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谁都可以装大尾巴狼

三默

　　不是谁都能装大尾巴狼

最近一段时期，不知什么缘故，有人一个人在公众号上频频拿武威文宣说事，千方百计否定武威“天马故乡”和“河西都会”的称号。此好事者不仅无视出土文物，而且还罗织了好几顶吓人的帽子，如：天马与都会岂容臆造、 伪造城市等级幻觉、游记抄袭与文化“集市式拼接”等等，指责武威不是“天马故乡”，甚至以张掖有个河西学院就相当然的将张掖当成“河西都会”。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不论雷台墓的墓主是谁，也不可能影响“铜奔马”作为中华艺术瑰宝的崇高地位，更不可能影响凉州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城的历史地位。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他“蚍蜉撼树”的那种感觉和勇气。不客气的说，在考古和史学研究领域并不是谁都可以装大尾巴狼的。

凉州“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的发现与命名过程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综合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意外发现。公元1969年9月，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十三生产队村民在雷台（一座夯土高台）下挖掘战备地道时，意外凿穿了一座古墓墓室。墓内陈列大量铜车马仪仗俑，其中一匹三足腾空、右后蹄踏飞鸟的铜马尤为醒目，即后来的“铜奔马”。10月，甘肃省博物馆派考古队清理墓葬，确认其为东汉晚期（约186—219年）或魏晋时期的大型砖室墓，出土文物231件，包括铜车马仪仗队（共99件俑、车、马）及铜钱近3万枚。公元1970年“铜奔马”与其他文物一起移交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二、权威命名。公元1971年9月，中国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先生在陪同外宾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时，被“铜奔马”的艺术性震撼，称其为“宝中之宝”，并依据马蹄踏鸟的造型，将其命名为“马踏飞燕”。“马踏飞燕”这一名称因形象生动而广为流传。但学术界却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名称存在一些争议。对马蹄下的鸟，有学者就指出鸟尾平直非燕尾分叉，可能为“龙雀”、“燕隼”或者“乌鸦”。如依据东汉张衡《东京赋》“天马半汉，龙雀蟠蜿”，提出“马超龙雀”；另有“天马逮乌”说，象征速度超越太阳（金乌）。 对马的属性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此马为西域“汗血宝马”与蒙古马杂交的“岔口驿马”，其“对侧步”步法（同侧双蹄交替）并非全速奔跑，故“奔马”之名存疑。公元1983年“铜奔马”成为中国旅游标志后，文物部门为严谨起见，采用中性名称“铜奔马”，旅游行业则仍沿用“马踏飞燕”以保持公众的认知。三、高度认可。学术界对这件国宝的艺术与科技价值的认知则高度一致。“铜奔马”以“蹄踏飞鸟”单点支撑实现力学平衡，马腿内嵌铁芯增强承重，分范合铸工艺精湛，被西方誉为世界雕塑中“极顶之作”。公元1983年“铜奔马”成为中国旅游标志，公元1986年“铜奔马”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公元2002年“铜奔马”列入禁止出境展览名录，充分体现“铜奔马”作为丝路文化与汉代强盛象征的崇高地位。

从学界关于“铜奔马”的组成元素马与鸟的争议中可以看出，武威文化界将其称之为“天马”有所本，并不是无中生有。“马超龙雀”之马、“马逮金乌”之马难道就不是“天马”？如此神奇的“天马”从武威出世并走向世界，称武威为“天马的故乡”，又有何不可？“天马”是武威人对“铜奔马”艺术价值的高度概括和形象化认可。这匹“天马”是一个高度艺术化的形象，与现实中的那些凡马决不能混为一谈。从“马踏飞燕”到“马超龙雀”，到“天马逮乌”，再到“天马”，武威人对雷台墓出土的这匹“铜奔马”的认知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地深化。

在武威，“天马”特指雷台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国家旅游标志“铜奔马”，而不是其他的什么马。难道武威不产“汗血马”，武威就不该有马文化，更不该有“天马”信仰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天马”的故乡不是什么“汗血马”的故乡，武威人也从来没有将“汗血马”当作武威的地产。武威尽管是汉武帝展显武功的地方，但武威人从来就没有将汉武帝用战争手段获取的“汗血马”的原产地当作武威。我不知道一个连艺术和现实都分不清的东西，为什么要对“天马”文化狺狺犬吠？

