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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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史前考古中首次发现的贮存火种的火种器，距今已有5600年了。陶火种器的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接近于如今我们使用的煤球炉。 兽面纹铜方座簋这件兽面纹铜方座簋（gui）口径22厘米，侈口，鼓腹，圆底，圈足，下有方形座。腹有两对称的象鼻兽头耳。簋腹和座四侧均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内底有铭文“作宝彝”3字。形体方正，纹样庄重。是西周早期典型的食器。上为双耳圆体籃，下置方座，是洛阳地区唯一的一件方座铜簋。 “子申父己”铜鼎公元前1600到公元前1046年间的商代的文物。鼎的纹饰采用了三组浅浮雕花纹，中间是玄鸟纹，上下为斜角雷纹。玄鸟纹是商代的一种常见纹饰。商代认为玄鸟是一种祥瑞的神鸟，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说，商人将玄鸟看做祖先崇拜，玄乌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燕子。下方有三足，采用的是鸟的样式，头接鼎底，鸟尾着地，与腹上的扉棱相连。在该鼎的腹部内壁，有铭文“子申父己”。这“子”是商代时期王族姓氏，这是子申为他的父辈“己”所制作的铜鼎 “内白”提梁铜卣（盛酒器）提梁铜卣束颈，垂腹，圈足。提梁饰有蝉纹，两端饰大兽耳，盖首上有握手，盖上饰变体饕餮纹，颈部饰夔纹，中间饰一兽头圈足饰弦纹，盖器刻有铭文：“内白作父宝樽彝”七字。 召伯虎盟是来自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礼器或食具，一般是椭圆口，有盖子，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召伯虎蕴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足部，一般来说，的足是圈足，像召伯虎盟这样的柱状足较为少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壁有两行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这件器物是西周晚期的名臣召穆公为祭祀亡父所用。召伯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史记•周本记》的记载，周厉王为政暴虐，不允许国人当街发表言论。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召伯虎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但厉王刚愎自用，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在公元前841年酿就了国人暴动。厉王带着亲信仓皇出逃，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没有发现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了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便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从此便开始了召穆公、周定公（周厉王到周宣王时期担任周公，周公旦后裔）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也就被认为是共和元年。到了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穆公和周定公才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 齐侯盂春秋晚期的文物，看起来非常巨大，它高43.5厘米，口径75厘米，腹深65.5厘米，重达75公斤，是迄今为止在洛阳一带发现的东周时期体积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它的四周是四个小怪兽造型的提手，小怪兽瞪大这眼睛，很是可爱，器身采用的是波曲纹。盂，是中国古代一种盛液体的器皿。这是用来盛水的一件大型容器，器物盛满水后，贵族们可以当镜子用。这件器物还是一件陪嫁品。东周时期，王室微弱，诸侯强大，周天子的实力常常不及一些强势的诸侯，甚至会受到一些诸侯的侵扰。为了自保，周王室不得不采用“联姻”的方式寻求诸侯大国的保护。齐侯宝盂就是齐、周两国联姻的见证。 双面人四管铜器座西周（公元前1046一前771年）1993年洛阳林校车马坑出土 彩绘陶制百花灯百花灯的造型像一棵树，所以也叫“树形灯”。古时候的人，对树有着特殊的感情，认为树是生命的象征，有通灵、通神、通天的功能。灯的底部，是一个倒扣着的盆子的形状，上面有很多的动物在奔跑，有人、虎、狼、鹿、猪、狗、羊、猴、兔、蛙等，这象征的是昆仑丘上的居民。昆仑丘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山，是万山之主。