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民国初期矢志不渝的国会议员

古镇娘子关

　　李素，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村人，生于1869年，卒于1945年，享年76岁。生前曾参加清末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和两次护法运动，历任清政府中央资政院议员、山西军政府参谋、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广州非常国会议员、宪法起草委员、总统府顾问、总统府咨议、京津卫戍总司令参议等等，曾获四等嘉禾章、二等大绶嘉禾章，为中国的宪政改革和民主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关于李素参加革命的各种情况，因其本人流传下来的书稿很少，与其交集颇深的本省人物姚以价、刘懋赏、梁善济、景耀月等，外省人物康有为、文溥、孙洪伊、吴铁城、何遂等，他们流传下来的资料中也很少提及李素。所以，想了解李素生平事迹，主要靠其亲笔撰写的“与王氏妙如谈经历”、《水帘诗稿》中的注解和民国档案资料，以及当时的报纸。至于朱子扬撰写的《李素先生简传》，属于第二手资料，主要是基于对各种资料汇总分析，并征询李素后人意见之后撰写，可信度降低，如“李素在关驻守四十余日...，其后军事就绪，公推先生启程南京。”至于后来更多的资料，属于第三手资料，存在猜测演绎的情况，如：“李素放弃科举，加入新学”、“1912年9月孙中山视察娘子关，其时李素已经是同盟会员”、“1923年，王妙如随夫北返北平”等等。重要的是，后人在宣传李素生平事迹时，刻意突出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往往忽略了作为清末改良派人士参与预备立宪、作为进步党成员参与反袁斗争的重要过程，这是有失全面的。所以，有必要对李素先生的生平事迹，进行再探索、再梳理。

一 家世概述

清代同治八年十月初十日，李素出生于平定州承天都的一个小山村——东口村。这个村子原为镇里村的属村，在光绪九年（1883年）准立牌头，由小口村、小口子或东口正式定名为东口村，解放后村名取消，并入娘子关村。全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多为守关将士后裔，虽是山村，却前临绵河河谷，后接绵山山麓，向西经娘子关城堡可通往陕西、内蒙等地，向东出乏驴岭可达直隶井陉、获鹿一带，有着交通便利和水源丰富的立地条件优势，村内有唐代妒女祠、明代铁佛寺（金代称宝胜院）等人文古迹。

李氏先人不知何时何地迁居于此，相传为唐高祖李渊的后裔，随母姓世居于此。据道光十年（1830年）东口楸树坟（新坟）李氏世系碑记载，李素的先辈可追溯到明代的李佑和李还两兄弟，到了李素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三代，祖辈们勤劳质朴，继承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陶唐遗风，过着半农半商的乡村生活，泉水遍布可资灌溉，岩崖古道可通行旅，虽然算不上富有，但足可衣食无忧。

李素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拥有读书机会在那个时代是很难得的。他兄弟三人，本人排行老三，大哥在直隶省军中效力，二哥在直隶省经商。母亲和父亲分别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四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初四日相继离世。李素与妻子梁氏生育一子三女（子：恩荃，女：淑同、淑南、淑成），民国五年（1914年）又与大同人氏王妙如喜接良缘。从《水帘诗稿》中可以看出，李素在村里，主要是读书和务农，幼时跟父母学种豆、锄田、采桑、收获，学会了很多农活，造就了他一生质朴、坚韧、倔强的性格，这在其日后的革命生涯中可窥一斑。

二 寒窗苦读

在旧社会，读书人要经过层层选拔方能考取功名，要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可谓万里挑一，所以走上科举之路虽然前途无量，却充满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与苦楚，有的人年过花甲还在苦读，有的人甚至穷其一生，终未考取些许功名。

