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傅国涌

巽之先生

我看傅国涌

2025年7月7日，傅国涌先生的猝然离世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场静默的浪潮。巽之先生在这场静默的浪潮中，什么也没做，只是悄悄地想：我能做些什么？

忽然想到：这位生于雁荡山脚下的“布衣学者”，用五十九载光阴践行着“毕生的事业是读书，著书还在其次”的信条。当功利主义席卷社会，当历史被压缩为考点，傅国涌却以近乎孤勇的姿态，守护着那些“无用之用”的人文星火。

应该说：他是历史的打捞者、教育的燃灯人，更是对抗时代浮躁的清醒坐标，他为我们打开四个“窗口”——

一、治史：在私人记录中重构历史的体温

傅国涌的历史书写始终与主流叙事保持距离。他拒绝宏大叙事的冰冷框架，转而潜入日记、书信、手稿的褶皱中，打捞被湮没的个体声音。“写史就是要用资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他恪守的治史铁律。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中，他让胡适、沈从文等人的亲笔文字成为历史的主角；在《主角与配角》中，他剖析辛亥革命中黄兴的“配角意识”、章太炎的“疯癫”真相，揭示权力舞台的复杂生态。

这种“多声部”的叙事策略，将历史从结论还原为过程，从口号降解为心跳。正如他对民国知识分子梦想的解读：宋教仁的政党转型理想、鲁迅的灵魂拷问、胡适“得寸进寸”的务实精神，共同拼贴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历史在他笔下不是教科书里的单色标签，而是无数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思考、选择的鲜活现场。

二、育人：在“母语中心”里抵抗功利洪流

2017年，傅国涌做了一件“逆流而上”的事：在杭州创办“国语书塾”，践行“以母语为中心”的人文教育。这一选择源于他对当下教育的痛切反思——“教育不是军备竞赛，不是训练‘人上之人’，而是成全每一个具体的人”。他设计的“与世界对话”课程，让孩子三年内接触千位中外经典作者，从《论语》到雨果，从兰亭到巴黎圣母院。

在技术崇拜的时代，他坚持人文教育的本质是“留白”：给少年时间漫游于文字之美，让斯宾诺莎的哲思、王羲之的墨韵成为生命的底色。他带学生行走世界，在雨果故居读《九三年》，在希腊神庙对话苏格拉底，因为“教育应是活泼泼的，是关于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这种教育观直指功利主义的病灶——当张雪峰宣称“文科不考公就是销售”，傅国涌用行动证明：人文素养的“无用之用”，恰是抵御精神荒漠的永恒绿洲。

三、立言：以独立之姿守护批判性火种

傅国涌的公共身份始终带着边缘性。他无博士头衔，未居学术庙堂，却以自由撰稿人之身发出锐利声音。丁东评价他：“在体制内几乎没有一丁点身份，用一支笔、一张嘴，做了太多事”。从批评金庸的“神坛光环”到剖析企业家精神传统，从追问教育症结到声援知识分子的风骨，他的文字始终秉持“不其所是，鲜明其非其所非”的立场。

这种独立根植于他对历史纵深的理解。他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蔡元培为聘陈独秀伪造简历、刘文典当面痛斥蒋介石、王云五“为苦难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无一不是在乱世中守护精神尊严的镜像。而他本人，恰是这一传统的当代接续者：当世界追逐即时效益，他甘守书斋；当文科被贬为“无用”，他证明思想的永恒重量。

四、烛火不灭：在“有用”时代证明“无用”的价值

傅国涌的离世引发民间自发悼念的“空前现象”，恰是时代对人文精神的集体渴求的折射。莫言曾说：“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傅国涌的一生，正是对这句话的生动注解。他守护的历史温度、母语美感、批判精神，看似无法兑换为世俗功名，却在更深层面塑造着文明的根系。

他辞世前一日仍在朋友圈推介《寻找语文之美》，最后一刻仍与文字为伴。这位自称“被古希腊以来一代代智者的思考所折磨”的学人，最终将生命燃成一支烛火，照亮了三条交织的道路：通向历史真相的荆棘路，回归母语滋养的启蒙路，以及抵抗功利主义的坚守路。

雁荡山的清风翻动书页，西湖的烟雨浸润笔墨。傅国涌走了，但他留下的问题仍在轰鸣：当世界狂奔向“有用”的终点，谁愿为那些“无用”的星空驻足？答案，或许就在他赠与少年们的那句话中：“若无对美的渴慕，教育是枯燥的；若无对自由的追寻，历史是沉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