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里那些人和事——军旅岁月

李平安

十五、当兵是条路

大哥比我早四年穿上军装，他是1974年的冬季兵，而我走进军营是1978年的冬天。

那时我已经在村里的小学教书。父亲总说我性子缓，适合跟孩子们打交道，学校里的娃娃们也确实喜欢围着我转，论能力我也能把这份工作担起来。可我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学校实在太小了，只有幼儿园和一到三年级，连我在内总共才六七位老师。日复一日围着三尺讲台和稚气的脸庞，我总觉得自己的世界被框住了，思维也被限制在这四堵墙内。

1978年10月，征兵的消息传来时，我心里像被点燃了一把火。更巧的是，那会儿听说大哥在部队提干的事有了眉目，这一下，彻底唤醒了我藏在心底的当兵梦。我郑重地跟父亲谈了想法，他却皱起了眉："你这小身板，接兵的怕是看不上。"这是其一；其二，他总念叨部队苦，我这单薄的身子骨，怕是熬不住那份累。可我这次是铁了心。父亲拉来他在公安局的老同事海涛叔劝我，说尽了教书的安稳、当兵的艰苦。我愣是没松口。见我主意已定，父亲终究还是叹了口气，转身开始为我奔走。没想到村里先起了反对声。有人说："家里一个儿子当兵就够了，哪能一家几个都往部队送？"那时农村青年当兵的热情很高，全大队12个生产队，总共才4个名额，我占了一个，就意味着有人要错失机会。关键时候，父亲还真不含糊。他写了条子，大概意思是，儿子李平安想应征入伍，保卫祖国尽义务，请帮忙放行之类的话，托人往乡里跑了一趟，跟公社配合征兵的“武干”说了情况。就这么着，我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踏上了这条自己选的路。

1979年南宁南湖公园留影

十六、新兵训练说“长短”

到了南宁站，新兵训练的日子就正式开始了。新兵连把我们白杨乡和程家乡的56名新兵重新编班，五个班像五支等待“塑形”的小组，我被分到了五班。因为个头最矮，排队时自然成了队伍末尾的“小尾巴”。

别看我个子小，训练起来从不含糊。打靶时我总能稳稳瞄准靶心，是班里实弹射击第一名；单杠引体向上我也能甩开膀子做上十几下，在班里数一数二；就连考验耐力的万米长跑，我也从没掉过队。但有一项训练却成了我的“老大难”——投弹。胳膊短、力气小，第一次实弹前的投掷考核，我只投了26米，而当时的及格线是30米，这意味着我连实弹考核的资格都没有。

班长张建华看出了我的心事，手把手教我投掷要领：“转腰要快，发力要顺，把全身劲儿都送出去。”我一遍遍琢磨动作要领，心里总想着雷锋——他身高1.57米，训练时从没因为个头拖过后腿，我凭啥不行？那一周，别人休息时我抱着教练弹练转体，吃饭时胳膊酸得握不住筷子，睡前还在脑子里过动作要领。第二次考核时，我深吸一口气，拧腰、挥臂，教练弹在空中划出弧线——36米！成绩不算理想，但对我来说，这是拼尽全力换来的突破。

新兵连的日子里，还有件事让我至今难忘。那年春节，部队要搞文艺演出，我代表新兵队报名朗诵军报刊登的《第一封写给妈妈的信》，那是一首最适合新兵感情抒发的朗诵诗。站在舞台上，电影组的同志用电唱机给我播放背景音乐，我的情绪一下子就被带进了角色，语速的快慢、声调的起伏，音色的变化、感情的投入都表现得恰到好处，把台下背诵了数十次的朗诵功力全部释放在舞台上。台下的掌声一波接一波。我第一次觉得，这首诗不仅感染部队官兵，也感动了自己，谢幕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至于后面的节目都记不清。最后节目评分，我的朗诵拿了第一名，给新兵队争了光，也让全站的官兵都记住了新兵队五班那个小个子新兵。

与同年兵在一起

十七、广西的“亲戚”

新兵连的日子里，最盼的就是逛街。但部队纪律严，外出得轮流安排，每次出去的人数不能超过班里人数的三分之一。出门前班长总要叮嘱：两人成排，四人成列，挎包必须左肩右斜——那抹军绿色的挎包带，得像道规矩的斜线挂在身上，约束着我们的举止行为。

到市里去，一来是想看看南宁的街景，熟悉一下这片陌生的土地；二来总惦记着照张大头像寄回家，好让爹娘瞧瞧自己穿上军装的模样。

有回轮到我跟同班战友外出，直奔朝阳照相馆。刚进门，就有三位工作人员迎上来，其中一位姑娘笑着开口，竟准确叫出了我的名字：“李平安！”我条件反射般立正，用标准的军人口吻答：“到”！她眼睛弯成月牙：“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家亲戚啊”。我顿时懵了。老家远在千里之外，从没听说有亲戚在南方。“不会吧，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姑娘却笑得更甜：“你年纪小，怕是不记事，你妈妈肯定知道我”。这话听得我越发糊涂，站在原地不知该接什么。一旁的战友也跟着笑起来，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顺着他的目光低头一看，原来挎包带上写着我的粗线条的名字，明显、醒目地把我“出卖”了。

