的反复“清剿”，克服了千难万险，成为南方8省14 个游击区中保存兵力最多和唯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部队，最后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一)

鄂豫皖边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临长江，北连淮河，大别山脉雄踞中央，地势险要，扼水陆交通要道，武汉、信阳、安庆、合肥等重要城市均在其瞰制之下，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率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从此，鄂豫皖边区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游击战争时期。

红军主力转移后，蒋介石调集国民党第25路军、第11路军以及东北军第 57、67军共约17 万人的兵力，对留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进行残酷“清剿”。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在高山、坳卡、隘路、村庄构筑碉堡封锁线，将整个山区构成具有大小“网眼”的封锁网。他们在“民尽匪尽”、“血洗大别山”、“铲除干净、绝尽根苗”等口号下，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敌军所到之处，房屋全部烧毁，妇女惨遭蹂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使苏区很多地方成了无人区。同时，敌人在政治上妖言惑众，欺骗人民，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企图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摧毁我革命根据地。

当时高敬亭同志任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他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领导红82师和皖西第一、二、五路游击师对敌进行斗争。为了集中力量御敌，高敬亭同志于1934年12月，将在皖西地区分散活动的红82师和第五路游击师集中整编为红82师218团，约900人，由罗成云任团长、熊大海任政委。红 218团成立不久，就在高敬亭同志指挥下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是12月下旬，高敬亭同志带领红218团、皖西道委机关和红82师师部，在立煌县白大皈地区打粮。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得知后，从大固店出发向我进袭。高敬亭同志当机立断，伏击来犯之敌，组织部队隐蔽在下骆山有利地形。敌保安团的前卫营接近下骆山时，以一部兵力搜山，另一部迂回下骆山侧后。当敌进入设伏圈时，我突然开火，并以手榴弹投入敌群。敌遭我猛烈打击，顿时大乱，争相奔命。我军乘敌混乱分三路进攻。敌被我四面围击，死伤过半，余部在我猛烈打击和政治瓦解下，纷纷缴枪投降，其前卫营被我全歼。下骆山伏击战的胜利，使刚刚建立的红 218团军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也显示出高敬亭同志是一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的指挥员。他将分散活动的红军部队，整编为红 218团这一正确并有远见的决策，使皖西的革命武装力量得以集中，形成了对敌斗争的拳头，也为重建红28军奠定了基础。

1935年2月1日，高敬亭同志率领红218团在立煌县抱儿山与中共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方永乐率领的鄂东北独立团会合，见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让方永乐同志转给他的指示信。信中责成他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领导机构，并以红82师为骨干重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2月3日，高敬亭同志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在太湖县凉亭坳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红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再次组建红28军。高敬亭同志任政治委员(未设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这时，我在军部警卫班任警卫员跟随高敬亭同志辗转。

重新组建的红28军，组织机构精干，虽未设军长、参谋长，但部队行军、作战、日常工作在高敬亭同志直接领导和方永乐同志协助下，由几个得力参谋(其中一位曾任过红25军的师长，另一位曾任过红82师师长，还有一位曾任过四路游击师师长)具体组织实施，指挥非常机动灵活。红28军下辖82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和手枪团(团长余雄)；82师下辖244团(团长徐贤才、政委徐成基)和特务管。全军约1500人。凉亭坳会议，明确了我军今后的主要斗争任务，提出了对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在军事上制定了集中兵力打击孤立和薄弱之敌，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外灭战，在政权建设上强调巩固老区，发展新区和游击区，建立和整顿各地党组织，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致与敌进行斗争。

