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母（五）

房定桦

母亲北撤后到达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是山东渤海桓台县。她作为华东土改工作团团员，参加了当地一年多土改复查工作。当时在国民党军事进攻和“还乡团”反攻倒算的形势下，山东的土改复查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解放区人民提出“反蒋保田”、“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前方打仗，后方分田”、“山上打仗，山下分田”、“白天打仗，夜间分田”的口号，一边出工支前、参军参战，一边进行土改复查。 母亲她们面临的困难很多，比如水土不服、饮食习惯不一。来自鱼米之乡温饱家庭的母亲不习惯吃高粱米。母亲回忆说，这高粱米不管是闷干饭还是煮稀饭，做熟后都没有大米饭的那种饭香味，高粱米饭吃进嘴里感觉“味同嚼蜡”，饭粒嚼起来费力且硌牙，嚼一阵腮帮子就会发涩，令涎液的分泌都为之减少，嚼好的饭粒由于干燥，在吞咽时会有种砬嗓子的感觉，直到现在，她一回想起吃高粱米饭来，嘴里还会条件反射般地泛起淡淡的涩味。其实母亲那时不知道自己胃不好，只觉得高粱米饭到了胃里不易消化，不敢多吃。他们捧着高粱米饭就皱眉头，但高粱米的供养功不可没，让他们能吃饱肚子了，那高粱米饭的滋味，深深地镌刻在了他们的记忆深处。
在山东老解放区，母亲她们年轻姑娘们充分享受到了军民鱼水情深。她们往往沐风淋雨到了宿营地，就脱掉湿衣服往大娘的热炕上一钻。湿淋淋的衣服被褥，大娘会主动帮着烤干……男同志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只能自己烤衣服或者焐干。
当地条件极差，母亲说，一家老小就烧一铺热炕，她们去了，也睡炕上，实际上是和老百姓一家人同炕共居，闹出的笑话更多。
母亲说，有一次，他们大队人马进了村，饥寒交迫。有同志进屋，看到炕边有盆，卸下背着的米袋，拿起盆就奔去河边洗米准备烧饭。
大娘急了，在后边追：“俺要盆诶！”
母亲他们不开心：“大娘，你怎么这么小气，用的盆待会还你的呀！”
大娘急得捶胸顿足，哇哇大叫，还是要收回盆。
后来搞清楚了，大娘家放在炕边的盆是便盆。大娘叫的是“俺尿盆诶”（之后当地妇救会派人专门教大家如何区分饭盆子和尿盆子）。

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谁争取了农民，谁就解决了问题。靠什么去争取？就是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地主富农一同抗日，把土地政策改为减租减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把土地政策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什么是土改复查工作呢？当时的土改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搞得不很彻底，需要开展进一步工作。
母亲回忆，她参加的山东渤海桓台县的土改复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从1947年2月到6月为第一阶段。当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需要放手发动群众，对群众不满意的地方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
母亲虽然年轻，但发动群众斗地主时很勇敢。她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顽固地主阳奉阴违，白天唯唯诺诺，似乎很配合工作，晚上在家里偷偷吃大鱼大肉。群众举报后，母亲组织了一个群众大会。她组织群众从地主家揪出了地主，推搡到村里大庙门口跪下，村民排着队控诉。地主的威风一下子被打倒，土改工作顿时打开了局面。

1947年7月至12月为土改复查的第二阶段。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特别是妇女成了土改复查的重要力量。母亲他们带领群众，特别是妇女控诉地主的罪恶，与地主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进行查田、分地、查浮财。通过复查，纠正了前段土改中存在的不彻底的问题，满足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封建势力。

艰苦斗争环境对每个人的信念和意志都是严峻的考验。

工作期间，经常要过河，母亲不会游泳。每次跑到河边，会游水的在前面，拉着她这样不会水的前行，或者拉着马尾巴过河，她感到自己是浮在水上被一次次拖上了岸。

她到过华东军区机关驻地。她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找不到回家路的孩子，一下子看到了娘一样开心。华东军区首长邓子恢给他们作形势报告，内容是北撤掉目的，是为了寻找机会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准备反攻。母亲说邓子恢架子不大，平易近人，作报告时慷慨激昂。

不到一年，革命形势好转，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打电报给中央要一批地方干部建立政权，解决供给问题。母亲他们听到消息后，踊跃报名，迅速组织起一支200多名干部的南下大队，在两广纵队一个连的护卫下从山东出发。

1947年10月到1948年3月，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母亲跟着部队，几度穿越黄河，频繁作战。当时险象环生，时进时退，不长的路途竟然走了整整半年，才到达河南省沈丘县（现为市）槐店市。

