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堤上的九文大钱

峰雨同行

白杨林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要到东岔初级中学就读，中学在四十里开外的富家滩（乡公社所在地）。乡公社所在地一般是当地最繁华的地带，狭长的街道每一寸地方都散发着商业的精明，这是山里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白杨林人对沟外的“富家滩”从心理上多了几分崇拜和羡慕，就像乡里人看城里人一样。久之，富家滩人在谈到沟里人时也自带三分老北京人的优越。
在这股对富家滩的向往热潮中，我也深受感染，从五年级开始，立志考入富家滩上中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毕竟富家滩是大地方，有我没见过的世面，由于交通不便，我的小伙伴一年当中能去一半趟“富家滩”的少之又少，首先四十里山路对成年人而言都是不小挑战，更何况还要背采买的东西，再带个小孩同行基本是不可能的。“富家滩”对我的小伙伴们同样充满神秘和向往。
很幸运，五年级六七个同学中，我考得不算差，侥幸搞了个第一顺利升级了，这在父亲看来也是意料之外的，一个屡教不改，左手写字，四年级还不会做三位数的除法的浑小子能考上初中。其实这其中少不了哥哥的神助力，记得陶老师给我的老父亲说，我上到四年级还不会三位数除法，“商”几都弄不懂，回家父亲连夜开“专题讲座”、连珠炮般的语言迎面飞来，无处躲也不敢躲，来吧，炸吧！我的大脑早已一片空白，扭着头躲避着父亲鼓得像老牛一样的眼睛，喝完酒的老父亲精神很好，重复的话语可以讲两三个小时，站的我的两腿打颤，差点尿裤裆。
周末，我的哥哥接受了一项新的指示，给我讲数学，这次思想抛锚，神游九天是绝对不可能的，一边是哥哥耳提面，一边是老头子斜靠炕上督战。老父亲和俺哥哥都很聪明。父亲呢，虽不会讲，却懂得如何调兵遣将，哥哥呢，也确实会讲，聪明人总是能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用你能明白的方式告诉你计算原理。嘿嘿，我就是差那一窍。五年级一路开挂，我的哥哥功不可没。
考学的成功让我走出大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我便开始为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做准备。
考入中学的学生多半步行上校，住校是必须的。在教学质量相对宽松的年代，学生不能升级便留级（根据家长意愿，也不是强制性的），或者去留自便，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我的同学们因为祖辈在这里生活，进可攻退可守，能念更好，念不成回家种地，因此我的小伙伴大多轻装上阵。我家则不同，属于外来户，父亲从内心深处也并没有打算让我们长期在白杨林生活，关于在白杨林落户，老父亲曾自嘲他像一只蜗牛，背着房子，房子里住的成员越来越多，实在背不动了，只好忍痛卸下了厚厚的壳，因为心意不在白杨林，居住条件一直徘徊在 “凑活”的边缘。哥哥和我自小有种深深危机感，得想办法走出山去，因为“胡凑活”的立锥之地，和邻居家的高房大院相比，实在寒酸。不走出去，以后日子不敢想象，真是基于此，必须走出白杨林瓦窑堡、走出东岔沟。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走出大山的决心，我踏入了东岔初级中学的大门，在东岔初级中学的三年，也是我最快乐的三年，虽然苦，但锻炼了生活的自理能力和吃苦的习惯，也为元龙上高中自己独居做饭上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天晚自习前的空余时间，同学三五成群穿过马路到贮木厂后面的渭河堤坝上背课文，或者下到渭河畔，择一处大石，眺望渭河水自西奔来，喧嚣不息，此刻夕阳落山，两岸高山，阴阳分割明显。北山还是余晖与晚霞共舞，南岸山风习习，暮色将至。
课余如此，生活亦如此。学校是有大灶的，自己交粮交柴火，然后凭票打饭，早晚两顿玉米馓饭（当地称“细针”，这种饭食，按照当地做法，玉米不是磨成粉状，而是针尖大的细颗粒，第一次吃这种饭会有点“硌嘴”的口感），中午一顿面条，通常是机器面（压面机压制成的）。 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已经很好了。
陈年老灶房，硬件条件不足，防鼠是很大的挑战，原材料“细针”盖的再严实，也难免老鼠渗透进去偷嘴，并将自己排泄物遗留在里面，做饭的师傅一不留神，就让这坚硬的黑色“异端”混迹大锅，最后流转同学碗中。我不幸中奖过，饥肠辘辘端到宿舍，一粒黑色身份确凿的“异端”赫然碗中，我曾作过十几种假设，试图欺骗自己眼睛，不！它就是一粒老鼠屎。在饥饿面前我选择妥协，剔除老鼠屎，并果断地吃完饭。
