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之问

二度清风

　　六七月之交携小外孙重访成都，八日行程中，三星堆博物馆仍是重中之重。

　　这座2021年新落成的展馆，以5.5万平方米的恢宏体量雄踞西南。新馆以“堆列三星，古蜀之眼”为设计理念，以三星堆遗址“三星伴月”地貌为灵感，三个弧形堆体建筑象征古蜀文明的神秘感，顶部覆土植草，与鸭子河、森林景观无缝融合。

　　外立面“古蜀之眼”玻璃造型朝向祭祀坑方向，隐喻古今对视。

　　内部“时空螺旋厅”以青铜大立人雕塑为核心，螺旋楼梯与老馆青铜神树中庭呼应，形成探源与未来的双重叙事。

　　螺旋型内部空间一瞥

　　螺旋型内部空间二瞥

　　螺旋型内部空间三瞥

　　螺旋型内部空间四瞥

　　新馆共6个常展厅和1个临展厅，展览面积1.8万平方米。结构设计采用钢桁架楼盖，无柱空间跨度达30米，保证展厅可分可合、灵活使用。一楼设计了“古城古国”、“古蜀文明交流”、“考古发掘历程”等主题展厅。参观完一层展厅后，观众可以通过螺旋楼梯进入二层 “圆形剧场”观赏情景短剧，再参观“艺术、神话与祭祀”、“文物重器专题”、“新考古成果”等展厅。

　　展厅一角

　　展厅一角

　　玉琮展位一角

　　新馆展陈空间为旧馆的5倍，集中展示17000余件出土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黄金面具等代表性珍品。

 上图为1956年在三星堆遗址采集的商代石璧。

　　展厅入口处的前言，对于三星堆遗址作了概括性介绍：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德阳广汉市鸭子河畔，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所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时期古城古国遗址。

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三星堆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已发展成为大型聚落。约当商代前期，已有城墙和大型建筑。约当商代中期，城址规模宏大，冶金、制玉、丝织技艺达到高峰，独特信仰体系建立，展现出王都气派。

1986年、2019年，三星堆先后发现八个祭祀坑。两次发掘出土珍贵文物近2万件，包括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青铜人头像、青铜纵目面具、 金面具、金杖等稀世之珍，被誉为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的发现实证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中心，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星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创新创造的典型范例，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世纪逐梦展厅，我们认识了一位与三星堆遗址密切相关的英国牧师董宜笃。

董宜笃是英国圣公会牧师，毕业于剑桥大学，对中国文化有深厚兴趣，能流利使用中文，被派到川西地区传教。

1929年，四川广汉县三星村农民燕道诚父子在挖坑时意外发现大量玉器等文物，但未公开。1931年，燕道诚将其中一件玉琮赠予当地驻军团长，该团长恰为董宜笃的信徒。董宜笃得知消息后，委托团长从燕家获取玉器并请华西协合大学教授戴谦和鉴定，最终确认这些为商周时期文物，三星堆遗址的价值由此被学术界关注。 ‌从这个意义讲，董宜笃不愧为认识三星堆文物价值的第一人。他与三星堆文物的关联，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定历史背景。 ‌

　　1934年3月，罗雨苍任广汉县长期间，得知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玉石器后，为防止文物流失，下令禁止私人挖掘并组织保护现场。随后邀请成都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美国人）带领考古队进行正式发掘，罗雨苍全程主持相关工作，派兵守护发掘现场。此次发掘出土600余件文物，揭开了川西平原考古序幕。 ‌

　　三星堆出土文物以玉器、青铜器与金器著称，陶器不多，但是颇具特色。

上图为陶三足炊器，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1100年），1986年三星堆第三发掘区出土。

　　陶盉，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1100年），1984年三星堆出土。

‌ 上图为青铜铃，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前1300年），1975年三星堆遗址采集，广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青铜器独领风骚，且具有以下特点‌：

数量庞大与集中性‌：三星堆8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数量远超国内同期或相近时期的遗址。这些青铜器以人物、动物、植物形象为主体（如人像、神兽、神树等），突破了中原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的传统模式。‌‌

造型独特与工艺精湛‌：体型巨大‌，例如通高3.96米的青铜神树和通高2.53米的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等器物在国内同期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

‌ 锻打技术‌水平先进：部分青铜饰件采用本地独特的锻打技术制作，规模与水平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