那一刻，我脸“腾”地红透了，头低得快碰到胸前。倒是她们大大方方，笑着引我们去拍照，还好奇地问：“你是不是文艺兵呀”？我赶紧摆手：“不是不是。”心里却偷偷乐——算你有眼光，我身上这点文艺细胞，总算没藏严实。

后来照片洗出来，我对着看了半天：小小的个头，圆圆的脸，皮肤白白净净，眼神里还带着没褪尽的稚气。难怪人家要逗我，那会儿的样子，确实像个容易被开玩笑的“小不点”。这场隔着千里的“认亲”玩笑，明明是被“捉弄”了，却成了我在广西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在南宁站办公楼上练琴

十八、难忘的提包

我们这批兵，说来也巧，新兵训练还没结束，中越边境就战事了。那是1979年2月，我们正好在广西南宁，既然是战时，距离战场又很近，肯定是要有战斗准备的。

新兵连即将解散时，队长特意叮嘱：每个人都得自费添置两样东西，一个提包，一个水桶。提包是那种双袢的旅行包，用来装暂时不穿的衣物，统一存进连队储藏室；水桶则是铁皮做的，口大底小，跟北方部队常用的脸盆不同，队长说这样盛水多，既能洗脸也能洗衣服。

可这两样必需品加起来，少说也得十元。那时我们每月津贴才六元，要攒够钱，得勒紧两个月的裤腰带。第二次津贴发下来，我揣着钱直奔南宁市区。先买了水桶，又买了些信纸信封，转眼就花去六元。到朝阳商场挑提包时，货架上的双袢包都在五元以上，手里剩下的钱明显不够了。我在柜台前转来转去，看了又看，实在舍不得离开。站柜台的阿姨看出了我的窘迫，笑着问："解放军同志，想买个啥？"我红着脸小声说："想挑个手提包，就是......钱不够"。"差多少"？她追问。"差一块"，我回答。话音刚落，阿姨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元钱递过来，顺手从货架上取下那个五元的提包，往我手里一塞，脆生生喊了句："小同志，拿走吧"。我一愣，又惊又感动，连忙摆手："不行不行，我们军人不能随便拿群众的钱，这是纪律"！这时她更急了"，你们这是要上前线保家卫国的，我添这一块钱算啥"？我还想辩解，她却不容分说："拿着！赶紧准备好东西。子弹可不认人，到了前线一定记着隐蔽好自己"！走出商场时，手里提着那个提包，心里像揣了团火。那时谁也说不准会不会参战，战事若再扩大，我们随时可能顶上。开战以后，全连都写了请战书，每个人的军帽里都用红笔写着自己的血型，时刻做着准备。

好在战火没烧到南宁，我们也不属于作战部队。新兵训练第三个月，我特意绕到朝阳商场，把一元钱还给了阿姨。她见了我，先是一愣，随即笑得眼角堆起皱纹："没伤着就好，回来就好！"

我望着她，千言万语涌到嘴边，最终只化作一句："谢谢您"。那份素昧平生的热忱，像提包里的衣物一样，被我妥帖收藏，成了日后最温暖的记忆。

在南宁站宿舍

十九、当炊事班的收获

南宁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兵训练结束分到连队后，都要先干半年后勤。我也不例外，被分到团站机关食堂做起了炊事员。炊事班是有分工的，比我们早入伍半年的杨复兴是主厨，负责炒菜；和我同年兵的杨同生当副厨，专做面食；我自然成了“火夫”。别看烧火简单，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尤其蒸米饭时，米和水的比例、大火烧多久、小火焖多长，都得拿捏到位。判断饭熟没熟有个诀窍——凑到锅口闻味，要是热气里带着点淡淡的焦香，就说明锅底结了锅巴，这时的米饭松散喷香，软硬正好，口感最佳。

在炊事班有个好处：不用出操，就算赶上全团集会，也得按点先回厨房忙活，工作单纯规律，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那三个月，是我当兵后格外快乐的一段时光，每天哼着歌、吹着口哨就进了厨房，浑身都是劲儿。有次还听见老兵念叨：“这小兵做饭都这么乐呵！”现在想起来，那份快乐是真真切切的。

