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缺席

刘继祥

灵魂的缺席

刘继祥

中国当代文学之困，非在笔墨贫瘠，而在灵魂缺席——它如一座华美宫殿，内里却空荡无物。众声喧哗中，作家们执着描绘生存的困苦与挣扎，却遗忘了那深藏于尘世浮沉之下，叩问永恒与救赎的灵魂之音。

生存的苦痛被不断放大，堆叠成一座座悲情纪念碑。阎连科笔下《受活》中残疾人血肉模糊的挣扎，其归宿竟是购买列宁遗体，期盼它带来富足与尊严。这生存逻辑，何尝不是拜龙王求雨的实用主义在当代的变体？余华《活着》将苦难铺陈到极致，福贵送走所有亲人，最终以老牛为伴，仅余“活着就好”的朴素慰藉。王琦瑶在王安忆《长恨歌》里跌宕一生，其终结不过被处理成一桩弄堂里的意外凶案。这些精心刻画的苦难，如迷雾遮蔽了更为深沉的灵魂拷问，使作品终成生存指南而非灵魂之镜。

魔幻技法亦未能刺破这层实用功利的厚茧，反而成为其华丽包装。莫言《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灵魂在驴、牛、猪、狗、猴、人间轮回不息，看似超越的宗教外衣下，其内核仍是中国式“活着就是胜利”的现世执念。阎连科《丁庄梦》让艾滋病人以肉欲对抗死亡，余华《第七天》虚构“死无葬身之地”控诉社会不公——当魔幻仅服务于现实控诉或感官刺激，那指向彼岸、关乎救赎的灵魂之光便黯然熄灭。魔幻沦为奇观，不再通向灵魂彼岸。

深层症结，在于我们文化基因中灵魂追问的先天孱弱与终极超越维度的稀薄。千年实用理性如血液流淌，我们精于“怎么办”、“怎么活”，而疏于“我是谁”、“向何处去”的终极焦虑。王跃文《国画》《大清相国》将官场权谋与“生存智慧”演绎到极致，陈廷敬被贬归乡，传授子孙的仍是“耕读传家”的处世之道，而非对生命本质的沉思。这文化惯性下，死亡也被降格为时代悲情的注脚：福贵亲人的接连离世，是对动荡年代的哭诉；王琦瑶之死，是弄堂传奇的仓促句点。死亡未能成为叩问永恒之门的神圣仪式，它激起世俗的悲愤，却点不亮对彼岸的敬畏与盼望。

于是，灵魂追问的两重维度——生而为人的永恒之债，面对死亡能否获得真正赦免——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始终是贫瘠的荒漠。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面对玛丝洛娃那石破天惊的忏悔：“我竟将造物主所造的人逼至如此！”——这种源自灵魂深渊的绝对审判，在我们的文学主角落难时，往往被“怎么活下去”、“怎么讨个说法”的本能呐喊所替代。

灵魂的缺席，已成中国当代文学最深的底色。当莫言借土地爷之口道出“神仙也要求人办事”时，不仅一语道破民间信仰的功利本质，更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我们文学精神困境的文化密码箱——在实用理性与多神信仰交织的土壤上，我们精于描绘浮世百态，却无力也无意去画那道穿透尘嚣、直抵灵魂幽微处的永恒之光。

面对“生活现状即精神高度”的辩词，我们更该追问：为何不以灵魂之眼审视这无灵魂的生存图景？当文学能够以批判之姿，穿透生存的迷雾，直面那被长久遮蔽的灵魂深渊，其作品方能在无灵魂的荒漠中，真正矗立起属于灵魂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