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华章】那段当“党代表”的芳华岁月

妥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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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歌曲·《军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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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记的青春。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出美好的芳华。愿那段时光永存心底，一路芬芳。

——题记

1993年7月，蝉鸣正盛的夏日，我从团后勤处战勤参谋的岗位上，被提拔为副营职政治协理员。三十二年光阴弹指而过，那些年在后勤处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却像老照片般在记忆里愈发清晰，一帧帧都带着滚烫的温度。

团后勤处是个特别的地方。这里是军队后勤保障的“神经中枢”，人力调配、物资供给、财力统筹，桩桩件件都连着部队的战斗力。除了后勤处长，处里几乎全是“助理员”，个个都是保障领域的行家里手，算盘打得精，业务门儿清。而政治协理员，是这个技术密集型机关里最特殊的角色——虽说是后勤处党委副书记，却要扛起“党代表”的担子。那会儿常想，这岗位就像拧紧的螺丝钉，既要跟着后勤保障的齿轮转得稳，又得把政治工作的红线牵得牢，得随时能动员、上场能保障、上阵能指挥才行。幸好之前在战勤参谋岗位摸爬滚打的经历，给了我底气，让我敢跟着后勤处长，扛着红旗往“山头”上冲。



1994年的石狮演习，至今想起来仍手心发烫。当时后勤处长万冬宝刚从运油股长提拔上来，战勤参谋和副处长又恰巧休假，我临危受命，一身兼了三个岗位的活儿。从漳州出发那天，摩托化梯队在晨曦中列队，引擎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颤。我坐在指挥车里，手里攥着行军路线图，指节都捏白了——长途奔袭几百公里，要按时、准确、安全抵达演习场，还要立刻开设后勤指挥所，半点差错都出不得。

演习场上的“敌情”来得猝不及防。那天刚铺开作战地图，炮兵指挥所就传来急报：“前方阵地油料告急，伤员需后送！”万处长眉头紧锁，我赶紧铺开战勤标图，红蓝铅笔在图上飞快游走，把弹药库、救护所、加油点的位置一一标清。汗水顺着额角滴在图上，晕开小小的墨点，却丝毫不敢分心。最终拟定的保障方案递到团首长手里时，首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妥了，这方案够扎实！”那一刻，突然懂了“打赢明天的战争”不是句空话，是每个数据、每处标注里藏着的责任。



那年夏天，我带着全团驾驶员去东山参加集团军海训，才算真正体会到“水火无情”。海训不是游山玩水，是武装泅渡——背上要扛枪、水壶、挎包，还有装着四枚教练弹的手榴弹袋，迷彩服浸了水，重得像绑了块石头。出发前的适应性训练，光是负重跑就够喝一壶：八十斤的沙袋压在肩上，跑不了几百米，肩膀就又酸又麻，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淌，在地上洇出串儿水渍。

沙滩上的蛙泳训练更有意思。战士们肚子垫在沙堆上，手脚悬空划拉，像一群蹦跶的青蛙。我这“半吊子”游泳技术，还是插队时在九江白水湖跟知青们摸鱼练的，姿势虽不标准，倒也不至于沉底。可北方来的战士大多是“旱鸭子”，有的练了一个月还不敢下水。太阳把沙滩晒得滚烫，他们趴在沙堆上练动作，背上、腿上的皮一层层晒脱，被海水一浸，疼得龇牙咧嘴，却没人喊过一声苦。

第一次武装泅渡那天，天格外蓝，太阳毒辣得像要把人烤化。两百多人在海里排成两路纵队，人与人之间保持着距离，远远望去像条游动的长龙。一个浪头扑过来，我没防备，呛了一大口海水——又苦又涩，还带着股腥味，差点吐出来。可不敢停，一停就可能掉队。我学着大雁领队的法子，跟着前面战士的节奏划水，倒省了不少力气。

游到岸边时，迷彩服里灌满了水，每走一步都沉甸甸的，两条大腿酸得像不是自己的。大家瘫在沙滩上，任凭烈日晒着，有人互相打趣：“这下可成‘黑炭’了！”还有人把沙子往身上盖，说这是“天然理疗”。正闹着，远处走来个身着迷彩服的身影，满脸络腮胡，走路带风——是韩卫国副师长（后来曾任陆军司令员）。