在炊事班我不光学会了切菜、做饭、蒸馒头的手艺，还利用零碎时间看完了《杨朔散文集》，也算给枯燥的重复劳动添了点滋味。不过炊事班也有“失手”的时候——蒸馒头碱放多了，原本雪白的馒头就会变成黄橙橙的“军用馒头”。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我们几个都低着头不敢吭声，就怕官兵们提意见，那股子灰溜溜的劲儿，至今还记得。

有点遗憾的是，刚轮到我学炒菜时，炊事员的日子就结束了。等着我的，是一份全新的工作。

与孟福荣在一起

二十、在招待所的日子

调去招待所工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时我在炊事班还未满半年。不过转念一想，倒也没什么——这里的工作节奏比连队要松弛许多。团站招待所作为一个独立班组，主要负责接待部队内部往来人员和探亲家属，日常工作无非是整理客房、换洗被单，打扫卫生，都是些熟能生巧的事务。

我们的班长马定国是湖南老兵，为人憨厚朴实，干起活来不怕脏累。最让我感激的是，他还能抽空辅导我数学。能进入科技部队当兵，现在想来真是幸运。不同于野战部队以军事训练为主，我们日常大量时间都在学习文化知识、电工、晶体管电路，以及与卫星运行管理相关的专业内容。这些学习经历，让我把学生时代遗漏的基础知识补回了许多，特别是电学、光学、动力学等物理课程，为我日后从事电影放映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招待所的日子里，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件是负责管理国防科工委体工队的宿舍。换洗被罩、床单本是寻常工作，但每周能现场观看省级篮球比赛，让这段经历格外乐呵。为检验训练成果，体工队常邀请其他专业球队切磋，每当赛场上哨声响起，激烈的对抗和场外的呐喊，成了那段时间最鲜活的快乐记忆。

另一件事发生在基地闫副政委视察期间。那个夜晚，我和他的警卫员小吕一同站岗。这是我首次持枪执行警卫任务，小吕几乎彻夜未眠，我也跟着打起十二分精神。借着换岗间隙，他向我分享了许多为首长服务的门道和注意事项。后来听说小吕顺利提干，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原来任何看似平凡的工作，只要用心钻研、踏实付出，都藏着成长的机遇。

阅读

二十一、我当上了放映员

1980年的一天，招待所指导员杨学福突然找我谈话，说电影组正在选人，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几乎没加思索就答应了——那可是个让人羡慕的岗位。

当时电影组的阵容很简单：组长是唐安成，还有两位放映员，一位是辽宁营口来的城市兵唐万宝，1978年春入伍，比我早当兵大半年；另一位是我的同年兵夏富贵，比我早进组几个月。后来才知道，唐万宝年底就要复员，夏富贵也即将去上海电影机械厂学习，组里急需补人，我就这样成了那个"备选"。

现在想来，能被选中或许不全是运气。那时我在招待所工作，除了日常事务，还要负责一个月出一期黑板报，每周给连队教一次歌，尤其是全团聚会时拉歌，我总是指挥有力，能调动大家的情绪，给所在单位争光。也许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特长"，政治处的干事们才盯上我。

这次调动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人身上的"亮点"哪怕再小，只要肯亮出来，总会被发现。而这些不经意间积累的本事，往往会在某个时刻，变成推开某扇门窗的钥匙。

当放映员还有一种优越感：每周去军区文化站取片，能坐着吉普车在南宁市溜达一圈。要知道，那会儿吉普车可是团长、政委的专车，普通战士哪有机会沾边。

管车的助理叫张醒焕，我每次要车他都痛快给派；开车的是老兵龙大全，旁人都说他性子倔、难说话，可我找他办事，他总肯多照顾几分。后来我的同年兵马新利接了车，对我就更方便了——只要出了营区大门，空气里都带着自由的劲儿。

记得有回我俩去军区文化站取片子，我跟管片库的两个姑娘聊得融洽，人家竟破例让我们进了挂着“闲人免进”牌子的片库。凭着这层交情，我们还多领了几卷加演的纪录片。没成想，这事被姑娘们的领导陈干事撞见了，他劈头盖脸把我训了一顿。马新利看不过去，直怼陈干事“得理不饶人”，反倒把对方噎得半天说不出话。估计那两个姑娘后来也少不了挨批评，听说她们都是部队干部子女，其中一个还是军区司令的千金——想到这儿，我心里总有点过意不去。

文化站后来把这事捅到了我们政治处，楼主任找我谈了次话，倒没怎么较真，轻描淡写说了几句就过去了。现在回想，那会儿年轻，有点“小出格”的事，也算是一种经历。

制作幻灯片

二十二、山沟里的培训队

放映员是个知识综合性很强的岗位，涉及放映机、扩音机相关的光学、动力学、声学，以及电子管、晶体管电路等知识。这就要求放映员不光要会操作，更得懂维护、修理，否则根本干不好。正因为专业性强，上岗前通常得经过系统培训。可我是个例外，只跟着老放映员学了一阵子，就直接上岗了，心里一直觉得不踏实，总想着能有正经学习的机会。

