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西部的‘大足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建县，取“大丰大足”之意，另外一种说法是得名于境内的‘大足川’。<br> 佛教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古印度，传入中国的时间尚无定论，大体在“两汉”朝代，也就是公元纪年的前后。历史上有“伊存授经（西域来）”和“永平求法”（往西行）等说法，发展成汉传（藏传、南传）这一派别，唐朝至鼎盛，“多少楼台烟雨中”。<br> “缘起”的佛像鲜见记载，在“东汉”末年首次见于正史。同样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分别于公元五世纪和七世纪（北魏、盛唐）先后形成两次造像高峰（云岗等），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br> 随后衰落，而始建于初唐，历经五代，兴盛（九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中叶）两宋，余绪绵延明清的“大足石刻”则异军突起，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形成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高峰。之后停滞，其它地方也未有新的大型开凿，它成为了造像艺术的最后丰碑。<br> 景福元年（892年）的晚唐，昌州刺史‘韦君靖’在县城龙岗山始凿“北山石刻”佛像。此后各级官吏和士绅、平民、僧尼等当地世俗，为祈祷营造不断，至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形成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这里的佛湾山岩高7米多，长约500米，宛若新月，龛窟相连，密如蜂房，分南北两段，造像5000余尊。<br> 晚唐的第245龛是“观无量寿佛经变相”，有“净土”、“西方三圣”、“三品九生”和“未生怨”等内容，布局紧凑，层次分明。<br> “五代”的造像占北山的三分之一以上，呈现出由唐至宋的过渡风格。第281龛是“东方药师净土变相”，其特点是小巧玲珑。 “两宋”时期的造像题材广泛，第130号龛，是天女形象的“摩利支天（意为：光）”。她手执莲花，能救芸芸众生于危难之中。 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第136号窟“转轮经藏（可以回转的佛经书架）”，建于南宋绍兴十二-十六年（1142-1146年），玲珑剔透，装饰味浓，宛如新刻，公认是“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第155号窟“孔雀明王（密教本尊之一，护世金刚）”也是珍品，这些造像刻工精美，其姿态、神情以及衣褶、饰物皆耐人寻味。 这些都在当时的民间极为流行，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异于中国前期的石窟。其造像细腻精美，技艺娴熟巧妙，组合变化丰富。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至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这一带掀起第二次造像热。庄园主‘严逊’在北宋元丰至绍圣年间（1078-1097年）开凿 “石篆山石刻”，罕见的“释、道、儒”合一造像区。 7号龛为“毗卢释迦弥勒”三佛坐像，人物雕刻立体饱满。 8号龛为罕见“太上老君”，中国道教创始人老子与天师群像，整体布局井然，排列规整，反映宋代道教信仰的“神阶构成”。 2号龛凿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是南朝“齐”、“梁”的“独行绝侣”高僧“志公和尚”。雕刻注重写实，世俗化特色鲜明。 凿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的6号龛为“文宣王”，供奉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十大弟子，这在中国石窟造像中十分少见。 5号龛为“文殊普贤菩萨”，凿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 1号窟是“诃利帝母”，守护幼儿的慈悲女神。凿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至绍圣三年（1096年），场景欢娱祥乐。这一时期的各种佛像，已是融合了民族风格，造像显得温和圆润，生动柔和。 “石门山石刻”开凿于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至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期间，体现了佛教与道教兼容并存的特色，它们是“像无定刻、或仙或释、或诸鬼神、千百变见、混为一区。” 10号窟为“三皇洞”，文官穿宋代官服，衣纹舒展，儒雅清秀；武官则甲胄，为道教护法“四圣”，表情“人味”多于“神味”。 11号龛为“东岳大帝及淑明皇后”，簇拥着眷属和神众，以及“十殿阎罗”和地狱场景，反映他们在道教（宋代）中的突出地位。 6号窟为“西方三圣与十圣观音”，反映宋代观音信仰的泛殇。它们着衣风格各异，神态典雅，展现宋代造像精湛的雕刻技艺。 “南山石刻”属道教造像，凿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是当时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弥足珍贵。 1号龛为“真武大帝”，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增刻的。 5号为“三清”窟，刻有“三清四御”到三百六十天尊的完备神仙序列，是系统反映宋代道教“神系”的实物资料。整幅作品气势壮观，人物情态各异，构图充实饱满，仙家之气渲染得十分浓郁。<br> “宝顶山（大佛湾）石刻”的摩崖造像在“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无一重复，且保存完好。<br> 它造像近万尊，由高僧（第六代祖师传密印）‘赵智凤’（柳本尊传人）总体构思和组织，始刻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至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结束，历时约70年，把中国石窟艺术推上了最高峰。它也是佛教“密宗”道场，一时“上朝峨嵋，下朝宝顶。”<br> “柳本尊行化（遍历各地，教导众生）事迹图”是‘赵智凤’为其立传，以写真笔法的连环图，刻画了‘柳本尊’的“十炼”（炼指、立雪、炼踝、剜眼、炼心、炼顶、断臂、炼阴、炼膝等）历程。<br> 画面高14.6米，宽24.8米，这里最大的一铺经变式图像。 “地狱变相”有四层，最上层是十个佛，指众生只要不断修行，就能成佛。二层中间坐着“地藏王菩萨”，手里宝珠放出佛光，代表智慧之心上达天堂，以及怜悯之心下至地狱，两侧是十殿阎王。 下面是阴森恐怖的十八层地狱，各种的酷刑教人惨不忍睹。 把佛经内容“变”成图画，就叫做“经变”，就是经的变相，有图解的意味。“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高8.1米，宽20.2米，深3米，刻像169尊，面积160多平方米，规模堪称中国同类题材之冠。 “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依据《大方便佛报恩经》绘制，主要以讲孝养故事为主，共分九品。正中刻半身释迦佛像，高3.7米。 “大孝释迦佛亲担父王棺”刻于右壁下层，抬棺者见三人，“释迦”双手扶杠在前，一幅生动的人间送葬图，表现的淋漓尽致。 “雷音图”中角色为风伯、雷公、电母、雨师、云叟诸神。 “父母恩重经变相”内容以夫妇“投佛祈求嗣息”拉开序幕，通过左右连环画式的十组雕像，展示怀胎、临产、养育子女的过程，形象生动，刻化出父母的含辛茹苦，是佛教本土化后的造像体现。 其中第九组是“远行忆念恩”，儿子扛着伞，即将远行，父亲扶杖送别，母亲依依不舍，叮咛嘱咐：“依门庭望，归来莫太迟。” 下图左边是“孔雀明王经（密教四大法之一）变相”，下图右边是“九龙浴太子图”，出自佛祖降生后九条龙为他沐浴的故事。 能救众生一切苦难的全能菩萨“千手观音”，最后确定的是830只佛手。每只上，分别持有各种器物，如日、月、宝剑、如意珠、宝瓶、莲花等。它纵横交错，富于变化；孔雀开屏般的金碧辉煌。 “华严三圣”，三尊擎天柱般的立像，中为“毗卢舍那佛”，左右分别为“文殊”、“普贤”二菩萨。像高7米，身向前倾，气势庄严。佛之右“普贤”，左手托七重宝塔，千年而不坠落，运用高妙！ “六道轮回图”刻有直径2.7米的巨轮，“无常死主（阎王）”环抱巨轮，表示“业力（直接推动生命延续的力量）”不可逆转。 它是佛教人生观的物化表述，以可视形象代表众生生死轮回，受苦及脱苦的教法。透过修行，解脱轮回之苦，获得真正的安乐。 “护法神龛”中雕凿九尊“护法神”，中间持剑的那位是统领，作用是护卫道场，降服魔障，用以显示道场森严以及邪恶不入。 “牧牛图”长约30米，是一组刀法豪放的禅宗（佛学与玄学交汇）造像，从“未牧”到“心月图”共十二组，以牛喻“禅”曾经盛极一时。这两人在攀肩谈笑，到底说什么呢？牛都要侧耳倾听！ “圆觉洞”是最大的洞窟，两侧有十二位觉行圆满的菩萨。 其造像可称为“大足石刻”艺术之精华，花冠精巧玲珑，袈裟舒展柔和。那嘴角微微后收的微笑，无不透露出内心的恬静优雅。 “正觉像”是‘柳本尊’的成佛像，因为头顶毫光之间刻有其居士像。“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玉皇和地母龛”为中华民国时期所造，“大足”结束了。 这龛为“清末”或“民初”所造，道教祖师“老子”，与“山君”同在，两边的楹联写着：“道祖乘牛登岸上，山君伏虎镇桥头。” “宝顶”遒劲丰满，有顶天立地之势，是大足知县‘王德嘉’所书。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为官三年，大力倡导栽桑养蚕，积极兴办地方教育，造福一方，受到好评。<br> “大足石刻”是“晚唐”以后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重庆唯一的。它的造像更具人性化，有不计其数的各阶层人物形象，以及众多的社会生活场景，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它以鲜明的特色，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国石窟艺术风格及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同时雕刻技艺娴熟，世俗色彩浓郁。<br><br><br> 2025年6月6日 星期五 23点9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