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住生心 焦刻生写

一竹禅悟

不去模仿任何东西 去见万物的性灵

——得意忘形的断想（七十七）

无住生心 焦刻生写

•孙友军•

我经常对道友们说，我首创的"焦刻摩崖"系列不是技法创新，而是心性修行的外化。这些年我握毛笔将刀刻转换为笔刻，在宣纸上“凿”刻时，总想起《金刚经》那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经典名句正是佛教般若思想的核心要义，指修行者应超越对外在现象和内在概念的执着，使本自具足的清净心自然显现。这一思想既是禅宗顿悟法门的根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世哲学的重要源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或许这正是我的创作密码。

首先要破除执念，方见本心。我早年学画时，总被"水墨至上"的规矩困住。直到某天故意让枯笔在纸上撕裂出焦痕，那灼痛般的笔触突然让我惊觉：执着于"润、淡、逸"的范式，反倒成了束缚。就像禅门不立文字，我尝试让焦墨与摩崖石刻对话，风化的裂痕里藏着千年岩壁的呼吸，这种粗粝感，或许比工整的笔墨更接近生命的本质。

创作时我总念叨"掘、刻、焦、变"四字诀。有人说这是自虐式创作，其实那些凿刻的痕迹、风摧雨打岁月的残痕，都是与材料的对话。故意制造的残缺不是为了反叛，而是想打破观者对"完美"的执念——就像禅宗公案，不破不立。当我把佛教造像与摩崖碑版解构重组，甚至混入装置元素，不是标新立异，只是在寻找艺术最原始的生命力。

其次是残缺破损里生长有禅意。焦刻的残痕总让我想起修行中的"枯木生花"。纸张被分割撕裂的瞬间，既是破坏也是救赎，那些风化的肌理如同年轮，记录着时间与心念的交叠。有次在山野摹写摩崖，突然明白为何古人要在石头上刻经——当佛像从焦痕中浮现时，它既是历史的碑拓，也成了照见当下的心镜。

创作中最妙的莫过于"破与立"的博弈。焦残的纸边残留着墨色，就像夜空里的星火，这种"空"与"色"的交织，暗合着《金刚经》的深意。我常保留材质本身的裂纹，让自然的痕迹与人工雕琢共舞，这何尝不是"无住生心"的实践？就像六祖说的"外离相，内生清静"，刀笔落下时，执念反倒在残损里开出了“莲花”。

再次就是笔刻即修行 。每次焦刻都像是场小型闭关。无知堂里炭火的气息，笔刻与纸面摩擦的沙沙声，恍惚间竟有禅堂敲钟的韵律。有位藏家说我的作品像"心的残卷"，或许他们读懂了那些斑驳痕迹里的坦诚——我不追求形式完美，只想让每道刻痕都成为心路的坐标。

常有年轻人问我创作秘诀，我总指指画面上的焦痕说："看见这些斑驳的痕迹了吗？艺术不在完整的形相里，而在破碎处透出的光。"就像参禅不必执着于诵经打坐，重要的是每个当下的澄明。当我在焦刻中放下对"美"的执念时，反而触摸到了更本质的美。（岁次乙巳六月廿五日於海南金典柴门月下重发）

为中国美术培根铸魂，把美术创作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孙友军专访 （三）

北京创荣时代艺术中心 2023-10-25 10:20

北京创荣时代艺术中心 白宇：

您首创的“焦刻摩崖造像”，丰富了佛教绘画艺术表现形式，请问这些创作背后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孙友军：

为寻求佛教画创作的突破，我先后到云岗、龙门、大足、广元、安岳等著名佛教石窟圣地写生调研，特别是深入到散落于乡村山野众多无名佛教石刻所在地，感悟残佛韵致及灵性，收集大量相关资料，寻求佛教题材画的创新。石刻造像在佛教界内部被看作是佛陀的化身，这些石窟不仅作为佛教活动的场所，也是佛家造像艺术展示的重要平台。佛家造像不仅是宗教仪式的必需品，更是一种集合了精湛技艺和深刻哲学思想的高级艺术形式。许多佛像被认为是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至今仍被高度保护、珍藏和崇拜。

