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常乐话人生

微海拾趣

　　

知足常乐话人生

（一）

小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人的一生会怎样度过，家里吃穿用度再拮据也用不着我们小孩子操心，只觉得爸爸妈妈在我们身边，家里就没有任何愁事，感觉每天都像做梦一样，幸福得不得了。

因为穷，我们平时穿的是缝滿补丁的衣服和鞋袜；因为穷， 我们一日三餐是苞米面窝窝头高粱米籽及白菜萝卜加咸菜，限时限量吃不饱肚子；因为穷，我们买不起像样的玩具，娱乐方式就是那么几种，丢手绢、跳房子、弹玻璃球、跳绳、踢口袋、滚铁环、老鹰捉小鸡……生活是单调了点，也很简单，但我们依然很快乐、很知足。儿时的我就盼着能像小树苗一样，快快长，快成材，长点志气早出息，不让外人耻笑也是我的一大愿望。

过了几年我上了小学，由于父母身材都不很高，基因遗传加之营养不良，我的个头始终没长起来，一直是班里“小排头”。我没有丝毫气馁，我觉得身材好，高大英俊固然令人欣喜，但矮个子也未必没有出息。为此，我努力学习，严格自律，修炼自己，入学第一学年就加入了少先队，当鲜艳的红领巾系在我的脖子上时，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爱惜我的红领巾如同爱惜我的眼睛，我隔三岔五就用清水和肥皂把红领巾洗得干干净净，绝不容许红领巾沾上哪怕是一点点灰尘。第二学年我的左袖子上方又多了个“两道杠”的队标子，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又重了几分。每逢大队活动日或六一儿童节，我们都穿上白短衫，蓝短裤，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显得格外精神。“咚咚叭了叭了，咚咚叭了叭了，咚咚叭了叭了咚”、“啼啼哒啼哒，啼啼哒啼哒，啼啼哒啼哒啼哒，啼啼哒啼哒……”，列队仪式上少先队小鼓及小号的悠扬，是我及我的同学们永远响彻耳胖的记忆。

在校期间由于品学兼优，遵师重教，我年年被评上“三好”学生。我很知足，小学时光没有虚度。六年的小学学习生活丰富多彩，我在班级曾任少先队中队组织委员、学习委员，但从未当过学校大队委员。我班的两位“三道杠”是两位女同学，当然她们都很优秀。我没戴过“三道杠”队标子，这不能不说是我小学阶段的一点点小小遗憾。

　　

（二）

又过了几年，我上了初中，入学后不久，我幸运地被学校任命为少先队大队主席。那时候的初中一年级，还保留着少先队的建制，少先队员可佩带亦可不佩带红领巾，但大队、中队干部一律不再配戴队标子。我终于补上了小学没当上大队干部的缺憾，虽然不能配戴大队队标子了，但心里头的“三道杠”已赫然在列。

初二时，我被选为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初三时又全票当选校学生会主席。老实说我不是官迷，但如果命运与机遇就是这样安排，我又能怎么样做呢？其实当学生干部是很光荣，也叫人羡慕，但说真心话，那是一点实惠都没有，有的只是责任和担当，有的只是学校学生工作，有时甚至于费力不讨好。别的同学可以在下午自习课时写老师布置的作业，而我们作为学生会干部得常常忙于开会、研讨、出板报，办展览、印宣传材料，协调班级之间、校方与学生之间方方面面的杂事。记得有一天上俄语课，老师让我背诵一段俄语课文，我头一天忙于学生会工作，俄语背诵课文给忘得一干二净。没曾想漏屋偏逢连雨天，我功课一点没准备，老师却偏偏让我背诵，你说倒霉不？我站起来，茫然的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边看，手应该往哪边放了。我吱吱呜呜地背不下来，一副窘相。俄语老师面色大变，说了一句“咱们学校学生干部谁官最大？”语言之尖刻、用词之刁钻，让我的脸庞瞬间红个通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仿佛整个人要晕过去一样，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按理说，学生干部与背俄语课文本来是互不相干的两码子事，根本不挨着。俄语老师在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毫不客气地羞辱我，这是要干嘛？有多大的仇隙、有什么大不了的过结吗？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我本人对自己学习上的短板不是没有自知之明，我初中课程其实也多少有些偏科。我数学就不算太好，初中三年，我年年代表我们班参加全校数学竞赛，可一次也没进过前八名，就更别说获一、二、三等奖了。可我的语文课确是我的强项，我不仅把主谓宾定状补等语法整得挺明白，我写的作文更是经常被当作范文在学年组传阅。我数学课学的差一些而俄语课也更是学的马马虎虎，这也难怪俄语老师对我不待见了。

（三）

由于受特殊时期的影响，我们初中阶段比正常年份的初中生在校时间多了两年。特殊时期的混乱及无政府状态，使我们这些早就应该按部就班考入高中的初中生，失去了太多太多。1968年9月，在升学无望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和同学们一起， 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到边远的山区插队落户。当时我也只有18岁。

西丰县位于我省东北部，东与北与吉林接壤，南毗清源，西邻开原。县城距沈阳150公里，人口约35万。地势大体为东高中低、北高南低，丘陵地貌。

西丰因方位和物产而得名。吉林有东丰，辽宁有西丰。“丰”即物产丰富之意。

我插队所在的西丰县金星公社 敬贤大队是只有两个小队的自然屯，一小队在村子南，二小队在村子北，全村100多农户，守望着近2000亩良田。全村主业是农业种植，一共有800多亩水稻，1200余亩旱田。副业包括柞蚕放养、烟草种植、烘烤等。敬贤屯自然生态环境优美，绵延起伏的山峦生长着枝繁叶茂的柞树，窝风、向阳、气候温暖，极宜蚕茧选种、出蛾、配蛾、产卵、蚕出壳、吐丝、作茧……敬贤屯土地肥沃，玉米、高粱、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稳产高产；山坡边缘地带种植的烟草枝壮叶阔，绿油油的一片又一片；敬贤屯靠近水田旁边有寇河支流流过，水源充足，水稻连年丰收。农、副业人均收入连续多年雄冠全公社，稳居第一。

初到农村，我对农业生产一无所知，干起农活笨手笨脚还撵不上趟儿。队里的乡亲们没嫌弃我和我的同学，他们热情地帮助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楞头楞脑的小青年熟悉农业生产。从春种、夏锄、秋收、冬藏，让我们从头学起。生活上也是对我们关怀备至。从安排队里劳动力给青年点盖房子，到派老农给青年点做饭，再到尽量不安排女知青干重体力农活等，想的都十分周全。从刚下乡到第二年初冬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我在农村三年中干农活最多的一段时间，因为我出勤好（与其他同学相比较）、肯吃苦，与老乡们相处融洽，在村子里攒下了不少口碑。

下乡第二年的冬季，农村利用农闲时间大力推进了整建党工作。大队党支部看中我的文笔，就让我从事整建党的会议记录，汇报材料的归纳整理等项工作（那时我还不是党员，从事这样的工作似乎并不合适）。但就我本人而言，不用下地干活，坐在大队部热炕头上写文字材料，工分一分也不少，此等美差，何乐不为？就算大队书记、革委会主任每天晚上参加整建党活动到半夜，第二天白天还得照常去场院、粮垛干活。而我却呆在暖屋子里整理材料，受此厚待，何德何能？敬贤屯整建党活动足足搞了差不多一冬天，我也是一直跟着忙乎了一冬天，书记、革委会主任及生产队长也都很滿意。开春了，该下地备耕送粪了，我刨粪的镐头还没派上用场，新的机遇又接踵而至了。