机会说来就来了。广西军区504医院的放映员来我们部队接片时告诉我，他们单位要在广西贵县一个部队办放映员学习班，为期一个月，问我想不想一起去。我赶紧把这消息报告政治处郭主任，他却觉得没戏——两个部队不属于一个系统，人家未必会收。不甘心的我专门找了504医院政治处的张海鸽干事。她笑着说：“没事，培训队队长是我熟人，你直接以学员身份去就行。”郭主任听说这消息后，当即就同意放我去学习。

培训地点在贵县的山沟里，隶属广西军区后勤部的一个被服仓库。我坐火车到贵县后，部队派了辆敞篷吉普车来接。车子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奔驰，两旁林木苍翠，风景美得让人目不暇接。想到马上能系统学习，心里更是甜滋滋的，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说。

学习班确实为期一个月，主要课程是《35毫米放映机》和《电影扩音机》。因为已经有过实操经验，学起来不算吃力，课程还算轻松。

不过学习期间出了个小插曲。一位电工教员不知怎么回事，一口咬定我打电话骂过他。莫名其妙的怀疑，把我吓坏了——他手里攥着成绩评定的权力，真要较真，我很可能过不了关，那段时间心里别提多压抑了。没办法，我只好把这事告诉了班长，班长又转述给了机械教员。没想到机械教员特别仗义，听完后当即表示要为我主持公道。我一个编外部队来的小兵，能得到主课教员的帮助，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次学习让我深深体会到：凡事得主动争取，机会才可能落到自己头上。

南宁站大门口

二十三、放映员的日常

我当放映员那会儿，手头的工作称得上繁杂多样：每周至少保障一次电影放映；团站开会时负责会场布置；每月更新团里的宣传橱窗；管理广播设施并准时播放军号；代表部队去慰问有联系的农村、厂矿、学校和幼儿园；打理团里的文化娱乐器具；还常跟附近工厂跑片。此外，还要和宣传干事搭档，组织全团的文化体育活动。

先说说放电影这桩事。每月广西军区文化站都会寄来排片表，上面写清片名、取片时间和接片单位。我们团站是军区代管单位，直接去军区文化站取片，而接片单位是504医院。片子取回后，倒片、检片是必做的功课——得仔细查看有没有片段缺失、严重划伤或齿孔损坏，一旦发现问题，就得在传片记录本上写明，这是为了明确责任，毕竟军队的电影拷贝有固定的放映场次要求。这就对放映机的维护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传动系统必须保持在同一平面，齿轮不能有严重磨损或毛刺。要知道，影片是靠齿轮精准嵌入齿孔带动的，哪怕一丝磨损都可能损伤胶片。所以每次放映前，我们都会在室内架起机器，仔仔细细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布置会场是高频工作，打扫礼堂、检查音响、制作横幅都得形成固定流程。那时候没有电子刻字，做横幅全靠手工：先在废报纸上用排笔写好美术字，隶书、黑体还是仿宋，得看会议内容定；再把厚实的白纸铺在下面，用刻刀一点点刻出来，最后用大头针别在横幅上。因此，会写美术字成了放映员的基本功。横幅做好后，还得用绳索拉展在礼堂舞台上方，这才算完工。

更新宣传橱窗是每月一次的例行工作，里面要放团站近期工作动态、基层优秀稿件、活动快讯、电影海报等内容。橱窗文字得用毛笔写，还少不了插画点缀。对于我不光毛笔字功底要好，还得会点水粉画，把壁报办得排版规整、内容鲜活、插画得体。你说，这活儿是不是也不简单？

播放军号这事可不能马虎，它直接规范着部队的作息，甚至传递紧急命令。官兵们能从号音的紧急程度判断是日常操课还是紧急集合，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无误。那时候都是用唱片播放，一张唱片上分清十种号音，全凭经验。军号通过扩音系统和高音喇叭传出，而喇叭这东西娇贵得很——靠音圈振动发声，要是在环形磁铁槽里安装或焊接不好，很容易出问题。记得1984年的一天，架在近30米高水塔上的喇叭突然没声了。我派了我手下两个新兵上去修理，结果他们被一群马蜂蛰了下来，说是装喇叭的地方有个老碗大的马蜂窝，根本没法靠近。小战士搞不定，但没喇叭就没法放军号，部队就少了条重要的命令传达途径。我作为老兵，只能自己攀上近30米高的水塔。找了个类似麻袋的邮袋，开了两个眼洞套在头上，又做了个浇了汽油的火把，一火把烧毁马蜂窝，拆下喇叭换了音圈，总算让军号声重新响了起来。

