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雪枫同志领导下的战斗日子里

谢晓京

在彭雪枫同志领导下的

战斗日子里

◎ 谢胜坤

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都曾在彭雪枫同志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工作过，长期频繁的工作接触中，亲受他的许多教诲，每当我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他的光辉形象就浮现在我眼前。

第一次听彭雪枫同志讲话

记得，那是在1930年间，我工农红军还处于初创时期，我们江西万载县各区红色赤卫队千余人，一支扛梭镖、长矛、大刀、土炮的农民起义队伍，在万载兰田、柴田、潭埠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民团战斗多日之后，经县委介绍，交给了红军派来的代表领导，在湖南平江县的献冲，编入红3军团8军6师各团，我被分配到6师8团1连，6师的政委就是彭雪枫同志。

在平江嘉义岭召开的准备第二次打长沙的誓师大会上，军长和政委首先说明打长沙的意义、任务和目的，接着师政委彭雪枫同志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用洪亮的声调说：“我们6师是由平江起义部队发展起来的一支红军部队。不久前刚打下长沙，消灭了大量敌人。现在又要第二次打长沙，我们有第一次的经验；我们的部队扩大了，武器增加了。但是战前仍一定要认真准备好。第一次打长沙，我们首战于金井，再战于榔宁市，直逼长沙，在战斗中发挥了坚毅不拔的精神，同志们英勇善战，事迹感人！”接着他列举了很多英雄事迹教育我们并要求：“这次打长沙，要比第一次更顽强。因为敌人接受失败的教训，增加了铁丝网、电网，我们准备用几头牛去触敌人的电网，要准备更艰苦的战斗。”最后他说：“我们这支队伍刚到湘赣，从地方赤卫队中吸收了许多同志入伍，同时在战斗中解放过来很多白军战士也补充了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并肩战斗，就要相互团结，相互帮助，相互学习。赤卫队来的同志，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对敌人仇恨大，有勇敢精神，但不善于打枪和利用地形地物；解放过来的同志，则比较懂得军事知识。这就是各有所长，要各自发挥优点，克服弱点。大家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才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们要用战斗的胜利，庆祝和毛委员、朱总司令统率的部队会师。”

大会结束后，我们连马上分班进行讨论。彭政委是最关心士兵的，常常到部队里来问寒问暖，了解士兵的参军动机和目的，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他的这次临战前讲话，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他的教育和鼓励。

第二次攻打长沙城之后

1930年8月底（农历七月中旬），我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我们师、团担任第一梯队。当时集结在长沙之敌有31个团，约10万人，工事坚固，有电网、铁丝网等共三层，外层是电网。我们担任攻击的部队，每个连分发了3头牛，每排1头牛，是专门用来触电网的。把电网触断之后，我们紧跟着用大刀去砍铁丝网。我们连以浏阳门为进攻方向，第一个夜晚就冲开了第一层电网和第二层铁丝网，但后续部队没有赶上，以致我们第一梯队伤亡过重，全连只剩下30多人，我们班11人仅余下2人。第二天，我们人少攻不上去，但又撤不下来，只好死守在二层和三层铁丝网之间的坟包上。这是一片开阔地，加上敌人的火力拦阻，后续部队无法在白天上来，饭也送不上来，敌人也不敢离开工事向我反扑。这样相持了一天，后来上级决定，利用黄昏时撤下来。在渡浏阳河时有的同志把枪丢失了。当时规定：丢失枪支的，要被罚打40大板屁股；缴获枪支的就奖励，缴一支步枪奖金5元，一支驳壳枪20元，一挺机枪120元。这样奖罚分明，虽然对严格纪律、鼓舞士气起到一定作用，但大家总觉得打人还是旧军队带来的军阀习气。当我们从浏阳门场回到东山镇整顿，第二天上午，部队在镇附近的一个黄土坡小松林里集合，团政委曹桀杰同志宣布，请彭雪枫政委讲话。彭政委穿着整洁的服装，首先用威武雄壮的声音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又经历了一次战斗考验。接着分析了这次作战情况。他说长沙我们虽然没有打进去，但打得还是很英勇的，配合朱总司令、毛委员指挥的部队，消灭了敌人几个团，取得了重大胜利。他表扬我们部队，虽然大部队是刚从农民赤卫队转来的，在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攻城战斗中，却打得很顽强、很勇敢，士气很高，不怕牺牲，打铁丝网、电网，给敌人很大打击和杀伤，迫使敌人不敢离开工事作战。他指出，这次打仗，从赤卫队来的同志发挥了骨干作用，是我们扩军和建军的主力。他要求我们学习军事知识，学会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要求从赤卫队参加红军的同志要克服乡土观念，克服小生产者的农民意识，努力学习，锻炼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志向、守纪律、坚强的工农红军战士。对于丢枪打屁股的事，他通情达理地指出：革命战士要爱护武器，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人在枪就在，丢失枪支，就像丢失自己的生命一样。丢失了武器，应该受批评受教育。但红军是反对军阀主义打人骂人的，打人是旧军队带来的军阀习气。他对军阀习气作了严肃的批评。要求红军战士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军事，遵守纪律，爱护人民利益。他还针对这次打仗，我军伤亡较多和撤下来的情况作了解释，指出打仗总会有胜有败，兄弟部队打了胜仗，我们为了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给敌人以打击和杀伤，自己也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伤亡是常事，指挥得当就可以减少伤亡，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