1947年母亲（左）与战友 母亲说，这半年多，是她革命生涯中最艰苦的时期。一个“难”字，道出了过黄河的艰难险阻。一路上，母亲随部队艰苦转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她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用女性特有的坚韧与生命极限顽强抗争。
母亲过黄河，是“七过黄河”。
彼时黄河历时8年零9个月，横冲直撞地回归了故道。但是黄泛区的生存环境仍然十分恶劣，耕植条件严重恶化，继续给当地人民造成灾难。遍地是积水污泥，浅则及膝、深则及腰，没有人烟和道路，村庄被水分割，像一个个孤岛，泥水沤出令人作呕的臭味。即使无水的地方也是一望无际的黄泥滩。
母亲他们一天天跋涉在这样的黄泥污水里，裤子湿了，越来越寒冷，越来越沉重；脚上的鞋子破了，赤裸的脚趾肿胀，有时血从伤口里流出来，在泥地上留下深褐色的印迹。女性在这样的环境里尤其艰难，母亲因此患上严重的妇女病，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上海时住进医院治疗才痊愈，但1976年又不得不在国际妇婴保健院通过针刺麻醉做妇科手术，切除了子宫。
当时自1938年6月至1946年6月，河南省12个行政区的110个县中，计有中牟、尉氏、西华等20个县沦为黄泛灾区。数年间，计有146万间房屋及650万亩良田被淹没，无家可归的难民不得不以草根、树皮果腹，甚至“以含毒野菜及观音土充饥，糠秕杂食反成佳肴”。
在这样的环境里，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浴血奋战、艰苦跋涉。同时她们克服了重重磨难，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积极发动妇女为华野部队制作军鞋、募集物资等，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写下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母亲他们自己则从军粮中领得一袋小米，随身携带，计算每天口粮熬点粥。

当年，母亲他们第五次过黄河恰好是1948年春节。
那天晚上，天下起了大雪，轮到母亲值班。半夜时分，上级来通知：“有敌情，赶快集合出发！”她赶紧叫起了南下工作队的同志，集合行军。刚上路，就听到后面的机关枪声，是两广纵队的同志和国民党新五军交战，接上火了。
他们走在山沟里，大雪纷飞，既没伞也没油布，背包很快被打湿了，越背越沉；内衣和布鞋湿透……母亲感觉身上的热气在一点点消失，整个人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冰窟窿里，寒冷从四面八方袭来，把身体紧紧地包裹住，慢慢地吞噬。母亲的两腿麻木，没有了感觉，越来越迈不开步子，只能抓住同行的男同志的背包带一点点艰难地向前移动，咬着牙坚持着，到后来，她觉得自己简直支撑不下去了，濒临死亡。
终于他们来到了摆渡口。等到摆渡船把他们送到黄河另一岸，多数同志都感冒了。没医没药，每人喝了一碗辣糊汤。然后男同志烤火，女同志蜷缩到大娘炕上取暖。母亲发起了高烧，全身无力，足足过了一个多月，才恢复健康。
嗣后又接到通知，来回过了两次黄河。
我问母亲，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是什么感觉？母亲说：“最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地走。”
母亲练出了一双“铁脚板”，老茧重叠、脚趾变形。那双脚到了晚年还是粗糙不已，不得不请专业修脚师扦脚。
母亲回忆，他们当时不怕战死疆场，不怕环境险恶，最怕的是生病负伤或掉队，被安置在当地百姓家中。
一旦被安置在百姓家中，离开了队伍，离开自己的同志战友，孤零零地，就像离群的孤雁，不说精神上难以忍受，不说被安置的百姓家，往往处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伤病得不到很好的医治；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家乡口音、发型（女同志都剪齐耳短发）与当地不容，如果国民党军队或反动政府查问，露馅的可能性极大，自己被抓走是小事，还要连累收留自己的百姓遭殃。
因而，负了伤，生了病，只要两条腿还能走，咬着牙，拼了命也要跟着队伍走。
“千万不能掉队，千万不能掉队！”她当时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坚持再坚持，才撑了下来，跟着队伍从冬天走到春天。转战黄河，天天行军、打仗，最多的是夜里急行军。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她经常晚上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现在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一边睡着觉还能一边走路。更难以理解的是，那时脑子虽然迷糊了，眼睛却还管用，能紧盯着前面的人，下意识一步不落地跟上去。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这辈子觉睡得很浅、很少，入睡很艰难，睡着以后，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来，凌晨四五点醒来是常事。说起当年，母亲说那时候年轻，瞌睡不知怎么那么多！
2023年，我们来到位于豫鲁两省交界的黄河北岸台前县孙口乡，过黄河的摆渡口。台前县，坐落在河南省濮阳市的怀抱中，地理位置优越，东临山东。台前曾常年属于山东，因洪水问题被划归河南，成为三面与山东接壤的河南县城，被誉为河南省的东北门户。这是一个浩气长存的革命老区。
当年母亲他们也是在此附近来来回回过黄河。








母亲亲口讲述“七过黄河”的故事 2023年所摄黄河 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团结、浴血奋战凝成的渡河精神，已深入民心，激励着台前儿女继往开来，奋发向前，向贫困宣战，与洪涝抗争，守卫黄河、金堤河，用心血和汗水换来“地上悬河”的岁岁安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