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泉忆

张思齐

　　三泉啊三泉！

在四川省南川县（今重庆市南川区）有个三泉乡，现名三泉镇，它位于南川区的东部，东与大有镇和贵州省道真县接壤，南与头渡镇相邻，西与东城街道、南城街道为邻，北与鱼泉乡毗邻。三泉镇距离南川城区十一公里。三泉镇的区域总面积较大，它接近两百平方公里。

三泉镇得名于三个泉眼，它们位于金佛山北麓的龙岩江畔。在同一石崖的断面上冷、温、热三个泉眼并列，泉水终年不断，注入龙岩江中。热泉居东，水温高达60℃。冷泉居西，水温仅有9℃。温泉居中，水温30℃。在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说热泉、温泉、冷泉。现在，人们把热泉称作烫泉了。

南川县城的中小学生，有的喜欢远足，就步行去那里，当天返回。现在有公交车往返于南川城区和三泉镇之间，班次极多，很是方便。

流经三泉的龙岩河

三泉的不少人和事，和我的家乡南川有关，和我的父母有关，也和我本人有关。三泉的不少人和事关涉南川的当代史。

　　三泉药物场。

三泉药物场的正式名称，叫做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南川县三泉药物种植场。重庆直辖后，它更名为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了。省中药研究所，其本部位于重庆南岸。我在重庆师范大学读本科时，有个同学名叫何平，她就是来自省中药研究所的子女。省中药研究所在南川的药物种植场共有两处，另一处位于华尔寺的半山腰上。

1937年春，留美归国的南川籍农学家刘式乔，字雨若，来到三泉。他创建了金佛垦殖社，这是三泉药物场的前身。刘士乔先生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我的父亲和他是老朋友。刘士乔回国后终生居住在三泉药物场。他的女儿刘碧玉，人长得高挑漂亮，一双辫子乌黑浓密，逶迤垂至衣服的下摆。她就读于南川中学高中部，是我父亲的学生。至今我依然记得刘碧玉和郑君民同学表演的文艺节目《逛新城》。郑君民后来考上了位于宜宾的一所军工院校。那所学校是大专，在文革期间该校学生称之为 “川南反修学院”。刘士乔先生有个儿子，他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川政坛的风云人物胡心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宣传部长）的女儿胡小莉结婚，夫妻双双都在兴隆小学教书。我在南川第三中学校任教期间（1974年元月至1975年八月），曾去他们那里玩过。

三泉药物场全面研究各种药物，其标本园内栽培有药物三千多种。华尔寺药物种植场主要栽培常山，故而俗称常山种植场。常山是奎宁的替代物，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泉药物种植场，也饲养药用动物，有养鹿场和养獐场各一个。活獐取麝，这是三泉药物场的重要科研成果。三泉药物场，不仅是科研单位，它也是生产基地，每年都为国家提供大量的鹿茸、麝香和各种药用植物产品。周围二十多座山上，大量种植牡丹、芍药等。美丽的三泉，峰峦叠嶂。春天，三泉是花的世界。秋天，三泉是药的海洋。那些山上的农民是药农，虽然他们的户籍在乡里，但是他们吃商品粮。

三泉的风力发电塔

　　老红军场长。

三泉药物场的场长一直由一位老红军担任。这位老红军是正团职。由于他文化程度不高，故而他后来没有再升职。他也乐得如此，在风景秀丽的三泉，他把药物场当作自己的家来悉心经营。三泉药物场在这位老红军的坚强领导下，一切井然有序，即使在文革期间那里也没有乱。

南川的所有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学生都听过那位老红军所作的报告。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去三泉听老红军讲中国革命史。这既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也是一次远足旅行。三泉有街道。文革前，三泉的人烟不像现在这样稠密。学生们在三泉有时也进行野炊。那是很有情趣的一桩事情。

1963年9月至1966年7月，我在四川省南川中学校上初中。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年级四个班的学生去三泉药物场听过老红军作报告。报告会在三泉药物场场部的办公大楼前举行。那座办公大楼人称蒋公馆，那是抗战期间南川县政府为蒋介石夫妇准备的。楼房呈白颜色，很好看。为了迎接蒋介石夫妇，在三泉还修建了一座桥，俗称美龄桥。实际上，蒋介石夫妇并未到过三泉。蒋介石倒是到过南川县城一次。他接见了当地的官员和士绅，对他们进行过精神训话。接见的地点就是解放后的公安局大院。在当地士绅中有一位大革命时期的旅长，他退役后寓居南川，终日养尊处优，身体变得肥胖了。参加接见的时候，他身穿一袭长衫，腆着硕大的肚子。立正的时候，他的双腿已经闭不拢了。蒋介石看了后不高兴。他说了一句话：看你这副样子，肯定是个鱼肉百姓的家伙！自那以后，那位前旅长心中怄气，三个月后就病死了。

