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老家——梯田和坝

观自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乡村集体化的鼎盛期。集体化有个好处就是政府一嗓子能喊到乡村的犄角旮旯，一村人能集中力量做成一件事。“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就是那个时候掀起的一个热潮，这是因为在经历了六一、二年的饥荒后，无论政府还是农民都亟待改变农村生产能力低下引发的温饱的问题。村子里的梯田和坝就是那个热潮的产物。

那时候陕北的农民不叫农民，叫“受苦人”，这种叫法不知是来自鄙视还是自虐，但形象到位，因为他们总有受不尽的苦累，吃不饱的肚子，歇不下的身体。

夏天农忙时节，锄地、割麦、打麦各种营生，累到瘫软，自然顾不来打坝修梯田。春播结束、秋收结束的空闲里，乡干部、村支书绝对不会让受苦人稍有歇息，男女老少被一竿子赶到山上修梯田。印象里，村里只在老陵峁和冯家山两个山上修过梯田，还形成过一定的规模。政府倡导归倡导，但农民对修梯田有些抵触，原因很简单：政府是想通过梯田的作用防止水土流失、打造良田，增产增收，而陕北人多在山峁、坡地上耕种，这样的地形更适合牛马、骡子和驴这些大牲口大片犁地，梯田太窄，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农民不情愿也不敢给政府提意见，否则会挨批斗。修还得修，不过他们有他们的办法，那就是敷衍，因而修梯田成了一种政府浮夸的形式、农民交差的样子。直到后来包产到户后，那些梯田又被人们挖倒，恢复了山坡本来的形状。这种不切实际的乱指挥只是增加些负担，苦害的还是大批农民。农民苦，但是孩子们却是快乐的，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和小伙伴们比赛跳梯田却浑身是劲，能从山顶上一直跳到底，玩的不亦乐乎，这也许是梯田发挥过的最有意义的作用。

秋天麦子耕种完，再无重要农事，打坝又开始了。那些年整个一个冬季，每早总能听到书记呼唤村民出工的敲钟声。打坝的工地上，铲土的、推车的、打夯的各有营生，唱歌助兴的、调皮捣蛋的解闷逗乐，还有屎尿多的懒汉溜达半天不回工地，惹得众人骂。工期紧的时候，书记会安排专门的人在早上某个时点收集各家的饭送到工地，村民们吃着冷饭，还在比较着饭菜质量，比较着光景和婆姨们的手艺，偶尔还开几句关于男女之间粗鲁的玩笑。挑灯夜战更是常事，真不知道那个没有电灯的时代，他们靠着煤油灯的光是怎么在野外干活的。天寒地冻，戳炮眼是最辛苦的营生。先得放点火药，用土埋实，把冻结实的地皮炸开，否则靠人力是掏不动的。随后用一根长杆，头上安装个带弧度的铲子，三四个壮劳力轮流上阵，一个一两丈深的炮眼就在一天时间成了。放炮是最危险的事。火药和雷管、导火线得一起深送入炮眼里，戳实，弄不好就有爆炸的危险。导火线点着后，所有人得躲的远远的，等着炮响过后才能回到工地。有时候，一个炮没放响，就得有人去看是什么问题，要是哑炮，顶多是白费工白费料了，最怕的是，当人走到跟前，才发现是导火线燃得慢，这会儿才快到炮眼口了，看的人要是跑不快、躲不及，经常会伤人甚至死人。

村里有个书记外号叫“六二年”，他是第一个带着村民打坝的人。所以叫这么个名字，是因为他曾在宁夏工作过，六二年灾荒的时候，一月工资换不来一袋土豆，他没能抗住，跑回村子，当了两三年书记，正赶上打坝这事，他经常给人讲话：“我是六二年下半年回到村里的，带领村民打了十四条大坝……”时间长了，人们就叫他“六二年”了。他那有点吹的意思，真正在他当书记的期间，根本没打成那么多的坝。打坝最多的时候，是他的继任杨世高当书记的期间。这是个有能力、有想法的书记，他才是真正的打坝英雄和功臣。

那时候广种薄收，满山遍野都是耕地，很少有草木，水土流失很严重，所以用不了几年，洪水携带大量的泥土就把打好的大坝漫平整了。蓄水期的夏天，水坝成了劳累一天的人凫水洗澡的好去处，冬天又变成了孩童们溜冰的游乐园。不过经常会发生水淹人的事，村子里有两个年轻人就死于水中，我也差点成为第三个。

遗憾的是，那么多的大坝形成近千亩的好土地，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改变村子贫穷的面貌，温饱问题仍是温饱问题。一个叫张生杨的民办教师因为被辞退回到村里，他是见过世面的人，想着通过打坝增产改变村子的面貌和自己的生活水平，所以拼命地领着小队的人打坝、种地，但是他的愿望不但没有实现，光景还过的越来越不好。这种境况直到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后才得以真正改变。坝是一样的坝，土壤是一样的土壤，集体化和包产到户两个政策的利弊却是泾渭分明。

这些大坝和梯田的命运有所不同。梯田永远消失了，大坝却一直保留下来。再后来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落地生根，大坝成了村子里仅有的可种植的土地。只是现在有好多个坝没人养护，豁了口，原先的河沟又裸露了出来，这让人心疼：流失的不仅是肥沃的土壤，还有父辈们的心血汗水。前几年有村民斥巨资在大坝里种植了好些薰衣草，试图开发乡村旅游，最后仍是不欢而散，还欠下一屁股债。看来大坝还得回归自己的初始作用才是正路。

2025.7.18于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