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父母亲 陈平

陈天虎

　　抗战中的我父母 【上】

陈平

前言

2024年3月13日下午，正在家里创作长篇小说《京办主任》的我，突然接到市作协姓王女同志的电话，说湖南省邵阳县委党史办有位领导要找你，是否转给你，请你决定。

虽很纳闷但我很快明白，于是请她把此人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就此我们联系上并加了彼此微信，情况也就逐渐明了；

陈老师好，我名刘振华，湖南省邵阳县委党史联络组秘书长，县作协副主席，通过常州市作家协会终于与你联系上，我很高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中共邵阳县委党史联络组正在编写一本书，内容是讲述在抗战时我党在邵阳举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历史，据各级党史记载，我们了解到你父母在湖南革命事业中作出的伟大贡献，其中就有在邵阳塘田战时讲学院担任重要职务的纪录，尤其是看到你在《中国作家在线》平台上，发表的《父母人生路》长篇文章，我们非常高兴，很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

为此，据父亲自传中在抗战中的1937年，我父母同时在湖南参加中共后的详细活动，整理撰写了这篇《抗战中的父母》记实文学，在发给刘振华的同时，为祭奠清明，寄托衷思，缅怀我父母的伟大业绩特此公开发表；

我的父亲陈啸天，中共党员，离休前任常州师范学校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2008年去世，享年88岁。

母亲周白，1973年在下放农村中去世前任市第二初级中学副校长，曾任市妇联副主任等职务，享年55岁。

其实早在抗战爆发后的5个月，即1937年12月，我父母就在湖南长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解放后却因所谓的“历史问题”，他俩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母亲甚至遭到残酷迫害早早去世。

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历史终还本来面目，据父亲的自传材料将父母亲在抗战中的经历殄肴读者之目的，一，可以告慰他俩在天之灵，二，让后人牢记老一辈革命者的坦荡胸怀，三，知道极左思维在真革命者面前仅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一】

担任抗日宣传剧团副团长

抗战前，读过几年洋学堂的我父亲陈啸天，已在老家安徽当塗采石农村自办陶庄小学校，他知道陶行知先生办晓庄师范的目的，是想以一百万个乡村小学，改造一百万个农村，因此也想做这种小罗丝钉，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在脑子里萌生，所以在他的老师马侶贤把他和另外一个少年张世德，带到南京中华门外的蚕桑实验场实习。

张世德后来改名张劲夫，解放后任国家财政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顾委常委。父亲考取了由张治中在安徽巢县洪家疃办的黄麓师范特科甲班，班主任就是马侶贤。

马侣贤先生 ，合肥人，陶行知先生开创晓庄的“十三同志”之一。1932年他受陶行知先生指派，与戴自俺到上海闸北大厂孟家木桥创办山海工学团。1935年陶行知先生推荐他到安徽省立黄麓乡村师范学校附小当校长，抗战时，他跟随陶行知先生到重庆合川创办育才艺术学校，解放后任上海行知中学校长。文革中，为保住陶行知先生的遗稿他死于红卫兵“破四旧”中。

因为安徽同乡张治中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军校教育长，所以黄麓师范的学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戴制帽穿校服打绑腿，每日早上出操。学校的军事教官任军训大队长，父亲当了副大队长所以每天喊操。他学习勤奋，国文优秀，心理学、教育学可以辅导同学，

但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上海沦陷。上海抗敌演剧八队来到黄麓宣传抗日，受其影响，学校辅导主任金步墀【中共党员】发起学校20个学生，也组织了一个宣传剧团宣传抗日，金步墀任团长父亲任副团长，我的母亲周庚白【后来改名谓周白】也在其中。那时她才18岁，出身富农家庭的她，初中毕业后已在老家从事教育工作，后来考取黄麓师范特科甲班深造。

可是学校不许他们出去宣传，他们和学校大闹了一场后决定放弃读书，脱离学校，到学校周边农村去进行宣传活动。芜湖沦陷后，金步墀率领宣传剧团从烔炀河上火车到了田家庵（淮南市），又从田家庵沿了淮河步行到河南信阳，然后取道平汉线去了长沙。