在湘赣边境发动群众

9月12日，我军撤出对长沙城的包围，经过组织整顿之后，便在株洲、醴陵、萍乡一带休息了几天，并在那里做群众工作和打土豪筹款。我们1连驻在萍乡火车站附近，我们排负责对车站的警戒。那时火车已停开，我们除紧张的军政训练之外，还组成小组，轮流分头在城郊做宣传工作，宣传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工人、农民谋解放的。加上我们的实际行动，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各方面和军阀部队不同，人民群众便纷纷接近我们，有的还要求参加部队。这样，在很短的几天里，我们连就扩大了好几名新战士。群众还主动向我们报告谁是地主豪绅，经过调查核实，我们便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豪的粮食、衣物和农用物资等，分给贫农和作军粮军饷。记得我们曾坐着火车头，离开驻地几十里或百余里，去捉土豪筹款。在几天之内，我们排就筹款几十万元，扩大新战士十几名，还在地方上组织了工会、农民赤卫队，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在这段时间里，雪枫同志经常到团、连检查和指导工作。

后来，我们沿着铁路向袁州（今宜春）新余、清江开进。在这几个县，都驻了几天，进行军事训练和做群众工作，筹款筹粮。不久，红1军团攻占吉安，我们便从清江沿着赣江向新淦开进。

在柑桔林行军

在离新淦几十里的地方，沿着赣江边有一片几里路长的柑桔林。10月初的一天上午，前边传来了1军团打下吉安的捷报，我们正好从柑桔林中走过。当时已是柑桔成熟的季节，眼看着一片片黄澄澄的柑桔，挂满了枝头，真是鲜艳夺目。好多已成熟的桔子，被风吹掉在地上，大家多么想饱吃一顿啊！但在行军前已传达了上级的命令：不准任何人随便拾地下的或摘树上的柑桔吃。我们师政委雪枫同志，非常关心部队，怕部队发生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他随着部队行进，前后看着部队在柑桔林地段行进的表现，还时常鼓励部队尽快地通过。但在树林中休息时，还是有少数人拾了地上的柑桔。这事彭雪枫政委知道后，十分重视，马上要我们团的部队在赣江边一块空地上集合坐下，他背着赣江，面向部队，态度十分庄严地向我们讲了话。他首先表扬了我们，说是最近经过几个县城，部队在宜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与连续行军中，都很遵守纪律。接着他便指出今天行军经过柑桔林时，有少数同志拾了掉在地上的桔子，是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有损我们红军的声誉。他说，种柑桔的农民，为了生活，一年就收一次，我们这许多人，如果都拾地下的桔子吃，那么，种桔子的群众就要受到很大损失，就会影响到他们一年的生活。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将心比心，如果别人把我们一年辛苦的劳动果实吃了，你会不会痛心呀？他教育我们说，我们工农红军革命战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队伍，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接着，他向我们讲解了毛委员给红军规定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要求我们一定要遵守。把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做好。

东渡赣江前的思想工作

过了柑桔林，马上我们就要东渡赣江，到较远的地区去作战了。当时，我们6师的大多数下级干部和士兵，都是湘、鄂、赣农民赤卫队、少先队改编入伍的。有些同志怕远离家乡，思乡观念很浓厚。雪枫政委是个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者，他趁等待渡江的机会，有针对性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他说，渡过赣江之后，我们要继续向崇仁、宜黄、东固等地挺进。兄弟军团已先打下吉安，根据形势，目前不宜打大城市。我们去的地方，有很大的一片地区是老游击区和红军的老根据地。到那里，经过几天休息，我们就要把现在戴的大盖帽，换成同1军团同志们一样的八角帽子。他指出，我军向根据地转移，就是为了创造大量歼灭敌人，以少胜多的有利条件。

听了彭雪枫政委的讲话，我军的士气大振，克服了思乡观念，在行军路上，同志们擦枪磨刀，显得格外有劲。

11月中下旬，我们就进到东固，在东固的山区挖战壕，以迎击敌军10万人从吉安、吉水、永丰、宜黄一线向我根据地中心地区的进攻。这就是我红军第一次粉碎敌人“围剿”的准备工作。

对一个新任司务长的教育

1930年12月底到1931年1月初，红1方面军在小布、龙冈全歼了敌18师，活捉师长张辉瓒。我们连参加了这次战斗。我们是早上涉水过龙冈河冲上山的，全歼了敌师部后，接着下午又追击逃敌50师。在进攻中，我们连因司务长和炊事员未跟上部队，从12月31日到1月1日两顿都未吃上饭。1日中午，2连司务长和炊事员送饭给2连，在路经我们连时，被抢着吃光了，这就影响到2连也吃不上饭。幸好，当时2连的党代表是杨勇同志，他很关心我们，知道我们已两顿未吃上饭，挨着饿还在追击敌人，便向他们连队解释说：“1连已两顿未吃饭了，等他们的饭送上来，我们再吃吧。”杨勇同志十分关心兄弟部队，说服了自己的部队，是十分感人的。

当时，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在行军途中，就把原来的司务长罢免了。经过民主选举，选我当司务长。这样我就从1931年的1月起，由排长改任了司务长。一次追击敌人途中，部队在东绍附近的路旁坪地上稍事休息时，彭雪枫政委和团政委一起到我们连来了解情况。连党代表田丰同志向他汇报，谈到在追击敌人过程中曾有两顿未吃上饭的事，同时向他介绍，我是士兵委员会新选出的司务长。雪枫政委听后，很亲切地笑着问我，你是哪里人，怎么来参加红军和家里的情况，接着对我说：“你是全连士兵信得过的司务长。司务长工作是连队建设中不可少的，要掌管全连的经济、伙食、枪械、被服等等。这就要求司务长要关心全连官兵生活，要全心全意地为全连服务，要和士兵委员会一起，管好经济账目，实行经济民主，定期向全连公布伙食账；还要做到定期分点伙食尾子给士兵零用，使战士有点零钱买烟吸；连队吃得好，吃得饱，士兵体质就好，连队的战斗力就强，就是兵强马壮的部队。”他又说，“司务长又是连长和党代表的助手，除管理连队经济、物资外，办公费要做到有计划地用好，要尽可能注意节约。部队在不断地扩大，我们还没有很多政权，没有正式的经济、粮食来源，一定要重视节约。要协助党代表进行爱护公物、勤俭节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教育。首先自己要成为连队廉洁奉公的模范。要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做好打土豪筹款、筹粮工作。筹得粮款，要按规定上缴给团、师经理处，看哪个单位做得最好，缴得最多，政策制度执行得最好。连队生活改善了，伙食尾子有得分，战士就会支持你，你的司务长就当好了。”他还交代我，要把军需上士、文书、炊事班、运输班都组织管理好，这样才能保证平时和战时的供给。彭政委的这次谈话，给我教育很深刻，很及时。一个师的政委，这样关心连队的建设和连队的生活。他把部队的生活秩序、生活作风，甚至战士微小的抽烟的事，都想得十分周到，把最基层的工作，明确地提到了建军和战斗力培养问题的高度，给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以力量和信心。