红28军重建后，国民党当局觉察到大别山区的红军力量逐渐扩大，成为很大威胁，即调第 32师、64 师、65师分别从霍山、立煌、太湖三个方向向我军合围而来。高敬亭同志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不与敌军纠缠，先机摆脱敌人。2月12日，我军转移到霍山县黄泥榜时，敌32师94旅旅长指挥188团、189 团经长岭庵来拦截我军。战斗于当日中午打响，激战半日，我82师师长罗成云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为了甩掉敌人，高敬亭同志以一支小部队阻击敌人，自己率领军主力经金竹坪冒雪翻越海拔 1700 多米的白马尖。在山高无路，零下十几度，我指战员穿着单衣，十分艰难地爬到山顶时，有的同志由于饥寒交迫、过度疲劳，昏倒在雪地里。高敬亭同志见此情形，立即鼓动大家:走下山去就是胜利！大家听到军政委的声音，互相搀扶、互相帮助，跟上军政委踏着深雪向山下走去，拂晓时到达马家河，胜利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2月16日，我军行至潜山县白果树地区，高敬亭同志在此召开会议，总结了十几天来的行军和战斗，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红 28军重建以来，敌人始终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我实施追则用眼，没有一天不行军战斗，消耗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安置，大部队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难以实现。认识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任命第 244团政委徐成基为特委书记。同时抽调第244团1个连和手枪团2个班，加上军部部分年岁小的战士组成第六路游击师，辖246团，由徐成基兼政委，余雄任团长。并以手枪团2个班为骨干组成手枪队。在群众基础较好，敌人统治薄弱的舒城、桐城、潜山、霍山一带开创游击根据地，不久新的游击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牵制了敌人保证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和行动。此后，高敬亭同志率领红28军利用大别山区层峦叠嶂、沟深林密的有利地形，往返穿插，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以大踏步的进退，使“追剿”的敌军难以掌握我军的行动规律。我军则在条件有利时，趁敌疲惫、麻痹之际，抓住战机，给以沉重打击。先后取得了梓树坪伏击战歼敌1个营、鸡冠石阻击战毙伤敌“奋勇队”300 余人、界岭战斗歼敌1个营、桃岭伏击战歼敌2个营等胜利。尤其是梓树坪伏击战和桃岭伏击战，充分显示出高敬亭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3月4日，我军转至河南省商城县烟脂北梓树坪，敌东北军108师 622团 3营闻讯向我袭来。高敬亭同志根据敌战斗力较弱，且地形对我有利，决定在此伏击敌人。他召集2营营长林维先、营政委杨xx、副营长余坤和手枪团1分队长一起分析了敌我情况，明确了歼敌决心和兵力 部 署。10时许，敌进入我设伏圈，当敌距我阵地几十米时，高敬亭同志一声令下，我军从四面八方向敌猛烈开火，并英勇顽强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2个连，俘敌百余名，缴获轻机枪 6挺、步枪120 支、子弹5千余发。这一仗是红 军重建后第一个较大的胜仗，使我军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

桃岭战斗，是继梓树坪伏击战之后，高敬亭同志亲自指挥的又一次成功的伏击战。4月20日，追踪我军的敌25路军32师95 旅190团，虽被我拖得疲惫不堪，但仍骄气十足，欲与我决战。我军指战员连日行军，求战心切，士气高昂，一直在寻机歼灭该敌。桃岭地区山高坡陡，树林茂密，易守难攻。根据敌情、我情，高敬亭同志决心在此伏击敌人。他亲自察看地形，区分任务，明确具体打法。战斗于当日下午4时许打响，我踞高临下，向敌猛烈开火，先后四次击退敌人冲击。在敌伤亡较大的情况下，高敬亭同志适时果断地令主力向敌发起攻击，勇猛地将敌人分割数段，以刺刀、手榴弹近战歼敌。敌190团2个营被我全歼，1个营被我击溃，毙敌营长乜士信，击伤敌营长苏桂攀，毙伤敌连级军官12名。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宣告了蒋介石在三个月内消灭我军的狂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

(二)

