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里那些人和事——学生时代

李平安

一、家在西李村

老家是祖父扎根的地方，也是父亲降生的所在，是我记忆里最实在的坐标。我也生在这里。若从大往小聚焦，便是渭南县白杨公社盈田大队第九生产队。“九队”在渭南地名志上叫西李村了。按如今城市规划的网格来说，它的具体位置，就是离渭清路与东风街十字最近的那个村落。

为什么叫西李村？可能是东边的村子也有姓李的。西李村姓氏很纯洁，都姓李，一个大家族。后来村里也有姓张的、姓肖的，那都是修建沋河水库时，迁来的移民。老家的庄基，精确些说，在渭清路以东250米、东风街以北50米处。是当时村里唯一一座东西走向的宅院。在一片南北朝向的农舍中，总显得有些特别。

我一直觉得，盈田大队的位置非常优越。它是白杨乡最东边的村落。土地平整肥沃，离当年的县城不过三四公里路。现在，盈田村的范围应当是，东至西二路、西至高新东路、南至西潼路、北至乐天大街——早已成了渭南临渭区最热闹繁华的地界，西李村便是盈田大队最西边的自然村。

二、家族脉络：

家族人脉，得从高祖父，也就是爷爷的爷爷李仲明说起。他和妻子米氏生育两个儿子，老大叫李生德，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他与妻子周氏育有七个儿子，分别为：李呈云、李启云、李祥云、李相云、李来云、李志云、李兴云。据说爷爷姊妹里也有姐或妹，大概是未成人就夭折了，少有耳闻。老二叫李生春，妻子姓氏不详。育有李瀚云、李端云两个儿子。家族以年龄排序时，也把他两排在爷爷那辈的老二和老七位置上，这样爷爷就有九弟兄之说。爷爷李相云在兄弟九个里排行老五，村里我的同辈喊他“五爷”。李家祖上据传是做盐生意的，有个响当当的商号叫“鼎生玉”。解放后，家族分了家，九个弟兄便成了九户人家。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正是当年大家庭时大车店的位置。大爷李呈云曾给我念叨过，要是当年不分家，家里成分少说也是“富农”。

爷爷和奶奶膝下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妈李竹笋，二姑李竹节，一个儿子李英三，便是我的父亲。父亲母亲一共生了我们五个孩子：两个哥哥李西安、李长安，他俩是双胞胎，妹妹李美丽排行老四，弟弟李秦安排行老五，而我，就是夹在中间那个最不惹眼的。

三、童年那些事

我出生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初一（阳历的10月2日，国庆十周年的第二天），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那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全国大旱，粮食欠收，有点像民国十八年“遭年馑”的景象。大人们个个食不果腹、面黄肌瘦。或许是母亲本就缺营养、又没有足够的奶水，我又偏偏不喝羊奶，生来便瘦小孱弱。更糟的是，出生时我脐带没处理好，常年流脓，衣服被浸染，硬得像块牛皮。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七岁做了手术才彻底治好。母亲后来总念叨，是那几年把我“喂淀了”，才落得身材矮小，体格单薄，力气不足。

少年时代，生活像块沉甸甸的画布，一半是农活的底色，一半是玩耍的亮色。父亲在县城公安局工作，家里的活计自然落在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身上：割草、放羊、喂猪是日常；割麦、开玉米杆、拔棉花杆这些重活，我们个个都领教过。但玩耍终究是童年最鲜活的记忆。有阵子痴迷弹球，没钱买玻璃的，就把柏油加热揉成团当弹球，天天跟发小们趴在地上玩得不亦乐乎。谁知一天晚上，衣兜里的柏油弹球滚到热炕上，经过一夜的融化，把炕单和被子染得一片漆黑。母亲见状勃然大怒，一顿痛打后，我吓得躲进刚开花的油菜地里，一天没敢回家。奶奶心疼得直抹泪，悄悄给我送饭，还反复叮嘱“藏好别出声”。如今想来是桩小事，可在物资匮乏的六十年代，一块被单、一截被里都是稀罕物，那无疑是件让大人难以原谅的糗事。