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来看，武威成为“河西都会”不仅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是无可替代的。有人根据人口数据，曾经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在大唐玄宗时期，位于河西走廊的武威是仅次于帝都长安的世界第二大城，是名符其实的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的核心枢纽。仅此一点，这样的历史地位也绝不是河西其他任何城市所能替代的。概括起来，“河西都会”称号是依据以下几个条件确定的：一、得天独厚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有人认为河西走廊是中华民族的玉腰带，武威位于河西走廊最东端，是中原王朝进入西域的必经门户，也是西域和北方游牧势力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是这条玉腰带上的关键节点。这种咽喉要冲的位置，使其天然成为军事防御和交通贸易的枢纽。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分为多条支线，但无论南线、北线还是中线，武威都是关键的节点和物资集散地。二、悠久深厚的行政中心地位。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击败匈奴后，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武威郡是其中最早设立、地理位置最靠东、地位最重要的一个，是汉帝国经营河西的行政、军事核心。在漫长的历史中，武威（古称姑臧、凉州）长期是河西地区最高行政机构的驻地。如汉代的凉州刺史部（后期）、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都城（故有“五凉古都”之称）、唐代的凉州都督府和河西节度使驻地、西夏的西凉府、元代的永昌路、明清的凉州府等。这种持续的区域政治中心地位，奠定了其“都会”的基础。三、繁荣发达的经济与贸易中心地位。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核心节点，武威是东西方商旅、使节、僧侣的必经之地和重要休整补给站。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来自西域的玉石、香料、马匹、葡萄、胡商货物在此汇聚、交易和中转，商业极其繁荣。得益于石羊河绿洲的滋养，武威地区自古就是河西重要的农业和畜牧业基地，物产丰饶，为城市人口和过往商旅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汉书·地理志》就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发达的农业经济支撑了城市的繁荣。四、重要的军事重镇。 武威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阵地和战略支撑点。历代在此屯驻重兵，修筑关隘、长城（如著名的汉明长城遗迹）。强大的军事存在既是安全的保障，也促进了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在分裂时期（如五凉时期），武威凭借其地理优势和富庶基础，成为割据政权的理想都城。五、多元文化的汇聚与交融中心。作为丝路要冲，武威见证了汉族、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西夏）、蒙古等多个民族的往来、杂居与融合。佛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沿丝绸之路传入，武威是重要的传播中心和信仰中心。著名的凉州石窟（天梯山石窟）被誉为“中国石窟鼻祖”，见证了早期佛教艺术的辉煌。藏传佛教萨迦班智达与蒙古阔端在凉州（武威白塔寺）的“凉州会盟”，更决定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相对安定的时期（如前凉），武威成为北方重要的文化中心，吸引了大批学者，保存和传承了中原文化。著名的西夏碑（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也是在武威发现的，是研究西夏文字和历史的国宝。

“河西都会”称号，是武威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河西门户、丝路咽喉）、长期稳固的行政中心地位（郡、州、府治所、五凉都城）、繁荣发达的经济贸易（丝路枢纽、物产丰饶）、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西北屏障、驻兵重镇）以及多元灿烂的文化交融（民族、宗教、学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形象地概括了武威在河西走廊乃至古代中国西北地区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核心枢纽的历史地位和辉煌成就。这一称号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也深深烙印在当地的文化记忆和认同之中，而且是烙印在中华文明血液中的，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否定不了的。

如果说武威的“天马故乡”这个称号学界尚存一点争议，但绝不可能影响武威人对（铜奔马）“天马”的崇拜和热爱。“河西都会”称号是历史发展不移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岂是几个一知半解且不怀好意者拼凑一些雷人词语就能篡改和侮辱的。在我这个地道的武威人眼中，若不是历史学家，就不要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假若是学历史的也很有可能是那种“比着屁股裁裤子”的所谓砖家，更就不要跑岀来遗笑大方了，我慎重的告诉你，在考古和史学研究领域不是谁都能装大尾巴狼的。地位如郭沫若者都有人质疑，何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