送我进红军学校学习

在打第三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时，我负了伤，当即转到后方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伤愈后回到师部。领导上告诉我，不再回8团1连工作了，要送我到红军学校学习，并告诉我，师政委还要找我谈话。

第二天下午，彭雪枫政委派通信员来叫我去，我一踏进政委住房的门口，政委便和蔼地笑着问我：“胜坤同志，你的伤全好了吗？”接着便叫警卫员倒茶。他说：“你不再回8团1连工作了，你知道吧？”我说：“领导上已告诉我了。”接着我又说，“我的文化太低，我过去没有读过书，去学习我是很愿意的，就怕学不好，会辜负领导的期望。”彭政委慈祥地说：“这次是让你去瑞金红军学校上干队供给班学习。上干队有军事、政治、供给3个大班，你是去供给班学习。供给这个词是从苏联红军那里传来的，供给工作比我们原来的经理处工作范围要广泛一些，苏联红军的供给工作，有一套制度和标准。我们红军正由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现在我军的经理处就是管钱、收部队打土豪的款子，发放部队所需的伙食费和公杂费等，工作还不完整，需要改进。”接着他又亲切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从农民赤卫队参军的，士兵委员会选你当司务长，经过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实践，工作还是做得好的，去学习有一定的基础。全师只选你一个人去，学习之后，就是我军的供给工作骨干，学习的任务很重，希望你好好地努力。”他还教导说，“我们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完全新型的军队。在军队中实行民主集中制，有事和大家商量，实行经济民主，就要把收支情况定期向连队公布，接受官兵监督。做经济工作，一定要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公私分明，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不徇私舞弊，一心为公，想的做的都要处处为部队着想。我们部队的建设、团结、巩固，都必须有物质基础。比方说，一个部队没有饭吃，饿着肚子，怎么能去冲锋打仗呢？这就直接影响战斗力。所以说，做好供给工作不是小事，和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一样重要。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只有分工不同，都是一样重要的。”

雪枫政委这次近两小时的谈话，给我教育很大。原来我是不想做事务性工作的，经他的教育，思想豁然开朗，觉得政委说得很对，于是我愉快地向他表示，我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天便拿了介绍信到军团，再由军团介绍到红军学校学习。

长征到陕北后

1935年8月间，在长征途中红1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头穿过了茫茫草地，到达巴西、阿坝、班佑地区。9月间，张国焘公开分裂党，中央决定率领第1、第3两个军团（此时已改称第1、第3军）先行迅速北上，并将1方面军的1、3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等合组为陕甘支队。原3军团改编2纵队，不久，彭雪枫同志调任纵队司令，李富春同志为政委。我当时在纵队供给部粮服股任股长。到达了陕北，2纵队又改编为1军团4师，陈光同志任师长，彭雪枫同志任师政委，我仍在师供给处粮服股任股长。我师驻延川县东一线，时值深冬，大雪纷飞，粮服工作十分艰难。彭政委十分关心部队的吃穿问题，他经常到供给处鼓励我们，特别是粮服股的同志，他要求我们宁可几个人辛苦一点，也要千方百计地保障部队供应。他指出，经过千难万苦，胜利地到了陕北，这是革命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端。我们要和15军团的同志，和陕北党、政、军、民的同志团结一致，要向他们学习，讲话要和气、要虚心。陕北苏区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根据地，人民的觉悟高，地方党十分关心我们，我们部队中南方人较多，不会做小米饭，陕北的群众教我们做，地方也尽量多送麦面给我们吃，我们应十分感谢他们的帮助。

当时，在穿衣方面也很困难，我们想方设法，用仅有的一点经费，通过山西商人，由山西买布运到陕北。彭雪枫政委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地跑到供给处来，叫我们做好山西商人的统战工作，使他们敢于把更多的布运来卖给我们。还指出陕北缺少棉花，可以把羊毛用土办法弹细，代替棉絮做棉衣。政委对我们的工作，真是关心备至，他把政治工作做到具体事情和每个人中。之后，我们就是用这个办法，给部队做了棉衣和无布面的羊皮大衣、羊皮背心。

接着，我们军团和15军团互相配合，参加了陕北第三次反“围剿”的直罗镇战斗，用速战速决的办法，打了一个大的歼灭战，歼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我们师在这次战斗中，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在打扫战场、转送俘虏等工作中，彭政委对我们都作了具体的指示，使我们能迅速地完成任务。