少年时的莽撞，总伴着与危险的擦肩。记忆里最清晰的有四件事：

第一次是跟同村肖万仓钩槐花，他手里的铲子没握紧，直直掉在我头上。当时血流不止，我当场昏迷。两家大人慌忙把我送进诊疗所，进行了简单的包扎，记着，我躺了很久才醒。万仓也怕挨父亲的打，躲了好几天没敢回家。他母亲只好寸步不离守着我，一边给家人赔不是，一边帮我搓洗带血的衣服。那情景至今难忘。

第二回是某年的夏天，酷热难当，水渠成了天然消夏的泳池。有回跟着大孩子往跌水（水渠落差处用石头修的“小瀑布”，底下是沉淀池）里跳，谁知跳下去就卷进漩涡，怎么游，也游不出来。危急关头，薛峰村一位大哥跳水中，把我救了上来。

第三回是在玉米地割猪草，没留神，掉进个墓坑。当时眼前一黑，以为要完了，下意识地触底站立，原来是虚土，蹬着坑壁竟爬了上来。

第四回是给生产队换豆种时，自行车闸失灵，差点撞上拖挂车上，我记得差之毫厘，真是命悬一线。

那个年代，大人们为生计奔波，顾不上细管孩子，我们都是“半野着”长大的。只是如今才懂，能避开危险之地，才是聪明机灵的孩子！

四、小学时光

1967年，我8岁，可以上小学了，校名叫“杜化寺小学”。学校坐落在一处寺庙遗址上，四五亩地大小的院子，处处透着旧时光的痕迹。后墙紧挨着铁路，那铁轨成了我们课间的“快乐园”——常偷偷拿根豌豆丝（粗的铁丝）放在铁轨上，等火车驶过，就压成了一把弯弯的“小刀”，攥在手里能乐半天。只是有回听说，王真村的一个孩子往铁轨上摆石头，竟让火车脱轨了，警察还进行了调查，吓得我们好些日子不敢再靠近。

那个年代，上学没有功课压力。我记着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共产党万岁”，当然还要同时学拼音。学校师资配备也很弱，只有三位民办老师。校长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李翠英、冯建国两位老师的模样。教室也很简陋，窗户没有玻璃，只用纸糊着挡风，一到冬天就格外难熬。入冬前，老师会动员我们从家里带麦秆，大家七手八脚织成草帘，挂在窗上挡风寒。可北风还是能顺着缝隙往里钻。天特别冷的时候，每堂课上到一半，老师就会喊一声“跺脚喽”，全班同学便一起使劲跺着脚，跺得浑身发热，发麻的脚才算有了点知觉。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冬天格外地冷，手脚长冻疮的孩子比比皆是，红肿、开裂是常事。我年年冻手，手背肿的跟鳖盖似的，痒起来抓得皮破血流也忍不住。

如今的学校，窗明几净，暖气充足，真是天上地下，恍如两个世界。

五、村里的学堂

1970年，我升入小学四年级，转学到了杜桥小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盈田大地主李福初创建的私塾，校舍布局规整对称，东西走向的两列共有六个教室，中间一条主干道直通校办。校办的南北两翼是教师办公室，后边便是操场，相比其他乡村小学，显得洋气许多。

学校的师资力量也较为雄厚，有王宏山、邱秋月、李培山、肖自敬、王志忠、李碧娥、曹树经等一波资深教师 ，他们大多是本村人，资历深厚，在语文、数学、物理、地理、音乐、历史等课目方面各有所长，教学经验也比较丰富。然而，当时正逢“文革”，这场动荡给学校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干扰与冲击。老师们教学的热情被消磨，学生们也难以沉下心来读书。课堂上，老师只是机械地授课，学生们则心不在焉，学校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如今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令人惋惜的蹉跎岁月，本应在知识海洋里尽情遨游的我们，却在混乱中虚度了许多宝贵的时光 。但是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人生中独特的记忆，让我更加珍惜后来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六、村里来了解放军