这里的动物都是逆时针走，表示地道右行，即与天盘左行相反。再往上看，是昆仑天柱，又叫“昆仑木”。天柱有三层，代表了三层天。天灯盘有八个圆孔，交替插入四枝曲枝灯盏和四枝龙形饰件，盏上插有火焰纹样花饰，枝上坐着四位红色羽仙人，表示这里生活的是仙人。这件百花灯是道教“升仙思想”的最佳诠释。 鳞纹铜牺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彩绘胡人俑唐代（618~907年） 出行图壁画（局部）洛阳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目前洛阳已发现汉代壁画墓近20座，这些汉墓壁画内容丰富、手法娴熟，深刻地折射出汉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趣。这幅车马出行图，从绘画艺术上看，画技娴熟，线条流畅，以写实的手法，把人物和奔马描绘的形神具备、极富动感和质感，可以说是汉墓壁画中的佳作 褐釉白斑龙柄执壶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白釉双龙尊唐代（618~907年） 香薰唐代 银盘唐代 银簪唐代 石辟邪东汉（公元25-220）于1955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孙旗屯。出土时是一对，一件在洛阳博物馆，另一件独角天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石辟邪是用一块完整的青石雕刻而成的雄性石兽，它高近2米，长2.9米，重约8吨。 龟座石灯东汉（公元172 178年 絞胎瓷孟唐代 图一，彩绘四神纹陶壶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图二，彩绘陶豆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图三，彩绘陶匜（yi）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 镇墓兽唐代的镇墓兽多为陶制或三彩，有人面和兽面之分，头上长着长长的额独角，身上带着翅膀，披着火焰，面目狰狞。 三彩灯唐代（公元618年~907年）灯的顶部有一个盏，倒上油，加上灯芯，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灯盏由盏碗、莲花瓣盏托和托盘组成，内外均匀施有棕、绿、白三种釉色，像一朵盛开的莲花，造型十分优美。托盘下面是竹节状的灯柄，中部饰仰覆两朵荷花，两侧点缀连续小圆圈纹，被放置在一个倒扣的碗状底座上，底座上还有宝相花和力士的纹饰，十分精美。 母鼓铜方罍“鼓”通作顾，照顾的顾，是国族名，是商朝属国。这是鼓国女子嫁给母氏为妻的称谓，这件印证着母氏与鼓国相通婚的青铜器，整个方罍看起来稳重大气，重达22公斤，器身雕刻着华丽的纹饰，盖子像个屋顶一样，盖和颈内壁都刻有“母鼓”二字，方腹上装饰的是圆雕兽头组成的兽面纹饰，腹下部饰双龙组成的垂叶纹，由上及下的各种纹饰显得庄重而不失华丽，堪称商周青铜器中极为难得的上乘之作 兽面纹铜方鼎俗称“洛阳鼎”，是西周早期极难得的上乘之作。这件方鼎通高36厘米，长33厘米，口宽25厘米。您看，方鼎呈整体呈长方形。立耳，直腹，柱足，突出的特点是腹部正中和腿的上部都铸有粗眉大眼的饕餮纹，四个角和每面正中都有突出的扉棱。给人一种森严凝重，神秘之感，仿佛在静止状态中积聚着无限的力量，瞬间就能进发出凶猛的咆哮 叔牝铜方彝.西周早期的盛酒器。盛酒器的盖、身、座都刻满的是云雷纹，而盖、腹的主体花纹为饕餮纹，再看口沿下、圈足和盖顶上的是凤鸟纹。最特别的是，它的边角和每个面的正中都有凸出的扉棱，就好像龙脊暴突，给人一种锐不可当的阳刚之气。在文物的盖子和腹内，铸有“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的铭文。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根据器型和铭文，认为“当是武王或成王时器”，铭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当是文王之子，武王、周王之弟成叔武。所以考古学家最后将这件文物命名为“叔牝铜方彝”。 彩绘陶马与驯马俑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唐代驯马表演的场景。陶马高40厘米，长47厘米。陶马鞍鞯佩饰一应齐全，膘肥雄浑，匀称有力。陶马形态让氛围看起来颇为紧张，前腿凌空，其余三蹄紧扣地面，整个身躯向后发力，张口嘶吼，似乎在极力地想挣脱束缚。而驯马俑则是让整个紧张的气氛变得轻松。只见他头戴幞头，神情专注，着圆领短衫，两腿跨立，左手外扬，一副呵斥驯马模样。人与马的对峙，力与美的流淌，让整个紧张的局面瞬间凝固。 三彩骆驼这件三彩骆驼的造型非常逼真，嘶吼着的骆驼似乎在表达某种强烈的情感。驼背上两峰之间是兽面的托囊，制作十分精美，兽面的颧骨处施以褐色，看起来很逼真。囊的前后有丝绢，丝绢两头分别系有小口瓶、鸡头壶、干粮袋和肉块。看来这些干粮足够远行好几天了。这种骆驼背负托囊、丝绢，漫步向前行进的形象，再现的是中国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情景 三彩黑釉马三彩黑釉马全身黑色，只有马面、鬃尾和四蹄为白色，鞍鞯为绿、黄、白三色相间，在唐三彩中非常罕见，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只见这匹马低着头，体态雄健，色彩搭配和谐统一。