（四）

七十年代第一个初春，大队和贫下中农选送我到西丰县五七干校（县五七农业大学）学习。干校地处西丰著名的凉泉风景区内，巍巍城子山，滚滚碾盘河，景色十分怡人，是学习读书绝佳的幽静之地。走进校区，两排红砖平房，绿树环绕，窗明几净。这两排并不那么显眼的平房就是我们的教室，也兼作我们的宿舍。白天用作学习、讨论、交流的教室，晚上就是学员睡觉休息之所。距教室（宿舍）几十米的前方，一幢高大宽敞的建筑是教工及学员食堂，食堂也兼具会议室的功能。我们走近食堂想一探究竟，竟意外发现食堂前的操场上，正上演着龙争虎斗的员工篮球赛，球场四周围有很多拥趸在围观，口哨声、鼓掌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实事求是地说，干校教学没施堪称简单、简陋，师资力量也不算很强，如果与正规院校相比，那可真是天壤之别，相去甚远。既便如此，我们来自全县二十几个公社的89名知青学员还是很滿意，没有一丝挑剔。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本身就是土包子，土包子大学生跟草根大学倒是很匹配，互为依托，相映成趣，谁也别嫌弃谁。

一年后我从五七农大毕业了（农大学习生活我在2017年2月写的《情缘城子山》中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本着社来社去 、队来队去的办学原则（这是当年草根大学的特色，无须评论），我又回到了我们敬贤屯的青年点。一个月后，幸运之神再次降临我的头上，我被公社党委安排在公社广播站做编辑工作。在广播站编辑岗位仅仅工作了四个月，我就在原青年点及大、小队评议回城知青名单中胜出，并作为西丰县第一批被抽调的知识青年，回到了家乡沈阳。

有人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对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拿我下乡的西丰来说吧，这里偏僻，沟沟坎坎，这片土地曾经十分贫瘠，部分乡村群众的生活也十分困难，这些似乎等同于“穷山恶水”，但“穷山恶水”不等于一定出刁民。西丰这片热土，人杰地灵。西丰的父老乡亲勤劳、善良、坚韧不拔，不屈不挠，据新闻报道，至2020年西丰已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彻底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为曾在这片热土挥洒过汗水而自豪，我为曾在西丰县度过三年的青春岁月而无怨无悔。我感恩，我知足。

（五）

1971年9月，从西丰首批抽调回城并安排在市二轻局系统的有好几百名知青（另外二商局、建工局也有接收任务，人数不详）。二轻局是第一层级接收单位，然后再下到局所属的八个工业公司，分别是：五金机械公司、建筑五金公司、日用金属公司、皮革鞋帽公司、塑料公司、文体美术公司、木器公司、服装公司等。我们先是到日用金属公司报到，这是第二层级接收单位，经公司再次分配，我们一个车道沟来的15名小青年被分到了沈阳市剪刀厂，这是第三层级也是最终接收单位。经历了几个层次分配，每分配一次心里不由自主地会紧张一下，这次不用再紧张了，到底了。心情也随之从云端一下子跌倒了窟窿里。

沈阳市剪刀厂是个只有不足二百人的市属大集体企业，坐落在沈河区小南街翰林路，上级主管部门是市日用金属制品工业公司。其实这个厂子我并不陌生，我家住在沈河区大西路二段，马路过面的元宝石胡同过去有个孟记剪刀社，在我们母校沈阳十中北墙外东行50米，离十中非常近。我家后胡同就有好几位邻居在孟记剪刀社上班。早些年就听说孟记剪刀社搬走了，哪成想现在的沈阳市剪刀厂就是在原来孟记剪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哎，命运真会捉弄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想想这几年遇到的憋屈事，上高中根本无门，上大学更是痴心妄想，现实已经明明白白，唯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可走。那就顺应潮流吧，怀揣梦想，几经周折，转了一大圈子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原来我努力了这么多年，自认为也做出了一点点小成绩，不求出人头地，哪怕分配个国营工厂当个产业工人也行啊，只要有个体面一点的工作我就会很滿足。然而终归还是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滿，现实很骨感。看來我注定就是在大集体企业做剪子的命了。这样看，我倒不如中学未毕业前，找个机会托人就近进这个厂子当个学徒工算了，进的厂子也极有可能就是孟记剪刀社，也就是现在的市剪刀厂，兴许还能比现在进厂子在工龄方面会多出好几年。

（六）

剪刀厂占地面积不大，院子里仅有一个标准尺寸的篮球场，三合土夯实的地面，看着还像是那么回事。球场端头竖立着醒目的宣传板栏，玻璃框内是多幅佩戴红花的先进生产者的大幅照片，旁边是定期更新内容的黑板报，包括生产进度，厂内新闻及宣传的好人好事等。球场四周有约五米左右宽的过道，方便厂内人员来往和原材料进货、产成品出厂的车辆通行。工厂大门在南侧，从大门始至东、北、西分别为工厂小会议室（我们入厂短期培训即在此）、三工段一部分（专门生产服装剪子）、电镀班、一工段（冲压、捻股）、热处理班、二工段（抛光、清钢、水磨）、三工段另一部分、新建的厂部综合楼，一楼右侧为装配工段，左侧为维修工段，二搂右侧是职工食堂，左侧为党政工团及生产、财会、技术、供销、后勤等职能部门。

剪刀厂生产的产品比较单一，生产工艺也不复杂。从工序上讲，原材料入厂（盘圆钢）先经过一工段的下料、冲压、锻造.、热处理、捻股，再到二工段的水磨、清钢、抛光，再到装配车间铆钉、质检，包装，最后入成品库。剪刀厂的主要产品就是三大类，双鱼牌民用剪子（含电镀剪子）、工业剪子和服装剪子。产品质量上乘，特点是钢口好、咬口好、不崩钢、不卷刃，与全国知名剪刀生产企业杭州张小泉剪子并驾齐驱，不分伯仲。

我们进厂后经过两、三天的入厂教育和短暂培训，就开始分配上岗了。实事求是地说，剪刀厂就是个典型的扰民企业、污染企业。一工段、二工段，机器设备开动起来噪音特别大且刺耳，尤其是抛光、清钢、水磨等岗位，工作时乌烟瘴气，粉尘到处飘飞，污染指数严重超标，是诱发矽肺病的高危岗位和工种。厂区内包括车间四壁屋顶、篮球场及四周过道，常常被棕色的粉尘覆盖，其味道极为呛人。就是在这种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工人师傅们，常年累月在岗位上默默坚守，既为了那份微薄的工资，也是为了工厂的经营和效益，或者说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呕心沥血。其心可鉴，其情可感，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这15名伙伴，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孬种。无论厂领导怎么安排我们工作，大家都不会有一丝怨言。就这样，岗位分配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14名同学，不分男女，依次分到了各个工段，而分配到条件最差的二工段的同学却占了大多数。而仅有的也是最令人羡慕的一个岗位，维修工段的钳工岗位却给了我。这难道是天意吗？这是命运垂青吗？谁也没能给出答案。人们常说，车钳铣，没个比。铆电焊，凑合着干。剪刀厂的维修工段就是“没个比”的工段。别人都分配到了又苦又累，又赃又差的岗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怎么就这么轻轻松松砸在我的头上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坦白地说，不是我有多高尚，也不是我这个人喜欢捡便宜卖乖，但我总得知道这便宜是怎么得来的吧，可别“一个锅里搅马勺”，整得不明不白的，咱这心里也不得劲儿呀。