‌ 纹饰与组合‌别具特色：纹饰包括云雷纹、蟠螭纹、夔纹等，与中原地区相似；同时存在以三为倍数成批出现的青铜蛇形象，可能反映当时的祭祀制度和规仪。‌‌‌‌

‌ 呈现技术与文化方面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铸造技术‌主要采用陶范铸造技术，继承了中原青铜文明体系的特点，但通过组合式创新适应本地宗教需求。‌‌与金沙遗址存在文化共存期，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碎片（如纹饰、铸造工艺）与三星堆风格一致。‌‌

三星堆青铜器的发现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商代中晚期蜀国的高度发达文明，其独特的造型和工艺对研究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三星堆青铜尊、青铜罍数量众多，出土时盛装海贝、象牙珠、玉凿、铜铃、铜挂架等物品。尊、罍与人物形象结合的造型很多，包括顶尊、背罍、按罍等各种姿态，反映出尊、罍在古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上图为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罍

　　青铜面具，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一前1100年），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最多的文物，‌三星堆面具的象征体系融合了古蜀文明的宗教神权、王权统治与图腾崇拜‌，通过夸张的眼部造型和独特装饰，构建起完整的信仰符号系统。‌

它是群巫集团的具象化‌，被证实与古蜀国巫祝群体直接关联，最大青铜立人像代表主持祭祀的大巫师，其他人头像象征参与仪式的群巫，共同构成神权体系。‌‌

‌ 它又是通天神力的载体‌，面具眼部夸张造型（如纵目、凸目）被解读为强化祭司与神灵的视觉连接，青铜铸造工艺赋予其超凡属性，成为沟通天地的媒介。‌‌

它还是政权凝聚工具‌，通过定期的大型祭祀活动，面具成为强化部落联盟、维系等级制度的重要道具，其威慑性造型具有震慑臣民的政治功能。‌‌

它也显示出图腾崇拜的演变轨迹，纵目面具可能与《华阳国志》记载的“蚕丛纵目”传说相关，体现对部落始祖的追忆与神化。‌‌

‌ 它更是跨族群的信仰融合‌的旁证，部分面具融合人兽特征（如兽耳、龙形装饰），反映古蜀文明对黄帝部落、三苗文化的吸收，存在颛顼崇拜的证据链。‌‌

这些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重要看点，它们形态各异，各领风骚，让人目不暇接。

　　青铜大面具，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年），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大面具宽132厘米，高72 厘米，是三星堆出土形体最大的面具之一。此面具分两次铸造，头及脸部系翻模浇铸而成，两耳以嵌铸法连接。

　　青铜纵目面具，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一前1100年），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宽138厘米，高66厘米。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凸出眼眶16厘米，硕大的双耳展开，额部正中有一方孔，或与文献记载中第一代蜀王蚕丛“纵目”的传说相关。

　　嵌铸夔龙形饰的青铜纵目面具，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一前1100年），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

宽约77厘米，通高约83厘米。 双眼眼球呈柱状凸出眼眶约10厘米。额中嵌铸有一高68厘米的夔龙形饰，与人面结合成整体造型。出土时眼眉描黑彩，口唇涂朱彩。

　　青铜大立人像， 高1.8米、通高2.62米，重约180公斤，是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的青铜器，1986年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是世界上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戴饰，制作之精美细腻，迄今为止，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青铜大立人头部细照

　　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雕像群蔚为大观，是三星堆青铜文化重要标识之一。青铜人头像造型生动、内涵丰富，头冠、发型和服饰各异，是当时族群构成与等级秩序的反映。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

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

上图为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另一尊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再一尊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又一尊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另一尊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再一尊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第四尊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第五尊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另一尊商代后期青铜人头像

　　1986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2021年三星堆五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金面具。

含金量约85%，重量约280克。宽23厘米、高28厘米，是目前商周时期国内发现的最大金器。推测完整重量超500克，可能成为同期最重金器。

面具采用捶揲和剪切技法，眼部、鼻部等细节镂空处理，表面打磨光滑。 ‌面部呈方形，额部平直，眉目宽阔，鼻梁高挺，耳垂穿孔，整体风格与三星堆青铜人像一致。 ‌

作为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文物，与金沙遗址大金面具存在承袭关系，反映了古蜀文明对黄金的特殊应用方式。今年7月，三星堆博物馆与希腊文化部联合举办展览，该面具与希腊金面具共同展出，进一步拓展了文明对话的可能性。 ‌