梓树坪、桃岭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是在我军处境十分困难、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取得的，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斗志，震撼了敌人。1935年4月 24日，蒋介石急电鄂豫皖剿总，“查鄂豫皖残匪，迭令肃清，现匪流窜如故，日见猖獗，如不迅予扑灭，贻患无穷”饬属重新部署“清剿”计划。此次“清剿”，国民党动用了 13个师、1个旅共61个团，采取划区负责，跟踪穷追和竭泽而渔的围追堵截手段，限在两个月内完全肃清红军，否则以“纵匪论罪”。其“清剿”的重点是皖西地区，主要对象是红28军。据此，高敬亭同志制定了避实击虚，保存自己，待机破敌，调动疲惫敌人的军事方针，率部队与敌周旋。军主力从院西地区西进柏桐山，往返平汉铁路，历时两个月，多次打垮敌人对我军的围追堵截，打乱了敌人的“清剿”部署。我军则在辗转中创造和捕捉战机，选择薄弱之敌予以痛击。王园战斗就是其中一例。6月13日，我军东返鄂豫皖进至河南省光山县王园地区，敌 109师627团跟踪到此，企图截击我军。高敬亭同志利用便于我军隐蔽运动、迂回包围敌人的有利地形及我军兵力优于敌军等有利条件，在此指挥了一次极其成功的运动战，歼敌2个营。缴获步枪500 余支，机枪18挺，迫击炮2门，各种子弹万余发。此战据敌战报记载:“战斗之惨烈，为从来所罕见”，“混战之下，血肉横飞”，“官兵被掳甚多”。

高敬亭同志注重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适用游击条件下的战略战术。1935年7月2日，在太湖县店前河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根据我军西进桐柏山，往返平汉铁路，调动和疲惫敌人，打乱敌人部署，在大踏步运动中抓住敌薄弱环节给以痛击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反之则打的“四打四不打”战术原则。并根据敌军“驻剿”与“追剿”之间的不协调，作战指挥不统一和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的差异，在与敌斗争的策略上明确了拖垮敌 25 路军，相机打击11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土豪劣绅要补给的方针。在作战形式上，以游击战为主，辅以必要的运动战，不仅在游击区打仗，而且要到敌占区去打，分散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我根据地的重兵围困。每战集中比较优势的兵力，利用有利地形，或击其头，或断其尾，采取突然迅猛的行动，穿插分割围歼敌人。我军运用上述作战方针和灵活的战术原则，从7月到9月，先后取得了黄剿尖歼敌1个营、朱屋庙伏击敌运输队、花凉亭重创敌1个营、唐家湾歼敌1个营等战斗的胜利。使我军装备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指挥艺术、战术水平更加提高。对鄂豫皖边区的游击战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由于敌人在鄂豫皖边区筑成了密织如网的封锁线，我大部队始终不能自如活动。为了更有效地保存自己，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使敌无法形成对我军的合围，高敬亭同志又提出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确定我军主要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这样即缩小了目标，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又保持一定的作战能力。在形势有利于我的情况下又能迅速集中兵力歼敌。我军分散游击后，在各地积极打击敌人，很快掌握了主动权。从山区到平原，从苏区到敌占区，披荆斩棘，纵横驰骋。东逼合肥，西抵汉水，南临长江，北越淮河，所到之处，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或以伏击战打敌措手不及，或迂回敌侧后杀敌“回马枪”，或在发现孤立薄弱疏于戒备之敌时，长途奔袭，或化装智取出其不意歼敌，使游击战术多向发展。在我主力部队分散活动的同时，各地党组织带领武装破坏敌交通，袭击敌据点。便衣队则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活动，袭扰敌军，牵制敌人。在高敬亭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我军越战越强，不仅恢复了部分老区，还建立起新的游击根据地，使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烈火越烧越旺。“敌集中，我分散；敌上山，我下山，回过头来再把炮楼端”。这是红军指战员对当时游击斗争的形象概括。

