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报刊亭

老才臣

　　出了小区南门，过一条马路，向右一拐，是一个不大的停车场。十一年前，或许是十二年前，这里还立着一个报刊亭，曾经是转角处的一道风景。里里外外挂着五颜六色的杂志，颜色驳杂却不违和，远远望去，像争妍斗艳的花篮。

报刊亭的主人是兄弟俩，哥哥沉稳，弟弟勤快；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哥哥坐镇亭内，无事的时候，会捧着一本刚到的《民主与法制》，聚精会神地看；弟弟负责跑腿儿，那时报刊亭还管订报，附近居民最喜欢看的是当地的《晚报》与《晨报》，他常常抱着一大摞报纸，楼上楼下地送。有时候司机会把车停在路边，喊一声“买报”，弟弟便颠儿颠儿地送去，还嘱咐一句:“开车可别看！”

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报刊亭不见了，地上还留着它的痕迹，像一页不辞而别的“告白”。附近居民不免有些失落，仿佛一位相处多年的老街坊突然搬了家。两兄弟再也没有露过面，老人们偶尔还会说起他俩，好像在说两个历史人物。再后来，这里成了停车场，于是再无人知晓它的前身。

　　世界上最早的报刊亭出现在法国。1857年，法国巴黎建筑师加布里埃尔·大卫欧德设计了绿色金属外壳的报刊亭，主要分布在Grands Boulevards大道上，成为巴黎一景。1904年，香港出现了首座报纸摊档，由英文《南清早报》（后改名《南华早报》）设立，这是报刊亭进入中国之始。民国期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报刊亭陆续出现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但远未形成规模。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卖报主要靠流动的报贩，而非固定的报刊亭。上世纪三十年代流行的《卖报歌》（安娥词 聂耳曲），生动地反映了报童的生活: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等派报，

一面走，一面叫: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

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1955年，贵阳诞生首个报刊门市部，开启了新中国零售网点的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报刊亭终于在全国城市星罗棋布，形成气候。据统计，截至2008年，全国的邮政报刊亭已达3万余座；至于民营报刊亭，那更是不计其数了。

　　曾几何时，报刊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小小报刊亭，简陋而不简单，它推动了全民阅读的深入，促进了文化信息的传播。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闻媒介有限，报纸一家独大，看报是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时最畅销的是晚报，薄薄的一张，八开四版，却蕴含着大千世界。姥姥看报像品茶，从“报头”看到“报屁股”，一个字儿都不糟践；父亲看报必做剪报，分门别类，乐此不疲；我最喜欢看报纸的副刊，此生酷爱文学，自以为文笔尚可，报纸功不可没。

为了先睹为快，我天天负责买报。报刊亭在景华路口，一个浑身漆成绿色的木亭子，窗楣上有五个黄字——邮政报刊亭。亭主姗姗而来，支起窗板，露出方方的窗口，窗外已经排起了队。晚报一般下午才到，晚报很便宜，4分钱一份。厚厚的一摞报纸，不大工夫就一售而空，来晚了只能扫兴而归。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迫不及待地边走边看，有一次撞到了前面的行人，忙不迭地道歉，对方扭头看到我手里的报，一笑置之。

那天作文课，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难忘的地方”，我写的是报刊亭，至今仍记得其中的得意之笔:“报刊亭是一座座加油站，读者是饥渴的赶路人。”

　　报刊亭的黄金时期是八九十年代，那时的报刊亭如群星灿烂，点亮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报刊亭迎来发展契机，仅邮政报刊亭，北京就有2510个，上海有2175个，广州有2102个。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它最后的辉煌。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纸媒受到了严重冲击，曾经繁花似锦的报纸杂志，像是遭遇了一场春寒，变得零落不堪。过去到了年末，都是订阅报刊的高峰，我们单位的收发室，挂满了报刊的目录，下面人头攒动，如同赶集；现在这样热闹的场面早就看不见了，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散的大集，反正心里空落落的。

纸媒的不景气直接影响了报刊亭，就像牙龈萎缩导致牙齿脱落，报刊亭陆续关停，偌大的上海目前也只剩两家。诚如《左传》所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为了生存，硕果仅存的报刊亭不得不搞多种经营，兼卖饮料、烟酒，开展手机充电、代收快递等便民服务，结果卖报成了副业。

报刊亭的衰落是大势所趋，刷手机代替了读报纸看杂志，甚至冲击了看电视听广播。报刊亭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它像昨日世界的守夜人，注定走向黄昏。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迥异于沉浸式的纸媒阅读，数字化阅读呈现出资讯化、碎片化和娱乐化的特征。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何时何地，一机在手，万事皆休。据统计，从2008年到现在，成年人的纸媒阅读率断崖式下降，数字化阅读方式则由24.5％上升为80％。升降之间，报刊亭渐行渐远。

或许是上了年纪，我还是向往读书看报的从容不迫，白纸黑字，气定神闲，那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快乐。我怀念报刊亭，尽管它从街头消失了，却永远留在我的心头。

乙巳 初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