南川各学校的学生们，在听老红军场长作报告之后，都要写一篇作文，这是一直以来的规矩。我们那次听老红军作报告，也是如此。不过，在作文课堂上，老师告诫我们，在复述或引用老红军报告的内容时，只写那些符合当时形势的话。这是因为，那位老红军文化程度不高，他只知道讲实话，有些语句不大合乎时宜。

好叔叔周正。

1968年末，我当了知识青年。我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四川省南川县南平公社盖石大队第四生产队（今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天马村四组）。那里的小地名叫盖石沟。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受到了冲击，关进了牛棚。我的母亲怄气伤肝，患了肝炎。1969年十月，母亲已病入膏肓，出现了腹水，住进了南川县人民医院，经确诊为肝癌。人们都知道，我的母亲时日已经不多了。县工宣队派王怀德师傅前往盖石沟，他向生产队说明情况，叫我回县里处理有关事宜。这是因为，我有许多弟妹，而父亲在牛棚里，总得有人料理后事。我请假后到县人民医院陪母亲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四十八天。

在文革中，尽管许多书都不让出版，然而医书、中草药书、赤脚医生手册一类的书，却出版了不少。父亲自己看了一些医书，他对我说：你母亲的舌苔，苔红尖黑，这是绝症的表征。南川有个名医叫许琰。他以西医为主，兼通中医。许琰是下江人，抗战期间来到南川，后来就在南川生活下来了。许琰医生是民主人士，与父亲是朋友。他们在政协里属于同一个学习小组。许琰是我母亲的主治医师，他负责我母亲的病床。

人在受难的时候，总有好心人来出主意。我们听说有种草药，名叫半枝莲，它治疗癌症有特效。

我们问了许琰医生，他说：不妨一试。

去三泉药物场，找周正叔叔！他和我解放初期是同事。母亲如是说，她的声音很微弱，她放心不下她所生养的那么多孩子。除了我当了知青，其他的都还小啊。她多么希望，看见自己的孩子们长大成人。

父亲见过的人多，经历过的事情多，他担心人会翻脸。毕竟在文革中，父亲在牛棚里。不过，他还是写了一封信，由我去碰运气。我把信揣好，背上背篓，就出发了。

那时候，三泉药物场是革委会领导，周正是其下生产小组的负责人。我找到了周正叔叔。他看了信，二话没说，就开了条子，批给半枝莲两斤。当时，前往三泉药物场求购半枝莲的人很不少，来自各地的人都有，每人限购两斤。我拿着条子，去财务科交了钱。之后，他领我到药材仓库。

你多给点儿！周正告诉保管员。

要得！反正是草草个嘛！保管员说。他给我的背篓里塞了好几捆。回到县城的家中，我称了一下，那些半枝莲，足足有六斤。

母亲服用半枝莲后便血。这说明，半枝莲治癌症确有特效，能够杀死癌细胞。不过，我的母亲还是去世了。

发现晚了！肝癌的特点是不容易发现。一旦发现，绝大多数已是晚期。许琰医生无奈地说。

半枝莲植株

晒干的半枝莲入药，它治疗癌症有特效，不过须发现得早

　　先辈李学诗。

李学诗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曾任国军铁道兵某团的副团长，中校军衔。

李学诗是南川籍民主人士。李学诗思想进步，曾多次出资支助地下党。临近解放时，南川原国民政府县长逃跑了，李学诗挺身而出，维持地方秩序。1949年11月至12月间，他担任南川县民众维持会会长。维持会后来改称人民治安委员会，李学诗担任主席。有的史料说，南川于1949年11月解放，其根据就是这一条。不过，在白马山战役后，还有国民党残军潜入深山老林负隅顽抗，加上大规模的土匪暴动，解放军不得不由头渡方向推进，逐次歼灭国民党残军，镇压土匪，南川实际上于1950年才解放。那些留驻南川的解放军指战员，后来大都担任了各级领导干部。尽管如此，李学诗的政治地位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南川县的第一任县长。解放后，李学诗得到重用。 1956年12月27日至31日 ，南川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6人，李学诗为副县长。

