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岁月温痕忆童年

班贺

　　童年的时光像一本泛黄的相册，每一页都定格着细碎却深刻的画面。姥姥家所在的吉庆堡村（村里人叫涧南），那条颠簸的沙石路，那碗带着酸香的窝菜，还有亲人脸上或慈爱或苦涩的神情，都在记忆里晕染成温暖的底色。那些艰苦年代里的点滴，既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更藏着亲情相连的暖意，如今想来，依旧清晰如昨。

赴姥姥家：沙石路与身影

姥姥家在距我老家八里地的吉庆堡村，村子坐落在土坡上，街道高低起伏，像被时光随意勾勒的线条，透着古朴的韵味。姥姥家位于村南沙河沿北侧，距离大影壁西边约150米处，这是我童年里一个清晰的坐标，每次想起，心中总会泛起一丝萦念。

小时候，母亲常带我步行去姥姥家。我们先穿过野场村，再翻过“涧南梁”，下坡后便是目的地。那时没有公路，全靠双脚丈量路途，虽有一段沙石路，却并不好走。母亲说，这段路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抓当地劳工修建的，劳工们遭受毒打、吃尽苦头。每想到这里，脚步似乎都变得沉重，仿佛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伤痕上。

每次走到“涧南梁”，总会遇见和姥姥家做邻居的那个女傻子。她总在野地里转悠，见了我们，只会说一句：“观奎（大舅的小名）在家呢……” 这句话像路上的标记，刻在了我童年的行程里。

苦日滋味：糊糊与油煎糕

那年代，家家户户的日子都透着艰苦。母亲带我去姥姥家，一住就是两三天。姥姥家最常吃的是小豆面糊糊就酸窝菜，几天下来，牙齿都被染得发黑——即便如此，这在我们家已是难得的吃食。

尽管条件有限，姥姥总想着法儿给我们改善一两顿伙食。最让我难忘的是她做的黄米面油煎糕。在那个连油都金贵的年代，油煎糕堪称奢侈品，而姥姥的手艺绝妙，那香甜软糯的滋味，成了我童年里最鲜亮的味觉记忆。

姥爷在生产队当饲养员，负责喂牲口，常煮黑豆作饲料。我总趁人不注意，偷偷抓一把煮熟的黑豆塞进嘴里充饥，那时觉得，这黑豆比现在的兰花豆还要香。

姥爷离世：遗憾与谜题

1964年，姥爷得了肺病。家里没钱医治，仅靠几副中药根本无济于事。不到半年，他的病情就加重了，从吐黄痰变成吐血痰，最终没能撑过去，去世时才49周岁。可在我记忆里，他早已是很苍老的模样。

姥爷治丧的那几天，亲戚们都来了。我记得有几位上年纪的老人念叨着，其中一位说：“前几天我做了个梦，说初一后佛爷交了功（月全食），十五前还要交一次功。” 这话的意思，是说姥爷扛过了初一，却熬不过十五。说来也巧，姥爷真的在当月农历十五前离世了。

那时县里还实行土葬，姥爷的棺材在院里停放了三天，守灵、送魂……这些仪式在8岁的我看来，既神秘又让人害怕。夜里，我看见比我大一岁的小姨偷偷跑到院里姥爷的灵柩前，拿了两块饼子躲在门后吃。我上前询问，她只摆手不说话，让我满是疑惑。后来才知道，这是民间一个带迷信色彩的偏方，说能治小姨睡觉磨牙的毛病，如今想来，自然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姥爷多面像：严、艺与憾

母亲说，姥爷从小对她管教极严，动辄打骂，所以她对姥爷的感情，更多是惧怕而非亲热。姥爷患病时，母亲省吃俭用攒了十几斤白面送去——那时白面紧缺得很，可姥爷见了，没什么反应。反倒是姥爷本村的一个侄女送了一小盆豆面，他错当成白面，感动得泪流满面。母亲后来跟我唠叨：“我送了十多斤白面，他没反应，人家送点豆面，他倒感动成那样。”

我还听母亲说，姥爷年轻时是个吹鼓手，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红白喜事总少不了他。可从我记事起，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人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红白喜事全从简，姥爷这手艺也就没了用武之地，我终究没能亲眼见过他吹奏乐器的样子。

姥爷去世后，姥姥说，他一辈子为别人的丧事吹奏无数次，临到自己，怎么也该雇人吹奏一次。可家里实在太穷，拿不出钱，最后还是没能如愿，这成了姥爷丧事中一个永远的遗憾。

离别后涟漪：泪、真与牵

姥爷的丧事仪式简单，场面却格外让人悲痛。那时大舅才19岁，三舅13岁，小姨9岁，小舅刚4岁（都是周岁）。姥爷这根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街坊邻居们都跟着掉眼泪。尤其是小姨，一个9岁的小姑娘，哭喊声、诉念声撕心裂肺，每一句都揪着在场人的心。

给姥爷“圆三”那天，小姨许是哭得太伤心，精神有些恍惚，硬说看见姥爷穿着黑大褂从远处走来，弄得大家都不知所措。

后来姥姥家搬到了口前村，我还是常去玩。我和小姨年纪相仿，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玩得舍不得走。有时会为了一点小事争论，她说他们村人唱戏好，我说我们村人唱得好，现在想起那些较真的模样，真是又天真又好笑。

童年是纯粹的，也是耐人寻味的。姥姥家的那些故事，那些苦与甜，那些笑与泪，都深深印在心里，成了一辈子忘不了的牵挂。

母亲（左）与姥姥（后）年轻时合影

大舅年轻照

三舅年轻照

小姨年轻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