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间(故乡大发人记忆)

漠北

我是个包头人，包头石拐大发街人，在我的人生的漫漫长河里，总有那么一些令人哭笑不得、五味杂陈的经历，今天就给大家讲讲我那些“懵圈”往事。

那还是 90 年代，我生活在包头，虽说时代在进步，可我们家庭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结婚后，两个孩子的降临，让本就不宽裕的家庭经济愈发捉襟见肘。我在包头一家效益不太好的工厂上班，每个月挣那百十多块钱，孩子的花销却一样不少，光是上幼儿园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个时候媳妇家的人来常来我家住，嘴多了，开销就大了，日子更加捉襟见肘。

相比之下，我家小妹婚后的日子倒是过得颇为滋润。小妹在包头棉纺厂工作，小妹夫在包钢上班，两人收入算可以，日子过得真的好。

小妹家住在棉纺厂的老平房，有个院子，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我总去小妹家看看，当然是兄妹情深，想去看望她，绝非为了蹭她家蔬菜或是借钱沾光。

有一天，小妹告诉我院子里有口大缸，里面腌着西红柿酱，让我装几瓶带回家吃。我便找了几个罐头瓶子开始装。这时，小妹的婆婆突然来了，看到我在装酱，脸色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她对我说：“你这样一小瓶一小瓶装，多麻烦呀。明天从家里带两个大桶来，反正我们也不吃，这西红柿酱全给你了。”

第二天，我满心欢喜地带着两个大塑料桶来到小妹家，惊愕地发现，院子里那口装西红柿酱的大缸不见踪影。我赶忙问小妹，小妹无奈地告诉我，那口缸昨天被婆婆给砸碎扔掉了，里面的西红柿酱都送了左邻右舍。

这事没过多久，小妹要买棉纺厂的福利房，福利房便宜交6000块钱就能拿到钥匙。小妹夫找到我，非要我借给他 4000 块钱。那时我做些小生意，手头有积蓄了。我原本打算留 1000 块作为生意本钱，可小妹夫苦苦哀求，说我这4000块钱是在救他命。

4000 块钱过了整整 5 年小妹才还给我。后来，我也拆迁买房，这时房价已经涨了，小妹夫主动表示要借我 5000 块钱。我心里一盘算，加上这5000块钱刚好够交房款，便兴高采烈地去找小妹夫拿钱，结果，小妹夫只给我数了 10 张 100 元的大钞，说道：“哥，这 1000 块钱是我赞助你的。”我顿时愣住了，急忙说道：“我要借的是 5000 块钱呀。”小妹夫却一脸为难地说没有那么多。我焦急地解释：“你当初答应借我 5000，我都已经把这笔钱算进房款计划里了。你现在不借给我，我还得再去找别人借。”小妹夫犹豫了一下，又拿出 500 块，说：“哥，这 500 我也不要了，一共 1500 就当我给你了。”那一刻，我气得血液直冲头顶，满心的愤怒与无奈。

就在我买房向小妹夫借钱的同时，我也向父母开口了。母亲当时问我：“如果你不买这套房子，能补偿多少钱？”我回答说能补偿 2万。母亲便说：“那你拿上这 2 万出去租房不香吗！还省得到处借钱，还要还人家。”听了母亲这番话，我的心瞬间凉了大半截。好在最后父亲通下决心借给我 7000 块钱。可没想到，第二天母亲就追过来，让我们还钱，说他们没钱生活下去了。实在没办法，我退给母亲 1000 块。

那时，我在呼浩特一家传媒公司是一员得力干将，公司老总对我特别器重，知道我买房缺钱，当下主动答应借我1万。那天我去拿钱，老总突然为难的说钱是公司帐户上的，现在有一个股东不同意借钱。

那年，我毅然离开公司，投身下海做起了生意。凭借着努力和运气赚了钱，我不仅换了大房子住，还买了一辆豪车。

每年过年去父母家，碰到兄弟姐妹的孩子们，我都会大方给三五百红包。我有一个大姐，在鄂尔多斯煤矿上班，姐夫也算矿上一个小头头。姐夫没啥文化，活了一辈子也和我没说过几句话。那年姐夫的大闺女结婚办酒宴，但我始终没接到酒宴的请柬，正纳闷时，母亲告诉我酒宴时间，更加奇妙的是，姐夫的二闺女办结婚宴是母亲跟我唠叨，我问具体哪天时间？母亲说没定。我当下给大姐打电话，大姐也说没定下来。那天下午6点50整我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我一看是大姐打来的，说今晚7点，在包头天外天正式开席！此时，我在北京住，北京包头小1000公里，飞机也得飞个一个多小时！后来明白，我们石拐大发矿山上有个习惯:凡是在矿上有点职权，或者是做个有权官啥的，他们家里如果办红白喜事一般只会通知上层的各种官们，不会去通知熟人左邻一般，熟人左邻一般全凭打听，然后主动打听前来搭礼。彻底不知道的人会有专门好事人告诉你:“杨矿长，采区王区长家要办事了！你赶快过去搭礼吧。”于是，很多人趋之若鹜前来搭礼，而且上了礼都不参加吃喝宴席，甚至连块糖也拿不到就回家了！搭这个礼主要是为了日后有事求矿长区长。其实，到最后很多搭礼人并没有用到李矿长、王区长。那时我姐夫从一个柳塔矿井下的采煤班的小班长升任了采煤区长，手下管了百10来号人听说很牛。

我记得过年回父母家碰上大姐孩子我总会给他们发红包，但我却从未见大姐给我孩子发红包！

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对人生、对亲情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那些曾经的冷暖，都成了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