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文明星火--李庄

风花雪月我

一九四一年发掘四川彭山崖墓主要人物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在抗战烽火中，中国学术文化界也经历了一场悲壮的“文军长征”；百万件文物长达16年、辗转数万公里，由北京经上海运至南京；后继续西迁，途经长沙、汉中、成都等地辗转运到重庆、贵阳等地，期间，南迁文物还在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和峨眉山等地“避难”达七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又陆续集中到重庆，于1947年回到南京。

与文物相关的有关单位、人员也一同迁徙，共历艰辛。

一、烽火中的“学术堡垒”：李庄的艰难处境与坚守初心

1940年，为躲避日军轰炸，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改称中央博物院）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等机构，从昆明辗转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今属宜宾）。这个长江边的偏僻小镇，因士绅“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通电，成为战时中国学术的“诺亚方舟”。这个仅3000人口的江边小镇，大义接纳了1.2万学者师生，成为与重庆、昆明齐名的“抗战文化三大中心”之一，被喻为彼时“国际汉学重镇”。学者们在物资匮乏、疾病缠身等诸多困境中，以“文化不亡，则国不亡”为信念，坚持学术研究。尤其是考古学家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野外考古发掘与研究不间断，取得丰硕成绩，如，1943考察团支援四川学者冯汉骥发掘五代前蜀皇帝王建陵墓（永陵）。首次确认“抚琴台”实为帝王陵寝，出土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等稀世文物。梁思成率营造学社成员绘制石刻乐伎像，开创考古学、建筑学、博物馆学联合攻关模式。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

1941年，在李济倡议下，史语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联合成立“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核心成员包括夏鼐、曾昭燏、王介忱等。目标是对四川、西康（今属四川）的古迹进行系统性调查与发掘。

在李庄的六年（1940-1946）里，以吴金鼎、夏鼐、曾昭燏为代表的考古学者，在敌机轰鸣与物资匮乏困境中，用锄头与笔杆守护着民族的文化根脉，完成了苍洱遗址、川康彭山汉墓等震惊学界的发掘，为中国考古学写下了最艰苦也最辉煌的篇章。

迁至李庄时，中央博物院与史语所的学者们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境。史语所租用了张家祠、东岳庙，中央博物院则落脚于板栗坳的张家大院——这些庙宇民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实验室。战时物资奇缺，考古工具需用废铁自制，纸张、油墨依赖走私，连最基本的测绘仪器都难以配齐；田野发掘时，常需步行数十里山路，遇日军轰炸还得及时躲避；学者们薪资微薄，常以红薯、稀饭果腹，夏鼐在日记中曾写道：“今日食米尽，煮红薯作饭，味亦甘。”

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术从未停滞。傅斯年（史语所所长）、李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等学界领袖定下“学术救国”的基调：“战争可以摧毁城市，却不能中断文明的溯源。”考古队的学者们坚信，厘清民族的历史脉络，才能凝聚抗战的精神力量——这便是他们在李庄坚持田野考古工作的核心动力。

二、吴金鼎与苍洱遗址：填补云南史前考古空白

吴金鼎（1901-1948）：中国史前考古的先驱（曾参与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西南考古的奠基者。1941年，他受中央博物院委托，统筹川康考察团工作，率队赴云南苍洱地区、川康彭山地区开展调查与发掘。彼时云川康地区虽暂未沦陷，但日军飞机频繁空袭，交通线被封锁，发掘队需携带武器防身，物资全靠马帮驮运。

在近两年的考古发掘中，吴金鼎团队踏遍大理、邓川、宾川等地，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2处，重点发掘了马龙遗址、佛顶甲遗址、龙泉遗址等。他们首次在云南识别出清晰的史前文化层：下层以夹砂陶为主，器型简陋；中层出现泥质陶，饰有绳纹、划纹；上层则有带耳、带流的陶器，工艺明显进步。这一序列的建立，直接填补了云南史前考古的空白，证明了西南地区早在数千年前就有独立发展的文明。

