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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文化名家系列访谈（四） 从理科学子到文化专家：杨行正

2025年7月11日下午，宜昌文化名家杨行正先生应宜昌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之邀（以下简称“传统会”），在解放路文化广场接受专访。传统会会长陈慧敏，梅龙、董品优、董质量等会员参与专访。

采访嘉宾：杨行正，男，1942年出生，重庆奉节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研究馆员职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长期从事群众文化、民间文艺及宜昌地域文化的研究及其普及工作。1964年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历任宜昌专区教师进修学校华师宜昌函授站教师、宜昌地区文教局科员、宜昌地区文化局副科长、宜昌地区歌舞剧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宜昌地区群众艺术馆、图书馆两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宜昌市群众艺术馆党支部书记。退休后受聘于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学术顾问。现为宜昌市传统文化研究会顾问。

采访人：陈慧敏，女，宜昌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西陵区政协委员、中国文旅传媒宜昌办事处主任、湖北长江爱乐团宜昌副团长、宜昌群联艺术文化中心主任、宜昌养老机构协会旅居专委会主任

陈慧敏：杨老师您好！您在大学是学数学的，参加工作后长期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化管理工作，是宜昌知名文化名家。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转行的？谢谢！

杨行正：首先，在接受采访前，我对冠以“文化名家”的身份定位，做一点说明和补正：我不是诗人、作家，而是文化学者。我从事的不是文艺创作，而是文化研究。我的著作、文章，不是文艺作品，而是学术成果。

我出生于重庆奉节。1949年5月，随父母定居宜昌。那时我不到七岁。至今我在宜昌生活了76年。可以算是老宜昌人了。

我在宜昌读完小学、初中、高中。1960年考入湖北大学数学系，1962年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湖大数学系并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1964年8月从该校毕业，分配到宜昌专区教师进修学校华师宜函授站（即宜昌师范）任教师。在大学读书期间，一方面，数学严密的逻辑思维，培养了我勤于思考、刻苦钻研的“科研型”禀性，另一方面我又是院系文艺活动的骨干，经常参加乐队伴奏、剧团演出，播下了我与文化结缘的“文艺型”的种子。我知道从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起我的一生所奋斗的事业、我的身份定位，都不是纯“文艺范”的。我不会是诗人，因为没有诗兴突发的灵感，可以将潮涌的思絮顷刻幻化成绚烂瑰丽的诗篇；我也不会是作家，因为不具备通过丰富的想像，把看似平淡无奇的事物，用生花妙笔铺就成一则形象深动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似乎是游走在科研型和文艺型两者之间的文化学人，我努力扬长避短，选择了在“文化研究”领域这个浩瀚的海洋中，寻觅徜徉，力争有所作为。

参加工作后，我没有教过一天数学，仅有的教学实践也就是在宜昌师范文艺班讲授革命现代京剧唱腔音乐常识。1970年抽调参加湖北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教材，出版湖北省中小学试用课本《革命文艺》（供教师用）。显然，这时我正在从“学数学”向“文化”转行起步。以后这个步子越迈越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要扼要介绍一下我的工作经历。

大学毕业后我的笫一波工作经历不是在教学课堂上，而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舞台上，前后五年。1964、1965、1966年正值全国上下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抽调参加了枝江战斗大队、同兴大队、高殿同春大队社教工作队和宜都三中社教工作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1972、1977年又抽调参加了路线教育工作队到枝江三星公社五一大队、远安荷花双胜大队开展路线教育。在农村教育运动中教育別人也锤炼了自己，也为我今后从事的群众文化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的第二波工作经历是文化行政工作，前后十年。1972年我从宜昌师范调入宜昌地区文教局（文化局）文化科，任科员、副科长，分管群众文化。

我的第三波工作经历是基层文化工作。包括一年半的专业剧团工作和十八年的群众文化工作。1982年11月至1984年6月任宜昌地区歌舞剧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1984年6月任宜昌地区群艺馆、图书馆两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1992年地市合并，任宜昌市群艺馆党支部书记，直至2002年退休。

我的第四波工作经历是退休后参加社团组织的文化研究工作，至今已有23年。退休后受聘于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学术顾问。现为宜昌市传统文化研究会顾问。

以上就是我的工作经历。在这样的文化工作氛围里，不转行都难。

陈慧敏：您在工作期间及退休后几十年如一日，参与宜昌文化建设工作，著作颇多。比如2005年出版的《宜昌文化丛书（共10册）》，该丛书于2008年获得了宜昌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还有很多，请问您是如何长期坚持文艺创作的？