我去找厂领导，掏心窝子摆明了我的不解和担心。厂政工组李主任（厂三把手，才40多岁，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李太太）肯定了我的襟怀坦白，并告诉我说分配工作厂领导一视同仁，没有亲疏。之所以给我安排在维修工段，是因为该工段不缺人手，能随时抽调出来到政工组帮忙（别的岗位一个萝卜顶一个坑，谁去了也抽不出来），我们通过公司了解到入厂的这帮小青年里边你文笔最好，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人材。你刚入厂，我们不可能把你列入企业干部编制，只能把你放在车间，让你做“以工带干”工作。领导的一番话，我当然能理解，但我不想两边靠，左右逢源。我的基本想法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车间学技术，做设备维修工作，这是我的主业。业余时间哪怕是每天班后或休息日、节假日，我都可以用作完成厂领导交办的临时工作，我心甘情愿，没有二话。再者说了，我年轻，精力充沛，多干点活根本累不着，请厂领导放心。就这样，我在剪刀厂的定位就算基本确定了。

（七）

1972年初，厂团支部实行换届选举，原支书（老魏太太，也是40多岁，女同志）到厂工会任主席，大家选我为厂团支部书记。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力量，他的工作重心就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带领广大团员和青年尽最大努力发挥好党的助手作用。我们团支部由5名成员组成，两男三女，我是支书，一名年长我们几岁的大姐是上届支部成员，本届选为副支书，其余 几人都是一起入厂的知青战友。我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干起工作风风火火，那叫一个真合把。记得到二轻干校参加团委工作会议，我们支部5个人心凝一起，劲使一块，无论是大会发言也好，还是小组讨论也罢，我们走同行、食同桌，讨论互相补充，一人上台发言，其他人洗耳恭听，发言间歇时或发言结束后，热烈鼓掌给予鼓励支持。我们不时听到友邻企业团支部参会的人议论说，你看人家剪刀厂团支部的几个人多团结啊，太有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了，真该向人家学习。

发挥团支部的带头作用和堡垒作用，我们突出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战备目标，我们紧跟党支部的步伐，大干快上，未雨绸缪。那时还没有“把一切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说法，但我们知道，刚刚经历“文革”，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那肯定是不行的。具体到我们单位，厂里各工段，每个人都实行了定额管理，潜力已挖得差不多了。此种情况下，我们审时度势迅速成立了青年突击认，对生产中突出的重点、难点，发挥青年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实行集中突破。在磨掌机、磨叫机的技术攻关中，多次试验，百折不回，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技术成果。我们还对长期完不成定额的青工，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本着思想上开导，技术上帮扶，授受双方都非常滿意。

2、加强支部的思想建没和组织建设，做到经常化、制度化。支委会不定期召开，力求做到有针对性。团小组会半个月一次，分析团员、青年思想状况，加强教育和引导。我们还每个季度开展一次团课教育活动，由团支委轮流担任主讲人，增强了团员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整个认伍言必信，行必果，促进了团员、青年的健康快乐成长。

我们厂子老一代剪刀人，多是闯关时来到奉天的“老山东”，七十年代初聚集在小东边门外“七家坟”和西顺城街西门脸一带，住的条件跟贫民窟很相似。生活上也非常艰难。我们支委每年初一到初三，都会相约到这两处走访老师傅，对有病和极度困难的师傅，还凑钱买一点水果和营养品。虽不能对老师傳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对我们来说，内心也会安稳一些。

3、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大家一起携手共进。厂宣传板报基本上由我一人承担，采、编、写我一人兼三项。当然下乡时就当过公社广播站编辑的我，对此项工作轻车熟路，没有任何不适应的感觉。当然其他支委也会主动帮我忙，互帮互学已成了我们的习惯。我们还办起了广播站，由文艺委员主播，宣传剪刀厂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传递正能量。

4、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抵御不良风气侵蚀。那个年代港台靡靡之音开始传入内地，喇叭裤、吊腿裤、爆炸头、蛤蟆镜开始风靡一时。剪刀厂也出现部分青工追逐这些东西的苗头，认为这就是文化新潮流。当然，如果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情调未免过于武断和不解人情，这和八 、九十年代的“黄、赌、毒”胡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但无论怎样，团支部不能熟视无睹，防患于未然才是大计。团支部立足于正面引导，促进团员青年思想悟的提高，循序渐进地把青年朋友的兴趣、爱好转移到正确轨道。

我厂团支部在党支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先后成立了篮球队、乒乓球队、文艺演出队、民乐小合奏队。我们利用业余时间抓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工朋友爱上了球类运动。我们是小厂，男篮平均身高较矮。但在全公司组织的篮球比赛中，我们采取跑轰和扩大盯人防守的战术，竟然不可思议地闯进了男篮前8名。男乒成绩不够理想，女乓历史性地夺取女乒团体亚军！我们的民乐小合奏有模有样，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歌伴舞《抗震战歌》被公司选上并参加了海城地震第一线的慰问演出，我们的独幕韵白小话剧《一把剪刀的故事》、表演唱《大寨亚克西》都曾作为公司选送的优秀节目参加了二轻局的文艺汇演。

上述文艺演出，我既是团支书，也是节目编导和主演。在和我厂青年职工几年相处的日子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人生的快乐和滿足，只可惜这毕竟已是昨日黄花了。

（八）

1974年6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我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握拳的右手庄严宣誓的时候，我知道此时的我，不仅仅是一名工人，一名厂团支书，一名兼职的公司团委常委，更是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入了党，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身居何处，都不是仅仅为了生存养家糊口，而是要舍掉小我，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别小看我们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很不起眼，可它却是连着祖国富强，人类解放的大目标的。只有聚集起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微不足道的具体工作、具体人组成的气贯山河的浩大队伍，一辈一辈，不懈奋斗，继往开来，我们心怀的大目标才有可能早日得以实现。

入党后不久，党组织和上级领导调我到日用金属公司，担任公司党委常委、专职团委书记工作。我们公司下属有30多个中小型企业，一万二千多名职工，其中团员、青年职工就占有60%以上，达七、八千人。通常一个小厂只有1个厂团支部，规模大点的企业设团总支，下辖2～3个甚至还要多一些的团支部。这么大规模的团员、青年队伍要开展活动，必须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和相对应的工作程序和措施。团委一班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采取了相适应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团委工作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一是坚定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助手作用。我们紧紧围绕公司党委每个阶段的工作重心，依据共青团组织的工作特点，在组织宣传、基层调研、信息反馈、攻坚克难等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很好地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

二是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思想上筑墙建坝，防微杜渐，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为让党放心的青年先锋队和敢打硬仗、战之能胜的铁军。

三是和公司工会密切配合，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厂际之间、厂内各车间之间和个人与个人之间，比谁的劳动热情高，谁的生产进度快，谁的考核指标完成的好。公司工会和团委及时统计、发布厂际之间竞赛进度和信息，各厂车间及个人之间竞赛情况由厂工会、团总支（团支部）自行统计。每年年末我们还举行全公司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总结表彰大会。面对青年职工这一块，团委专门设立了“青年标兵”和“青年突击队优胜奖”，不仅有奖状、锦旗，还有令人滿意的奖金。我们觉得，这样做不是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恰恰相反，它是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优胜者的鼓励，是这些获奖者应得到的报酬，仅此而已。