满怀抗日理想又浪漫的青年，分成艺术、哲学、文学、社会科学四个学习组，一路上边学习边演出。到了信阳遇到日机大轰炸差点遇难。在武昌徐家棚他们耳闻目睹了武汉被炸后一片瓦砾，难民呼天抢地，遍地散落着行李的惨像，抵达长沙后他们把沿途所闻所见写了一篇“二千里宣传记”，发表在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上，一时甚为轰动。谒见黄麓师范名誉校长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后，黄麓宣传二队参加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为文抗会宣传部六个宣传队之一 ——晨呼队。听了徐特立同志的演讲后，大家都想去延安，可张治中却派人解散了晨呼队，父母在指导唱歌的宣传部干事时玳【中共党员】带领见了徐特立同志，要求去延安鲁艺学习艺术。

徐特立老人亲切地对他俩说：去延安鲁艺学习是为了革命，留在这里也是为了革命，但这里更需要你们。看着毛泽东的老师，八路军驻湘总代表，中共南方局领导殷切与期望眼光，父母亲同意留下来工作。 徐特立立刻派郭建同志【郭光洲，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与他们联系。

1937年12月，在郭建的介绍下，父母同时入了党，1938年2月，22岁的父亲与19岁的母亲在长沙订了婚。

上来父亲以为郭建是徐特立的秘书，后知他是刚从延安派到长沙，建立的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只比他们早一周到长沙。当时的长沙市，中共党员只有60余人，所以他们是中共湖南省工委建立后，在长沙市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

入党后的父母，根据党的指派先后在湖南衡山南岳、长沙铜官、武冈塘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父亲历任中共南岳党小组组长、南岳支部组织委员、中共长沙县委委员、塘田战时讲学院补习部主任，母亲任妇女委员。

【二】

受命重组中共南岳党支部

湖南南岳衡山衡阳，是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之前毛主席为她起了毛达湘这个名字｝和丈夫陈芬等英烈战斗过的地方。1928年因叛徒出卖，中共南岳衡山区委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毛泽建献出仅24岁宝贵生命，同时遇难的，还有她的丈夫与襁袍中的孩子。

1928年5月初，毛泽建和陈芬领导的游击队与挨户团在夏塘铺遭遇，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毛泽建和陈芬不幸被捕，陈芬惨遭杀害脑袋挂在城门口。

毛泽建被井冈山派出的红军部队所救，由于即将临产，行动十分困难，为了不拖累部队，她隐藏在夏塘铺一位孤老婆婆家里。一个仲夏之夜，她的孩子出生了，不料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正在搜查的挨户团，敌人很快找上门来。

毛泽建被捕后，被从耒阳押解到衡山，孩子因无奶而夭折。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戴着刑具，从容不迫地来到刑场。她高呼，乡亲们，杀了一个毛达湘，千万个毛达湘会站出来!一代女杰毛泽建，同她的丈夫陈芬一起，用他们的短暂生命，为革命事业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战歌。1938年6月，父母奉命去重建中断十多年的南岳党支部，后发展为中共南岳区委、衡山中心县委。

长沙岳云中学是湖南名校（杨开慧、丁玲、贺绿汀都曾是岳云中学的学生），为了躲避曰寇轰炸，岳云中学初中部迁到衡山县南岳镇。岳云初中兼岳云农校校务主任梁君大，教师胡敬夫、朱抱坚（朱济凡）是抗日积极分子。

梁君大，1909年6月出生，湖南长沙人。父亲是当地著名实业家，与国学大师梁漱溟族兄弟。妻子邹德惠，亦为梁漱溟之外甥女，梁君大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

胡敬夫 男，1913年1月生，湖南省慈利县人。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被聘为岳云南岳高级农校农事助理员兼初中部生物教员，在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胡敬夫北上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员。在抗大毕业后留校任抗大政治教员、抗大一分校政治教员、政治主任教员。