李素的家乡东口村，虽处交通要道，却是边塞僻静之地，附近没有官办学校，更没有名师指点，村民子弟想要求学，只能去儒生自办的私塾或官民捐办的义学，这些学校往往校舍简陋，有的办在人声嘈杂的寺庙里。东口村曾有李氏家族创办的私塾，也曾有过嘉庆二十六年（1817年）村人赵仪（世医）、杨玺（登侍郎）发起捐修创办的义学。李素就是在那样的学习环境里埋头苦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院试第一名成绩通过岁试，成为生员（俗称秀才），获得了在府学或县学读书的资格。短暂的学习后，第二年又以第六名的成绩在光绪癸已恩科乡试考中了举人。

之后，李素在京城参加了四次礼部会试，第一次是1895年的乙未科，第二次是1897年的戊戌科，第三次是1903年的癸卯科，第四次是1904年的甲辰恩科，也许受新思潮的影响，也许是科举弊端所致，参加四次会试均未及弟。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当时全国立宪呼声高涨，直隶按察使司与布政使司于6月至8月间在保定分别设立直隶臬署法政学堂、藩署法政学堂（亦称保定法政学堂）。1906年，保定法政学堂扩招，37岁的李素考入此校，学习法学通论、理财原论、宪法、民法、世界史、世界地理等课程，两年后以最优等成绩毕业，被奏留直隶作为候补知县，从此结束了十几年的学习历程。

三 倾向革命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充满了内忧外患，社会矛盾积重难返，接连发生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何应对民族危机，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焦点，当时有两种主流认识，一种是通过变法维新挽救危局的改良派，另一种是通过暴力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派。李素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晚清时代，自幼接受着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的传统文化熏陶，成年后又受到西方先进文化影响，注定了拥有极不平凡的一生。在日后生涯中，他逐渐认识到清朝统治政权的极度腐朽，发生了由改良派向革命派的转变过程。

李素完成学业后，并没有选择常人想象中“高官厚禄、衣锦还乡”，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从政机会。清末“预备立宪”期间，他突然放弃在直隶省任职知县的机会，加入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阵营；民国初期，他毅然放弃在山西从政的机会，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阵营；护法运动后期，国会恢复，议会同人纷纷北上成为一时新贵，他独无所争，迟迟其行；日军侵占中国期间，他断然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守住了晚年节操。不为名利所动，只为救国救民，充分显示了李素先生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志士。

李素何时倾向革命难以考证，可能与1895年参加会试时恰逢各省举人1300多人公车上书，以及后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有关，也可能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清政府表现出来的斑斑劣迹有关。可以明确的是，早在1908年保定法政学堂毕业后不久，便已决定投身革命，当时他已被奏留直隶补用知县，按照惯例向京官交了引荐费准备引荐，就在清晨长班（旧时京官的随身仆从）来催的时候，因“革命心胜”忽然变计，已经手中空空的他宁可舍弃引荐费百金，也不愿稀里糊涂地从事行政。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改变国家日益没落的现状，必须实行宪政改革，这也许是他当初选择法政学堂的主要动机。

1909年，李素被选为山西省谘议局议员，与各省咨议局代表共同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三次赴京上书清政府，请速召开国会，废除封建官制，成立责任内阁。1910年又被选为中央资政院议员（议场座位号168），在第一次常年会上，与资政院同人一道有理有据、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速开国会案》，会议发言中说：“今日听宣读江浙贺国会电，不觉痛心，何者？外人对我国家瞬息万变，实有不可思议之状态。倘我中国有幸到宣统五年，仍是完全无缺之中国,尔时致贺犹不为迟。今速开国会之目的不能达，人民失望而江浙独争先电贺，以懈怠民气，本员甚觉痛心。”之后又提出《弹劾军机案》，但皇帝认为这不是资政院应该管的事情，他直言：“现在内政、外交种种失败，都是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之故，而军机大臣中握权最久者，孰逾于庆亲王、那中堂。我们弹劾案只对于机关说话，并不弹劾其人，本员本不赞成。看昨天硃谕的意思，似乎以本院不知大体，擅行干预。我们何必自己取辱？况此谕一出，外洋各国愈知我国立宪是假的，反与国体有碍。还是请议长咨询本院，请旨解散，倒觉痛快。”此后，参议院重提《弹劾案》，李素多次向议长伦贝子询问进展情况，得到的结果却是“留中”（皇帝留在宫禁中，不交议也不批答）。