我在团委工作了三年多，除了团的工作，我还遵从党委的安排，多次参与了一些临时性、阶段性的工作。如76年参与了动员、安置、欢送公司及下属企业职工子女上山下乡插队活动（七十年代有一段时间，知识青年不再由学校动员、安排上山下乡，而是改为由毕业生的父母所在单位负责），我亲自出马送公司及企业职工的20多名初中毕业生，动用公司车队三台解放牌大卡车，拉着知青和行李，历时十多个小时，风尘仆仆来到了内蒙古哲里木盟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一路上知青们心情不错，没出过这么远的门，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刺激。到了目的地，安排好了住宿，吃上了镇上准备的小米干饭、羊肉汤，大家都很高兴，吃得也津津有味。可第二天上午双方完成了交接手续，我们将要开车返回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孩子们纷纷从房间跑了出来，直接围住了我，有的还拉着我的手或拽着我的衣角，不肯让我走，甚至还有的跟我说让我直接带他们回沈阳。男生还坚强点，女生直接哭倒了一大片。此情此景，我的心很不忍，眼水夺眶而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除了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往开想，往长远想，下乡是光荣的，是大有作为的，我除了说这些，我还能说什么呢？作为年长你们七、八岁的大哥哥，我只负责把你们安全送到地，安排好，今后的人生路就靠你们自己了，我的弟弟妹妹们！

在团委工作期间，我还受党委指派，担任公司由市政府统一分配的“八三”工程浑河段近20延长米建筑施工任务的总指挥。工程施工，那年代没有掘进机，更没有盾构机，按照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要求，只能采取大揭盖的办法，人工使用锹镐往地下挖七、八米深的深沟，长度约20延长米。前方、后方分别为二轻局兄弟公司的施工段，也是公司之间施工任务的连接口、要求都是一样的。我们按进度要求边挖沟边组织预制件的制作，待沟挖好，预制件也制作完成，然后通过雇用市工程建设公司（我们公司自己没有吊装车或固定吊装设备）的较大型吊装设备进行组装。我虽然受公司党委重托，担任现场日用公司施工段的总指挥，可我年纪轻轻，没有工程施工经验，管理经验也不丰富，只能靠发挥现场临时党支部的集体领导作用，集思广益，共谋大计。我们从全公司各企业抽调了10多名懂点工程施工的技术人员和泥瓦匠，又抽调了30名架子工、钢筋工、力工、电工、司机、机械维修工人，政工宣传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在公司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关怀下（公司党委考虑到我太年轻、经验欠缺，加派一名年长我近一倍的公司副主任不定期的到现扬指导工作。 我则是长驻在现场帐篷里），现场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全体施工人员，干群一心，克服困难，群策群力，敢打硬仗，经常是挑灯夜战，楞是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我们向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公司党委交上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这段施工经历，我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也增长了才干。实事求是地讲，我在整个旋工工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施工任务能够得以顺利完成，靠的是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靠的是现场临时党支部的团结一致，靠的是工人师傅的拼搏精神和创新精神。想想看，如果有那么一群人，把施工现场当成战场，把攻坚任务看作是炸调堡，把施工过程的每一环节都视为冲锋陷阵，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又会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呢？

（九）

特殊时期对国家教育事业而言是灾难性的。高校十年不招生，断送了一茬又一茬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致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严重的人材断档。1977年下半年，中断了整整11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恢复了！消息传来，有如平地响起一声春雷，华夏大地沸腾了！在校高中生沸腾了！往届毕业的高中生沸腾了！离开校园十多年的老三届也沸腾了！听到这一令人振兴的喜讯，彻底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大学梦，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招生办”报名参考，然而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被告知本次高考明确规定，“老三届”中的高三、高二、高一可以报名，“老三届”中的初中生不在此次招生之列。我瞬间懵了，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当我问到明年高考“老三届”中的初中学历毕业生是否也可报考时，回复是“无可奉告”。争辩也无用，失望归失望，但心气泄不得。我坚信明天高考招生范围一定会有我们“老三届”初中生的一席之地，那就静候佳音吧。

好事多磨，天从人愿。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果然允许“老三届”初中学历的同学报名了！有了这样的好消息，我心花怒放。教育的春天来了，我的春天也来了！我先是向公司党委打了报告，说明我想参加高考的想法，请党委审批。得到党委批准后，我立马跑去招生办并顺利完成了高考报名，接下来我又开始着手制定详细的备考计划。毕竟十多年不摸书本了，初中课程生疏了，高中课程一天没学过，而高考可不管你读没读过高中，考试就是拿学习成绩说话。公司党委书记先前找我谈话时明确表示，党委支持你参加高考，但你是党员领导干部，不能立马丢下工作不管。考上了，你去读书，没考上，照常回来工作。现在你还必须把团委工作放在前面，备考不会给你多少时间，顶多10天左右，以业余时间为主。好家伙，十天。十天够干啥？但我心里明白，书记这样说了，也是无可奈何。给多少时间没有先例，如果给我放较长时间的假在家备考，一旦考不上怎么向公司其他同志交待，难道是团委书记就搞特殊？扪心自问，党委书记能给我10天假，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照顾了。自己没本事，就算是给你半年的假，也未必就一定能考上，知足吧。我想明白了，高考还得靠自己，指望别的一点门都没有。白天我照常上班，晚上挑灯夜战，每天都努力学习到午夜。荒废了十几年的学业，要在考前仅有的一、两个月时间里把过去学过或没学过的知识都补上，掌握起来，其难度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总么办？摆在眼前的只有华山一条路，再苦、再难，硬着头皮也得闯！退缩，就意味着失去；拼搏，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十）



有位哲人说过“教育是改变命运最快捷有效的途径”。恢复高考的77、78两年，全国每年都有五、六百万人走进考场，仅我曾参加的78年高考，全国考生就达610多万人，创建国以来历年高考的峰值。当年计划录取30万人，也就是5%的录取率，換算到具体人头，滿滿一考场的考生（一个教室以50个考生计），平均下来也只有2～3个考生能被录取，难度真是太大了。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我和沈城数以万计的考生一样，走进了庄严的考场。我的考点在青年公园附近的市第九中学，十几个考场可容纳五、六百名考生。考点门外，戒备森严；考点院内，树阴下、墙角边，到处是“临阵磨枪”的考生。在九中考点众多考生中，多是应届和往届的高中毕业生，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相比于我们数量较少的已近而立之年的“老三界”考生，好像适龄考生更有气势，更加成竹在胸。开考了，气氛顿时凝重起来。七月的沈阳骄阳似火，考场内闷热难耐。考生们屏气答题，笔尖在考卷上“刷刷”作响，但也不时传来叹息、挠头和极为轻微的跺脚声。我自然没心思理会这些，多年的积淀使自己能够平心静气的把心劲用在考题上，让知识凝于笔尖，将激情跃然考卷，力求获得最理想的考试效果。连续三天紧张的考试下来，我的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般，回到家如散架子似的一头瘫倒在炕上。从整个考试过程看，虽然有一些令自己沮丧的地方，也存在诸多不滿意，但我确确实实已经尽力了，算不上超水平发挥，但也是把我的真实水平体现在了自己的考卷上。

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内心承受着难以名状的煎熬。白天有时莫名其妙的走神、发呆，夜里常常在梦中被惊醒——不是考场失意就是登高踩空，心情烦闷，焦燥不安，由此可见一斑。在冥冥苦盼中，终于等来了公布个人高考成绩和公布普通高校录取分数线的那一天。拿到成绩单，我惊愕地发现：我高考总成绩为320分（文科考试五科滿分为500分，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单科滿分均为100分），我数学成绩很低，仅得15分（事后得知，文科考生数学成绩普遍较差，尤其是没读过高中的更是如此。像我这个成绩，很普遍。不如我的，多了去了）。我的数学成绩拖了各科平均分后腿。我初中毕业就下乡了，这些年也没读过高中。高中数学如三角函数、解析几何等我没学过，虽备考时找了几本书，自学了几天，但很不系统也很不扎实，高考试卷题形一变，就如坠云烟，不知所措，成绩不好，早有所料。其它几科成绩都还不错，有的甚至出乎我的意料。语文成绩一如既往地稳定，在考生中绝对算得上是高分。我的总成绩高出一本录取分数线整整40分！（文科一本录取分数线为280分）我赢了！我赢了！刹那间我的鼻子发酸，热血上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要等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再尽情地释放出来。