细针饭也有稀的时候，筷子根本拦不起来，我的同学自有妙招，将从家带来的馒头，用小刀削掉发霉的表皮，揪碎、塞进碗底，细针饭泡馍照样可以吃出羊肉泡馍的感觉。
下饭菜通常是周末离家时带的，夏天酸菜、冬天咸菜，雷打不动。从药店讨要一个装四环素或土霉素的大玻璃瓶（这两种瓶子是广口瓶，容易夹菜，盖子结实，旋紧菜汁不会溢出），如果没有其他容器，选取诸如奶粉罐类容器代替。
除了冬天，其他季节上学带的馒头和酸菜鲜有扛过周三的，不是长毛就是变质，“扔”与“不扔”便上升的一个生存问题。在生存面前，同学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沉默。大冬天馒头不长毛，但冻的硬如石头，早上拧开咸菜罐子，有很明显的冰碴子，冬天吃饭这样，那睡觉呢？
大冬天睡大通铺冻的睡不着是常有的事，要么在操场疯跑一阵，宿舍打闹一阵暖和了睡觉，要么在床上“挤麻子”，东头十几位躺在床上向西头扩张地盘，西头不甘示弱，呐喊一声，肩靠肩，脚蹬墙壁。疆土保卫战就此拉开，褥子被得蹬七零八落，最后总有一方告饶，然后嘻嘻哈哈铺褥子睡觉。
有时候趁老师们全都熄灯，彻底没有了动静，胆大的同学，偷偷溜到学校大灶的柴火堆，拿一些柴火，在宿舍取暖，（这里是不用担心安全问题的，生长林区的孩子用火安全意识很高的）房子有火顿时热闹了，二十几个住校生挤在一起烤火，不过第二天被班主任发现“烤肉”的情景至今难忘。
生火是不可能了，生理盐水瓶子（上个世纪，生理盐水普遍是玻璃瓶，瓶口一个香蕉塞子，密闭性很好，关键是耐高温）灌上热水代替暖水袋，亦可缓解刚躺下的冰凉，但前半夜瓶暖人，后半夜基本是人暖瓶，也有马大哈，睡梦中蹬掉瓶塞的，那可是真是欲哭无泪。我的热水基本是通校生唐胜迪提供的，至今感恩他的雪中送炭之情。
求学的路上虽然很辛苦，但收获的幸福远大于痛苦。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在努力寻找着精神上的慰藉和滋养，而文学，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校园生活，
因为爱好文学，喜欢上刘书代老师的课，如果说白杨林自由宽松的阅读氛围、纯净山水、哥哥的无心插柳在我的心田种下了一棵文学种子，刘老师则开启了我初中文学启蒙之路。
刘老师个小，嗓音沙哑，瘦但不弱，别看刘老师瘦，篮球场场上的速度可快了，一眨眼功夫就到了预定攻击站位，他大喊一声“甩”，沙哑富有穿透力的“甩”迅速引起被团团包围的数学老师宋建明的注意，抡起满是腱子肉的胳膊，一把就把球抛到对方篮下刘老师占据的位置。
唉，我这“不争气”的刘老师不是抓不住就是投不进。本来是一场让对手猝不及防的喜剧，结果被刘老师生生搞成了悲剧，气的我们观战的直跺脚，刘老师在我们的唏嘘中屡败屡战，“甩”的声音更大了，后来我明白了老师的篮球赛本身在于锻炼，无关输赢。
刘老师在篮球场 “急如闪电”，但课堂上却完全变了一个人，文质彬彬、慢条斯理起来。在我印象中，刘老师上课基本是一套西服，快步登上讲台，眯缝眼睛环视一周，漏网之鱼不调查清楚不开课，然后漂亮的板书课题，有意无意胳膊夹一下腰，双手按住皮带向提一下裤子，紧接着便带我们沉浸在语文课中，声情并茂、捏腔拿调模仿奥楚蔑洛夫，激情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为了学生更好理解孔乙己角色，用粉笔头排出九文大钱、这一切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刘书代老师就是这样，用他独特的方式，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更在生活中教会我们乐观和坚持。时光荏苒，中学搬迁改建，刘老师也于两年前退休，在此其间，我也曾见过刘老师，师生相见，颇为热情，在元龙离别时，那份不舍的情谊，让我忽然觉得这份感情已不仅仅是一种师生情，而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疼爱之情。
多年后，当我站在城市的灯火里回望那段岁月，才真正明白它的馈赠。那些冻僵的夜晚、硌牙的饭食、宿舍里的嬉闹，早已在时光中发酵成醇厚的酒。而刘书代老师沙哑的“甩”声、粉笔排出的九文大钱、还有他提皮带时微微眯起的眼睛，像一串散落的珍珠，被我一颗颗拾起，串成文学的项链。
如今，东岔中学的砖瓦或许已褪色，但那些在渭河畔背诵的句子、在煤油灯下抄写的诗文，依然在血液里流淌。每当提笔，我总想起那个瘦小的身影——他站在讲台上，用带着东岔方言的嗓音念：“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那一刻，夕阳穿过教室的窗棂，照亮了飞舞的粉笔灰，也照亮了一个山里孩子贫瘠却充满可能的未来。
2025.7.18下午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