1911年，李素生平第一次加入政党组织。这一年，以事实业家张謇和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国会请愿通同志会和谘议局联合会的基础上，筹备建立全国性的政党。1月1日，孙洪伊等邀请38位同志召开谈话会，李素等40人被推举为临时干事，负责成立大会召开前的一切筹备工作。5月30日，第二届谘议局联合会、原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成员和立宪团体的人物等，共同发起宪友会（原定名称为“帝国统一党”）。6月4日，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宪友会大会，公推临时主席、临时书记、常务干事和候补常务干事等，李素被推选为会计员，并与梁善济、李庆芳、李华炳同时被推选为山西省的支部发起人。9月17日，宪友会山西支部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正干事、副干事、候补干事等，李素等被推选为重要干部。

李素逐渐认识到，习惯了骄横奢侈的清朝统治者们，一方面始终无意废除给他们带来特权的封建专制，另一方面又以“假宪政”欺骗救亡图存的改良派志士，最终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用立宪派领袖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李素逐渐认识到，习惯了骄横奢侈的清朝统治者们，一方面始终无意废除给他们带来特权的封建专制，另一方面又以“假宪政”欺骗救亡图存的改良派志士，最终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他与文某旗人（文耀，曾任宪友会庶政员，八旗支部发起人之一）共同发起讲武社，计划立案（报批）后推行各省，作为革命基础力量。当时，讲武社的名号宣传出去，来访者很多，引起清政府的怀疑，相关部门既不批准，也未反对，后因民政部与警厅互相推托而告终。

四 拥护共和

农历辛亥年，也就是公历1911年，是中华民国的奠基之年，也是李素正式加入革命阵营的第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11月10日同盟会组织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

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国民公报馆筹办讲武社的李素，和其他许多议员一样，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即刻赶返家乡参加革命。10月29日山西太原起义爆发，当天成立军政府，派出以姚以价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向娘子关进发，李素熟悉娘子关的情况，跟随姚以价在军中衣不解带四十余日。11月4日，驻兵石家庄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已新任山西巡抚），派宣抚使朱鼎勋（时任山西混成协参谋）、副使刘文锦，到娘子关宣抚。次日，又派亲信何遂在乏驴岭与姚以价接洽，何遂将石家庄的情形和盘托出。这时，李素向他们提出晋兵应驻防东天门（土门关），但议论未决。6日，驻兵石家庄的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1910年任新军第六镇统制）与山西军政府都督阎锡山在娘子关会晤，吴禄贞提出晋军移驻防石家庄，以便阻止袁世凯从湖北前线抽身北上，而李素则极力反对，引起吴禄贞的愤怒，阎锡山赶紧向吴禄贞介绍“此我参谋，有见可言”。李素说：“我言为将军，非为晋也。将军所领兵，多钦派，非素练，虑在将军，晋何虑，起义行素志耳，胜败原不计也。”吴禄贞听后乃和。李素又提出“起义后，外情隔绝，请寄我报纸，籍知消息。”吴禄贞笑诺，后果然依约寄来一束。可悲可叹的是，吴禄贞当天回到石家庄车站的临时行营，次日凌晨一时便已遇害。

燕晋联军计划破产后，11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第三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率五六千人（号称20营）准备进攻娘子关，山西方面阎锡山、黄国梁率两标紧急驰援娘子关，李素经历了当时的紧张形势。

