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母（八）

房定桦

在我们兄妹仨的记忆里，从小到大，填写的母亲工作单位从来都是用代号表示的。母亲工作单位涉密（现已部分解密），厂门口不挂牌子，电话号码不对外公开。
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后，1956年9月至1957年10月，母亲在北京718联合厂工业科任技术员。718联合厂（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位于北京酒仙桥大山子，1954年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援助建设，是新中国“一五”期间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关键部件均出于此。

照片来自网络，当年718联合厂筹建时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负责规划设计，因此具有十分罕见的包豪斯风格建筑。 当时酒仙桥大山子是大厂云集之地，每天上下班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现在那里是北京旅游的一张名片，是旅游、餐饮、观展的聚集地，也是众多年轻人必去的打卡地。2002年前后，北京朝阳区对该区域进行改造，形成了集文化、艺术、办公为一体的798多元文化空间（798艺术区）。 照片来自网络 彼时，父亲从国营上海十八棉纺织厂奉调上海公私合营华丰纺织印染厂担任公方第一副厂长。1957年10月，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母亲被调到上海久新电机厂，又转736厂（有线电厂）工业科担任模具设计技术员。 母亲在上海有线电厂的工作证

母亲很热爱自己的技术工作，诚恳热情，敢于直言。她认为响应组织号召，对工作中的缺点提意见，是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在“反右倾”时期，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在组织生活会上，讲了家乡依然穷困之类的话，差一点被打成右派。
她喜欢模具设计的工作，但组织上认为她搞政工更适合，调她去厂组织部工作。她说革命战士的工作岗位，是党组织根据革命工作需要而确定的，作为个人必须做到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毅然放弃了心仪的技术工作。以后她担任了总支副书记，后升任组织部部长。
母亲工作过的上海736厂，对外称有线电厂，曾坐落于齐齐哈尔路76号。按照《杨浦区地名志》记载：上海有线电厂创建于1917年10月，原名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由北洋政府交通部、美国西方电气公司和日本电气株式会社联办，系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电气公司，主要生产电话机和电话交换机。1952年6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征用，改为上海有线电厂。
1961年春天，上海导弹试制基地的建设工作启动。同年8月，上海机电二局成立，下属导弹骨干工厂4个，上海有线电厂是其中之一。上海接受了红旗一号导弹的仿制任务，上海有线电厂承担引信试制任务。

1965年7月，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第27研究所，整体从北京迁至上海，与上海有线电厂实行厂所结合，改称机电二局第27研究所。部队编制的27研究所人员整体转业。
母亲奉命去北京，筛选人员，将人事档案护送来沪，并担任了27研究所二连的支部书记。在27研究所工作时，母亲经常带队出差，去无锡硕放机场和浙江嘉兴机场等军用机场做试验。当时国内已经拉开了某型导弹的研制序幕，囿于技术匮乏的局面，研制工作举步维艰。据说第一次飞行试验，条件极为艰苦，连装备车也没有，试验队员用拖车将产品抬到汽车上，再由人抱着运送到试验场。靠着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特殊时期，母亲深刻吸取了在“反右倾”运动中直言不讳的教训。她谨言慎行，成了全家心理上最强有力的维系。1969年8月，母亲作为驻华东师范大学工宣队队员赴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了一个阶段。

在我们家，母亲恰似矮小的树，她身高1.55米都不到，到了晚年就更矮小了，而这并不妨碍她拥有丰盈的树荫，坚强地护佑着我们，无论风云变幻，岁月更迭，皆一如既往，让父亲以及我们兄妹仨这些叶子们随风起舞，沙沙作响。