我游击根据地和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使敌人十分震惊。1936年2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清剿”总指挥。卫立煌走马上任后，针对我军的行动特点，策划了新的五个月“清剿”计划。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变换战术手段，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以“追剿、围剿、堵剿、驻剿”相结合。并对重点“消剿”地区，实行移民并村，组织民团防守，安插坐探，完善保甲制度，实行一户通共，十户杀绝的“连坐法”。狂安叫嚣要在“最短期彻底肃清”边区红军。由于敌人集中全力对山区进行“清则”，后方空虚，高敬亭同志果断决定:我军继续以营为单位跳出包围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大力发展便衣队，配合主力部队的敌后游击战争。随后，我军分别由军政委高敬亭、师政委方永乐、军部参谋丁少卿(丁少卿于1936年6月叛变投敌。曾带领敌军对我根据地和便衣队进行大肆搜剿，作恶多端。)、手枪团团长余雄、第246团政委徐成基、第245团团长梁从学和第244团1营营长林维先率领直插敌后。作战区域由山区发展到平原，由在敌人包围圈里周旋发展到跳出包围圈。充分运用灵活、迅速、多变、突然等游击战术，驰骋敌后，主动寻机打击敌人。这一时期，便衣队得到很大发展，高敬亭同志经常亲自从部队选拔骨干，配备武器组成便衣队。并为便衣队规定了五条任务:一要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发动组织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开仓分粮，救济穷人，二要扩大红军游击队，掌握枪杆子，消灭反动民团，镇压反动分子，为人民出气、撑腰，三要安置红军伤病员，为红军筹款筹物，四要侦察搜集情报，配合部队作战；五要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他们有的依托丛山峻岭在内线坚持斗争；有的分布于“赤”、“白”之间牵制敌人，有的隐蔽在敌人的重要据点附近，搜集情报，分化瓦解敌军，有的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在整个鄂豫皖边区，便衣队星罗棋布，声东击西，变幻莫测，异常活跃，成为红 28军坚强的左膀右臂。

5月中旬，我分散游击的部队在立煌、麻城交界长岭会合，经商城向麻城县境内活动。14日上午8时左右，部队进至麻城县护儿山东北雾露塘坳口，遭到敌第103师的围攻。为了摆脱敌人，师政委方永乐率1营和手枪团抢占雾露塘制高点，掩护主力转移。方永乐同志指挥掩护部队连续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打死打伤敌数百余名。在激烈的战斗中，师政委方永乐英勇牺牲，年仅21岁。他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深受广大指战员爱戴的领导者，对边区红军的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牺牲是红28军的重大损失。

在粉碎卫立煌五个月“清则”的斗争中，我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便衣队遥相呼应，密切配合，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特点，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多次取得歼灭敌军一至两个营的胜利。不但打乱了敌人部署，扩大了游击根据地，而且打击分化了反动势力，使部分敌政权成了“两面政权”，为我所用。敌军则始终不能判明我主力的行动，不仅未能在“最短期内”达成“肃清”红军的目的，反而在“清则”中损兵折将。卫立煌在检讨其失利原因时供认:“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忽无定，兵来匪去，已成惯技”。“匪区日见扩大，兹蔓难图”。此次反“清剿”的胜利，更加坚定了边区军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令卫立煌继续对我军进行秘密“清剿”，其手段更加毒辣，战术更加狡猾。红 28军经过两年多的残酷斗争，82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先后牺牲，部队的伤亡很大。面对新的形势，高敬亭同志于1937年2月将红 28军主力集中，在黄安、麻城一带活动。敌第33师师长冯兴贤闻讯后，严令各部对我“分途追踪，不得放松，一致行动，设法聚歼”。3月10日，我军进节麻城县悔花脑、骆家堰地区时，发现敌第33师向我分路合围而来。鉴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立即转移，敌第193团尾随我军紧追不舍，当敌第193团2个营追到麻城县王通地区时，高敬亭同志决定在此杀敌一个“回马枪”。即令手枪团1分队占领王通有利地形正面阻击敌人，1营和特务营隐蔽迅速地向敌侧后迂回。当正面阻击打响后，迂回部队在敌侧后发起攻击，一部断敌退路，一部将敌拦腰斩断。经4小时的激战，全歼敌2个营，击毙敌团长秦丹云、营长宋玉珠。