在娘子关，姚以价指挥下的民军纪律严明，官兵团结一致。《民立报》有两篇报道记载了当时的驻防情况，一篇是“姚维蕃为总司令官，其饮食不及军士。偶有友人馈赠食物，必分与军士共享。姚常向李君素云：我无他长，惟极爱军人而已。[1911年12月5日]”。另一篇是“晋军驻扎之处，军令极严，凡民间之物，虽细衡亦不可妄取。闻该军在娘子关因收买鸡蛋，内有破蛋，未给卖者之钱，被管带查出，即令正法，经全队人哀求，始杖责免罪。[1911年12月16日]（疑似有误）”

12月初，娘子关地区多次发生激励战斗，清军投入总兵力达3万余人，民军仅几千人（姚以价部2000余人）。8日，清军三镇全军由石家庄开往井陉，民军乘夜袭击井陉，后败退守乏驴岭。9日，清军攻打乏驴岭受挫。10日，雪花山发生激战，民军死伤五百余人。11日，平定州及娘子关绅民推代表二人赴清营议和，被曹锟以民军奸细杀害。13日，清军占据乏驴岭，向娘子关开炮，民军寡不敌众，弃关退走，清军攻占娘子关，山西民军与清军停战议和。

在娘子关失守前，全国革命形势急速变化，李素和刘懋赏被公推为山西省代表，南下参加南京政府组建事宜。当时，国内许多人尚未认识到山西“南响北应”的重要性，所以并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22日，李素与刘懋赏以军政府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民立报》共同发布“晋代表吁请全国重视山西，勿中袁世凯远交近攻奸计”通电。29日，又在南京参加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议，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成立前的1911年12月18日，南北议和已经进入谈判阶段。山西靠近畿辅地区，袁世凯深感芒刺在背，坐卧难安，暗地里支持清军进一步控制山西，清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李素时刻关注者家乡的形势，后来与刘懋赏一起致电革命军政府的议和代表伍廷芳，致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详细披露了清军在山西犯下的累累罪行。

1912年2月2日，清廷举行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11日，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等联合而成的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李素、景耀月等被推选为参议。经理事指定，李素和王湘为政务部实业副主任。5月1日，参议院迁至北京，改选议长，李素与刘懋赏、景耀月为山西籍议员（议场座位号7），李素担任庶政委员会委员。临时参议院会议期间，李素和众多议员与孙中山共同制定并通过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令。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成立国民党，李素可能在那时过渡性地加入了国民党。

1913年，由统一、共和、民主三党联合组成的进步党正式成立，初衷是通过联合袁世凯，与开明人士结成联盟，建立强固的、开明专制的中央政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逐步确立完善的民主共和制。1914年，李素以进步党特派员的身份在山西发表九次演说，涉及教育、实业、政党、宪政等多个领域，就其内容而言，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世界趋势和当时的中国状况，以及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仍有较强的

五 反对复辟

民国刚刚建立，构建完备的国家议会政治体制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进步党试图将袁世凯引上宪政轨道。袁世凯则试图利用进步党对抗国民党，实现其专制野心。但从1913年开始，宋教仁被杀，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解散议会，炮制筹安会和参政院，直到1915年12月宣布称帝，改国号“中华帝国”。种种倒行逆施彻底打破了进步党的幻想，引起进步党分崩离析。

农历乙卯年（1915年）年底，李素二次南下，与进步党重要成员孙洪伊同谋倒袁，公开指出“袁世凯不但不可使为皇帝，并不可使为总统”。

他先去青岛联络国民党。听说12月26日云南独立后，各省都按兵不动，李素忧郁有加，偶然间听说张作霖在奉天军队中声望颇高，就决定变姓名去悄悄造访。当时袁世凯的侦探遍地，上海的友人怕李素遭遇不测，临别前几乎像穿着丧服相送，李素却倒袁心切，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乘船将至大连的时候，忽然有一黑脸大汉的高个子走进跟前，看他相貌不凡，便问他的姓名，李素以假名告之。此人向他介绍了一番大连的地理情况。言谈之间，李素发现这个大汉似乎对他的行程了如指掌，感觉很是奇怪。