（十一）

填报志愿我没费太多心思，高考分数做后盾，我无须再犹豫了。第一志愿我雄心勃勃填的是外省某知名文科高校，第二志愿是我市某高校，当然也没忘了在“是否服从分配”栏填上“同意”二字，我乐观地认为此举纯属多余，我觉得自己被一本文科高校录取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可后来事情的反转让我大跌眼镜，目瞪口呆。可能是头脑过于发热，或是对招生细则缺乏了解，也许是狂妄自大必然遭致的相应惩罚，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马傻眼了，录取学校的名称和专业为“辽宁财经学院沈阳大专班 工业会计专业”。我的天！我差一点瘫坐在地上。这是哪和哪呀？我也没报这个学校啊？我也没报这个专业啊？这是正规大学吗？搞错了吧？我一头雾水，立马骑车赶到省高教局，又找到“招生办”，我提到了我的高考分数，也甩出了我的心中疑惑，可得到的回复既让我难以释怀可又叫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严酷的事实。招生办接待我的同志讲，恢复高考这两届，全国每年有五、六百万考生进考场，大大超出了高校的承受能力。高考招生对象主要是以适龄青年为主，但“文革”十年高校停招，致使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莘莘学子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国家恢复高考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招收“老三届”的考生在录取分数线上要与适龄考生有所区别，“老三届”已过了入学的黄金年龄，录取只能优中选优，让其中特别优秀的一部分人能够进入高校读书。源于此，教育部同意省高教局采取按两个年龄段投档的办法：25岁以下为适龄考生，文科类普通高校本科280分投档；25岁以上为大龄考生，高考成绩要比适龄考生高出50分以上才能读本科。我当时已经28周岁了，是当然的大龄考生，且分数高出适龄考生40分尚未达到50分的标准线，只能降一档读专科。天哪！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啊，好像这个投档标准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你看那，要不我就年龄低三岁，要不我就总分再多拿10分，而我就恰恰卞在这两者之间。我心中的一本高校，在我无声的呐喊和泪水模糊的双眼中，已渐行渐远了。

我追求大学梦可谓喜忧参半，命运多舛。我从小学起就梦想长大以后能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到北京、到上海、到天津或者到哈尔滨读大学，混出个样子来。结果是距初中毕业就差那么一、两个月，“文革”来了，停课了，升学无望了。后来下乡了，上了县五七农业大学（说是大学，跟正规大学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十万八千里），我原以为这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校园生活的归宿了，也没有更多的期望了。没想到回城后工作了七、八年又赶到了恢复高考，我的心中又燃起了到正规高校读书的星星之火，可高考录取的结果还是让我心有不甘。我没能进入我心仪的高校及喜欢的专业，我虽然也勉勉强强算得上是时代幸运儿的一员，但又感觉有些不那么完美。我反复在想，假如十几年前没有停课一说；假如我按部就班读完初中再接着读高中；假如备考时单位能给我多放一些天的假，让我能有更充分一点的时间自学好高中数学…… 总分再多得个10分、20分绝对不是问题。然而，现实没有假如，高考不怜悯眼泪。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认命了。静下心来想了几天，我的脑袋瓜子也开点窍了。我承认我已经过了读大学的最佳年龄，国家允许我们这些“高龄”青年进高校还带工资上学，作为个人也算是够幸运的了。“文革”十年，“老三届”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时至今日国家百废待兴百端待举，急需各类建没人材，能让大批年轻的、有才华的同学进入本科院校学习，又有什么可愤愤不平的呢？想到这些，我也就渐渐释怀了。蓦地，我想起了清代诗人龚自珍的一首诗，那就让它成为抚慰我酸楚内心的一剂良药吧！

《己亥杂诗》

龚自珍 (清)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十二）

　 辽宁财经学院沈阳大专班是适应当年高考扩招需要而设立的(依我看，也有安抚超龄高分考生的倾向)，说她是辽宁高校另类“奇葩”，并不为过。首先，从教学资源看，没有独立的办学场所，而是依附沈阳财经学校办学。师资主体是财校中专教师，只是在基础理论课方面，外聘本科高校的教授、讲师来定期授课；其次，部分课程设置匪夷所思，如计算技术课，说白了就是打算盘。让莘莘学子在课堂上打了一个学期的加减乘除，总觉得有些别扭；第三，前无往届，后无来者。辽财沈阳大专班只办了我们这一届、两个班。作为特定年代的特殊产物，她应运而生，适时而退，我们毕业了，她也走远了。尽管如此，在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招工回城、职场打拼，终于靠不懈努力重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那种自豪感、幸福感、成就感，没经历过或没亲身体验过是感受不到的。尽管对考入的学校不是本科而是专科有些许遗憾，但同学们从容面对（也包括我），退而求其次，对上这个学校读书还是蛮知足的。

在校期间，学校设置的课程也和本科院校基本一致。我们必修、选修了20多门课程，学习、掌握了许多基础理论知识和财经专业知识。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也吃了不少“苦头”(由于没读过高中，直接学高等数学的微积分课就相当吃力；零基础学英语、日语也比较困难)。我们班平均年龄比其他院校本科生高很多，全班40名同学，女生10人、男生30人。30岁左右的“高龄”大学生就占了近三分之一。我班8名中共党员(年级设党支部，支部书记由老师担任。两个大专班各设一个党小组，我是二班党小组长，在任三年，直至毕业）。班级19名共青团员、3名现役军人、7人带工资上学，政治素质、文化素养、知识水平都有非常好的基础，理解能力、适应能力也都很强。同班同学年龄差距有点大，年龄最大的同学比年龄最小的同学大了13岁，说是叔叔辈一点都不为过。同学们来自沈阳不同城区，不同岗位、不同职业，并且有着各不相同的人生阅历，大家能够走在一起，既是幸事，也是缘分。班里大部分同学高考时都是报的中文或历史专业，命运弄人，阴差阳错给整到工业会计圈来了。大部分同学文学功底不错，文章、诗歌、散文多有佳作发表，班级板报办得非常出彩，兼具文学性、艺术性和趣味性于一身，成为全校各班竞相学习的楷模。有文学细胞的年轻人走到一起，侃起大山，谁都能倒出一些墨水，很有一种“群贤毕至”、“文人荟萃”的氛围。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活动，我们班在自编自演环节更是出尽了风头。男生小合唱《邮递马车》，声情并茂，几十年过去了，忆起当年一炮走红，仍津津乐道。

大学生的学习不总是轻松愉快，艰辛与困难如影随形。我们在某些学科方面遇到过不小的麻烦，尤其是高等数学和外语等方面。多数同学数学基础较差，外语更是零基础。我们在老师们的热情鼓励、理解支持和耐心讲授下，在同学们相互帮扶、取长补短和共同努力下，我们靠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靠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搬倒了一座又一座高山，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毕业时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挂科，对我们这帮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三年的大专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愉快，充满了甜蜜。我们收获了知识，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功，有的年轻同学还收获了爱情。班级板报上我班一名年轻同学写的一首抒情诗，短短八句话真实、形象地抒发了青年学子的求知欲，也灵动、极富想象力地表述了我们愉快的学习生活。