李学诗退休后，居住在三泉街上。县委书记等领导每年都去三泉看望他。李学诗深居简出，在文革中他没有挨整。李学诗的夫人曾为小学教师。她嫁给李学诗后为专职夫人。我的父母和她很熟悉。

除了关牛棚的那几年之外，我的父亲每年都步行往返于县城与三泉之间，拜望李学诗先生，一般都在他家里吃午饭和晚饭。在我的记忆中，每当社会变动的时候，父亲都会去李学诗那里一趟。李学诗呢，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他会委婉含蓄地谈谈他自己的看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父亲当选为南川政协副主席，有车可用了。尽管如此，父亲仍然坚持步行往返于县城和三泉之间。他说，要那样做，才够尊重。

父亲的照片

拍摄于解放初期

　　同学韦援朝。

1956年夏天，父亲从四川省涪陵师范学校（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涪陵师范学院、长江师范学院的直接前身）调回他的家乡南川，以支援南川中学的高中部建设。我在南川县机关幼儿园读过一年。我读大班。在中班有个男同学特别活跃，他胆子大，喜欢表演节目。他穿得特别好，经常戴一顶皮革做的空军帽子，那帽子的前方还有一副飞行员用的眼镜。每次看到他，我都特别羡慕。我羡慕他有空军帽。

我的那个幼儿园同学叫韦援朝。在我的家乡南川，有好多人都取名援朝，因为他们出生在抗美援朝时期。有趣的是，在我的家乡南川，人们总是把 “援朝” 的 “朝” 念作 “朝阳” 的 “朝”。我的大姐夫田耕读，在抗美援朝期间曾入朝作战，担任炮兵连长。他也总是把 “抗美援朝” 念作 “抗美援朝（zhao）”，把 “朝鲜” 念作 “朝（zhao）朝鲜”。老先生们说，南川人的念法是对的，因为朝鲜的国名，其含义是朝阳鲜丽。

韦援朝的父亲韦庆光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解放后，他在南川县税务局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他在向党提意见的全县大会上发言，自称 “大知识分子”，认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韦庆光先生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押回原籍，在乡下劳动改造。

韦援朝是长子，他有许多弟妹。他的母亲鲍老师，在三泉小学任教，拖着一大群孩子，艰涩地生活。

恢复高考后，韦援朝考上了涪陵师范专科学校，在数学系就读。涪陵师专是三年制，韦援朝毕业后回到南川，在一所中学任教。

1983年暑假，我回到南川，碰到韦援朝。我告诉他，想找个地方，静下心来读书，以便报考研究生。我希望，一人住一间房，在食堂吃三餐。

这样的地方，可真难找啊！我说。

一点不难找。有个好地方，在三泉药物场！我妹妹结婚后，有一间单身宿舍还没有退。韦援朝说。

我大喜过望。

空军帽

韦援朝小时候喜欢戴

　　援朝的妹妹。

1982年元月4号，我从重庆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涪陵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我是该校英语系的六名最初创办人之一。至于其他几名创系教师，他们大多为落实政策后分配而来。其中有位丁志超老师，系南川籍，水江蒿枝湾人，小提琴拉得很漂亮。丁志超的岳父叫熊柱，他是国民党南川县党部主任。丁志超，1940年代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在上海海关工作，月薪二两黄金，跳得一手很好的交际舞。解放后，他在南川县税务局工作。反右运动中，他也以 “大知识分子” 自居，认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的处理结果，远比韦庆光先生更惨，他遭到逮捕，判刑劳改。

1983年6月中旬，我在涪陵师专担任的课程结束了。我拜托丁志超老师，期末杂事，替我揽揽。我告诉他，我要去三泉静心读书，准备报考研究生。丁志超很高兴，他连连说，那样很好。

我按照韦援朝的指引，前往三泉药物场，顺利地找到他的妹妹。我说，我没有什么职务，纯碎是来麻烦你们。

你没有职务，但是你有职称噻！她说。

没职务，有职称，这就行啦。我觉得，韦援朝的妹妹所云，简直就是至理名言。我终生都记得。职务，官位，随时可能有，也随时可能丢。学位，那是终生的。我要考研究生，这是正途。