在我11岁左右，也就是大约1969 - 1970年的时候，兰州军区一个后勤营来到了我们村，油毡搭建的营房，据说是个中转油库。

这些解放军战士的生活简单而规律，吃饭时没有座椅，一个班为一组，大家都蹲着吃。白天，他们或是刻苦训练，或是认真看管营区；夜晚，便挑灯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还把黑板报办得有声有色，引来不少人驻足浏览。

那批兵是山东籍的。现在我依然还能记起几位的姓名：张崇礼、张振富、雷根水几位战士，我印象尤为深刻。

他们与村里的乡亲们相处得极为融洽，时常帮我家挑水、清理猪圈。周日，还会借用我家厨具一起包饺子，欢声笑语回荡在农家小院。对我来说，那段时光更是充满了惊喜与欢乐。偶尔放学，我竟能有幸坐上军车，而且还是在驾驶室里，这可把其他同学羡慕坏了，那一串羡慕的目光至今仍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还经常缠着他们索要毛主席纪念章，他们也总是笑着满足我。不仅如此，他们还教我军事动作，一招一式都耐心指导。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颗当兵的梦想种子，在我心底悄然种下 ，那身英姿飒爽的军装、整齐有力的步伐、坚毅果敢的神情，都成了我心中最向往的模样。

七、学校里宣传队

转入杜桥小学后，我有幸被选进了学校宣传队。那会儿能进宣传队，可不是件容易事——得活泼机灵有表演天赋，得胆大不怯场，长相也得周正些。我占了两样：普通话还算标准，又爱哼歌，所以节目多半围着说唱打转，跟同学合说过相声，也独自亮过嗓子。但我有个明摆着的短板：协调性差，跳起舞来总显得笨手笨脚，得老师手把手多教好几遍，才能勉强跟上节奏登台。现在回想，那会儿还是胆小，放不开手脚。在宣传队的那个阶段，正是文革闹得火热的时候，学校会经常去别的小学交流演出，白杨小学、新寺小学都去过。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坐火车去辛寺小学那次，我和同学平乐搭档说相声，正说到半截，脑袋突然一片空白——忘词了！偏偏这时，一列火车从学校旁轰隆隆驶过，震耳的声响刚好把我的卡壳盖了过去。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侥幸，要是被人听出破绽，少不了要挨老师批评。

说实在的，那时我们学校条件确实好，离县城很近，宣传队的孩子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透着点洋气；其他学校离城区远，孩子们看着总觉得有些土气。这份无形中的对比，让我们这些宣传队的小家伙们，心里总揣着股说不出的自豪，走到哪儿都透着股自信劲儿。

八、也曾偷桃摸瓜

上小学那会儿，我算不上调皮捣蛋的孩子，却也不是省油的灯。刨红苕、拔萝卜、偷西瓜，这些"坏事"都干过。印象最深的是有回跟平乐路过邻村的小桃园，俩人头一热就起了“贼心”。我们猫着腰钻进旁边的玉米地，借着青纱帐掩护摸到桃树下。他爬树摘，我在底下接，可摘了一捧才发现没处装——总不能用手捧着招摇过市吧？急中生智，我把背心下摆使劲扎进裤腰里，做成个"布兜"，几十颗毛茸茸的桃子全塞了进去。那会儿光顾着高兴，一路小跑回家，刚把桃子倒出来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后背、肚子上痒得钻心，一挠就起一片红点子，密密麻麻的。对着镜子一看才明白，全是毛桃上的细毛惹的祸。那过敏一般的痒劲折腾了我好几天，算是实打实尝到了"干坏事"的滋味——有些代价，藏在甜滋滋的诱惑背后。

九、高中的老师们

1974年至1977年元月，我读高中，彼时正处于“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环境都带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烙印，学校的氛围也不例外。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极为宽松，老师因为害怕被批斗，不敢管学生。学生们要是想听课，就安静坐在教室里；要是不想听，也能在教室外边溜达，相当松散与自由。老师授课也不局限于课本，教学内容和方式较为随意。