我赶紧吹哨集合，跑步上前敬礼：“韩副师长，连队正在休息，请指示！炮兵团后勤处协理员妥帅！”韩副师长回了礼，笑着说“继续休息”。副连长搬来个塑料凳，他一屁股坐下，凳子“嘎吱”响，被他一米八的身板压得直晃。我赶紧把自己的凳子叠上去，他才坐稳。“训练苦不苦？”他问战士们，听有人说吃海鲜闹肚子，便指着沙滩说：“得修临时厕所，不能让同志们遭这份罪。”又打趣道：“我这几天也闹肚子，刚才查别的连队，没厕所，只好假装游泳躲海里解决。”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海风里的苦累，好像都被这笑声吹散了。

刚当协理员时，心里其实没底。印象里的“党代表”，要么是影视剧中运筹帷幄的形象，要么是政工条例里的条条框框。我之前只在连队当过连长，最多是指导员休假时，照着政治处的计划给官兵上上课。好在自己性子低调，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倒也慢慢入了门。

1993年底，师里办新任政工干部培训班，我是带着压力去的。带队的孙永才主任，是我当连长时的营教导员，他总说：“政工干部，肚子里得有货。”那段日子，我和同宿舍的干部股股长吴仙华成了“夜猫子”。晚上熄灯后，俩人打着手电筒躲在蚊帐里，你问我答背条令条例，笔记记得密密麻麻，边角都卷了毛。结业考核时，我拿了第一，他第二，一起被师政治部通报嘉奖。站在领奖台上，突然明白，所谓底气，都是熬出来的。

不过我有个“致命伤”——不会指挥唱歌，这在基层可是硬功夫。还是在东山海训时，副团长邵长运和万处长来看望大家。队列前呼完口号，邵副团长突然说：“唱首歌，鼓鼓劲！”我脑子“嗡”的一声，突然想起《打靶归来》，赶紧喊“预备唱”。战士们唱得整齐嘹亮，我却手忙脚乱——不会打拍子，只好右手跟着节奏胡乱挥，倒也蒙混过关。那之后，我拉着分队里会教歌的指导员请教，周末就对着镜子练，后来竟也练得有模有样。

在后勤分队上课，我不爱照本宣科。毕竟是从作训参谋过来的，知道大家不爱听空话。我总琢磨着把政治教育讲得像讲故事，穿插些部队里的新鲜事，时间控制在一小时内。战士们说：“协理员讲话不啰嗦，听着带劲。”后来搞起“官兵大讲堂”，每月在汽车连开一次，我带头上台，讲时事，说感悟，像拉家常一样，倒成了大家盼着的事儿。

在后勤处待久了，渐渐明白“笔杆子”和“枪杆子”同样重要。“懒于思考和动笔，永远写不出好文章”，这话我记在笔记本第一页。那些年，我常往汽车连、卫生队、修理所跑，听官兵念叨最愁的事、最盼的事，把演训场上的问题记在本子上，晚上在灯下琢磨。文字里得有真感情，才能传得开、留得住。后来有6篇文章在南京军区《基层后勤》上发表，每篇背后，都是蹲在连队食堂吃的那些馒头，是跟着战士们一起站的岗。

1995年元旦刚过，师里要组建后勤战勤“六会”竞赛集训队，师战勤科长余秀福是我九江老乡，知道我做过四年战勤参谋，硬是找团长把我“借”了去。那段日子，把中学时学的数学、物理、地理全捡了起来，计算弹药消耗、绘制地形图时，竟有种“学以致用”的快乐。一个月后，我随九十一师代表队参加集团军竞赛，我们队拿了团体第一，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台下鼓掌的战友，眼睛突然有点潮。

年底，总后勤部要在我们师开全军农副业生产经验交流会，我被抽去集团军军需处写材料。那一个多月，吃住都在军需处，崔处长每晚给我们发咖啡、茶叶，偶尔还递来几包烟，说“提提神”。灯光下，几个人围着稿子讨论，烟灰缸堆得像座小山，改到满意时，天已蒙蒙亮。后来，我执笔的那份经验材料被总后勤部转发全军，崔处长拍着我后背说：“小子，笔杆子够硬！”那一刻，觉得所有的熬夜晚班，都值了。

如今，离开后勤处“党代表”的岗位已经三十二年。那段日子像杯浓咖啡，初尝是苦的——演习场上的焦灼，海训时的酸痛，写材料时的熬煎；可细细品，又带着甜——是首长拍肩的鼓励，是战士们的笑声，是稿子见报时的雀跃。

感谢那些年并肩作战的战友，感谢教我成长的首长，感谢那段让我敢拼敢闯的青春。有些岁月，走得越远，越懂得它的分量。那身军装，那段“党代表”的时光，早已刻进生命里，成了永远的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