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

暖春

文／画／暖春

前 言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与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箴言，愈发引人深思。三民主义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其根本要义始终围绕人民：让百姓过上有尊严、有保障、有安全感的幸福生活，正是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民族主义，在于凝聚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以包容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同胞，以互惠互利的胸怀联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挑战，为民生改善筑牢坚实屏障。民权主义，则是通过充分发扬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激发全体人民的奋进活力，让每个人都能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共享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指向一个目标：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展望未来

文／暖春

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振臂呐喊，到当代社会对法治与人权的执着追求，人类文明的进步轨迹中，始终镌刻着对理想社会形态的不懈探索。民族、民权、民生构成的价值坐标系，与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社会道德等现实维度交相辉映，共同描摹着时代发展的壮阔篇章。在这个变革激荡的时代，唯有以历史为镜鉴、以现实为基石，方能在传承中开新局，于多元中聚共识。

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恰是民族主义的深层注解。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曾是救亡图存的精神火炬：甲午战后，梁启超疾呼“少年强则国强”，将民族觉醒与国家命运紧紧相系；抗日战争时期，“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呐喊唤醒全民族斗志，印证了民族主义凝聚人心的磅礴伟力。但历史亦深刻警示：当民族主义异化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执，便会站在文明对话的对立面。

今日之民族主义，当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的理性姿态。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各国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到抗疫期间全球医疗物资互助的温暖瞬间，无不证明民族的复兴与世界的进步可以同频共振。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真正的民族自信，在于承认自身不足的勇气，和学习他人长处的胸怀。”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代典籍中的这句智慧箴言，道破了民权保障的根本意义。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彰显了法律公信力对权利保障的基石作用；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将法律条文公之于众，打破贵族对法律的垄断，开启了权利保障的制度化先河。

当代社会的民权实践，更浸润在法治的细节之中。从“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从行政诉讼“民告官”渠道的畅通，到民法典对公民权利的全面覆盖，法治正成为民权最坚实的屏障。正如法学家罗翔所言：“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对每个具体生命的尊重。”当权利救济的渠道畅通无阻，当公平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民权主义便有了鲜活而厚重的注脚。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民生主义的核心始终是人民的获得感。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愿景，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变为现实；“节制资本”的思考，与今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调控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朴素向往，到如今“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全面追求，民生的内涵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深化。

市场经济与计划调节的有机结合，为民生改善提供了制度保障。浙江“千万工程”让乡村焕发新颜，深圳前海通过市场机制激活创新活力，雄安新区以科学规划引领绿色发展——这些实践印证：唯有将市场的效率与政府的担当相结合，才能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发展的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合适的制度安排，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

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在于制度、道德与环境的良性互动。春秋时期子产“不毁乡校”，体现了古代政治家对社会舆论的尊重；明清晋商“诚信为本”的商道，彰显了道德对市场秩序的维系作用。今日之社会建设，更需要这种多元协同：完善的社会制度划定行为边界，高尚的社会道德滋养精神世界，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生存根基。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到长江禁渔、碳达峰碳中和的实践推进，我们正重新定义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当城市公园成为居民日常休憩的乐园，当乡村溪流重现清澈见底的原貌，当“光盘行动”成为全民自觉，社会风气的改善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正如环保人士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警示的：“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伤害，最终都会回馈到自身。”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三民主义”的初心，审视当下的发展实践，我们愈发清晰：民族主义需要开放包容的胸怀，民权保障依赖法治信仰的培育，民生改善呼唤发展理念的革新。当这些价值理念融入社会运行的肌理，当制度完善与道德建设同频共振，我们必将构建起一个物质丰裕、精神丰盈、生态优美的美好社会——这既是历史的启示，更是未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