母亲的工作证 1974年，27研究所并入机电二局新华无线电厂，母亲随之被调入四车间担任支部书记，后又调任厂机关支部书记。
新华无线电厂位于平凉路，也是一家不挂牌子的保密工厂，厂门口没有厂牌，电话号码不对外公开。
嗣后，新华无线电厂所属机电二局，归并到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又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上海航天局。航天八院党委决定实行军民分线、独立建制。新华无线电厂部分车间和27研究所、24研究所，厂所分家，变身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又名‌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第八0二所。八0二所是军民分线、独立建制的第一家单位。
现在八0二所是我国从事精确制导、光电近程探测、空间探测与遥感、数据通信、目标与环境效应以及航天技术应用等领域技术研究、产品研制与生产的国防重点科研事业单位，是我国空天防御装备的核心研制生产单位之一。
从2000年开始，八0二所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搬入新区后进行了一轮专业整合，进一步巩固了核心专业第国内领先地位。在核心业务领域，八0二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内一流。

母亲辗转几个部门，在支部书记这个位置上干了20多年，是名副其实的“老书记”。
在母亲同事的印象里，母亲严肃而老派，说话声音不高、不紧不慢，言简意赅。
那个年代像母亲这样大学毕业的老干部不多，大气敬业的知识女性更少，母亲慧眼识珠，培养了很多年轻人。一晃数十载，当年和母亲一起工作的年轻人尤其记得母亲对她们的种种好。

母亲离休后，1955年出生的龚丽娟（左）经常来看望母亲，提起母亲说过“学得进就好好学，学不进就好好干！”这样一句话。 20世纪80年代，20岁出头的龚丽娟，是母亲担任支部书记的四车间团支部书记。车间生产任务重、人手少，母亲协调人手或常常自己直接替岗，让青工脱产学习。她深知知识对于工作的重要性，从自身的学习体验出发，激励车间里的青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犹如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长辈。龚丽娟是其中受益的一位。
“不考怎么知道自己考不过？”这是母亲当年为青工学习鼓劲说的话。
时代的发展，对青工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雄莫问出处，但不学肯定无术。当时能提升文化水平的途径，以电大为主。电大毕业生后来都成了厂里的一代管理骨干。但要通过入学考试，难乎其难。特殊时期在校学生的学习不能正常进行，出现“高中牌子，初中本子，小学底子”的现象。80%的青工文化课欠账，不到初中文化的水平，通过补知识补技术的“双补”职工教育，补了两三年。时间短，内容多，因此青工压力很大，对考试没有信心。母亲就为他们摇旗呐喊，鼓励他们复习迎考，一次考不过，再考第二次。龚丽娟考了两次，终于考入了电大。电大毕业后，她进入厂人事部门工作。

母亲16岁离家，一路走来，性格坚强得几乎接近执拗。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战争，让温柔似水的女人变得刚毅，不徇私情。
“小流氓怕什么，和他斗！”这是母亲对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小张讲的话。小张来到母亲手下，按照惯例，和其他人一样须上早中班。小张想通过父亲“通路子”，不上中班。不上中班的岗位就那么几个，想打招呼要调动的人却一大堆。母亲找小张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她不能凭关系开后门。同时母亲跟班作业，深入了解她们不愿上中班的顾虑，原来是害怕可能有小流氓骚扰。母亲就组织她们下班后结伴而行，并鼓励她们有的放矢地保护自己。母亲的这句“小流氓怕什么，和他斗！”传到了其他打招呼想调动的人的耳里，立时让他们打消了“通路子”的念头。

母亲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性格，对下属对同事一视同仁，但她盼亲友、同事以及其他熟识的人上进（母亲的原话是有出息）、工作顺利、生活幸福，就像大家希望她长命百岁一样。彼此爱惜，彼此牵记。

母亲是书记，副书记刘桂芳，是夫妻双双从北京部队集体转业来上海机电二局27研究所工作。她告诉我，她的眼中，“老陈”是“老革命”，铁面无私，更有大爱。她记得车间里一位女职工才30岁去世。那个年月，医院没有护工护士帮忙料理后事，女职工的丈夫束手无策。母亲认为人干干净净地来到人世间，也要干干净净地离开。她揽下了给逝者净身穿衣的工作。她拿起毛巾为女工轻轻擦拭；和刘桂芳两人配合，将内衣、外衣几层衣裤层层套好，整理好，系上扣子，穿好鞋袜。隔日女工的母亲和妹妹从外地赶来，发现已逝的亲人体体面面，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