我们的班主任是陈宗玉老师，他负责教授我们同级好几个班的英语。可惜的是，课程只开展了不到十节课就戛然而止，至于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或许在那个年代，学习英语也可能被无端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吧。在那为数不多的英语课里，陈老师认真负责，发音标准，讲解细致，本以为能在他的教导下好好学一门外语，没想到这么快就没了后续。陈老师平日里主要负责维持班里的秩序，除此之外，也没有过多干涉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虽然联系一直没断，但想起那段英语学习的遗憾经历，还是觉得很可惜。后来听说他的女儿和儿子继承他的专长，凭借出色的英语能力开启了不错的职业生涯，这让我们这些学生倍感遗憾，要是当年能多上些英语课，说不定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派上用场。

语文老师魏农初上课十分有趣，他常常讲《西游记》的故事，那生动的讲述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在那个学习氛围并不浓厚的时期，也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让大家愿意坐在教室里听讲。他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不仅让我们对语文产生了兴趣，还潜移默化地传授了许多文学知识和人生道理。

数学老师肖世敬，我对他的印象颇为复杂。当时我的数学基础较差，上课听不懂就容易走神。有一次，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责我给父母丢人，这话让我颇为恼火，年少气盛的我当场就顶撞了他，直言是因为他讲得不好我才不爱听。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自己数学太差，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才会说出那样的话，当时的我实在是有些冲动，没有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而物理老师夏妙芳，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的物理成绩同样不理想，但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反而总是耐心地帮助我。她会把我叫到办公室，专门辅导我做作业，一步一步地讲解题目，直到我完全理解。她的耐心和关怀让我十分感动，在我心里，她就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师，也正是因为她的良苦用心，我在物理学习上还有一些收获。

化学老师田小兵，有着浓重的河南腔，讲课时总是提不起精神，大部分同学都不太爱听他的课，更谈不上有什么收获。我们毕业许多年，老师换了一茬又一茬，可他一直没有离开杜桥中学，后来他还当上了杜桥中学的校长，不过临近退休的时候因建房问题犯了点小错误，名声也就没能好起来。尽管对他的教学方式不太认可，但毕竟也是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还是希望他的晚年生活能够安稳幸福。

十年“文革”，真是毁人不倦，不怨老师，也难怪学生，是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我们只是被那种纷乱秩序裹挟的一代人。

十、挣工分的日子

上高中那年我十五岁，这年龄在当时是“成人”的标志，因为到了十五岁，就能在生产队干农活，也就是能挣工分了。所以，这对我们家来说是桩实实在在的好事。那时家里孩子多，劳动力少，但分粮食、分棉花、分油、分菜等等，总是欠着生产队的账。那时，分东西多是按人头来，不管能不能劳动，先顾着基本生计，可这样一来，像我们这样孩子多又小的家庭，欠的账就格外多。能上工挣分，不光能帮大人分担，还能慢慢补上家里的亏空，心里是真高兴。

队长卢战民总照顾我年纪小，派的都是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比如背着药桶给棉花喷药防虫，跟着大人去地里浇庄稼，或是在果园、田埂上看护庄稼。他待我格外信任，甚至让我跟着长辈去街上卖菜，说白了，就是把队里的钱袋子交到了我手上。我们村种的蔬菜品种多，菠菜、芹菜，南瓜、笋瓜、冬瓜等等。自己消费不完，就装满满一架子车拉到街上去卖。那会儿一整车菜也就卖五六块钱，我偶尔会做主，花七八毛钱买一封果子（点心），再点壶茶，犒劳一下和我一起卖菜的长者。那年月，生产队就靠卖余粮，卖蔬菜，积累点儿钱到年底给社员分红。所以每次把零碎的钱交到队里时，心里总有点小小的踏实。

大概是这份踏实让人放心，不管晴天下雨，队长总愿意把活派给我。有一年，我挣的工分在全队排了第一，现在想起来，那都是实打实跟着太阳起落干出来的。

成年后，虽然一直在外面工作，可是对农村的了解，对农民的理解，最后都变成了难以释怀的“乡愁”。

十一、双王学画

双王学画那段经历，在我记忆里总带着点特别的光彩。

1977年1月至1978年12月，也就是高中毕业到当兵前的近两年里，我多半时间在生产队跟农活打交道，与“土”为伍是常态。偏巧那年，文化馆在双王公社办了个美术班，前后约一个月，授课的有苏振民、高金发、王呈宇几位老师，还有我的叔叔李振斌。母亲跟队长卢战民提议，让我去学画，说回来能给队里出黑板报，队长一口就答应了。就这么着，我第一次正经接触了美术教育。