是唐三彩的杰出代表，1981年在洛阳安菩墓出土。这样的三彩黑釉马一共在洛阳出士了两尊，一尊是您眼前的这尊，另一尊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金银平脱花鸟铜镜唐代 泥塑人面像北魏永宁寺，这是北魏时期的皇家寺院，不幸毁于雷电所引起的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整整三个月，人们在废墟里发现了这尊泥塑佛面像。它原本是一躯完整的佛的立像，但经过大火的洗礼，佛像不仅只留下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些部分，而且原有的彩绘也损失殆尽，可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美。她的两个嘴角微微上扬，如此的神秘又如此美丽。 白玉杯三国时期的文物—白玉杯白玉杯可以说玉质非常细腻，是由一整块和田玉精雕细琢而成，当之无愧是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玉杯高11.5厘米，口径约5厘米。杯口非常平整，杯身呈圆筒形，杯壁厚薄均匀，通体光素无纹，抛光细润、线条流畅，虽没有任何装饰，却给人美在天然的艺术享受，走的是极简主义的风格，这也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趣味。据说，三国时期推崇简朴生活 错金银铜鼎战国时期的文物。这件错金银铜鼎顶部的提手叫铺首衔环，是用来提携的构件。以铺首衔环做盖钮的形制，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只有王室贵族家中才有，这件精美华贵的器具，应是东周王室的用品。此鼎由盖、身组成，三蹄足。盖正中有一铺首衔钮，钮的旁边有对称的鎏金蟾蜍一对，鼎口的一侧，有一个极少见的短管流，也就是壶嘴，微微笑向上翘，两侧是附耳。整个鼎用了青铜来铸造，外层用金银来装饰，其中盖顶、口沿、流和附耳都采用了错金银三角纹，盖中和鼎腹则用皿银为瓣、血金为芯的四出花瓣纹样，鼎足用了三角云纹。整体看，这件文物非常小巧精致，是一件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品。 鎏金铜羽人羽人通高15.5厘米，头戴面饰，高鼻深目，凸颧宽耳；头顶长角披发，肩背生翼；双膝下跪，两手捧方形与圆形管座，造型生动，通体鎏金，工艺精湛。汉代，人们把羽人也称为仙人或真人，是栖息于山上并能飞升的一种神人，故而其形象诡秘。汉代羽人形象的出现与道教关系密切，当时也将道士称为羽士。鎏金铜羽人的出现与汉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幻想的“羽化升仙”的宗教思想有专家推测，铜羽人耳高于顶，与汉诗中仙人形象相吻合，双手捧持的器物应为药箱 血珀骑羊俑及“白画骑羊儿一”石牌曹魏（公元220-265年） 大秦景教经幢唐代这件经幢虽然在出土时底部有些残缺，但大体保存完整。经幢中部的每个面都刻有楷书文字2至6行，分别刻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一篇，共计存字809个。仔细看，还会在经幢上看到一个完整的十字架图案。景教是是基督教的一支，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随后向全国发展。那么景教为何与佛教扯上关系呢？因为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唐代达到鼎盛，上自帝王权贵，下至平民百姓，礼佛、信佛蔚然成风。景教作为外来宗教，初来乍到，只能借助于佛教的力量传播。所以，您看到的大秦景教经幢，便是这样的一种结合。 正始石经石经是中国古代朝廷刻在石碑上的儒家经典，作为经文的标准。正始石经也叫《三体石经》，因为碑文的每字都用了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来写刻。曹魏在洛阳立国后，太学再度繁荣起来。后来，曹芳继承了皇位，决心整理《熹平石经》，也叫《汉石经》碑石，并刻经石作为补充。于是就有了从正始二年，即公元241年，开始刻制的《正始石经》。《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正始石经和东汉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并称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三大石经。 三彩贴花带盖罐唐代（618-907） 1973年因西哈努克亲王要前往白马寺参观，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给洛阳博物馆。这批文物原藏故宫慈宁宫大佛堂，多为清代全国各地进贡之品。 金丝楠木塔（清代）震撼数据：高6米，8面3层，304个佛龛，每龛供奉一尊鎏金菩萨木头奇迹：不用一根钉子，全靠榫卯结构支撑百年传奇身世：原藏故宫慈宁宫大佛堂，1973年因“特殊任务”迁至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