朱济凡，林业专家。曾名朱抱坚等。1912年8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33年，考取中央大学农学院。"七·七"事变后，他放弃求学而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4月4日，朱济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湖南衡山、苏中解放区、吉林省、辽宁省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衡山临时县委组织委员、新四军苏中公署文教科科长、吉北松花江游击大队大队长。

据梁君大，胡敬夫回忆；得知长沙有八路军办事处后，梁君大和胡敬夫找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要求办事处派共产党员到南岳指导工作，八路军长沙办事处陈永清答应派人，但一定设法给派去的同志安排一个公开职位，最好在岳云中学当教员，所以派父母去了南岳。

父亲记述：我们到了南岳，组织介绍了南岳中学的朱抱坚（朱济凡）同志，我们成立了支部开始过组织生活，党给我们联系的是程其恒（陈永清）同志（代号“衡珠”）。后来我们又发展了梁君大和他的夫人邹德惠加入中共。我们把薪水一部分拿出来办了一个幼稚园作为工作据点，由由周白与邹德惠负责。还办了夜校。

我和朱抱坚带动当地驻军演话剧，组织业余俱乐部。当时的口号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抗日目标下团结起来。

由于积极工作组织也就扩大了，学生、工人中都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样就红了，学校里的一部分顽固保守家伙是反对我们的，在当时既不打牌也不吸烟，整天搞发动，群众关系扩大了，我们很容易被人看出，所以暑假学校解聘了我们。

据衡山党史记载：岳云中学副校长，国民党中统分子文亚文在校务会上威胁何炳麟校长；必须立即解除梁君大、朱抱坚、陈啸天的教师职务；并出示了国民党省党部（以教育厅名义签发的）驱逐我三个共产党员出境的密令。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了严格执行我党中央保护干部的指示精神，派郭建来衡山宣布：调陈啸天、周白去铜官工作，欧阳方（颜福廷）、梁君大、朱抱坚（朱济凡）在南岳继续坚持党的地下组织活动。

【三】

组织中共长沙县委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 “抗战初期徐特立在长沙的活动” 中记载：1938年，徐特立就湖南的地下党组织和社会情况等问题，向党中央写了五个调查报告，他在“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写到：

新化的锑矿仍旧开采，我们开始有组织。交通工人和建筑工人也迅速增加，散漫没组织的农民在这条件下集中起来，是我们很好的工作对象。长沙城附近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三、四千人，有党的组织，工作尚好。长沙铜官窑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当时正是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大发展时期，其中湖南发展党员最多，由谢介眉领导的铜官窑区三千工人中，党员就发展了八百多（一说五百多）。

关于父亲参加组织长沙县委工作的情况，中共长沙县委党史中记载：1938年7月，中共长沙县委恢复，张钧（曾国琦）任书记，毛达恂【1926年入党，解放后任大连副市长，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谢介眉【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孔福生、罗怀树、陈啸天任委员。年底，张钧、陈啸天调走，改由毛达恂任书记。

父亲记述：从南岳撤出后因无职业掩护，我请求组织上允许我们到延安学习，未被答应，但是允许我去武汉参加党的学习班学习。到了长沙住在招待所中，因为武汉形势紧急，党组织准备撤退，我们终止前进，党派我们去长沙北乡铜官镇窑区做窑工工作，以陶业小学作掩护，并参加组织长沙县委工作，负责民族解放先锋队，省方联络是李锐同志。

到了铜官，见到长沙县委书记张钧同志，谈过工作以后我即到陶小教书，入夜即去窑工学习班讲课，每支部办一星期，共办了八期。当时工人的领导是谢介眉，铜官人，亦是工人。

在学校我们成立儿童生活团，举办募寒衣救难民，捐募废铜铁送政府，经常举行时事讲座、出墙报。“九·一八”、“双十节”都发动铜官群众大会，当时长沙“观察日报”（党办的）时刊载我们群众运动情况。

父亲是和生活书店的潘超【解放后任团常州地委书记，后调北京中央机关工作】一起，住在招待所准备去武汉党训班学习。

在等待出发期间，他们两人结伴学会了一点湖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