更为神奇的是，散落于各地各处的佛教造像，在数千年的历次自然、战乱的损毁中，虽残破不全，但丝毫不减其神圣和艺术魅力。残破意味着佛陀化为千万，碎片也是具有灵力的圣物。一场劫难犹如一场烈火，火焰熄灭后，千百块碎片依然坚硬，如同舍利一样，依然充满着“灵力”，残佛弥足珍贵！中国历史上数次灭佛(人为或自然的），但佛之所以越灭越多，是因为佛经中早就有“佛身一残，千万佛生”的禅语。因此历来信众都把在战乱、天灾人祸中遭到毁损的佛教塑像悉心保存。青州龙兴寺将保存的佛像石刻残体和佛教经文残片及佛事记文残片，在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上进行特展。数量惊人的碎片为何可以跨越数个世纪保存下来？原因是佛像碎片在佛教内部被看作是具有灵力的“舍利”。有的佛教经典还指出，残破的佛像可以在国泰民安的时代重新聚合在一起。这类现象和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艺术品全然不同的一种理解，即佛教造像并不只是呈现为一种造型的、视觉的形式，而是具有其内在的生命力。

我首创的“焦刻摩崖造像”系列，正是建立在以上理论基础之上的。为使这一信念通过中国画进行表现，并借此更好地弘扬佛法，我探索创造了“以笔代刀，焦刻残佛”这种图式和画风。用中国画集中表现残佛，自古自今实为鲜见。我认为这是一个被人们忽视了的很有开发研究价值的领域。

“焦刻摩崖造象”的偿试带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实验性，其主要特征用“刻”、“焦”、“掘”、“残”四个字加以摡括。这四个因素构成了我这个系列作品的基调。第一个重要构成因素是“刻”，就是把石刻上的刀法转换成笔法，将石刻的韵味表现于宣纸上。刻石刀痕元素，结合传统笔墨，枯笔、 渴墨、焦墨，糅合自我的修养，成为颇具现代意味的刻石摩崖碑版遗韵。这种刻的 意境表现，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当中的刻制技巧的因素，和这种刻的遗痕有机地相结合，就创作出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摩崖碑版语言。这种新的语言，形成了这个系列独特的视觉图式，能给人留下难以 忘怀的印象。

第二个是“焦”。中国焦墨画就是用枯笔渴墨来形象表现天地之大美，以纯墨来描绘自然之万象。焦墨画以书法为本，用皴擦替代渲染，笔锋含墨量的多少和下笔轻重缓疾只仰仗于画家的笔墨功底。对此我用枯笔蘸一种不加任何水份的极浓原墨汁作画，画面的虚实、浓淡 、干湿的层次变化都用纯浓墨来实现。 笔法上以中锋运笔为本，在用笔的轻重虚实、方圆尖曲等变化与繁简离合的黑白灰对比过渡中，使这个系列的作品表现出古朴特质，彰显苍茫掘雅之气象。

第三个是 “掘”。“掘”的因素是来自于我对碑版的继承。早在上小学时我就开始临习《毛公鼎》、《散氏盘》。后来则长期坚持临习《爨宝子碑》、《战国纵横家》、《好大王碑》等碑贴，致力于碑版汉隶。其书风庄重朴实，古掘韵雅，笔墨线条均追求“老重拙劲”，逐渐形成了自已的书写风格。

最后一个是“残”。历经几千年残缺不全的佛教摩崖造像和各种碑刻是具有生命的灵力的，通过再创作，赋予它本有的生命华彩，在残碎的隙缝里，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永恒。为使这一信念通过中国画进行表现， 并借此更好地弘扬佛法，我在构思这个系列的图式和画风上， 画面主要由佛教石刻残破体和佛教经文或高僧大德谒语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易经亦有云，“欲致其圆，必由其缺。欲达其活，必由其断”。中国画理有不齐为美之说，残缺不齐也是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的联结处，而这个连接处正是使人陶醉的地方。守残抱缺是一种天趣和掘趣，是一种内在气质的张扬。

艺无止境，我对这个系列的创作还在不断探索中，这个偿试的意义已得到不少同仁的赞许。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藏传佛学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群则加措活佛称：友军先生首创的“焦刻摩崖造像”丰富了中国画在禅画领域的表现。其笔法墨法具有鲜明的个性，墨韵笔法有自已的感悟。其画面以抽象立意，表述心灵，布局和造型独具匠心，而且取法高古。在墨色和线条中，蕴藏禅机，玄妙若隐若现，使观者引起遐想，在联想中获得享受。更为可喜的是，作品灵通法脉，以画语解禅意，实乃超凡脱俗开先风之佳作。

北京创荣时代艺术中心 白宇：

请谈一下您近期的工作和创作计划?