走进课堂

和阳光一起走进课堂，

沉醉于知识花朵的芬芳。

学习中谁没尝过黄莲的苦味？

而最终酿就的 必是甜美的酒浆。

假若我们的笔像播种机一样，

那厚厚的笔记本就是丰收的牧场。

不流汗水怎能浮起科学的巨船？

快扩建我们大脑中知识的粮仓！

　

（十三）

　 1981年末，我从辽宁财经学院沈阳大专班毕业了。三年同窗，情深义重，同学们不忍分别，毕业分手酒会在学校食堂举行，有一些人醉倒了，躺在宿舍床上吐了一身。“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毕业只是新生活的开始。同学们挥泪互勉，相忘江湖，各自安好。

经市人事局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分配，我来到了建设银行沈阳市分行。当时直接分配来的只我一人，一年后我班另一女同学从外单位也调入了建行。当年的沈阳建行规模很小，市行坐落在中华路路北（现建行沈中支行原址），是一幢很不起眼的二层小楼。下辖铁西、和平、城内、城建四个支行，全行职工也就300人左右。业务比较单一，主要职能是监管全市基本建设单位基建基金的使用情况，对自筹基建资金实行“先存后批、先批后用”的管理模式；同时对全市施工企业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履行财务监管职能。那时的建行虽然也叫银行，但却没有银行职能，实行的是完全的财政职能。这与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现金、出纳、储蓄、信贷、房地产业务、国际业务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让我说，那时是建行真正的“初级阶段”。我入建行，虽是新兵，却是“宝贝”，是稀缺货。因为我是自“文革”后第一个分配来的全日制大学毕业生，受到了行里的格外重视和关照。入行后当我领到第一月的49.5元的大专毕业员工薪水时，激动与喜悦一起涌上心头。要知道，那时与我年龄相仿、工作年限相差无几的员工工资也就30出点头不到40元。别小看这10元、8元钱，在仍实行低薪的“改开”初期，这可是令人羡慕的高薪水收入啊！称心的工作，丰厚的待遇，我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回报建行，回馈社会。我的努力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

分行领导直接把我留在了市行机关，分到综合计划科（三年后沈阳被国家确定为计划单列市，级别也跟着水涨船高，科室直接升格为处室）做投资调研究工作。

综合计划科(处)，当时有三位科长，袁景祥科长（多年后为省行副行长）主持科里全面工作，张承觉副科长主抓投资调研，孙德良副科长负责综合计划统计。投资调研这一块，科员主要由我们几个年轻同志作为业务骨干。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遵照总、省行的部署并依沈阳行的实际情况，开展规模以上企业的行业调查、产品调查、基本建设规模和投资效果调查、技术改造调查等，当然也会安排一些计划外的临时调查任务和研讨课题。上级领导要求我们要站在宏观的角度，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最终拿出明晰的有指导意义的诸如投资方向、投资数量、投资效益分析等有实际意义的量化指标和有参考价值的建议，供上级行做决策参考。沈阳行的投资调研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总、省行很是滿意。

1983年，总行确定建行沈阳市分行为全国风机产品调查汇总行，并于当年五月在沈阳召开全国风机产品调查研讨汇报会。这是沈阳分行历史上第一次受总行委托承办这种大型汇报会，责任重大，事关全局，不容有半点差错。行长亲自挂帅，综合计划科（处）全力以赴，全行总动员，各部门协同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好总行交办的这次任务，努力把这次全国风机产品调查汇报会，办成建行系统最漂亮、最完美、最成功的一次盛会，不负总行重托，为沈阳行争得荣誉。

（十四）

全国风机产品调查汇报汇总会，作为承办行我们首先要把准备工作尤其是风机调查的技术环节工作做的特别充分，百密而无一疏，滴水不漏。为此，行长办公会议决定，委派综合计划科的我和王多林同志（我俩同龄我稍年长几个月，该同志没来建行前曾在一商局做过计划统计员，工作态度扎实、细心），长期蹲守沈阳鼓风机厂做好风机龙头企业的调研工作，要与企业工人、技术一员打成一片，力争成为“风机通”，以便在风机产品汇报汇总会时，应对自如，有问必答，及时回应、处理各种疑难的问题。由于我们市行与鼓风机厂此前没有多少交集，我俩从市行开出的介绍信，还得求助铁西支行负责鼓风机厂基建监管的拨款员刘凤春同志为我们搭桥引见。我俩每天都各自从家骑自行车到鼓风机厂大门口集合，然后一起进厂，早8晚5，像本厂职工一样按部就班上下班。我们曾滿怀希望厂方能允许我俩到厂部各业务科室都转转，到各主要生产车间多走走，以便于深入了解鼓风机厂从生产到经营的各个方方面面。而要做到这一点，铁西支行的拨款员，乃至鼓风机厂基建部门的同志就很为难了，为难的事我们不强求，下一步工作就看我和多林同志两个人自己的本事了。

我们此前已得到了厂部特许，拿到了每天进出厂的临时通行证。当我们走进各业务科室，也得到了看似热情的接待，但当我们提出需要他们深入谈谈生产、经营、技术环节及提供一些文字资料时，无一例外的都遭遇了“闭门羹”。尽管我们费尽口舌，可接待人员不为所动。以“工厂机密”或“不方便提供”等借口，将我们拒之门外。业务科室是这样，各车间也好不到哪去，我们所谓的“蹲守”此时却遭到了冷遇，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们一点收获都没有，也没有感受到“进厂如家”的感觉，颇有点灰头土脸。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重任在肩，时间紧迫，必须想办法改变。在市行综合计划科领导的默许下，我俩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们跟厂方说，我们搞调查，其实是为你们好。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全国风机龙头企业，要想进一步做大做强，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換代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建行很快就要实行“拨改贷”了，拨款改贷款，不了解清楚企业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怎么敢随便投入资金支持呢？话说开了，厂领导也听明白了，介绍信上清清楚楚盖的是市建行的公章，而鼓风机厂也不是军工啥的保密企业，这还有啥不放心的呢？既然建行同志主动找上门来，咱还不积极配合，这是干的哪一出呢？咱可不能把上门的“财神爷”给放跑了。领导一放话，各部门、各车间一路绿灯，我们把风机产品的生产过程、工艺流程、产品型号、技术参数、产供销各环节、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创新能力以及全行业的生产经营水平、风机产品历年来的产量、品种、型号、盈亏状况等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要跟鼓风机厂说再见了。话别时，厂方开玩笑的说，你们哥俩现在比我们厂子很多人都更加熟悉、更加了解风机产品了，如果将来有这么一天你们哥俩也加入到风机行业，那肯定是我们很强的竞争对手。

后来，由于沈阳鼓风机厂确实很有实力，跟建设银行也建立了很密切的银企关系。无论是铁西建行还是市建行，都对鼓风机厂在资金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当初的“善意的谎言”，也随之变成了“真诚的告白”，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和多林同志除了在鼓风机厂蹲守了一个多月，后来也去了本市的其它一些大大小小的风机生产企业，如市人民风机厂、市冷暖风机厂等等，收获也都很大。大厂有大厂的优势，小厂有小厂的特点，所有这些都对后来的全国风机汇报汇总会提供了有利的信息和不小的帮助。