杨行正：从我的工作经历你就可看到，我退休后的第四波工作经历长达23年，比我笫三波在职基层文化工作18年的时间还要长。出的学术成果还要多得多。如有我参与其中的《宜昌文化丛书》(共十册)》、《三游洞史话》、《欧阳修夷陵诗文译注》、《屈原诗歌释读》、《宜昌文化志》、《图说宜昌两千年》、《文化宜昌》、《导游宜昌》、《欧阳修轶事》等9部著作以及史论《尔雅台:夷陵人挥之不去的“郭璞情结”》及《宜昌在唐称陜州而非陕州》等2篇，均为我退休后发挥余热所作。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因有如下两条: 一、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前两任会长张忠民、李泉都是主持过地方全面工作的老领导，具有大文化的视野，重视文化工作，注意把文化建设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不断提出研究课题，把宜昌文化中的闪光点，如屈原、昭君、欧阳修、杨守敬等名人文化充分挖掘、尽情展示，容不得吾辈有偷闲之时；二、人老了，虽然来日不多，但也要追求余生的价值。我经常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夕阳无限好，红霞铺满天”来勉励自己。

退休后，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做成了两件事：一是历经五年，几易其稿，终于在建国60周年之际如愿完稿，付梓成书的《宜昌文化志》。了却了一个老文化人，一个老宜昌人的毕生心愿。在本书“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每当我们想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宜昌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业绩，以及古往今来世代传承的悠久而灿烂的宜昌历史文化，还没有一份应有的记录，心中便惴惴不安。于是决心做一件事：为宜昌的文化人立传，为宜昌的文化事业修志。”这段话的确是发自我肺腑的。二是由我执行主编的《文化宜昌》这本书，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时任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书记的黄楚平在本书“序”中写道：“今天的宜昌，文化正越来越成为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源泉、提升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支撑。更好地把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发挥起来，需要文化的粘合、需要文化的熔铸、需要文化的涵养。只有更深地了解宜昌的历史、了解宜昌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延续宜昌的人文根脉、开创宜昌的美好未来。《文化宜昌》正是这样一部全面介绍宜昌文化的通俗读本，全书分八卷：史述大要、文物巡礼、名人故事、山水名胜、民俗风情、“非遗”风采、当代风流、诗乡•电都•琴城等，通古达今、化繁为简，注重特色、彰显底蕴，叙事简约、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透出当代宜昌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为，不失为一部帮助大家初晓宜昌文化的简明读本。在宜昌大城蝶变最需要文化作支撑、最需要精神作引领的时刻，这部书应运而生，可谓恰逢其时。希望此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宜昌文化、关注宜昌发展！”

我如今身体尚好，还可多做些学问，发挥余热温暖后辈。

陈慧敏：“解甲未归田，笔锋犹带风”。您退休后担任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主任多年，现在担任传统文化研究会顾问，发挥余热，为宜昌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请问您如何做到的 ？

杨行正：我是退而不休，一直在前行的路上。我虽然年过80，还能骑上自行车满街跑。宜昌既有“挟名山而兼大川、拥自然而富人文、显外美而蕴内秀”的山水文化，也有兼具巴风楚韵的巴楚文化；既有“长于民歌乐舞、盛产故事歌谣、浓抹风土人情、活现巴楚遗风”的民间文化，也有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欧阳修、杨守敬等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誉的众多文化名人，或生于斯、长于斯、宦于斯，或过往三峡、流寓驻足、激发灵感、挥洒诗文而积淀形成的名人文化；既有自然文化，也有工程文化；既有物质文化，也有人文文化；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独步天下的三峡大坝、冠绝峡江的三峡人家、美比漓江的清江画廊，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土家族撒叶儿嗬，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钢琴之都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相互融合、交相辉映，共同书写了一幅异彩纷呈的人文画卷，堪称集各类文化形态之大成的文化博物馆。我是从事宜昌地域文化研究的，弄清宜昌地域文化资源的家底，是我一生的不懈追求，这不是一代两代人就能完成的。所以我们必须长期坚持文化研究。

陈慧敏：传统会正在编辑整理《宜昌旅游文学》，针对这部书，您有哪些建议和要求？

杨行正：编辑《宜昌旅游文学》是第二届传统会的重要起步工作之一，希望你们起好步 开好头。既然冠以宜昌，就有一个征稿的范围问题。若以旅游目的地宜昌来确定旅游者的稿源，那么宜昌以外的旅游者都可投搞，而且，他们的感受可能更新鲜。要收集质量高、文笔好的优秀作品，辑入《宜昌旅游文学》，使其成为宜昌文化和旅游的优秀成果。要聘请宜昌最权威的专家对作品进行把关验收，不符合要求的作品一律要退出。作品一定要符合旅游文学的特征和要求，不能搞成大杂烩。

陈慧敏：针对新一届研究会工作，您有哪些建议和要求？

杨行正：总的建议，就是要把“文化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研究会中心工作来抓。这应成为本会立会的宗旨。