更重要的是，吴金鼎跳出了“中原中心论”的局限，提出“苍洱文化”是长江上游独立的史前文化体系。他在《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中写道：“此地先民虽与中原早有往来，但其文化自有风骨，恰如今日国人，虽处危难，终不失民族本色。”这份报告成为西南史前考古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是学界必读文献。

1942年底。吴金鼎指挥将20吨文物经岷江运回李庄，创战时文物搬迁奇迹。与曾昭燏合著《云南苍洱考古报告》在李庄出版，全书插图以木板刻印，记录大理地区史前遗址发掘成果，被誉“形式与内容双绝”。

三、夏鼐与彭山汉墓：为汉代历史“重写注脚”

夏鼐（1910-1985）：改写史前史的新星。1941年，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合作，对四川彭山（今属眉山）的汉代崖墓群展开大规模发掘，夏鼐是这场发掘的核心成员。彭山汉墓群分布在江口乡一带的山崖上，共有数百座墓葬，是汉代蜀地贵族的“地下宫殿”。为破除当地对“头骨研究”的误解（曾谣传学者“吃人”），史语所举办大型考古展览，公开展示殷墟甲骨、青铜器等，李济、梁思永亲自作科普演讲，开启中国“公共考古”之先河。

发掘中，夏鼐将西方现代考古学的“地层学”与“类型学”系统引入发掘：他要求对每座墓葬的填土、器物摆放、棺椁位置做精确测绘，甚至记录墓砖的尺寸与纹饰差异。这种科学方法彻底改变了此前“挖宝式”的发掘模式。在清理一座编号M23的大墓时，他通过分析随葬品的组合（铜镜、漆器、五铢钱）与墓葬结构（前室、后室、耳室），精准推断其年代为东汉早期，并结合《汉书》《华阳国志》，考证出墓主人可能是当地的盐铁富商——这一结论为研究汉代蜀地的经济结构提供了实物佐证。 团队沿岷江调查，在彭山江口镇发掘汉代崖墓77座、砖墓2座，出土陶器、青铜器、建筑构件等文物近3000件，包括“西王母”画像砖（反映汉代宗教信仰）、陶制水田模型（展现农耕技术）、铜制带钩（体现手工业水平）等共20余吨。夏鼐撰写的《彭山汉代崖墓发掘报告》，首次以科学方法系统分析了汉代崖墓的分期与地域特征、墓葬结构，绘制了精确测绘图，为后来的汉代考古和汉代丧葬制度研究奠定基础。他在日记中感慨：“一砖一瓦皆史证，我辈凿山取物，非为猎奇，实为民族写史。” 1945年，夏鼐于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中发现仰韶文化陶片，实证仰韶早于齐家文化，推翻了瑞典学者安特生的错误分期，重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序列。以李庄积累的丝织品、外国货币等材料为基础，战后他发表了《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综述中国出土波斯银币》等，揭示汉唐中西文化交流网络。

一九三二年曾昭燏家庭合影。前排蹲者为曾昭楣，中为曾母。后站立者自左至右：曾昭懿、曾昭鏻、曾昭杰、曾昭燏、曾昭熙、曾昭承

四、曾昭燏：在“双重困境”中开辟女性考古之路

曾昭燏（1909-1964）：南京博物院院长，考古学家。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届代表。终身未嫁，为中国的考古事业以及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曾祖父是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我的正宗老乡。受伯祖母郭筠（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夫人、曾国藩同年郭沛霖之女）、母亲陈季瑛（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陈寅恪姑母）的影响，兄妹七人，一门才俊。

1935年留学英国，次年获硕士学位。旋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实习，作为研究员，参加了柏林地区及什列斯威格田野的考古发掘。1938年返英，任伦敦大学考古学助教。同年，感于国难当头，毅然辞职回国，投身祖国考古事业，为川康考察团唯一女性专家；在田野工作中突破性别限制，与男性学者同住庙宇、跋涉险地，其坚韧成为战时知识女性的榜样。与吴金鼎合作完成苍洱报告，独立整理彭山出土器物，建立汉代陶器类型学框架。