彭雪枫政委对部队党的建设工作，也十分重视。当时我参加师的党务委员会，每次会上，他都对新的情况和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及时解决，详细研究贯彻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具体指导下属党组织的工作，这些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1936年2月下旬，1军团按照军委的指示，东渡黄河。3月初，我们在山西兴县附近渡河以后，即向中阳县行进，在中阳县南的关上村战斗中，消灭了阎锡山向我进攻的一个旅，这是我们渡河后的首战胜利。接着进行了戴九屿战斗；1军团又从南关车站拦腰截断了同蒲铁路，并分头向离石、介休、汾阳挺进；我们4师则向南沿汾河同蒲路一线，首战霍县、赵城，并围攻洪洞县城；15军团则向晋西北方向前进，直接威胁太原。我红军所到地区，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号召广大人民参加抗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收到极好的效果，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我们师在几个县的活动中，就扩大了2000多人，筹款80多万元。有一个连队，一天就扩大新兵百余人。有的一个村庄就筹款10余万元。在这段时间里，彭雪枫政委亲自领导我们，对工作抓得很紧，及时地总结经验，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工作。筹得的款项，给全师每个同志做了一套军衣。彭政委高兴地对我们说，要使部队强大起来，精神焕发，朝气蓬勃，要把我军培养成为士气高昂、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部队，就不能满足于已有成绩，而要抓紧时机，好好宣传党中央的抗日救亡政策和主张，在新区撒下革命的种子，要继续扩大红军和做好筹款工作，特别要教育部队遵守组织纪律，密切军民关系；部队新成分增加，要注意提高部队素质，一面战斗，一面做群众工作。我们师的确发挥了这些作用，在新区扩大了影响，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热情，大批青年积极参加红军。

在八路军总兵站时期

1937年1月，我调抗大学习，后在抗大供给科任副科长。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又改称18集团军)：9月，成立八路军总兵站部，我调总兵站二科工作，杨立三同志为部长。一次，我和杨部长出差到太原市，当听完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刚走到门口，意外地遇见了老政委雪枫同志，真是高兴极了。他握着我们的手告诉我们，他就在太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工作。我也说了离开他领导后的工作情况。他非常亲热地问我：你是第一次到太原这样的大城市吧？还说，你在兵站部二科，将来可以多多帮助我们办事处的供给工作啦。我说，我在兵站部工作，要向阎锡山要粮、要东西，还要动用民力等等，这许多工作都是和统战工作有关的，我要经常请示您，请多多给我指示和帮助。他爽朗地笑了，他说，我一定支持和帮助你们。从此，他十分关心我们的工作，及时地给我们指示和帮助。

10月，我们兵站部移驻临汾，不久，办事处也移驻临汾。我们两个单位隔街相望，招待所也是共用的，我们的接触更多了。当时兵站部的工作线路延长，干部十分缺少，工作又繁重，办事处在临汾办了学兵大队，雪枫主任派人帮助我们到学兵队去选拔干部。他交代办事处的同志，兵站部工作要展开，要大力帮助他们，要什么人才，要多少干部，都应尽力帮助。这样，前前后后，一共选调了300多名干部给兵站部。他对兵站部工作的开展，给了极大的支持。杨立三部长曾说过，我们兵站部扩大、发展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干部，都是雪枫同志帮助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些同志，后来大都成为兵站部的好干部。雪枫同志关心全局，大公无私的优良作风，给我教育极深。

建立豫皖苏边区的部队

供给工作

1940年初，组织上调我到山东纵队工作，一路同行的共有150多人，路经豫皖苏边区。新四军6支队驻守在这里，老首长彭雪枫同志就任支队司令员，当我们到达支队司令部驻地涡阳以北新兴集的那天，恰好彭雪枫同志也刚从前线回到驻地，一见面便亲切地说：“你们来了很好，目前敌人正在‘扫荡'，你们暂时休息几天，过一段时间再送你们去山东。”接着他热切而郑重地单独对我说：“胜坤同志，你不能走，我们要留你在支队当供给部长。”我说：“在延安，组织上是分配我到山东纵队去任供给部长的，不去就违抗组织了。”他说：“由我们向中央报告，不要你负责。”我把从延安出发时组织上交代的情况及我们组成人员的情况，一一向雪枫同志作了汇报。接着，他交代我：你休息几天，然后到附近的部队去看看，回来时，我再和你谈情况和工作。

在新兴集住了几天，我便和几位同志一起到3团去参观学习，了解到部队经费比较困难，战斗频繁，没有正常的供应，生活十分艰苦。

从3团回到新兴集，第二天上午，彭司令员的警卫员来叫我到他那里去。我一进门，雪枫同志微笑地问我：“你到3团看了看，回来还好吗？”我说：“好，我到各连都看了看，他们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部队虽然生活艰苦，但情绪很好，多数是吃高粱黑馍馍，有的还在吃派饭，衣服很单薄，换洗都比较困难。”他说：“是呀！我们上面无处领款，在地方上筹款极为有限，国民党根本不肯给，靠统战工作去捐献的也有限，没收汉奸的就更有限了。”他接着郑重地说：“所以我们的供给是无保障的。”他看了看我，想了想又说：“好在这里的人民群众很好，在我们驻军的地方，人民的安全有保证，再加上部队经常帮助群众生产劳动，群众也很乐意帮助我们，军民关系十分密切。人民只要有吃的，我们部队就有吃的，你下去是看到有吃派饭的吗，这就是人民群众愿意给我们吃的，有的群众还要先拿好的给我们吃呢。”接着，雪枫同志告诉我，军委已回了电报，批准我不去山东了，就留在6支队任供给部长。他说：“今天你就正式工作吧，负起这个责任，不要作离开的打算了。你长期在部队做供给工作，希望你把我们的供给工作好好地建设起来。”他向我介绍了当时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又说：“我们部队发展很快，作战频繁，边战斗、边训练、边巩固，有的部队还有统战性，新部队多，急需加强领导和政治工作。”还亲切告诉我：“关于供给工作，过去我们设军需处，资凤同志，周凤森、郭金林同志他们做了许多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今后要改建为供给部，打算在旅和团分别设供给部和处，县总队设科。内部如何分工，你熟悉，由你们研究提出方案，送司令部审查和颁发编制系列。营连的供给工作也要健全起来。为了充实和加强供给干部，你们可以办个训练队，先和参谋长商量如何抽调人员，抽调的条件由你提出，训练时间、内容由你去安排，要多训练几期。”还说：“部队的伙食、办公、杂支费用的标准应统一。你们研究方案，由司令部颁发。现在地方财政不够健全，供给部要训练人员，建立税收工作，注意发展生产，以增加我们的收入。”他还具体指示我要在萧县、永城、宿县之间，蒙城、涡阳西南和龙亢、河溜设立税收检查站，对由江苏运往河南、安徽各地的食盐，进行收税。路过我们边区，只收一次税。这样就可解决我们供应的财源了。