一是要深入挖掘，探明宜昌传统文化资源的家底，将其中名、优、特文化资源有计划的打造成宜昌靓丽的文化名片。

二是要探讨在改革大潮中，宜昌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有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如获得湖北省群众文化学术优秀论文一等奖的《国办文化有偿服务的度》，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守护住公共文化事业的“公益性”的底线；又如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的《开发文化产业，促进经济文化共同发展》，提出了通过开发地域文化，推动文化产业的开发，促进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做法，却是一种暂新的发展思路等。

三要把巴楚文化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我的论文《巴楚文化的成因及特征辨析》采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思维，大胆提出巴楚文化是专指巴、楚两种文化融合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区域文化。这个论点一提出来，便得到了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谭维四先生的肯定。这篇文章也是我申报正高职称的论文，武汉大学吴济时教授作为高职评委对此文评价说：这是一篇颇有见地，又具探讨价值的文章，论者提出巴楚文化不仅是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并称，更是二者融合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区域文化，这一观点，具有新意。文章从巴楚的地缘关系、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交往接触、和出土文物以及传承下来的音乐、舞蹈构成因素，多方面分析论证，巴楚文化的成因及其特征，都是颇有价值的。对“尊凤、贬龙、践虎”图腾意识的形成和表象的分析、对跳丧舞的分析，都是巴楚文化融合的实证。这是论文成就的基本方面。再花些功夫进一步充实提高，论文可能更具科学性。

此后，“打三峡牌，念巴楚经”成为宜昌红极一时的口号。后来却因为考古学界的异议，似乎有偃旗息鼓的架势。但张正明先生带领省社科院会同宜昌市文化局，却完成了学术专著《巴楚文化源流》。他在本书“绪论”中写道：“研究中国某个民族的文化，往往详其古与今的一系单传而略其内与外的多元互动，迄今已有的著作大抵如此。为求文化研究的深化和细化，非进入地域文化领域不可。所要研究的地域文化，假如只属于一个民族，那是比较单纯的。观察它、描述它、解析它都比较容易。假如涉及两个民族，而且两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彼此长期错居杂处，亲和力大于拒斥力，那么这个地域文化就不是两个民族文化板块的拼合或磨合，而会在互动中双向渗透，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在两个民族文化交流的旋涡中,还可能会出现杂交形态的文化事象,既属于此民族，也属于彼民族,亦此亦彼。如果某个地域文化涉及的民族超过两个,其文化格局将因多元互动而更加复杂。”

“巴楚交错地段的文化格局就是由巴文化与楚文化的互动所构成的,作为民族文化二元互动的实例,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典型。” “就考古学文化来说,巴文化是巴文化，楚文化是楚文化，彼此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同。而且,巴文化是蛮夷文化的一支，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支，彼此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显然是异质文化。在考古学范畴内,巴楚文化只能理解为在某个特定的时空框架中,既有巴文化,也有楚文化，彼此交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上面所讲到的秭归庙坪的那座春秋中期墓，就是楚中有巴的。假如不分巴与楚，笼统说有一个考古学上的巴楚文化，就大谬不然了。”

“研究巴楚交错地段的文化有三种境界：巴自为巴，楚自为楚，不见其文化之互动，这是第一种境界；巴中有楚，楚中有巴，彼此有互动而非杂交，这是第二种境界，粗看似为非巴非楚，细想实为亦巴亦楚,巴文化与楚文化在互动中杂交，绽开奇花，结出异果，这是第三种境界。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群体,走的是一条新路,勇气有余,经验不足,虽自信颇有所得,但自知不无所失。假如能引起文化界人士对这种多元文化的重视,就不算白忙了。”

张正明先生虽已作古，但他于后辈所寄于的厚望是殷切的。

附录：

杨行正著作一览表：

1990年：主编《宜昌地区谚语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年获湖北省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屈原奖一等奖；1999年获湖北民间文学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一等奖。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联合授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先进工作者。”

1990年：参与执笔《荆楚文化金三角发展模式》（湖北教育出版社），获1987-1992年全国群众文化优秀论著二等奖。

1992年：参与主编《长江三峡文化开发战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获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著作提名奖。

2004年：参与撰稿及全书统稿《三游洞史话》（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5年：参与主编《宜昌文化丛书（共十册）》之十《宜昌文林揽粹》（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获宜昌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2007年：参与主编《欧阳修夷陵诗文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年：主持编撰并参与编著《屈原诗歌释读》（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年参与主编《宜昌文化志》（第一副主编、全书统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参与编撰《图说宜昌两千年》（长江出版社）。

2013年：执行主编《文化宜昌》（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特约编辑《导游宜昌》（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6年： 参与主编《欧阳修轶事》（长江出版社）。

文：杨行正、梅龙

2025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