等到了奉天，先会晤张作霖的心腹袁金铠（字洁珊，又字兆佣）。袁自幼聪慧好学，对儒家经典有较高造诣，但两次会试都没有考中举人，后来趁清末东北地区盗贼蜂起之时，设计抓捕了一个土匪头目，因而声名鹊起。李素观其色，发现张作霖虽然对袁世凯称帝很不满，但不敢轻易有所行动，仍在观望等待。而且袁金铠担心他被别人侦知必下毒手，催促着及早离开。两人心照不宣，于是约定起义後办法十多条，李素居住数日后便离开奉天。

乘车返回大连，将要下车的时候，看到先前的大汉前来迎接。大汉将行李护送至旅馆后，夜间又来造访，将李素到奉天住在何处，先与何人接头，接待的怎么样，说的一样不漏。并且说自从船中谈话后就派遣人员沿途保护，只是李素并不知情罢了。李素详细地询问他的情况，才知道其姓名（只记得有“渠”字），祖籍渐江（广西地名），因为势力孤单不敢妄动，想请帮忙。等到了上海，渠又来相谈，并邀请去他的办事处视察。在那里，李素看到渠的手下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很艰苦，状态十分可怜。心里寻思：这是为什么呢？民意不顺罢了，谚语有曰“众志成诚”，可见凡是做大事，如果违反民意，少有不失败的。李素视察后，设法将其1000余人推荐至柏文蔚部下，以作安置。（柏文蔚，字烈武，安徽寿县人，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

很快李素又赴镇江会晤陈调元。当时，陈调元为镇江驻军总司令，恰逢军官开完会没有散去。陈听说李素到访，当即相见，李素开口即骂“袁世凯不是东西”，想以此激起军官们的愤慨。陈调元赶紧起身，拉着他的手说：“镇江风景，君所未见，先游览，稍休息，再闲话。”李素明白陈的意思，遂与之出。到了一处娱乐场所，陈调元才说“反对帝制你我意见一致，只是所处地位不同，不能不有所慎重，看各方的情况后才能有所举动，南京的意见也是这样的”。当时，冯国璋坐镇南京，声势颇大。李素与崔叔和同行（崔叔和疑为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过了一天到达南京。在旅馆，崔才告李素，此次会晤陈调元，很是替他担心，多次笑他毫无平日的儒雅风采。

到了上海，李素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因为直言反对帝制山西只有他一人，感觉毫无底气，所以都用假名作为落款，这也为后人寻找他生前的遗作带来很大困难。不久，广西代表到达上海，由孙洪伊介绍共同与冯国璋见面。这时的冯国璋已经与陆荣庭结为兄弟，他当面宣誓：“如果陆荣庭宣布独立，如果不竭力扶助，必死于乱军......。”之后，广西代表返桂，该省即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随着形势的发展，6月4日，李素发表署名文章《李素再劝阎锡山宣布独立书》。6月6日，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骂声中病逝。8月1日，国会在北京复会，李素回到北京。

六 两次护法

孙中山在护国战争爆发以后，一直逗留在上海，他把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当作中华国民共和国的象征。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之后，北洋政府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乘机拥戴清室复辟，国会又被迫解散。段祺瑞平定复辟后，拒绝恢复約法和国会，所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很快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宣布暂行“自主”，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通电脱离北京政府，开赴上海，拥护孙中山先生重新举起反抗旗帜。