彭司令员谈话后，我很快接手工作。当时出纳介绍情况说，我们库存金额只有5元3角5分。还告诉我，在1939年过春节时，因没有财源，部队困难万分，彭雪枫同志只好下决心把马卖了过春节。后来彭司令也曾诙谐地当做笑料谈起他学古代秦琼卖马的事。

雪枫同志对部队的艰苦情景了如指掌，他处处以身作则，从不要管理部门对他特殊照顾。在机关工作的同志，了解他日夜操劳，比一般同志辛苦数倍，有时搞了些东西送给他一点，或者做稍好一点的饭菜给他吃，他总是谢绝。他强调干部要与部队同甘共苦，并且以身作则，的确是我们的好领导好表率。

在雪枫同志的亲自领导、指示和教育下，我们的供给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后，初步实现了他所提出的要求：每个战士日供给粮食、蔬菜1.5斤、肉6钱、油5钱、盐3钱。服装供应也初步改善，每人每年单军装2套、衬衣1套、棉衣1套，放哨的每班大衣1件，排以上干部每人大衣1件，棉被和被单两年各1床。

雪枫同志指示：供给部门健全之后，各级首长就不要自己管钱了，要发挥监督作用。部队除了按标准供应外，任何人不得特殊要求，做到公私分明，一视同仁，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供给制度颁布后，连我在内，不得特殊，这是我们红军的优良传统，我们要保持和发扬它。伙食尾子可以分，有了经费，还可按军委的规定发零用费。过去是因为太困难了，没有发。他还特别指出：供给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也要注意加强政治、军事、技术业务的学习，提高素质。供给工作是以物为务的工作，一定要公私分明，廉洁奉公，先人后己，处处要做表率和起模范作用。他的这些严肃而亲切的嘱附，成为我们学习和工作的依据。

遵照雪枫司令的指示，我们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供给上逐步做到了他提出的要求，建立了一系列的供给制度，建立了税收，发展了生产，从多方面开发财源，部队的供给得到了很大改善，还培训了大批各级供给干部，使供给工作能随着部队的需要而发展健全起来。这些成绩的得来，是和雪枫同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

培养好干部 树立好作风

雪枫同志非常注重干部队伍的建设，也很重视部队作风的建设，一贯关心干部的培养和成长。他常说，我们的工作，靠干部去做，干部素质好，工作效率高，掌握执行党的政策就好。党的方针政策是靠干部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去贯彻执行的，像我们这样规模的根据地，只有一个抗大四分校，不可能训练各方面需要的干部，供给干部就靠你们自己去培养训练。你们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聚地来解决。根据地要发展，部队要扩大，你们必须做好输送干部的准备。要重视各团对连队司务长、军需上士的培养训练。在干部培养上，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全面出发进行培养训练。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向部队输送的干部，要从军事、政治、业务、品德各方面进行教育，要树立起为人民服务和为部队服务的思想。还要求我们为各县、区大队，培养训练供给工作的干部，迅速建立和健全供给工作的组织；可能时，还要培养一批做税务工作的干部，移交给地方做财政经济工作。

雪枫同志也很重视部队的作风建设。他常说，工作要雷厉风行。他总是要求干部、战士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做事要讲效果。他随时都注意军容风纪，如遇到有的同志服装不整，他就会抓住你，要立即纠正好了再走。他自己从来都是很整洁的，他时常深入到连队和机关各部门去了解情况，然后利用时机对部队进行教育。他说：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的，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他领导下，部队精神焕发，朝气勃勃。

教我们做统战工作和

日伪区工作

雪枫同志要求我们供给部门也要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敌伪军的工作。他说：我们的抗战，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及汪伪汉奸作战。我们党是团结一切抗日人民共同战斗的核心，不论城镇乡村，我们都要广泛宣传、组织抗日力量。就是在敌占区，我们也要设法开展工作，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好了，供给部的小后方和工厂，依靠人民的掩护，就能成为可靠的后方。尤其是敌伪区，那里爱国的人民也会起来掩护，你就可以顺利地进行生产。

遵照雪枫同志的指示，我们的一部分工厂就是放在蚌埠与怀远之间、淮河以北的张八营、双沟地区。这些地区，当时是根据地的边缘区，仅离蚌埠和怀远几十里路，工厂就在那里隐蔽生产，还利用地方关系，进城去采购原料，减少了到留守处及各工厂视察。当时我们的军工厂，可以造手榴弹、四○掷弹筒及其弹药。手榴弹则有两种，一种是木柄的，一种是马尾手榴弹。此外还制造大刀及修理各种部队所需的各种军械，利用打过的弹壳翻装子弹等。被服厂这时已有百余台机器，制作部队所需的各种被服。师长在视察中，看了我们自制的各种火器的试验，爆炸力和杀伤力都很强，他很高兴，接着便听取留守处张子源和李仲麟同志汇报，最后，给全体干部、工人讲了话。