班上三十多号人，大多比我年长，好些有扎实基础，还有几位下乡知青，数我是纯粹的初学者。记得有位学员已经能搞创作，画的《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形神兼备，看得我打心眼儿里佩服，那画面至今印象深刻。

虽说起步晚，但那段学习真没白搭。我不光摸出点绘画门道，还学了美术字，后来到部队出版报，这些本事全派上了用场。更让难以忘怀的是，学画期间，生产队还给我记工分——这份体谅，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暖心，总想着要感谢卢战民队长。

练字的事也得提提。门宗的哥哥李自平对我影响不小，那会儿我们练字全凭“土办法”：从电池里剥出碳心，蹲在地上写，不用纸墨，不花一分钱，倒也练得有模有样。这段日子，就像给我打开了扇小窗，让我在田埂之外，摸到了点笔墨的温度。

十二、小时候那些爱好

在农村度过的十九年时光，是我人生中无比珍贵的财富。那时，大部分时间虽在学校，然而课外生活同样丰富多彩，那些兴趣爱好，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我自幼便对书籍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毛主席语录》是必读之书，除此之外，我还热衷于阅读各类书籍。书摊是我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一本本小人书开启了我奇幻的想象世界，样板戏的剧本让我领略到艺术的独特魅力，曲艺作品则为我带来无尽欢乐。小学时，我就拿出自己积攒许久的零花钱，订阅了《延河》文学月刊和《大众电影》月刊。每个月盼着新刊到来的日子，满心都是期待，一拿到手，便迫不及待地沉浸在文字与影像的世界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

对音乐的热爱，也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抹亮色。十二三岁时，我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买了一架小型弹拨乐器：凤凰琴，自此开启了我的音乐之旅。后来，我又自学了笛子和二胡，虽然乐器没学出啥名堂，但熟悉了简谱，一般歌曲，不用他人教，看着简谱就能学唱。最难忘的，是和光荣一起学唱京剧的场景。那时，家里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隔三差五，我们就聚在一起，守着这个小小的“匣子”，跟着里面的唱腔有模有样地学起来。《杜鹃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经典京剧，成了我们的最爱。那些激昂的旋律、精彩的唱词，至今仍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闲暇时，我和王光荣还会兴致勃勃地唱上几段，回忆那段纯真美好的时光。

绘画和练字也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学时，学校开设了大字课，这让我有机会接触毛笔，学习书法。从最初的歪歪扭扭，到后来能够熟练驾驭毛笔，我付出了许多努力。这份对书法的热爱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兴趣来了，我就会铺开宣纸，拿起毛笔，尽情地“舞文弄墨”一番，在笔墨之间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上高中时，班主任发现我字写得不错，便让我负责出班里的黑板报。后来，我的能力得到了学校的认可，被选中出学校的黑板报。到了部队，这个特长依然发挥着作用，每次板报评比都会进前三名。在不断的实践中，我的美术字也写得越来越有模样。虽然我在绘画方面可能没有极高的天赋，但凭借着从学校到部队参加的各种培训，以及出黑板报、制作幻灯等经历，我积累了一定的美术基础，也能拿起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

还有一个小小的长处，就是我的普通话比较标准。这源于小时候听宋世雄解说球类比赛，他那充满激情、字正腔圆的解说深深吸引了我。我声音细、声调高，觉得自己的嗓音条件比较适合播音，于是经常爬在家里的水缸边，模仿着宋世雄的语气和声调，学起了播音。我也习惯有声阅读，记得有一次在公众场合自己念报纸，投入的我完全没注意到周围人的异样眼光，还被人嘲讽是“神经病”。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自己虽然有些幼稚，却有着一股对所爱的执着劲儿，这股劲儿也一直激励着我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每当回顾小时候这些爱好和特长，就会发现，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我的性格，培养了我的审美，让我拥有了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少年。