农历丁巳年（1917年）的七月，李素第三次南下，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当时的山西，阎锡山马山就要改任督军，即将兼任省长，是实力派的首脑人物。李素南下前，阎派派崔文徵阻止（崔廷献字文徵，寿阳人，时任保晋公司总经理），和他商量“弃立法，就行政事”。此时，李素“对富贵向不挂心，唯对法律实爱之若命。”他认为，“民主国家如果没有国会，人民有苦何诉，有冤何伸？无论负担如何加重，靠谁阻拦？所以袁氏西园借款能够成立，段氏金佛郎案得以解决，皆先打到国会才能办理。试问国会在日，内外债务有无加重？国会迫散至今，人民所负的内外债如何，谁复敢过问？议员可以改选，国会不可动摇。我身为议员，对不良分子尤为痛心疾首，唯因顾全国会，隐忍不言耳。又念一人生二子，尚不免一圣一狂，况聚数百不同省不同县之人于一堂，焉能尽善，但求对大问题，无害于国，有益于人民，其余可徐徐改良。”所以，崔文徵“在北京言之，又至天津婉劝之，”最终还是未能动摇李素南下护法的决心。后来，李素还得知梁伯强（梁善济字伯强，崞县人，立宪派元老）也从中设法阻止，这都是友人之善意，李素对此自然是十分感激。他怎么会不知道议员的一切都只是停留在话语上，落实到行政中才会见到实际效果，只是唯爱惜法律一念不能变更，所以毅然南行。

在天津，李素手中只有十几元钱，又借到一百元，才与三五友人买船票相偕而去，可见当时的李素生活上到了十分拮据的地步，也侧面反映了李素一生洁身自好的秉性。到达上海后，因为囊中羞涩，天气逐渐变冷，未带冬季衣物，又无能力购置新衣，身体颇受损害。他不愿意让家人知道，只是从此开始读佛经以养心，并引起作诗的兴致，不成想得到了如此大的益处。每当遇到一个问题发生，就在报纸上鼓吹，期望能够引起民众拥护法律之意识。可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法律生效遥遥无期，对于李素来说是一生中最为漫长而痛苦的等待。后来去了广东，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

1918年5月20日，受滇桂军阀势力干扰的非常国会通过军政府改组案，将大元帅的一长制改为七总裁的合议制。1919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辞职。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1920年初，因岑春煊私派代表与北洋政府秘密议和，以及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的问题，滇桂两大军阀破裂，国民党鉴于广州形势紧张，决定以云南为新的根据地，把国会移往昆明。6月间，包括李素在内的16省议员共30多名议员，由褚辅成带队入滇，先搭轮船到海防，换乘滇越铁路去昆明。7月7日召开非常会议，罢免岑春煊和陆荣廷，补选唐继尧和刘显世。后来，因为唐继尧顾虑其在云南的独裁统治受到影响，抵制选举总统，各方面形成共识后，国会又被迫迁往重庆。8月28日至10月1日，李素等议员（大多为北方人）共20人左右，选择了传统的川滇大道，借助肩舆和马匹，从昆明经杨林、马龙、沾益、宣威，进入贵州的威宁、赫章、毕节、赤水，到达四川叙永，然后乘船顺永宁河道航行，经纳溪进入长江，过泸州、合江、江津到达重庆。再后来，到达重庆的议员越来越多，达到了200人左右，正准备开会的时候，又遇到川军发动驱逐客军，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议员们又一路奔波去往上海。10月14日至25日，乘隆茂轮船顺长江东还，经忠州、万县、夔府进入三峡，再经宜昌、汉口、九江、安庆回到上海浦东。11月，孙中山在粤军陈炯明部驱逐桂系后，由上海抵达广州，重组军政府，并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5月，孙中山宣誓就职。11月，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假道湖南北伐占据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孙中山的北伐主张遭到陈炯明的反对。次年5月，孙中山发布北伐令。6月14日，陈炯明乘北伐军平定江西之机，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8月，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七 急流勇退