在彭山发掘中，曾昭燏负责器物登记与初步研究。她创新设计了“墓葬-器物-纹饰”三维登记法，将每件文物的出土地点、层位、与其他器物的关联详细记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数据基础。针对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她专门撰写《彭山画像砖中的社会生活》，从服饰、建筑、耕作场景入手，还原了汉代蜀地的日常生活，这种“以物见人”的研究视角，突破了传统金石学的局限。

此外，作为中央博物院的核心成员，曾昭燏还主导了“战时文物保护计划”。她带领团队将南迁的珍贵文物（如殷墟甲骨、青铜器）分类整理，用棉纸包裹、木箱封存，即便在李庄潮湿的环境中，也通过石灰防潮、定期通风等方法，使文物完好保存。她还在镇上举办小型展览，用通俗的文字讲解考古发现，让当地百姓明白“这些老物件是我们民族的根”——这是中国最早的“田野考古大众化”尝试之一。

1943年，她与李济合著《博物馆》一书，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的奠基巨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返南京，参加战时文物清理委员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和伪文物统一分配委员会工作，是联合国博物馆协会9个中国会员之一。先后举办汉代文物展览和院藏青铜器展览。全国解放前夕，她拒绝赴台，反对国民党当局运走文物,并致函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兹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然。”

1949年4月14日，她在上海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写信，呼吁将巳运往台湾之文物运回。在他们的坚持下，有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文物运回了大陆。

2009年，曾昭燏诞辰一百周年，考古学界及文物界纷纷开展纪念曾昭燏活动。

五、绝境中的文明之光：李庄岁月的历史重量

除田野考古外，李庄学者在困顿中完成里程碑式著作还有：董作宾的《殷历谱》，利用甲骨文重构商代273年历史，被誉为“甲骨学顶峰”；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开创中国建筑史学体系；李霖灿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专门介绍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的辞书，奠基纳西东巴文化研究。1944年于四川南溪李庄石印出版。书前有李济之、董作宾的序及作者自序,书末附有音标和汉字笔划索引。正文分天文、地理、人文、人体、鸟兽、植物、用具。

在李庄的六年，吴金鼎、夏鼐、曾昭燏们的工作，远不止于发掘遗址、撰写报告。他们在战火中构建的，是中国考古学的“独立品格”：

学术上，苍洱遗址的发掘确立了西南史前文化的独立序列，彭山汉墓的研究推动了汉代区域史的精细化，而他们坚持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彻底摆脱了对西方学者的依赖，使中国考古学从“金石考证”转向“科学考古”。

精神上，正如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口号，在敌机盘旋、物资匮乏的绝境中，他们用锄头丈量大地，用笔墨记录文明，将个人学术生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成为一代学人的精神写照。夏鼐在日记中写道：“我辈埋首故纸与黄土，非避战也，盖知唯有明晓民族之过往，方能坚定今日之抗争。”李庄的“文化抗战”证明：中华民族在最艰危时，仍能以学术守护文明命脉。

传承上，他们培养的学生（如石璋如、高去寻）后来成为两岸考古学的中坚，而留存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彭山汉代崖墓发掘报告》等著作，至今仍是学界的“教科书”。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博物院与史语所离开李庄，重返南京。但这个长江边的小镇，已因这群学者的坚守，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精神坐标”。吴金鼎、夏鼐、曾昭燏们用行动证明：枪炮可以摧毁城池，却无法中断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追寻。他们在战火中守护的，不仅是陶片与砖瓦，更是一个文明的自信与尊严。

“民族危难艰苦时，寒窗苦读系兴亡”（李庄文化长廊楹联）。在长江畔这个偏僻小镇，吴金鼎们以手铲和油灯，发掘的不仅是彭山汉墓、王建永陵，更是中华文明在战火中不屈的基因。他们让李庄从地理名词升华为文化符号——一座用学术抵抗遗忘的精神丰碑！

李庄，不可遗忘！

田野考古中的吴金鼎（左）和梁思永。

工作中的夏鼐

著名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夏鼐

注：读完《南渡北归》第一部有感而作，有感而发。

图片来自网络。

一并致谢！

作者：喜子.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