当天下午，1000多职工集合在广场上席地而坐。我简要介绍后，在大家热烈鼓掌下，师长开始给我们讲话，他首先讲的是我们为什么从路西转到路东。他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之后，继续组织了几十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豫皖苏边区党政军民，经过3个月的反顽斗争，给敌人多次严重打击，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也付出了代价。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顾全大局，命令我师留下一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一起继续坚持豫皖苏边区的游击战争。主力则转移到津浦路东地区，和原来坚持在皖东北的部队共同战斗，同苏中、苏北、淮南兄弟师更加密切配合。同时，与原皖东北的党政机关一起，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不得不暂时离开艰苦创建起来的豫皖苏根据地，告别豫皖苏边区的广大群众。你们中间，许多同志的家是在豫皖苏边区的，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暂时离开家乡。这是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了服从大局，这叫牺牲小的或个人的利益，服从全局和全民族的利益。我们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一定要胜利，我们不但要收复豫皖苏，还要争取全国人民都解放。暂时受点损失，最后一定要战胜敌人，解放全中国。最后胜利属于人民！”

到会的所有同志，尤其是豫皖苏边区的同志，家乡被敌伪顽占领，有少数同志记挂家乡与亲人，正在愁闷。经师长说明后，认识了转移的深刻意义，思想问题得到了解决，士气高昂，精神振奋，工作、生产的积极性更高了。

彭师长还说：“你们这次从豫皖苏边区的淮上，转移到皖东北，人员、物资、工厂都毫无损失，这是个不小的胜利，这是全体干部、战士、职工付出了辛劳的结果。你们供给部，还从路西的税收中，从节约的开支中，剩余了120多万元，带到路东来给部队开支。现在兄弟部队2师，把洪泽湖地区的淮宝县交给我们师，每月大约能收税30多万元，使部队的供应有了保障，你们的生产要扩大、发展，也就有了保证。今后，我们要加强军工生产，保证部队的生活不断改善。不久以前，军部张云逸副军长看到你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很高兴，你们做的军装，他认为很好，他的警卫部队每人穿去一套，说是要淮南的部队也照你们这样做。由于你们的努力，部队装备也逐渐得到了改善，如掷弹简、手榴弹，过去每天造二三十发、几十发，现在每月能造几千发了。你们造的大刀，战士每人发了一把，背着很威风，打仗时，子弹没有了，就可以用大刀杀伤敌人。你们努力生产，装备了部队，就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生产中你们也付出了代价，你们的厂长李仲麟同志，为了研究和提高火药的爆破性能，在试验中把手炸坏了。杜天鹏指导员为卸用敌人飞机炸弹的炸药，光荣牺牲了。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研究精神，学习他们不怕牺牲的精神，把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同志们，你们生产的毛巾、肥皂、香烟，都很受部队的欢迎，他们很感激你们，真是‘后方努力生产，前方努力作战'。希望你们后方和前方开展竞赛，多为皖东北根据地做贡献，为人民立新功！”

接着，师长又说：“留守处和工厂，除搞好生产，保障部队军需供给之外，还要做好群众工作，人民群众是我们的靠山，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俗话说：‘军民团结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你们在群众中扎下根来，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什么坏人也不可能进到你们这个地方来。这就要求人人要遵守群众纪律，对人民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要爱护；其次要向人民宣传党的政策，宣传边区党政机关和发布各项条例、条令、规定，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湖边的人民，还可以发展水产，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协助地方党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帮助建立地方各种群众组织，以巩固我们的后方。”

最后，师长要求留守处党委、政治处和各个支部，要结合生产任务，做好职工、战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政治觉悟，学习技术知识，把产品做得精益求精，质量好，数量多；要加强职工团结，密切干群关系；先进积极分子要帮助学徒和不会的同志，有技术的老师傅要帮助进厂不久的新同志，共同提高技术，充分发挥技术力量，提高生产力。

师长整整给大家讲了两个多钟头，使同志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大家反映，师长真关心体贴我们，对我们的思乡情绪和生产情况都了解，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学习，搞好生产，来回报师长对我们的关怀。

随雪枫同志去淮南

1941年7月中旬，在洪泽湖东岸的淮宝地区仁和集，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参加了会议，彭师长对豫皖苏边区3个月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这次会议，对以后巩固和扩大淮北根据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后，邓子恢同志调任4师政委，后兼淮北区党委书记，以加强淮北党政军的领导。

在一天下午，我向师长汇报工作，谈到2师把淮宝地区的税收工作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加强了干部，增设了税务所，并在岔河集建立了一个税务局，对高良涧、蒋坝都加强了力量，税收已由原来的每月3万多元，增加到每月30多万元。在高良涧还组织了一批干部，搞洪泽湖东西两岸的运输；在蒋坝组织了一批劳力，挖三河下废坝的钢条和木头，用木头换布匹为部队做服装，钢条则用来造大刀。我们还在淮南的铜城、竹镇集，建立了采购站，通过上海和两镇商人买进布匹、药材、军需品等。师长听后说：你们安排得很好，就这样去做吧。接着，他对我说：“我决定到军部和2师走一走，你同我一起去，向军供给部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

那是1941年的8月初，师长带我和5个随员，由仁和集经三河、马坝，到军部所在地黄花塘，我们被安排住在军部的临时招待所里。我遵照师长的指示，第二天到军供给部，向宋裕和部长汇报师供给部的情况。

我们在军部住了几天，师长非常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师的工作得到华中局和军部的直接领导，今后工作就更好做了。我们来一趟，得益不小。”接着，我们到2师停了两天，罗炳辉师长和郑位三政委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谈到2、4师的情况，互相交流经验，还谈了今后如何配合作战和加强联系等问题。罗师长十分健谈。彭师长胸襟坦诚地介绍了情况，对我的教育极深。

到铜城同一批爱国商人交谈

我们由2师师部到铜城镇，那里好几个商人都有民族气节，他们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抗日斗争，帮助我们到敌占区的上海、无锡、扬州等地，采购布匹、医药，特别是爆炸药品和军用器材，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师长特地亲自去看看他们，一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二是感谢他们对我军的帮助。