韦援朝妹妹的寝室，在单身职工楼的三楼面向标本园一侧，清雅幽静。那里什么都是现成的，被子，暖水瓶，一应俱全，也有几本植物学、药物栽培学的书籍。我读书累了，启窗而观，千葩万卉，映入眼帘，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每天上午十点钟，下午四点钟，也就是单位里做工间操的时候，我就去绕标本园走一转。何其惬意！

三泉药物场的单身职工宿舍楼，类似于筒子楼，不过没有人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大家都吃食堂。这是因为，三泉药物场土地多，菜园子种得好。老红军场长治理有方，食堂办得不错，瓜菜豆类薯类做的菜肴，既好吃，又管饱。职工就餐，虽然也是排队到窗口由炊事员打菜，但是，如果不够，还可添加。

　　我潜心读书。

我在三泉药物场潜心读书四十多天。令人向往的冷泉、温泉和热泉，我没有去泡过，那里人太多了。至今我不知道，闻名遐迩的三泉，究竟能够给人何种体感。龙岩河有个河湾，在下游不远处，碧水一潭，幽深浅蓝，我下午有时候去那里游泳。那里人少，只有几个光屁股小男孩在那里扎猛子。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

读书，如高度集中意志力，每天六个小时就够啦。所谓高度集中意志力，会脚趴手软，睡觉的时候，小腿肚下要垫个枕头，才能入睡。凭真本事登上一个又一个台阶的学人，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

以此之故，我在三泉，游也多多，只是我没有泡过其中的任何一泉。

　　两大份鹿肉。

有一天上午，我在标本园里转悠。看见韦援朝的妹妹走过来。

你可能有口福了！明天中午，食堂有红烧鹿肉。她说。

原来，养鹿场的梅花鹿中，有两头最大的公鹿打架。其中一头，掉下山崖，摔成了重伤，后腿骨折断了一根。受重伤的梅花鹿，如果治疗，费用巨大。最好是宰了，大家吃肉。然而，养鹿场的梅花鹿，屠宰一只，谈何容易！三泉药物场的梅花鹿都有户口。每头梅花鹿，每月定量供应粮食 68 斤。梅花鹿摔伤了，如何处理，需要报批。报批的关键，在于老红军场长的签字。

大家都盼望着。

那一天下午，我又到标本园里转悠。

批啦！批啦！老红军场长签字啦！明天有鹿肉吃啦。一位护理标本园的职工说。

第二天中午，我拿着铝合金的饭盒去职工食堂打饭。果然有红烧鹿肉。三毛五分钱一份，与红烧猪肉的价格一样。不过，只收菜票，不要肉票。肉票是宝贵的。那年头，啥都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一斤半猪肉。如果收肉票，我哪里好意思向韦援朝的妹妹要呢？人家结了婚，有了孩子。

那天中午，来食堂吃饭的职工只比平常稍微多一点，基本上都是单身职工来，成了家的职工都没有来，韦援朝的妹妹也没有来。原来，三泉药物场每年年终都要淘汰一些产茸不高的老鹿。每家都可以分得一些鹿肉。如果处理的鹿较多，场里就加工成腊鹿肉，分给职工们。当然，所分得的鹿肉，还是要付钱的。对于三泉药物场的职工来说，鹿肉并不稀罕。

然而，对于我来说，鹿肉稀罕。我以前没有吃过鹿肉。

我呆在三泉药物场的四十来天，自己买饭票，凭票吃饭，跟职工们一样。也没有人在乎我，是不是场里的职工。

我打了半斤米饭，一份红烧鹿肉，又舀了一碗菜汤，拿了个大番茄，坐在饭桌边，美美地吃起来。菜汤，不要钱。番茄，也不要钱。

吃鹿肉，那个美哟！

我吃了午饭，正准备离开食堂，这时炊事员喊道：还有红烧鹿肉。每个人还可以打一份！

我好欢喜。我把饭盒擦洗干净，又打了一份鹿肉，准备明天慢慢享用。那是净肉，没有拌菜，放一晚上，没有问题。那是净肉，第二天吃，宛如吃卤肉，无须再加热。

梅花鹿

在三泉有个养鹿场

　　四暖瓶开水。

我向来没有午睡的习惯。

1973年5月，那是我当知青的第五个年头。因为我不睡午觉，我就去生产队的油菜地里收割油菜。在天气热的时候，生产队下午上班很晚，要四点钟才上班。有一天，我居然一口气收割了四块地的油菜。每块地大约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我的 “事迹”在居然被发觉了。生产大队的广播表扬了我的事迹。大队团支部书记戴伦高主动当我的入团介绍人，我终于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 “出身不好”，初中时期写了十六次申请书都入不了团。加入共青团，这是我人生命运中的一个转折。