1983年5月，全国风机产品调查汇报汇总会在沈阳辽宁大厦召开。总行领导、省行领导及各省市自治区建行悉数派员参加，规模达200多人。会议由总行投资研究所领导主持，沈阳分行领导做主旨讲话，综合计划科袁科长做了《风机产品技术改造是当务之急》的大会发言。分组讨论气氛热烈，畅所欲言。我和多林同志作为服务人员，住在辽宁大厦，跟总行投资研究所、各地建行参会人员密切接触，为数据衔接、汇总，文字综合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俩住的房间人来人往，外地建行同志查询、填表、改错，摩肩接踵，每天住宿房间灯光都亮到午夜。由于我俩服务热情周到，百问不烦，风机知识丰富，深得建行同仁的好评。当时，沈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王”事件，两个王姓兄弟俩，疯狂做案，抢枪杀人越货，身背十几条命案，流窜到多个省市，公安部督办，全国通缉。后罪大恶极的两个歹徒在江西某个山头被我围捕的公安干警、武警战士击毙。由于两个案犯一高一矮，都姓王，被称作“二王”。我和多林同志也都姓王，且一高一矮，各地建行与会同仁就开玩笑称我俩为“二王”。当然此“二王”非彼“二王”，外地同志们也是开玩笑，我们尽管不喜欢这个叫法，但也只能一笑置之。说明外地同志还是喜欢并认可我俩的。

（十五）

顺应建行机构改革的需要， 1984年初，投资调研从综合计划处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市行投资调研室，我被提拔为调研室副主任（副处级）。同年九月，组织上又安排我到城内支行担任副行长，分管办公室、拨款一科、拨款二科的业务工作。由于我进建行就在投资调研岗位工作，对一线拨款业务还不熟悉，我一方面从建行业务书籍上学，一方面虚心向从事拨款业务多年的科长和拨款员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快掌握了拨款业务的原则、规定、流程和操作程序。我还经常与我分管的拨款科科长、拨款员一起，深入到建设单位项目工程第一线，按照“四按”拨款原则，即：按基本建设计划拨款、按基本建设程序拨款、按国家预算拨款、按工程进度拨款的原则，实行现场办公，很受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的欢迎。我们服务于沈阳黎明飞机发动机公司、新光机械制造公司、沈阳七二四厂、中捷人民友谊厂、沈阳矿山机器厂、沈阳造币厂、沈阳齿轮厂等大中型项目和企业，也服务于市级、区级等小微企业的基建与技改项目。我们城内支行监管的位于东中街的北方贸易大厦（玫瑰大酒店）基建项目，以质量一流、建设周期短、速度快、成本低、效益好而享誉沈城。由我亲力亲为撰写的《从北方贸易大厦建设，看“沈阳速度”》被刊载在省、市级多家投资刋物上。在沈城，建设银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信誉越来越好，城内支行在老城区银行业的金融竞争中，始终昂首立于前列。

在完善建行各项金融服务过程中，我作为副手，努力协助一把手行长，拓展建行新业务，努力探索创新型发展道路。八十年代中后期，建行一般性存款大幅度低于其他国有银行，是因为建行还没有储蓄业务也没有现金业务，致众多的工商业户在建行开办的都是临时账户，而不是基本结算账户。当时在建行开基本结算账户的只有施工企业，而掌握的大量基建资金和往来资金的建设单位，平时账户都不开在建行，只是在基建项目立项后，才在建行开个临时账户，项目干完了，账户也撤了，存款也归零了。企业存款想要快速增长，稳定在较高水平，必须在对公存款上下功夫。而动员、劝导工商企业到建行来办结算业务，开立基本账户，首要的是建行要有现金业务，使得各个单位在建行也能像在工行一样，既能给职工开工资，企业也能随时提取现金备用金。我们在市分行的大力支持下，购置了现金车，配备了足够的现金管理人员和安保人员，从工行小西支行挖来了现金出纳高手，加之我们自己培养的现金出纳人员，足以应对现金业务的开展。与此同时，我们与人民银行现金发行库还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现金存入大库和正常提取得到了充分保障。上述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促使城内建行的现金业务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有了现金业务，基本结算户如雨后春笋，纷至沓来。企业存款的快速增长，又把我们目光转移到储蓄存款上来了。建行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单一的财政职能，现金、储蓄、信贷等银行职能压根就没有，现在想开办储蓄业务，事是好事，但缺乏经验也缺乏储蓄专业人员。我们不为困难所吓倒，先是确定场所，在支行会计结算大厅一隅，划出一间房，用作开办储蓄业务；在人员上，我们聘用了工行退休储蓄老员工到我行工作，做好传帮带；同时，我们在申请开办储蓄业务批文和办理储蓄所营业执照等方面得到了市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经过努力和这一系列准备工作，沈阳市建行系统第一家自办储蓄所隆重开业了。

自我们储蓄所顺利营运，每天储户盈门，储蓄存款如芝麻开花，节节攀升。这时我们又把眼睛盯上了银企联合。经过几番谈判和磋商，建行沈阳城内支行与沈阳黎明发动机公司联办的沈城第一家联办储蓄所也在二O四地区胜利开张了。

至此，建行沈阳城内支行在开办储蓄业务方面取得了两项第一：开办了建行沈阳市第一家自办储蓄所；开办了我市第一家银企联办储蓄所。

（十六）

1987年，建行沈阳大东支行成立了（大东支行是从城内支行分离出去的），我随即也被组织上安排到大东支行任副行长，分管投资和储蓄工作。大东支行的员工主要来自于城内支行，也有部分是从外单位调入的，新人新气象，全行上下团结一心，业务工作发展很快，投资拨款、建经管理、工程预（结）算审查、财务会计、现金出纳等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尤其是储蓄业务，自办所、联办所遍布大东区所有繁华街区，储蓄存款占据了支行一般性存款的半壁江山。我在大东支行工作了三年，1991年4月，我又到了市分行任营业部主任，之后又分别调任市分行投资研究所任所长、市分行集体金融处任处长，1994年初，市分行党委任命我为南湖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

入职建行十多年来，我工作多次调动，从分行机关到基层行，又从基层行调回机关，再从机关重返基层行，我对组织上的安排，严格遵从，让干啥就干啥，从无怨言。我在机关处室也好，下到基层行也好，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心里想的就是恪尽职守，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好。我知道我是一名党员，党员就应该这样做，不光是我，别的党员也会是这样，这没什么可说的。

我是南湖支行的第二任行长，初到南湖支行，感到南湖支行要快速发展，确实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提高和加强。比方说，南湖支行成立时间不长，员工素质参差不齐，有经验的老员工不多，在南湖科技开发区影响力有限等。再就是办公条件差，支行没有独立的办公楼，租用省二建门市房做办公用房。职工福利也一般般，支行没有职工食堂，职工福利分房就更谈不上了。我来行后首先抓职工思想教育，增强爱岗敬业的主人翁意识；二是抓业务培训，提高员工的业务技能；三是拜访科技开发区管委会和财政局，争取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同和支持；四是走访开发区驻区有影响力的企事业单位，拉近并进一步密切银企关系；五是重点抓了支行办公条件改善和职工福利，办起了职工食堂，饭菜可口，价格便宜。购置了一部分商品房，让缺房或住房条件差的员工搬进了新居，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得到明显提升。六是加强班子建设，增强凝聚力。通过狠抓这一系列工作，南湖支行的工作局面大为改观，各项业务考核指标均列入市行所属20多个支行前5名左右，正稳步向大行行列迈进。

正当我的工作顺顺当当，事业也小有成就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的变故让我猝不及防，瞬间不知所措。这是我人生中遇到最大的一次挫折，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感到大惑不解，承受了不应该有的委屈。