王通战斗后，敌不仅以正规军对我继续跟踪追击，而且利用地方武装、反动民团等配合其对我军进行“清剿”。为避免与强敌作战，高敬亭同志决定将部队再次分散活动，寻机歼敌。并对反动武装坚决打击，对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坚决镇压。6月上旬，高敬亭同志率手枪团2个分队到达光山县南向店附近时，反动民团头子易本应带200余人前来偷袭。高敬亭同志当即决定歼灭该敌，令部队左右两路对敌夹击，不到50分钟即将这股团匪全部歼灭，击毙民团头子易本应，缴获步枪100余支，短枪 20余支。易本应是鄂豫皖边区四大反动民团头子之一，作恶多端，曾杀害我许多地方工作人员、红军家属和无辜百姓，群众恨之人骨。易本应被红军打死，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其反动民团武装随之解体。对其他反动武装也是沉重的打击，使其嚣张气势有所收敛，不敢猖狂活动。

(三)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抗战宣言。一方面向全国人民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山路”。另一方面，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积极主动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由于鄂豫皖边区在敌人重兵封锁下，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无法了解全国形势和获得党中央指示。当高敬亭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国共两党合作的消息后，为证实这一消息，他带领手枪团 2、3分队从鄂东到岳西县，在南田村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看到了我派出找上级党组织的联络员姜术堂从西安七贤庄带回的党中央《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两份文件。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近三年之后，终于看到了党中央的指示，高敬亭同志非常激动，他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处于血火之中，民族存亡迫在眉睫。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经过慎重考虑，他毅然写信给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7 月 20 日，高敬亭同志派何耀榜同志为我军代表在岳西县清天畈与卫立煌的代表、少将高参刘刚夫进行了谈判。高敬亭同志化名李守义，以红28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直接领导了这场谈判。在错综复杂的谈判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思想敏锐、警惕性高，提出了于我军有利的在七里坪地区集中整训等十二条款。在军事上，为防止国民党在谈判的幌子下，搞突然袭击，坚持要正在包围我军的国民党第32师向后撤退，并命令我军充分作好准备，严防意外事件发生。在政治上，及时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引诱，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救国道理，使国民党的阴谋不能得逞。由于我方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使谈判基本上遵循我军提出的条件进行，并于7月28日双方代表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至此，历时三年的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胜利结束。

停战协议签字后，高敬亭同志在岳西县鹞落坪及时召开了干部会议，指出要警惕国民党背信弃义，搞突然袭击，摧残我游击根据地。告诫干部:“合作了……我们还是我们，我们决不能丢掉红军的远大目标和优良作风”。会后高敬亭同志派人到各地向所属部队传达和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政策，做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使边区军民思想认识尽快适应已变化的形势。10月，红28军和鄂豫皖边区地方武装、便衣队在湖北省黄安县(现红安)七里坪全部集中，共2000余人。为了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以适应抗日的需要，部队集中后，充分利用暂时的和平环境，抓紧时间从思想上、军事上，组织上对部队进行全面整训。使常年累月鏖战于丛山峻岭的红28军，有效地提高了军政素质，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2月中旬，高敬亭同志从汉口参加中共长江局会议返回七里坪，遵照党中央指示，正式将红28 军、豫南游击队、鄂东北独立团等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辖7、8、9团和手枪团及直属队，共约3100百人，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鄂豫皖留守处，坚持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3月8日，奉新四军首长命令，高敬亭同志率四支队从七里坪出发，踏上抗日征途，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

肖选进（1920年4月24日~2011年12月28日），新中国开国少将、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增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2011年12月28日，肖选进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谢绝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