代表部队去周边单位慰问，常以放电影的形式进行，这得向军区文化站申请编外影片。军队和地方联系紧密，比如不少家属在附近厂矿上班，子女在周边学校、幼儿园上学，为了感谢对方的接纳，维系好关系，这慰问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头上。也因此，我们和附近不少单位处得不错，尤其是当时的手扶拖拉机厂。他们单位也有放映员，定期放电影，我们常在不影响交片时间的前提下互相跑片，让两边都能多看几场电影，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

电影组隶属政治处，团站的文化体育活动自然也少不了我们。球类比赛、歌咏比赛、黑板报比赛、俱乐部管理……这些都归放映员兼管。大家自由活动时，我们在俱乐部值班：开放阅览室、办理图书借阅、整理乒乓球室，还要管文体器材仓库。说起来真是忙得脚不沾地，但累归累，也有不少乐子——啥器材都经手过，啥活动都参与过，闲下来时，还能凑在一起唱唱卡拉OK呢！

既是放映员也是广播员

二十四、编外角色：教歌员

在部队服役的十几年里，我多了个不算任务的"差事"——给连队教歌。部队是个特殊的集体，为了鼓舞士气、丰富生活，每周都要安排学唱军歌。教什么歌，得由教歌员从《解放军歌曲》月刊里挑选。我每周都要专门抽一天忙活这事：先选歌、自己学会，再用毛笔在一开大的纸上抄好词谱。到了周五晚上，就用一个小时组织大家学唱。

长期教歌下来，我摸索出了一套固定流程：先讲解歌词大意，再示范演唱，接着带着大家熟悉谱子，然后逐句学唱歌词，最后全体合唱巩固。这十几年算下来，教过的歌差不多有数百首了。

也正因这份积累，我慢慢开始尝试写歌词。有几首被军一级的文艺队采用演唱，原创歌曲《啊，野马泉！》至今还在团站流传，《永恒星座》更被选入当时国防科工委部队《神剑》歌曲集。后来能借调到文艺队搞创作，靠的也是这一特长和爱好。

这里必须由衷感谢基地宣传处的闫善信干事——是他的推荐，让我在文艺创作的路上走得更远，并有了实实在在的长进。

与马新利、孟福荣、冯立歧在一起

二十五、转志愿兵

若说人生第一次重要选择是“从教还是从军”，那么“转志愿兵还是复员”便是我的第二次关键抉择。成长路上，机遇往往悄然降临。我是七十年代末入伍的，恰逢“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的政策实施，而部队里此时正新增了“志愿兵”这一人员类别——提干的大门虽暂时关闭，却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

当时部队征求我是否转志愿兵的意见，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虽说父亲那时在民政局工作，加上全家已农转非，即便复员回家，安排一份工作并非难事。但我想着家里还有兄弟姐妹，父亲肩上的担子本就不轻，若是能留在部队，多少能为家里减轻些压力。

当然，部队也希望我留下。作为放映员该有的特质，我大多具备：除了过硬的本职业务，还会画画、写美术字、唱歌，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时有份文件明确提到：“电影组长作为基层文化宣传岗位，可由具备放映技术或文艺特长的志愿兵担任。”这话读来，仿佛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可谓恰逢其时。

至今我仍觉得，志愿兵是部队里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十几年专注于同一项工作，专业度毋庸置疑；不像干部岗位是动态调整的，人员调来调去，反而难在单一领域深耕。试想真到了打仗的时候，这群沉下心钻研业务的人，必定是最有战斗力的一群！

演出之前领唱军歌

二十六、调动二三事

我一直觉得当兵也是讲运气的。去了边陲，可能终日站岗放哨；到了陆战队，或许天天与坦克大炮为伴。而我当兵时，正好分到桥南部队所属的南宁团站。虽说团站远在千里之外，军部却巧在我的家乡渭南。记得入伍前几天，父亲——他当时在民政局管拥军优属，常与部队打交道——问我想留在家门口还是去南方，我脱口而出"越远越好"，就这样来到了南宁站。

现在想来，能在科技部队服役真是种幸运。这支部队从事卫星运行管理，新兵训练结束后，无论分到哪个连队，首要任务都是学文化：先重温数学、物理基础，再学电工、无线电通信，简直像进了专门的学校。这些知识后来成了我从事电影放映工作的"家底"——发电机、扩音机、放映机，样样都用得上当年学的原理。直到今天，我依然为这段当兵的经历感到自豪！

在南宁站待久了，心里渐渐不踏实。年纪不小了，到了该成家的岁数还在外漂泊，加上部队规定志愿兵不能在当地找对象，难免有些焦虑。恰好那时基地在南宁站开了个会，来的都是各团站的政委。我负责会议服务，正好遇上渭南某团站的田勋豪政委——他是渭南白水人。一天，他主动问我想不想调回渭南，我赶紧说"想啊"。他随后跟我们的李少成政委沟通，当时李政委正准备升任西安技术部政治部主任，顺口说以后有机会把我调回西安。我暗地里偷着乐，可等了半年，一点动静都没有。其实我也明白，李政委做事谨慎，到了新岗位先要理顺自己的工作，才能顾得上我的事。