1922年8月，国会在北京恢复。此后，李素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仅见1923年《宪法会议公报》收录的“参议院议员李素对于省宪与两院同人商榷书”，这可能是他正式退隐的封笔之作。正当“革命尚未成功”之时，李素最终选择了退隐，从此不再参与政治，专心读书写作。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是身体原因。在最后的南下护法运动结束后，李素已年过知名之年，虽然年龄只有53岁，但以那个时代人们的平均寿命来看，已属暮年之时。护法运动中，他先是患有项疾，后又患腹疾，岁月不饶人，李素再也不是当年身强力壮、精力旺盛的李素；其二，是家庭原因。他常年在外奔波，与家人聚少离多，思念之苦自然是人之常情，他在完成人生的阶段性目标后，安享人伦之乐也在清理之中；其三，是环境原因，也是最为根本的原因。从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从护国战争到护法运动，他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唤醒民众，见证了中华民国建立的高光时刻，但也经历了两次帝制复辟、部分革命骨干的背叛革命、军阀间的争权夺利、南方革命阵营的一度混乱、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社会大众的麻不不仁和趋炎附势......。件件往事，使他对革命前途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渺茫和失望，特别是深感“人之护法，多别有作用。”“我数十年枉自牺牲，国家如此，人民如此，我亦不知奔走为了何事，所见多非，徒自造罪而已。”于是痛定思痛，最终决定“不再作无谓之牺牲，从此返我初服，有暇即读我书也。”

1924年7-10月间，李素曾保护北京的进步学生。据在艺坛上与齐白石并称“南邓北齐”的邓散木文章介绍：当年5月21日，樊体仁、杨子烈等北大、法政大学的5名进步学生被捕。因叛徒出卖，北大教员、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李大钊被通缉，国会参议院阎秉真、李素、张连魁等向北洋政府提出质问。他们认为中国并无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情，或者有从事研究者，也不过是向青年宣传和介绍而已。假如政府能够妥为处置，一方面采社会主义政策，预防贫富之阶级距离过远，一方面严守法律，自可将消灭其于无形之中。如果将学生以社会党嫌疑逮捕，不置诸堂皇正大之法厅而委诸卫戌司令，不求证据，不按刑律，任意科罪，万一激起多数人之反动，后患岂堪设想？10月29日，被捕学生在舆论呼吁下被保释出狱。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4月16日，占据北京的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统治者，为获得列强认可早日建立安国军政府，在整个北京城到处张贴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为了向列强表达反苏反共的决心，张作霖将阴险的目光投向了李大钊。李大钊曾受进步党资助出国留学，李素又曾与李大钊同在反袁战线上一起奋斗，彼此有所交集，就让他暂避于自己的原寓所铁匠胡同。据梁德忠撰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文中介绍，李素与李大钊有合影一张，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

命运多舛的民国第一届国会，从1913年在北方诞生到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后的南北分置，从北洋政府独掌到南方革命政府分庭抗礼，经历了多次解散和恢复，最终于1925年4月24日完成了她的政治使命，中国从此开启了由议会政治向政党政治转进的时代。作为国会议员中的一员，在那个社会动荡、民智未开、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的时代，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恐怕难以说的清楚。

八 伉俪情深

李素的一生中有两位夫人，一位姓梁，一位姓王。王妙如(1890-1936)，又名王一真，山西大同人，4岁丧母，寄养姨母家，14岁嫁与李素为侧室，“能举家政”,“待人婉妍”,“内外称道其贤”。他们夫妇二人都是远近有名的才人，一个长于撰文，一个工与书画。李素奔走革命，妙如勤于持家；李素南下患疾，妙如只身前往；李素热心教育，妙如售画相助；妙如卧病在床，李素形影不离；妙如长眠地下，李素作诗怀念。他们双向奔赴，演绎了一段夫唱妇随、情深似海的历史佳话。