十三、村里的风气

十九岁前，我一直在西李村生活，村里的烟火气、人情味儿，像刻在骨子里的印记，至今清晰。

西李村不算大，170多口人守着200多亩地。地是平阔肥沃的水浇地，想想，把这么好的土地交给一群勤劳的社员，那一定是春天绿油油铺到天边，秋季仓廪丰盈粮冒尖。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全村人不缺粮，是天大的福气。

这福气，离不开淳朴的民风。队长是村里的“领头雁”，李良忠当队长时，清廉得像村头的老槐树，说话做事自带号召力，成了公社树立的模范，大队还让精通绘画的振斌叔和李崇禧编了一组“连环画”，挂在大队部的会议室公开展览，宣扬他的先进事迹。后来他积劳成疾走了，门宗的哥哥李原长接了班。在我眼里，原长哥就像电影《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上工总是跑在前头，收工经常走在后面。管队里的事格外民主，评工分、论奖惩都让村民发言投票，大伙儿心里敞亮，口里服帖。有他带着，队里的青壮劳力浑身是劲，咱九队一直是盈田大队里最拔尖的自然村。

民风好不好，从对待知青的态度上能看出。1976年，村里来了七八个西安知青，除了宗林英、李艳丽，其余都是西安玻璃纤维厂的职工子女：李盛文、孙季萍、冯西安、王李宾、王放、赵谦。村民待他们，跟自家儿女一样，天气冷了嘘寒问暖，干活累了帮扶替代，谁想家了，队长准假不含糊，从没听过谁为难他们，不像有些小说里写的那般生分。

知青们也没辜负这份好。割麦、播种、浇水、施肥，样样学得快；出圈，拉粪，平整土地，脏活累活抢着干，和回乡青年混得像一家人，为村里挣了不少脸面。

最让我记挂的，是那年冬天给公社养殖场送饲料的事。雨雪刚停，路上的车辙泥水冰碴相伴，我和五个知青拉着装满饲料的架子车艰难地前行。那会儿我十八九岁，个子小，没多少力气，拉着沉重的车子，想凭靠勇气不掉队。不料想累得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这时李盛文、冯西安、王放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回头来接我，轮换着把我的车子拉到了公社养殖场。那份没半句怨言的帮衬，像雪地里的炭火，温暖着我的心，使我难以忘怀。

十四、半步踏进学校门

高中毕业后，前路像被浓雾笼罩，看不清方向，心里却揣着一堆不着边际的憧憬。1977年9月，记不清是谁的引荐，我走进了杜化寺小学，成了幼儿园里少有的“阿叔”。校长姚承志见我还算得力，又让我兼带一二年级的语文和音乐课。

学校的办公室陈设简单，最显眼的是一台电唱机。我常围着它打转，跟着学会了不少儿童歌曲，连歌剧《江姐》的许多唱段也能哼得有模有样。那时共事的还有李和善、景淑玲、曹改侠、冯晓明几位老师，我们都没进教育部门的编制，算是民办老师里的一员，挣得是工分。

在学校的一年，尝够了当老师的滋味——有备课、批改作业到深夜的辛苦，也有听着孩子们奶声奶气读课文的快乐。其间，我还凑热闹参加了高考，胆子颇大地填了西安音乐学院。考点先定在华县，临考又改到渭南县文化馆，折腾得我和闵选良、李民主、冯建四人跑了近百里冤枉路。专业考试时，我唱了首歌颂华主席的歌，主考老师听完笑着说：“唱得还行，就是嗓子还没变过来。” 意思是说我还是童声，这话对我已是安慰，因为很多考生唱的是戏曲选段，没几句就被评委叫停，而我的吐字和音准没大问题，好歹老师们耐心的听完了我的歌唱。其实我知道自己考不上，但通过专业考试，我能知道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

过了几个月，征兵的消息传来，心里那团火又烧了起来。思前想后，我还是跟父亲说了想当兵的念头。接下来便是目测、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