　　1986年7月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前1600~前1046）金拐杖，国家一级文物，长143厘米， 直径2.3厘米。

金拐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箔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的，金拐杖的一端平雕有长46厘米的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雕刻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靠近杖内部的两组图案大致相同，上方是两只鸟头部相对，下方是两条鱼背部相对，鸟和鱼的颈部各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

商金杖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金器中最大、最重和表示王权神权的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商金杖是古蜀权力的象征，也反映出古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宗教祭祀表现形式的差异，带着浓厚的地域特色。

商金杖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金器中最大、最重和表示王权神权的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2013年8月19日，商金杖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太阳崇拜是人类早期的共同信仰。三星堆太阳形器、圆形挂饰以及立人基座、尊、罍上的相关图案等，均被认为是太阳崇拜的直接体现，反映了古蜀人对生命、温暖、光明的崇敬与追求。

图为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

　　鸟在古蜀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三星堆青铜器中有大量鸟形象，它们或是祖先的化身，或是太阳的象征， 或是沟通人神的使者。

上图为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凤鸟柱头。

　　2021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鸟

　　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鸟头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鸟为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 人鸟合一的形象被赋予了神性。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鸟足神像，人身鸟足，倒立，按罍顶尊。尊盖上有一立人，头戴高冠、双手握龙。

这一罕见的青铜艺术杰作是中原商文化与古蜀地域文化的完美结合。

　　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

　　龙在中国早期图腾崇拜中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造型各异的龙、蛇形象，如青铜龙柱形器、青铜爬龙器盖、青铜持龙立人像、青铜蛇以及攀附在神树上的青铜龙等，表现了古蜀人对龙、蛇的崇拜。

图为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虎头龙身像。

　　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蛇

　　1986年三星堆维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虎形器

　　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虎形兽

　　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虎形兽

　　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神兽

　　研究性复原的青铜神坛

青铜神坛由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上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的镂空基台、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坛人像、青铜持乌立人像、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以及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等部分拼合而成。

　　三星堆神树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最具神秘色彩的文物之一，其造型、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至今仍引发广泛猜测。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8棵青铜神树残件，其中修复最完整的一棵（编号1号神树）高达3.96米，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之一。

神树分三层，每层三枝，枝头有果实、立鸟及火焰状饰物；树干旁有一条蜿蜒的龙，树基似山形，可能象征“通天神树”。

据《山海经》等古籍记载，东方有“扶桑树”是太阳栖息之地（“十日所浴”），西方有“若木”，中央有“建木”是天地沟通的通道。三星堆神树可能融合了这些神话元素，反映古蜀人的宇宙观。

神树可能用于祭祀仪式，作为连接天、地、人三界的“阶梯”，巫师通过它沟通神灵。树干上的龙或代表助人升天的灵物。

也有专家认为，神树可能与古蜀国的“神权政治”相关，象征统治者的通天能力，类似良渚文化的“玉琮”或中原的“鼎”。

​ 两个多月前的5月8日，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联合考古队公布最新成果显示：编号K9-3的青铜神树残件经CT扫描，树干内部发现朱砂绘制的星图，与《淮南子》“扶桑九日”神话吻合，证实古蜀人掌握四分历法，比殷商历法早300年‌。 。

　　神树上的立鸟（共9只，缺失1只）可能象征“十日神话”中的太阳鸟（金乌），与“后羿射日”传说或有关联。

　　研究性复原的2号青铜神树

　　古代的神树，并非中国特有，三星堆神树与西亚、古埃及的“生命树”、印度的“宇宙树”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具体联系尚待进一步考证。

上图为古埃及的苏美尔生命树，苏美尔文明的象征性植物，其原型为椰枣树，与古埃及的丰饶象征相关。该树在苏美尔神话中被称为“智慧之树”，顶部常被描绘为鹰或雄鸡造型，象征太阳神与鹰神崇拜的结合。 ‌

　　古印度宇宙树通常生长在原始海洋中的蛋状陆地上，拥有三条主要枝干，树干上栖息着四个太阳（三个位于分枝顶端，一个位于树干处）。这种布局与《山海经》描述的扶桑树（十日栖息地）有相似性。 ‌