后来副政委黄援朝接任团政委。1986年上半年的一天，他在部队大院碰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调回渭南，我答"求之不得"。过了几天，他给了我一封信，说探家时交给604俞光华站长。信是敞着的，大意是：我部放映员李平安家在渭南，眼下中越战事未了，其对象担心他上战场有不测，恳请帮忙将他调入你站。其实我当时还没对象，黄政委不过是找个由头。

探家时见到俞站长，他爽快地说："去南宁收拾行李吧！"我高兴坏了，家里人也跟着开心。假期没休完我就回了南宁站，办完移交手续就去604报到。后来才琢磨明白，这事能这么顺，是因为军务处长正是原南宁站的王林章参谋长——一边是老单位要送，一边是新单位要接，他顺水推舟就把事办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天时地利人和全凑齐了，一路为我开绿灯。

说起来，父亲之前跟军务处的吴宝山处长提过调动的事，一直没成，没想到后来这么顺利。为此，已经卸任转业的吴处长还特意叫上父亲，给我摆了桌“接风宴”。

调回渭南后，生活的路一下子顺了。部队附近流材厂的樊教导员——父亲曾帮他办过转业安置——给我介绍了对象，我们成了家。我成了离家最近的军人，住处与部队只隔一个火车站。

在一活俱乐部宿舍

二十七、训练新兵的经历

我调入的部队有个形象的名号——“航天大篷车队”。这是一支为填补国内固定观测站空白而组建的移动测控团队：卫星发射前两个月，我们便驾驶设备车登上军用专列，抵达目的地附近车站后，“大篷车”开离专列，在预先联络好的临时观测点安营扎寨，布放车辆、联动调试，确保与卫星无线通讯畅通，以便精准发送指令、实时调整卫星运行状态。

执行任务的路途虽遥远艰辛，官兵们却都想前往——一来使命神圣，二来外出有地差补贴。不过我第一年留在了驻地，因为电影组要有人留守，我此时恰好要参加首批志愿兵转士官学习班。结业后，全体学员被派往河南灵宝站训练新兵。

这可让我犯了难：一直在机关工作的我，军事动作实在拿不出手。硬着头皮当了三个月新兵班长，期间还常被抽调到新兵团做文化宣传。连长孙文秀很乐意我在团部帮忙，他有个小算盘：团里若有紧急集合，我能第一时间给他透信，保四连每次都领先。

有次半夜计划紧急集合加十公里拉练，我看出了司令部动向，预报可能有紧急集合。果然应验了，四连集合速度最快。全团八个连队的新兵打好背包、全副武装在操场集合，司令部参谋长模拟战时做了简短动员：“据报五公里处高老庄有敌军盘踞，令我团雪夜潜伏歼灭！”话音刚落，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吉普车、解放牌卡车瞬间启动，紧张的气氛骤然弥漫开来。

新兵们信以为真，行军还没开始，就有男兵吓尿了裤子，女兵们的背包也有散了架的。行军途中，时而急行军、时而卧倒、时而传口令，本就寒冷的雪夜，不少新兵却惊出一身冷汗。有几名女兵途中晕了过去，好在有随行车辆及时处置，算是有惊无险。

我们这些班长轻装行军，心里清楚只是夜间拉练，可新兵们不明真相，难免紧张害怕。但作为军人，这样的训练必不可少——真到了战时，可没有重来的机会。

这次训练新兵我很自豪，那是因为我为四连荣获“集训第一名”出了力，而且我个人还被评为“爱兵班长”。

1987年冬灵宝训练新兵

二十八、赴新疆执行任务

1988年，是我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随部队赴新疆哈密执行任务。那次出征是保密行动，属于二级护卫级别。出发当天，渭南火车站部署了大量警力，全程警戒我们完成专列装载，直到目送专列驶离渭南火车站才撤离。出征乘车安排很分明：中队官兵挤在平板车皮搭载的设备车里，机关的干部战士则在几节绿皮车厢就座。列车从渭南站启程，沿陇海线一路西行，全程要经近20个车站，跨越2000多公里路程。

陇海线途经河西走廊一带时，窗外尽是大片戈壁沙漠。沿线人烟稀少，目之所及多是光秃秃的褐色丘陵，沙漠与戈壁连绵铺开，植被稀疏得几乎看不见，一派漫无边际的荒凉。沿途车站间距很长，那些孤零零的小小站房里，大多是女职工在值守。每当列车经过，她们都会手持绿旗迎送——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她们常年靠通勤车往返上下班，这份寂寞孤独的岗位，总让我心里生出许多感慨。