1998年，我已经在南湖支行行长任上工作了4个年头。某日上午，我突然接到市行人事处处长打来的电话，让我下午别出去，市行主要领导要到南湖支行找我谈话。我没多想，领导来我们这里，除了欢迎还是欢迎，大驾光临，只要别有失远迎就可以了。下午一点多，这位行领导在人事处长陪同下走进了南湖支行新办公楼。在会议室落座后，简单寒暄了几句，随即宣布分行决定，直接免去我及南湖行二把手李姓副行长的职务，任命分行人事教育处的陈姓副处长任南湖支行行长。并要求我与同被免职的李副行长暂时不要离行，协助新任行长熟悉工作，而我和李副行长（李一直再没安排领导岗位工作）日后另有任用。听到这样的人事安排，我不仅极度震惊，也深感不可理解。我当即指出：1、这样的干部调整是党委决定的还是个人决定的（我当然知道，既便是个人决定的，也得说是经过党委讨论的，我的疑问不会得到满意的回答）；2、免职是基于什么原因，是犯错误了还是因为其它什么事，依据是什么？3、我在南湖支行工作了4年，各项工作稳中向好，变化很大，请问市行领导对我的工作是滿意还是不滿意？如果没有什么依据，只是拿“正常平调”搪塞，这样对待干部是不负责任的。三个疑问都没得到明确回答，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南湖支行班子不够团结，需要调整。这话说得也太牵强了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这个人人虽老实本分，但我也不惧怕强权。我不贪不腐不近女色，走得正，行得稳，底气足，我怕你何来？

那位颐指气使的行领导来到沈阳建行还不到一年时间，架子很大，对我也不是很了解。其实他敢于这样做，无非就是觉得手握大权，谁也奈何不了他。再就是任人唯亲，急于安排他所信任的人，逼我腾位子。别的行安排有难度，南湖支行的老王老实听话，好对付。他把我当做软柿子捏，而且一点成本都没有。他以势压人，让我离开支行行长位置，我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认了，我可以服从，但不让我说话那不成。这些年来我工作调动这么频繁，哪一次我不都是很愉快地服从分配了吗？唯独这一次，我是被动服从但心里并不愉快。在职工大会上我和全行同志们告别时，有几个同志还偷偷地掉了眼泪。市行及有的支行，也有一些老同志为我仗义执言，觉得这样安排不合适，对老王不公平。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同情与厚爱，我知足了。木已成舟，无法改变，我还会在建设银行继续积极努力地工作，不是为哪个人，而是为了党，为了建设银行的事业。

事后有可能是良心发现或是平抑对自己不利的與论，不知是不是这位市行主要领导的暗示还是上位的支行新行长的自作主张，总之给我递话说可以“放松一下心情”、“散散心”，出去到外地名胜风景区转转，差旅食宿费用均由支行报销。这是明显的“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而且这样做也是明目张胆地违反财经纪律。我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这不仅仅是因为财会制度不允许，也是对我人格的污辱，如此下作之举，真是岂有此理！

人哪，到啥时候也不能太狂，手里有了权，就为所欲为，仗势欺人，总是要遭报应的。“天狂有雨，人狂有祸”“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可能会掉下来。我们这位尊敬的领导也应验了这些古训，他在市建行任职不到两年，就被调离出了建行。据说先是去了海南岛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任职，后来听说工作岗位又有所变动，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

我被免职二十多天后，又被组织上安排了新的工作，先是在市行资金清算中心担任主任，后又到信贷风险处担任处长，隔了一段时间又派我到出纳处任处长，省市行合併后我在省行会计处任职，新省行会计处是由原省行会计处、市行会计处、市行出纳处三个处室合併而成。三个原处室共有7名正副处长，省行会计处原处长任合併后省行会计部总经理（正处），我为副总经理（正处），其他五人任副总经理（副处）。2004年6月，省行实行扁平化管理，减员增效，我也跟很多省行中层管理干部一样，退出了建行一线职场，内部退养直至正式退休。

（十七）

　　在建设银行工作这么多年，我多次参加政治、业务学习和培训，学习生活与我如影随形。1984年4月至5月，我参加了西安冶金机械学院“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学习培训；1986年春天，组织上送我到江西财经管理干部学院学习、深造近半年；1992年6月我参加了省委党校建行后备干部培训班；同年入南开大学货币银行专业为期二年的在职研究生班学习，经考试合格获在职研究生毕业文凭(承认学历，不授学位)。在此期间我还由经济师职称晋升为高级经济师；2002年组织上送我到中央党校哈尔滨分校(建行分校)学习三个月，并获由时任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签章的中央党校短训班结业证书。

人的一生不会总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有时还会遭遇挫折和被掣肘。你想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但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小人、歹人在背后使绊子，暗箱操作。“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话不无道理。我自认为，如果不是遇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我本可以路走得更顺畅一些，获得的荣耀也可能会更多一些。但“如果”代替不了“现实”。挫折让我更加坚强，委屈让我变得更聪明。那一回的痛苦经历真是刻骨铭心，也让我懂得了很多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算作是一笔另类的“财富”吧。

道德经里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的一生无论是曾经辉煌无比还是在某些事情上存有缺撼，现在回过头再看，那都是过去式了，需要翻篇就翻篇吧，用不着犹豫。生命的列车滚滚向前，每个车站都会有人上车或下车，谁都无法阻止生命的列车驶向终点。至于朋友相互间的 “保重、“健康”，“平安”等话语，那只能理解为吉祥话和祝福语，相互间都能理解就行了。没有人能做到一辈子都是坦途，顺顺溜溜；也没有人敢打保票一辈子不生病，永远健康、快乐的活着。这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事。仔细想想，我们这一辈子活的已经很值了，我们没有经历战争，目前的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科技、军事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作为一名中国人，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荣耀和自豪，真是扬眉吐气！就我们每个个人而言，生活在这样幸福的国度里，所求皆所愿，所愿皆所得，我们还会有什么不滿意的事情呢？至于人生中遭受的一些挫折与不顺心，那就像爬过的一些小山包，蹚过的一些小河流，经历了未必就是坏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都已经是弃七奔八的人了，要懂得努力活在当下，莫问前路几许，只顾风雨兼程。我本人今年就发现了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住了三次院，但我看得很开，觉得人老了如同机器磨损一样，有点老年病也很正常。我尽量做到：不忧虑、无负担、心态好、要乐观、遵医嘱、戒酒烟、少油腻、多清淡、散散步、遛遛弯、练练字、拍照片、写文章、赋诗篇、国内行、国外转、不躺平、勤锻炼、多找乐、少愁烦、心气顺，天地宽，再活个十年八年或更多年，心在青山绿水间。人生之路，沟沟坎坎，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不用胡思乱想，站直了，别趴下，挺起胸，朝前看。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快乐的旅行，我的老年朋友们，知足吧！

（全文完）

微海拾趣

2025.7.15

附：歌曲

二十年后再相会

作词：甲丁/张枚同

作曲：谷建芬

来不及等待

来不及沉醉

噢来不及沉醉

年轻的心迎着太阳

一同把那希望去追

我们和心愿心愿

再一次约会

让光阴见证

让岁月体会

我们是否无怨无悔

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那时的山

噢那时的水

那时祖国一定很美

但愿到那时

我们再相会

那时的春

噢那时的秋

那时硕果令人心醉

来不及感慨

来不及回味

噢来不及回味

多彩的梦满载理想

一同向着未来放飞

我们把蓝图蓝图再一次描绘

让时代检阅让时光评说

我们是否问心无愧

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那时的天

噢那时的地

那时祖国一定更美

但愿到那时

我们再相会

那时的你

噢那时的我

那时成就令人欣慰

那时的你

噢那时的我

那时我们再相会

那时的你

噢那时的我

那时我们再相会

跨世纪的新一辈

那时我们再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