孙友军：

一是加强书画创作理论的学习研究，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

二是坚持书法方面的练习研究，通过书法水平的提高，把中国画“以写见意”的核心价值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是坚持做好“百诗百竹”的创作工程。百首咏竹诗词的创作已完成，但百幅咏竹诗意图的创作任务还十分艰巨；

四是为“青城玄墨”艺术品牌立论。作为打造“青城玄墨”艺术品牌发起人之一，理所当然应为这一品牌建立理论体系。魏晋顾恺之的艺术思想主要来源于玄学。玄学之玄来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以《老子》《庄子》《易经》为宗，称“三玄”。玄学的核心概念是“神”。“至虚而善应，则以道为称；不思而玄览，则以神为名。”由此顾氏提出“传神”论。顾氏强调“荃生”，生则有神，荃生即荃神。亦出《庄子》：“荃之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引伸之，形之所以在神，得神而忘形，故顾氏云：“四体妍蚩，本忘关于妙处。”从理论上突破了模拟外形的束缚。道家玄学“得神而忘形”是我们打造“青城玄墨”艺术品牌，倡导中国画大写意精神的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绘画与道家哲学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长期的绘画演变发展中，道家思想发生着重要内在作用。道在绘画中的体现就是画道。画道通于宇宙自然之道，反映着绘画艺术的根本规律，是绘画活动一切技法形式的内在依据。因此“青城玄墨”理论体系的建立将为丰富中国画的理论宝库增砖添瓦。

北京创荣时代艺术中心 白宇：

作为目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术家，您如何理解“培根铸魂”的意义?中国美术家应该在美育中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孙友军：

培根铸魂是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最高要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孙友军，字泮桥、一竹禅悟，号无知堂、永清斋、明坤庐、深善堂、天星寨。诗书画印一体文人画家，中国“扬州新八怪”签约画家，经文化部文化遗产保护部专家委员会评定为“国家一级美术师”。首创的水墨佛竹、焦刻摩崖造象、“寻仙不辞远”山水画、碑版遗韵书法、“三草太极膀书”、“残荷玄冥”等系列作品均获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认证。

现任中国文人画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艺术系客座教授、四川新华科技学院青城玄墨大写雄风研究院副院长、三才书院特聘导师、麓曦桃源书院艺术总监、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曾任原成都军区机关报巜战旗报》编辑，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专职记者，原成都军区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原十三集团军炮兵旅副政委，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全国十大晚报之一《成都晚报（党报）》副总编辑，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正局），成都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新文人画院院长，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荣誉副院长，四川省湖州竹派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新文人画院院长，成都市花鸟画会副会长。

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发表出版政论、新闻、文学等作品300余万字，著咏竹诗词百首，有散文和美术评论数篇见诸文集及报刊。书画作品在国内外大展中先后12次获得金奖、特等奖、一等奖、银奖。作品被包括英国珍宝博物馆、中国核聚变博物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美术研究院、巴金文学院、扬州画派书画院、泰国泰中友好协会等在内的17家艺术机构及党政军界名流王光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励无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光烈、王蒙、郭玉祥（济空司令）、马占民（北空司令）、蒋明君（联合国国际生态组织主席）、袁隆平、杨澜、董嘉跃等收藏。先后七次在抗州、成都、都匀、庆阳、香港等地举办书画展。先后向有关慈善机构捐献作品一百三十余幅，参与在北京、成都、深圳、香港的义拍义卖，所得善款全部用于灾后重建、抗击新冠肺炎和救助贫困户儿童上学等。发起“中国禅墨慈善万里行”，累计已达十余万公里，走进二十五个堂馆院寺，共捐献作品二百三十余幅。曾于2009年12月12日应邀赴京为国防部创作水墨佛竹长卷《佛竹报平安》，受到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的接见，并题词：“友军佛竹，日新徳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