我们乘坐的是临时调度的专列，要为日常运行的列车让行，时常在中途等候或抢行区间，反倒让我们有了更多时间细看沿途风景。记得过六盘山时，列车加挂了双车头，前拉后推，浓烟裹着蒸汽吃力地攀过山坡。一路颠簸到柳园站，那里的兵站成了中途补给点，我们在站内停留四十分钟，匆匆吃过午饭、活动活动腿脚，便继续乘车向目的地奔赴。

最终我们抵达哈密三道岭木材站，部队早已联系好当地的车场和民房作为营地。那次任务还有特殊的记录者：八一电影制片厂随行拍摄纪录片，科委政治部、基地宣传处分别派了邹毅、李黎两位新闻干事跟踪报道。我们的工作重心是丰富官兵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异乡不觉得孤单——除了日常放电影，还策划了与驻地百姓的联欢。附近农校的师生们主动带着节目来慰问，官兵们也早早备好了节目。由于当地学生大多不会说普通话，我被部队指定担任节目主持。那天的场景至今清晰：浓郁的民族风情里，目眩的舞步旋出欢腾，麦西热甫的节奏撞着心跳，每一幕都成了难忘的记忆。

赴疆执行任务的路上

二十九、首长们的关照

调入604，首先要感谢俞光华站长和吕挺会政委。当时电影组已有组长彭敦国，可是，他们还是力排众议接纳了我，这份知遇之恩始终铭记在心。

若说对我关心最多的，当属王长河政委。我的前任转业后，我接任电影组长，而他从政治处主任到团政委，长期作为我的直接领导。期间，我们一起商议组建了团站俱乐部，一同参与礼堂改造工程；他主持工作时，电影组还荣立了集体三等功，这份认可让全组人备受鼓舞。

更让我铭记于心的，是他私下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婚礼由他和夫人亲自操办，不仅协调好双方家庭的事宜，还破例调用了部队的吉普车和大轿子车接送宾客；爱人生孩子出院时，他特意派车接送；得知产妇需要补充营养，他把部队分配给自己的鸡蛋转送给我。这些事看似细微，却像暖流一样焐热我的心，也化作我工作的动力——后来圆满完成俱乐部组建、站史室布置陈设等任务，都离不开这份精神激励。如今他在北京，我在渭南，多年来始终保持联系，这份情谊从未因距离而改变。

继任的沈建华政委对我同样爱护有加。他刚到任时，我负责布置他的办公室，完工后他十分满意，说我处理事情的思路总能契合他的心意，这份默契让我们很快建立起信任。记得营房现场会结束后，他特意带工作有功的人员去常宁宫休闲，同行的都是干部，唯独我一个志愿兵。这份额外的看重，让我深切感受到被认可的温暖。

每位首长的关怀都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在部队的成长路，也让我始终以加倍的努力回报这份信任。

基地蔡副司令与沈建华政委交谈

三十、队列抽检掉链子

1989年，国防科工委训练部检查基层军事训练，一行人来到了落脚我们部队。全团四个单位列队集合在篮球场上，几位大校在基地蔡副司令的陪同下，准备检阅部队的军事动作及平日养成情况。

四个中队依次完成了动作展示，轮到机关干部战士出场时，一位大校拿起花名册浏览片刻，用严肃的声调喊道：“请军士长李平安出列指挥，动作为‘跨立’。”

我压根没料到，四十多人的队伍会偏偏点到我。慌忙出列站到队伍前，喉咙却像被堵住似的，怎么也喊不出指令。要知道，我学过的条令里从来没有这个动作，后来新增加了这套动作，也没人教过我。尴尬的沉默在队列前蔓延，站在一旁的上级领导，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就在这时，蔡副司令移步走到我跟前，低声说：“小李，你喊‘跨立’，部队就知道该怎么做。”一句话如惊雷般点醒了我，我定了定神，高声喊出“跨立”——果然，队伍齐刷刷背手向右跨出半步；最后喊出“立正”，整套抽检动作才算完成。

回到队列里，后背已被冷汗浸透。我心里直打鼓：这回脸可丢大了，弄不好挨批带处分都有可能。部队操练结束后，我回到俱乐部宿舍，心还悬在嗓子眼，惶恐得坐立不安。

谁料队伍解散后，首长们顺便参观俱乐部，蔡副司令一眼瞥见神色慌张的我，竟转头对跟在身后的我部领导说：“别批评他，机关兵接触新动作少不奇怪，他们要负责播放军号，平时顾不上训练。”说完，又特意对政治处主任交代：“你看小李这身板瘦的，得照顾好他的生活。”一席话听得我心里五味杂陈，千言万语堵在喉头，最终只化作一个标准的军礼。

