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摘要</p><p class="ql-block"> 人性作为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始终是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本文从人性的本质内涵出发，梳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演进轨迹，进而探讨人性中利己与利他、理性与情感等核心维度对家庭、邻里、社会及国际关系产生的深层影响，揭示人性作为社会关系基石的复杂作用机制。</p><p class="ql-block"> 关键词</p><p class="ql-block"> 人性；历史演进；家庭关系；社会结构；国际关系</p><p class="ql-block"> 一、人性的本质内涵</p><p class="ql-block"> 关于人性的定义，不同思想传统给出了差异化解读，但核心可归结为“人类共有的本质属性与行为倾向”。从哲学维度看，人性包含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维度：自然属性体现为生存本能、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如对食物、安全、繁衍的需求；社会属性则表现为合作、共情、规则意识等，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演化出的特质。</p><p class="ql-block"> 心理学研究进一步细化了人性的构成：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揭示了本能欲望与社会规范的冲突；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则将人性需求划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递进层次。这些理论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人性并非单一的“善”或“恶”，而是利己与利他、理性与感性、冲突与合作的复合体。</p><p class="ql-block"> 二、人性的历史演进</p><p class="ql-block"> 人性的表现形式随社会形态演变而呈现阶段性特征，其发展轨迹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深度绑定。</p><p class="ql-block"> （一）原始社会：生存优先的协作性</p><p class="ql-block"> 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个体生存完全依赖群体协作。此时人性的核心表现为“生存导向的利他性”：狩猎、采集、防御等活动必须依靠集体力量，分享食物、共同抵御危险成为生存本能。这种协作性并非纯粹的道德选择，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脱离群体的个体难以存活，因此“合群性”成为原始人性的突出特征。</p><p class="ql-block"> （二）农业社会：等级秩序下的差序性</p><p class="ql-block"> 进入农业社会后，私有制出现与阶级分化重塑了人性表现。一方面，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孝亲”“顾家”等基于血缘的利己性（“为家族存续”）成为核心伦理；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制度要求个体服从权威，“忠君”“守礼”等社会性规范压制了原始的平等诉求。此时人性呈现“差序格局”：对亲属的利他性与对阶层外群体的疏离甚至排斥并存，如中国传统社会的“亲疏有别”、欧洲庄园制下的主仆分化。</p><p class="ql-block"> （三）工业社会：理性主导的个体性</p><p class="ql-block"> 工业革命推动社会进入契约化时代，人性表现出“理性化”与“个体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调个体竞争与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体追求私利的行为可通过市场机制间接促进社会公益。这种人性观推动了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也导致<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工具理性膨胀——人际关系部分异化为利益交换，如职场中的“效率优先”可能弱化情感联结。</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55, 138, 0);"> </span>（四）信息社会：多元交织的复杂性</p><p class="ql-block"> 当代信息社会中，人性呈现更复杂的交织状态：一方面，全球化与互联网强化了人类的共情能力（如对远方灾难的集体关注），利他性突破地域限制；另一方面，资源竞争的加剧与身份政治的分化，又催生了极端利己主义与群体对立（如民粹主义抬头）。人性的矛盾性在这一阶段被空前放大。</p><p class="ql-block"> 三、人性对社会关系的多维影响</p><p class="ql-block"> 人性的复杂特质渗透到各类社会关系中，既构建联结，也制造冲突，其影响呈现多层次、多面向的特征。</p><p class="ql-block"> （一）对家庭关系：情感与利益的交织</p><p class="ql-block"> 家庭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单元，集中体现了人性中“利己”与“利他”的张力。一方面，血缘纽带催生了天然的利他性——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亲属间的互助，本质是基因延续与群体存续本能的体现；另一方面，家庭财产分配、权力博弈（如代际冲突）又暴露了利己性，中国传统社会的“家产争夺”、现代家庭的“赡养纠纷”，均是人性中利益诉求的直接反映。</p><p class="ql-block"> 同时，人性中的情感需求塑造了家庭的精神内核。依恋理论表明，人类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是本能需求，家庭通过提供情感慰藉满足这一需求。但理性算计也可能侵蚀家庭温情，如“功利性婚姻”将伴侣关系异化为资源交换，背离了情感本质。</p><p class="ql-block"> （二）对邻里关系：信任与疏离的博弈</p><p class="ql-block"> 邻里关系的演变直接映射人性中“合作”与“防御”的心理博弈。传统农业社会中，邻里是生产协作的重要伙伴（如互助耕种），“远亲不如近邻”体现了人性对地缘互助的依赖；此时的信任建立在“重复互动”基础上，违约成本高，利他行为更易维持。</p><p class="ql-block"> 进入现代城市社会后，流动性增强与隐私意识觉醒改变了邻里关系。人性中的“防御心理”因陌生人社会的不确定性而强化，“各人自扫门前雪”成为普遍心态。但另一方面，社区危机（如疫情）中又会激发利他性，志愿者互助、共享物资等行为，展现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合作本能。</p><p class="ql-block">（三）对社会结构：秩序与变革的动力</p><p class="ql-block"> 人性中的“规则需求”与“突破欲望”共同推动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一方面，人类对安全与稳定的渴望催生了社会规范（法律、道德），通过约束个体的极端利己行为（如暴力、欺诈）维持秩序，这是霍布斯所说的“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逻辑；另一方面，人性对平等、尊严的追求又会推动规则革新，历史上的革命与改革（如民权运动），本质是对压抑人性的制度的反抗。</p><p class="ql-block"> 社会分层也受人性影响：个体对“优越感”的追求（马斯洛理论中的“尊重需求”）可能加剧阶层固化，如通过垄断资源维持优势；而共情能力与公平诉求则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如福利国家的兴起，体现了人性对弱势群体的关照。</p><p class="ql-block"> （四）对国际关系：合作与冲突的根源</p><p class="ql-block"> 国际关系是人性在群体层面的放大，其核心矛盾是“国家利己”与“人类共同体”的张力。人性中的群体认同本能（“我们”与“他们”的划分）催生了民族国家意识，各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资源争夺、地缘扩张），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依据；而全球性危机（如气候变化、疫情）又迫使人类展现利他性，国际合作机制（如联合国、WHO）的建立，本质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p><p class="ql-block"> 历史上的战争与和平直接关联人性的表现：极端民族主义利用人性中的“群体偏见”煽动对立，而和平运动则依托共情能力呼吁理解。例如，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正是对战争创伤的反思催生了“超越国家利己”的合作意识。</p><p class="ql-block"> 四、结论</p><p class="ql-block"> 人性作为人类行为的深层驱动力，其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特征。从家庭到国际关系，人性中的利己与利他、理性与情感、冲突与合作始终相互博弈，既构建了维系社会的纽带，也埋下了矛盾的伏笔。</p><p class="ql-block"> 理解人性的多维性，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家庭中，需平衡情感与利益，避免工具化；在社区中，应强化公共空间建设，培育信任；在社会层面，需完善制度设计，既约束极端利己，又保障合理诉求；在国际舞台上，要通过对话强化人类共同体意识，弱化群体对立。唯有正视人性的复杂性，才能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协作，推动社会向更文明的阶段演进。（汉明长河，2025.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