到铜城后，先听取我师派驻铜城负责采购的同志汇报情况，师长说：“粉碎敌伪顽的经济封锁，是一场残酷的政治、经济与反封锁的斗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就是要在对敌人作军事斗争的同时，学会与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它和军事斗争一样，要掌握战略与策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指挥战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们的工作做得是好的，部队必需的军工用品、药品、钢材，在敌人严密封锁下采购，是要进行尖锐的斗争的。你们的工作，要按党的统战政策，有团结有斗争地进行。团结，要说明我党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总是要解放全中国的，使他们懂得，依靠我们的党，依靠人民军队，才是唯一的出路，促使他们站到我们方面来，成为爱国的商人，抗战胜利了，有他们一份功劳。这是团结的一面，是主要的一面。斗争的一面，是要指出那些汉奸、顽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力，是没有前途、没有好下场的，做坏事，必定要受到人民的惩罚。要用党的政策攻心，做好工作，要相信他们中多数人是好的。”

我们当即向师长建议，邀请那些常同我们做生意的人开一个座谈会，请师长和他们见见面，对他们进行一些宜传教育。师长笑着说：“你们真会做工作，做到我头上来了！”但是他答应了。

次日，我们通过比较有名的李九如先生，找来了20多位商人，开了个座谈会。师长首先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接着说：“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了各个抗日根据地，积极抗战，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逐渐在扩大，很多日伪的小据点，已被我们拔除。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们退到了大后方，致使日寇和汪伪集中兵力转向我解放区，对我各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实行极其残忍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经济上对我解放军严密封锁，造成当前我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在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军民搞大生产，开荒种田，纺纱织布，渡过难关。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都在搞大生产，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打破敌人的封锁。这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需要，而且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加强对敌斗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会上，师长还着重介绍了淮北根据地的情况，希望今后大家长期合作，军民团结一致，战胜敌伪顽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到会人士都一致表示：一定拥护共产党，尽力协助政府和军队，继续做好有益于抗战的事。请师长多多帮助和教育。

师长对我的亲切教导

1942年9月的一个傍晚，师长由一位警卫员陪同，来到我的住地，一进门，他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还不错嘛！”我表示那是学着写的，很不好。师长又鼓励我：“工农干部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应学着写点东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工作中的客观环境，以及如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经验教训，才能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效果，只有这样，经验的积累才愈来愈丰富。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我就是专来和你谈谈这个问题的。”于是，我请师长坐下，警卫员倒来茶，师长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希望你常写点东西，那样才不致停留于事务，才能克服狭隘经验主义。”他又说：“写文章不难，我们在革命实践中，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把它汇集起来，加以科学的分析，总结出有条理的东西，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文章是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就写不出好文章。如果无一点实践，想写好文章，那是不可能的，勉强写出来，也不过是‘哗众取宠’、‘壳里空’而已。”

师长进一步谈到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人家都说我是知识分子，写的文章理论性、概括性和说理性强。其实，我哪里是知识分子啊！我家是下中农，无钱送我上学。我16岁时，靠一个在冯玉祥部队工作的堂叔的帮助，在他们一个干部子弟学校读了三年小学，后因叔母不愿供给我学费，便失学了。之后，我自己通过青年团和地下党的关系，找到了工作，就靠工作中赚的一点钱，半工半读了几年。19岁我参加了革命工作，1926年参加了共产党，在地下党工作几年，1930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我哪是知识分子呢。我的文化，主要是靠自学提高的。写文章，做报告，都是从实践中学来的。”他还告诉我，他学习“是抓紧一切时间，有时在行军途中，骑着马，就在马上读书。时间是宝贵的，要会安排时间，一天24小时，除了打仗之外，平时就可以安排8小时军政训练或其他训练，8小时睡眠，还有8小时可作学习或休息，如安排不好，就拿不出时间来学习，我们战斗频繁，还要建设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做不完的工作。”他还教给我学习的方法，工作时，可结合工作看党的有关指示和政策；休息时就要坐下来读点理论书籍；行军中可挤时间看些历史和文艺小说。无论怎么忙，历史知识、现代小说、古典文学名著，都要想办法学一些，在小说里，你可获得很多美好的语言和典故，好的典故，可用小本子记下，必要时可以引述和运用，那样可充实你的词汇，可帮助别人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他还告诉我，他就是用几个小本子作笔记或摘录的。他指出，文艺书籍，有古典的、现代的、外国的，它们的内容语汇最丰富。你们文化较低的同志，最好先从通俗的小说和有趣的故事看起，养成读书的习惯。要善于挤时间，工作要科学安排和分工，减少一些琐事，放手让大家去做，那样既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又可挤出时间自己学习，学习对工作能力的提高是有极大帮助的。工作能力，一是从实践中锻炼，一是到别人、前人的经验中去学。学习要联系实际进行研究，有不懂的，记下来去请教别人，不到搞通就不放手，不要遇难而退，要有不达目的不撒手的决心。在学习问题上，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小学生。

师长这次和我谈话，从晚饭后6点多钟开始，一直谈到深夜11点多钟，除了谈学习问题外，还谈了很多做人、做一个好党员的哲理，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及如何观察、分析、处理问题，如何写文章、总结经验等等。

师长确实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他喜欢读书，不管驻在那里，有时间就专门用于读书。他读书兴趣广泛，藏书很多，常在频繁的作战行军之隙，手不释卷。他写文章，作报告都很吸引人，他不仅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还有渊博的知识和一定的文学修养。他这次谈话，对我教育极深，真使我终生难忘。