后来去离部队不远的地质队拜访高中同学王秀侠，她随口问我：“你们部队是不是有位姓蔡的副司令？”我愣了一下：“有啊，你认识？”她笑着说：“我得叫他舅舅呢！”

这句话像道闪电劈在我心上，瞬间把我拉回那次队列抽检的场景。那些难以释怀的窘迫与侥幸，突然有了一丝微妙的牵连。或许，蔡副司令当时的宽容，真的藏着这样一层冥冥中的“”缘分”？

其实我那同学只知道舅舅是部队里的大官，从没跟我多说过什么，更不会在舅舅面前提起我。可想起蔡副司令那句“别批评他”，心里总会泛起一阵说不清的暖意。

上级检查的日子

三十一、艺不压身

我偏爱部队的文化氛围，恰巧在俱乐部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做得得心应手，内心也愈发充实。在604服役的七年里，我先后参加过基地新闻报道、书法、音乐短训班，旁听过国防科工委在南宁站举办的美术创作讲座，还跟着宣传干事们学过摄影——这些经历让我的技能更加多样，眼界也更宽了。

尤其难忘被抽调到基地搞文艺创作的日子。

当时基地想成立文工团，因没获批编制，便改组建文艺队，还特招了几名专业歌手和十几位13到18岁的舞蹈演员。一切就绪后，经基地宣传处闫善信干事推荐，我和王友平被抽调去搞创作。在那里，我写了几十首歌词，创作了快板书《群星灿烂缀苍穹》《认军衔》，小话剧《零点归队》，还参与了舞蹈《航天情》的场景设计。歌词是我的强项，其中《永恒的星座》被收入国防科工委神剑歌曲集，《啊，野马泉！》至今仍在604官兵中传唱。

我对各类文艺形式也算略知一二：比如相声最“省事儿”，一逗一捧上台就能演；舞蹈则复杂得多，得有场景脚本，还需编舞、灯光、舞美、音乐、服装等多个要素配合。所以每次宣传处提出设想，我总会先把这些讲清楚，好让团队早做准备，也能争取到足够的经费支持。

虽说只做了一年文艺创作，我的文字功底和艺术审美却实实在在提升了一大截！

在新疆执行任务期间主持联欢会

三十二、提干与我擦肩而过

在部队服役的十五年，是我经历丰富的一段青春岁月，其间进步不小，波折也不少，单是提干这件事，就经历过几次起伏。

第一次机会，源于国防科工委在南宁站举办的放映骨干培训班。为期半年的培训，考试合格可直接提干。我当时是南宁站放映员，因培训班在我站协办，部队便安排我一边做服务保障，一边全程参与学习。那段时间，我挤时间兼顾工作与学业，总算顺利通过了考试。可我总觉得自己是"编外学员"，没敢奢望提干的事。直到培训班快结束时，训练队领导找我谈话："你成绩不错，让站领导给基地递个申请走个程序，我们就能把你列入提干名单。"培训队领导怕耽误了，还亲自找站领导沟通，可站里却以原电影组长任期很短为由，搁置了此事。几个月后因唐组长转业，再次上党委会虽然顺利通过，却因为机会已失去，黄花菜再一次放凉了。现在想来，或许也因为当时自己太怯懦，没亲自找领导表达心愿，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第二次是1991年，志愿兵转干政策稍宽些。团政委看重我的工作表现，提议给我转干，还安排我下基层到通信站锻炼一年。我服从安排，在通信站埋头苦干，不仅获评优秀，还荣立三等功，眼看提干的路越来越顺，变故却来了——政委在这个节骨眼意外的转业了。新的机会刚露头就被掐断。团长见政委转业已获批，直接把提干机会给了管理军人服务社的一位志愿兵，只因为他的家属也在服务社工作。在站长的心里，给这个志愿兵办点好事，他可以通过服务社，获得更多的“回报”。

得知内情后，我给军政委写了封信，用最平和的语气陈述了事情经过。没想到首长很重视，直接打电话询问了此事。站长也因为此事受到了批评，承诺下年度解决我的转干问题，还让副站长特意给我打电话，声明转干后军衔为副连上尉。我经过思想斗争，觉得还是趁年轻转业为好。后来在基地党代会上，我作为基层党代表偶遇葛政委，他竟然还记得我，并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李，你还有机会的”。我客气的说：“谢谢首长关心，我不特别介意我能不能转干，只是觉得私下替换这个事实让人很难接受”！

离开部队到安排工作有近一年的时间，为了不虚度这段时间，我与李宗义、冯立歧搞了多半年装修，以锻炼我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还算不错，给三个企业设计装修了门头。那时，我头脑有点发热，不想要工作，想下海。可当我把想法告诉宗义和立歧，他俩反对，就这样，我们都有了工作去向。我的去向是铁一局，冯立歧是铁二十局、宗义是渭南轻工局，具体干什么尚不明朗。

在一活的设备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