印度神话中，宇宙树不仅是连接天地的通天神树，还象征着宇宙的创造与维持。其枝干和太阳的组合暗示着天地秩序的维持，这与《山海经》中扶桑树作为十日栖息地的功能相呼应。

　　世界树是北欧神话中的树。

在北欧神话中，这个巨木的枝干构成了整个世界。其音译名为“尤克特拉希尔”。

所谓“尤克”表示令人害怕之意，也是主神奥丁的另一个名字。而“特拉希尔”是指马，因此组合起来就是“奥丁的马”。其由来是因为奥丁曾经把自己吊在树上，并用长枪昆古尼尔刺伤自己，因而发现了卢恩文字。“奥丁的马”，暗喻奥丁曾将自己悬挂于树上以获取智慧。这棵白蜡树高耸入云，枝干覆盖九大世界，根系延伸至三个不同维度的泉水中，构成神话世界的空间框架。‌‌

　　三星堆神树的奥秘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破解，但它无疑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璀璨结晶，展现了人类对宇宙、自然与神灵的永恒追问。或许，这株神树上，隐含在上苍对于我们人类发展规律与我们民族兴亡宿命的安排。

　　三星堆神树静静矗立，青铜枝叶间流淌着三千年的光阴。那九只金乌曾在此栖息，龙纹蜿蜒处藏着古蜀巫师登天的密径。

当朱砂星图在CT扫描下重现，我们才惊觉这不仅是祭祀法器，更是一部镌刻在青铜上的天文历法——比殷商更早三百年，古蜀人已用神树丈量日月。

东西方的神树在人类精神世界里奇妙地共鸣：扶桑与若木遥望苏美尔生命树，建木的根系与尤克特拉希尔在神话深层缠绕。这些通天之木如同文明的神经突触，将人类对宇宙的敬畏与好奇，编织成跨越时空的神经网络。青铜、玉石或诗歌铸就的树干上，永远栖息着人类试图触摸苍穹的执念。

　　新馆展陈的文物让我忆及开罗埃及博物馆的震撼——两种古老文明竟有如此神韵相通之处。

2019年12月下旬我在开罗埃及博物馆拍摄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

金面具是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法老图坦卡蒙死后所戴的面具，1922年出上于埃及南方尼罗河内岸沙漠帝王谷的图坦卡蒙陵墓，现藏于埃及国家博物馆。面具高54厘米，宽39.3厘米，重约10.23千克。在古埃及宗教信仰中，面具被认为是令法老重生或永生的神圣道具。​

　　漫步在挑高十余米的展厅，青铜神树巍然矗立，纵目面具目光如炬。这些三千年前的造物，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叩击着现代人的认知。细察之下，三星堆与古埃及文明的对话在三个维度徐徐展开：

纬度与时间的奇妙重合最是耐人寻味。北纬31°的三星堆与北纬30°的古埃及，恰如我们星球文明脐带上的孪生明珠。当三星堆先民铸造青铜神树时（约公元前1600年），尼罗河畔的工匠正在打磨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两千年的时空重叠，为文明对话提供了可能。

器物层面的共鸣更为具象。三星堆纵目面具与图坦卡蒙金面具，同样以夸张五官彰显神性；1.42米的金杖与古埃及权杖，不约而同采用弯曲造型。更微妙的是，鱼鸟箭纹与隼鹰图案，都在诉说"君权神授"的古老命题。黄金成为共同选择，纯度高达94%的金箔，见证着两地工匠对永恒的追求。

精神世界的呼应最为深刻。青铜神树九枝托日，恰似《山海经》扶桑再现；而古埃及方尖碑刺破苍穹，同样是沟通天地的尝试。人面鸟身像与狮身人面像，不约而同探索着人神界限。这些相似性，或许源自人类对宇宙本质的共同思考。

面对这些文明印记，学界争论不休：是长江流域灵性的独立绽放？是中原文化的异域呈现？抑或是跨越大陆的文明对话？每种假说都如拼图一角，却难以拼出完整图景。

其实何必执着定论？文明如水，自有其流动的轨迹。三星堆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它既保留了中原青铜器的庄重，又融入了巴蜀之地的灵动，更可能吸收了些许异域的风情。这种多元共生，恰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站在新馆中央，仰望通天神树，我似乎顿悟：重要的不是追问“你从何处来”，而是珍视“你已成为怎样独特的存在”。三星堆文明的价值，正在于它见证了人类文明如何在交流中创新，在融合中超越。这种开放包容的气度，不正是百年之大变局当的下最值得珍视的文明智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