调我到组织部工作

1943年夏天，在一次批判军阀残余的大会后，彭师长和邓政委就在大会的草坪上和我谈话，他们首先鼓励我说：“你在会上的发言很好。”接着便要我坐下，告诉我说：“经我们商定，要将你调离供给部，到政治部组织部去当部长。吴芝圃同志一人在政治部，工作很多很忙，除了部队中的组织、干部工作外，全师马上要搞整风和审干工作，还要专门办整风轮训班。组织部已较长时间没有部长，你做组织工作是适合的。供给部经过你们几年工作，已打下良好的基础，工作可交给郭金林和白辛夫同志。为了工作需要，希望你接受这个任务。”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上的调动。他们又说：“组织部主要是把全师的组织工作搞好，支部要能起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要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干部工作上，要很好地熟悉、选拔和使用干部。目前的重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的整风决定，通过整风，进一步了解和熟悉干部，纯洁干部队伍，为领导上配备干部做好准备；要关心干部的福利，我们党对干部不仅是使用还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要求和困难，干部依靠组织，具体工作就要由组织部门去具体管好。”我一再表示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尽力把工作搞好。两位首长笑着嘱附我，要在3天之内到政治部去。自此之后，我便脱离了供给工作，到政治部做组织工作了。

彭师长虽是以负责军事工作为主，但他对政治工作还是很关心的，他常对我说：“以往我是身兼二职（师长兼政委)，现在邓子恢同志是我们的政委，他有极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和政治领导才能，特别是对地方党、政、群工作，领导经验丰富。我们都要多多尊重邓政委。”还说，“我们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有一天早饭后，师长到我驻地，要我和他一起到各单位走走。一路上他谈到，如果在豫皖苏的3个月反顽斗争中，有邓政委这样一个掌握全局，又善于密切联系群众的老首长在一起，可能工作会做得更有成效些。今后我们对全局性的问题和重大方针性问题，要多讨论几次，考虑成熟一些再去执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边走边谈，还边看了警卫连、通信连、印刷厂、老干部文化学习班等单位。当我们到警卫连时，连队正在上课，师长就便向大家说：“你们连勤务多，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从课堂上和操场上多学些东西。你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们保卫师部的机关安全，站岗、放哨、巡逻等等，所做的一切，都应力求体现人民的意志，符合群众的心愿。对人民说话要和气，无论对干部、战土、人民群众，说话都要和气。你们在驻地周围，要多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深人群众，了解群众，帮助群众劳动，驻地的环境卫生要搞好，要像个人民子弟兵的样子。

师长是那样平易近人，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我，要我们做政治工作的随时都应重视接触基层，了解情况，多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要面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首先要从靠近机关的所属单位做起。

领导整风运动

彭师长非常机警、敏感，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有极深刻的洞察力。

1943年底，师党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师直属队和淮北区党委机关，要抽调干部，合办整风轮训班；并决定由我负责从直属队干部中抽调人组成领导班子。当领导班子成立时，彭师长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并作了指示，他说：“这次整风，要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以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内容为中心，以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为学习文件，也就是进行一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普遍教育。特别要把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学好。在整顿学风方面，首先要反对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表现的主观主义，它和党的马列主义路线、方针、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主观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是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首先要纠正主观主义，多做调查研究。”他还专门提到，要通过这次整风，把当时在淮北发生的“托派案件”、“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搞清楚，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要教育党员认识：“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起模范带头作用，密切地联系群众。要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搞清每个党员的历史。

在整风轮训班学习过程中，彭师长和邓政委又多次指示我们，淮北的几个案件，通过整风和反复调查、研究、核实，终于彻底查清楚，都是出于几个领导人主观想象而制造出来的假案，经区党委和师党委决定，对受害的同志逐一平反。彭师长说：“我们要对党的事业负贵，又要对大批受害的同志负责，要不放走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后来经报华中局同意，由邓政委对几个案件作了平反讲话，彭师长还亲自找有关同志谈话。他对每个同志都是那样的关心，他的实际行动，常常在无声地教育我。

廉洁奉公的模范

彭师长的工作总是很紧张，有时甚至整夜不眠，但他的生活却很俭朴，从不肯多用公家一分钱。在临汾办事处结束的时候，他是5分钱都要交账的。他老父亲到竹沟去看他的时候，他家的生活很贫苦，公家送20元钱给他父亲，他只收了10元作路费。对别人的馈赠，分文不受，他常说：“浪费一分钱，就是多消耗一分物资力量，那是犯罪的。”我在供给部工作多年，他从来不向供给部门多要一点东西，条件较好一点时，我们供给部想给他做一套衬衣和买一双好点的鞋子，他都一一拒绝了。他说：“不要特别的待遇，应和大家一样。”他对自己总是严格地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对战士群众的疾苦却装在心里，时时关心，爱护他们。真可称为廉洁奉公的模范。

诀 别

1944年8月，师长率4师主力向津浦路西进军。出发之前，师直属整风班专门请他去作了报告。我特地到他那里，一是请示工作，二是给他送行。他在室外放了几张凳子，亲切地让我坐下，他说：“我马上要出发了，家里有邓政委主持工作，张参谋长、吴主任和我一起走了，政治部的工作，你兼顾一下。在邓政委领导下，把岗大路整风队（即师直整风班）两个班的所有干部，做好整风结论，平反的干部，把平反结论写好，这是干部工作；党的工作，要抓党风建设，这是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临出发前，他仓促地谈了之后，即率部队出发了。真没想到，这次我们短暂的见面，竟成了最后的诀别。9月11日夜，电报传来师长不幸在战斗前线英勇牺牲的噩耗，我万分悲痛，临别时师长的话音、笑貌，久久萦绕在眼前。

我在彭师长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间较长，他对我的长期教育，影响极深。现在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我总觉得好像是昨天的事情。每每想到他对干部赤诚相待，循循善诱，热情可亲的态度；他那富有创造性的才能，艰苦创业的精神；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他那勤奋学习、努力奋进的精神，总使我念念不忘。我一定要学习他优良的品质，在我有生之年，继续献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

原载《泽被长淮》

四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