那天午饭吃了红烧鹿肉，我回到房间，斜躺在床上遥看窗外的远山，遥看蓝天白云，休息了半个小时后，又投入了工作 —— 潜心读书。由于吃了鹿肉的缘故，我的精神充沛极了。我一边读书，一边喝白开水。在喝水的时候，我发现，红烧鹿肉的油脂，很快就凝固了。凝固了的鹿油，仿佛砀山梨的断面一般，颗粒分明，洁白如雪，晶莹透亮。我忍不住，阴一坨，阳一坨，居然把第二份红烧鹿肉也吃完了。我舍不得饭盒里的油脂，就冲开水把它喝了。不知不觉，我居然将两个暖水瓶的开水喝完了。一个暖水瓶容量五磅。另一个暖水瓶容量八磅。我喝了多少水呀！尽管喝了那么多的水，我却并没有怎么出汗。水喝完了，我就拎着两个暖水瓶去开水房打水。回到房间，我又潜心读书。不知不觉中，两个暖水瓶的开水，我又喝完了。

这时已到下午六点钟，那是吃晚饭的时候。我正常地吃了晚饭。

晚饭后，我猛然发现，自午饭以来，我居然没有小便过一次！ 原来，鹿肉具有强烈的收敛性。

三泉药物场有医务室。附近的红泉仪表厂有医院。红泉仪表厂是一座三线厂，那里的医院很好。万一到明天还不小便，那么我就去看医生。我默默安慰自己。

用不着捱到明天。晚饭后，我照常散步，朝龙岩河下游的河湾走去，那里是我游泳的地方。在那里，光屁股扎猛子的小男孩好看。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

散步大约半小时后，我小便啦，那是多么悠长的一次 “放水” 呀。二十分钟后，我又有了便意，我又小便啦。之后，隔十分钟，我小便一次。之后，隔五分钟，我小次。我小便了十余次后，全身轻松啦。

生活恢复正常了。我回到房间，又全神贯注，潜心读书。

　　游武汉长沙。

我在南川三泉药物场潜心读书四十余天，心里有了 “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 的感觉。告别了韦援朝的妹妹，我回到了涪陵。在涪陵，我买舟东下，在武汉待了几天。我觉得住在大学里安全些，于是我在武汉大学招待所住下。那是我第一次到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那几天，我把武汉的主要大学转了个遍。之后，我到了长沙，在把长沙的主要大学转了个遍。之后，我到了湘潭。我在湘潭大学的招待所住了几天。那时候，湘潭大学名声显赫，大校门上镌刻着三个英文字母WLG。我惶惑不解，就问同学。他们告诉我：那三个字母表示 “文理工” 。湘潭大学的学科设置相当全面。

游历了武汉和长沙之后，我乘火车，取道湘西，于八月初抵达四川省酉阳县（今属重庆）。我的妻子，从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酉阳师范学校任教。到家后，我才知道，那年七月份，酉阳发大水，街道都淹了。我的妻子，抱着三个月大的孩子，到附近山上的农家，暂避过几天。

硕士毕业照

摄于四川大学

　　永久的回忆。

1983年秋冬之际，我报考了四川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近现代英美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录取，于1984年9月1日进入位于锦江畔的四川大学学习。

韦庆光先生落实政策后，到涪陵地区财贸学校任教。

韦援朝后来转报文科研究生，获得录取。取得硕士学位后，韦援朝到重庆商学院（今重庆工商大学）任教。网上有该校工商学院毕业生回忆他的文章。

丁志超，工作积极努力，加之他兼通德语，故而职称考试顺利。他后来成为涪陵师范专科学校的优秀教师。

韦援朝的妹妹，我与之没有联系，想必她及她的家人都过着美好的生活。这是因为，她心态好。

三泉：金佛山北大门

　　三泉啊三泉，

美丽的三泉！

歌声流云永远不断。

蔚蓝的天上，

飘着白云，

我的心儿飞向三泉。

自从1983年夏我在三泉居留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听说，三泉现在发展很好。三泉是金佛山的北大门。金佛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名声显赫，游客如云。

我祝愿，南川三泉，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部分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