1917年，李素南下护法抵达广州，秋冬季节时患项疾，妙如前往服侍。此次南下一去六年，他们共同经历了艰难险阻与生死考验。1920年，因滇桂两系军阀破裂，广州形势骤然紧张，国会被迫迁往云南，而后又因唐继尧专权，国会迁于重庆。在这期间，李素与众多议员绕道越南边境海防，先后到了云南、贵州、四川，妙如一直陪伴左右。在太渡口遇到劫匪杀人越货。渡赤水时，昼夜风急浪高，乘坐的小川几次触角差点沉没。一天夜里，妙如行走在虎狼出没的云南马龙道中，像遇到鬼魅一样，因她的轿夫突然发疯，导致与李素走散，一个人在四山围绕、草木萧萧、黑云如墨、风雨骤至的丛林中，跌跌撞撞地追赶李素。当时李素已患腹疾，精神委顿，妙如煮汤煎药，浑然不知衣履上到处是污渍。抵达重庆后，恰逢川滇两军交战，李素去友人住的地方未归，妙如去寻找时遇炮弹横飞，等跟李素返回来时，弹片掠过鬓发，这是何等的惊险？返回广州时，又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李素夫妇居住的地方正好处于炮火纷飞的区域，仓促之间无处可避，妙如再次挡在前面，李素却之不退，所幸两人均有惊无险。

1922年，李素夫妇从广州返回北京侨居后，妙如非家事不出门，只专心研习艺术，所作书画堪称佳品。李素出生地方的地方紧邻娘子关关城，关东有一铁佛寺久已荒废，李素计划将其改建为小学校，以便教育村中失学的儿童，妙如决心以卖书画相助，最终积劳成疾，卧床四年，英年早逝。据其曾孙的文章中介绍，妙如病逝之后，李素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对于国事及他的过去事，不但与家人从未言及，就是与来访老友也没有涉及这方面的情况。

李素生前遗著《水帘诗稿》中，载有与王妙如有关的诗文多达10余首，如：《王妙如旧作二首》、《晨感》、《梦》、《丙子二月一日偶感》、《院中桃梨花开》、《花下看月》、《丙子春寒闰三月半海棠始华》、《海棠》、《题妙如三潭印月》、《将离粤造炮火》、《妙如桃河浣衣曲》、《妙如夜度赤水歌》、《妙如马龙夜行歌》、《妙如山行得首句续成二绝句》、《妙如偕友人妇游黑龙潭晚归》。

九 翰墨留香

李素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以一介书生之力，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全力推动中国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表现出文人固有的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之骨气，以文化人、以文铸魂之才气，审时度势、矢志不渝之浩气。他和他的夫人王妙如流传于世的作品，虽逾百年之久，却始终散发着阵阵墨香，字里行间、书画之中，无不凝聚着智慧与豪情、坦诚与温情、苦涩与淡定。

李素生前著有《水帘诗稿》、《读易质疑》、《论语质疑》、《辛亥革命始末记》，共约9万字，不知何故未能出版。1991年11月，平定县史志办整理出版《李素诗文选集》。据《选集》介绍，《水帘诗稿》共八卷，首卷为丁巳稿（1917），末卷为丙子稿（1936），共有465首诗词，每首少则30字，多则千余字，共约6万字；其它作品约3万字。诗文题材甚多，由古风乐府，有五、七言绝句、律诗，也有不拘字句的自由体。诗文内容丰富，有记事类、游记类、咏怀类等，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地理信息具有较高应用价值。此外，据朱子扬撰写的《李素先生简传》介绍“辛亥革命初年，先生发表各项针对时政文稿，文笔豪迈，语中肯切，刊登报章，一时争诵。其时，南海康有为偶读先生论说，惊为当时国内罕有之直言正论。后与先生常往来，订为文字之交。”

王妙如是有名的书画作家。据有关文章记载，妙如早年就读于大同兰池小学，琴棋书画一触便通，14岁便誉满云中。1922年随夫从广州返回北平后，进入艺术学校，向齐白石等名家学习书画，终日沉默寡言，被同学笑称“老夫子”。刚刚毕业，书画就已名声大噪，求字画者接踵于门。当时的名人，不论相识与否，无不嗟叹其笔锋苍老，气势浑厚。书法无体不佳，画法无式不精，为古今女子中所罕见。南海康有为称其书画“直逼卫夫人、 萧俊贤、齐白石”。193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妙如女士书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