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故居：‍雕梁刻尽军阀梦 ‍史册评说乱世枭

康乃馨

　　踏入阎锡山故居的那一刻，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这座始建于1913年、耗时二十余载建成的庞大建筑群，不仅是民国军阀阎锡山权力的象征，更是一部用砖石写就的近代史书。三十余座院落、近千间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西定襄县河边镇这片土地上，总占地面积达三万余平方米，其规模之宏大，足以让人想象当年阎氏家族的煊赫。

　　阎锡山故居雄伟的大门为石牌楼式门楼，两旁有砖砌的八字照壁，门头上悬挂着“文沱草庐”四个大金字牌匾，“文沱”，即文山沱水。

阎锡山故居的建筑特点是以东为上，每个院子的东房都高出其他方位的房屋，因为有河边镇的那座文山，“背靠文山，面对沱河”或者叫“文山钟秀，沱水环流”，既是镇上的风水与象征，故居正处于此风水宝地。

　　故居分上下两院，前后分东西花园。整个建筑群坐东向西，有督军府、得一楼、上将军府、二老太爷府、穿心院、东花园、西花园以及子明慈幼院等，是研究阎氏家族的珍贵实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首先跨入的是东花园第一个院落，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灰砖砌成的影壁，中间涂着红色，上面镶嵌着“阎锡山故居”五个金色大字，看上去分外醒目。

转过影壁，放眼望去，这个阎府里最大的院子，四面均建有厅堂。这就开始了东花园的信步穿插。

东花园是整座建筑群中最恢宏的部分，一进三院的格局彰显着主人的权势。庑殿顶、束腰须弥座这些本应属于皇家建筑的规格被大胆采用，飞檐斗拱间尽是晚清宫殿式的华美。地面用条石、鹅卵石和青砖铺就的车马环行道，环绕着曾经花团锦簇的中央庭院，一块镌刻着孙中山"博爱"二字的影壁静静肃立，无声诉说着主人与民国初年风云人物的交集。而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那些遍布各处的石雕、砖雕与木雕，每一道纹路都是工匠心血的凝结，每一幅图案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密码。

　　与东花园的东方韵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座中西合璧的都督府。砖木结构的硬山卷棚顶本是中国传统，却配以罗马教堂式的尖顶门面，门券上异国情调的钟表绶带雕饰与"君子养源"的中式匾额奇妙共存。这种文化杂糅不仅是阎锡山个人经历的投射——从五台山下的农家子弟到留日学生，再到割据一方的军阀——更是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缩影。当西方文明强势东渐，中国传统精英如何应对？阎锡山用建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既不全盘接受，也不顽固守旧，而是在冲突中寻找融合。

君子养源曾是阎锡山宴请蒋介石、宋美龄的地方。

　　我穿梭于这些院落之间，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现隐秘的地道入口。这些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将主要建筑连为一体，既为实用，也为安全，更为这座宅邸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据说当年蒋介石来访时，阎锡山就是通过这些地道悄然往返于不同院落之间。这些隐藏在地下的路径，恰似民国政坛那些不为人知的暗流涌动。

行走其间，阴凉幽深，石壁斑驳刻满沧桑，仿佛听见历史在砖缝间低语，军阀混战的硝烟与晋商传奇皆化作穿堂凉风，遇到低矮处，需低头弓腰前行，以免碰壁，就像坎坷的人生一样，走出来才是朗朗的天。

　　1989年，这座沉寂多年的建筑群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河边民俗博物馆在此成立。五十八个陈列室以"农、食、住、行、娱、信"六大主题展开。特别引人深思的是"阎锡山家族史料展"，那些泛黄的照片与实物静静讲述着一个家族的兴衰：从五台山荒凉长条坡辗转迁徙而来的贫困农户，到因阎锡山发迹而显赫的豪门，再到1949年后的沉寂与离散。展览并未回避阎锡山政治生涯的复杂性，而是试图呈现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既是建设者，也是割据者；既有兴学办厂的远见，也有权谋诈术的局限。

站在阎锡山手书的家训前，那句"计算一年不如计算一月，计算一月不如计算一日"的格言让人不禁莞尔。这位精于算计的"山西王"确实将这套哲学贯彻到了极致：他兴修水利、推广蚕桑、禁烟放足的"六政三事"改善了农村经济；他普及四年义务教育，使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十之六七，被陶行知赞为"除山西外，中国无义务教育可言"；他建立西北实业公司，修筑同蒲铁路，打造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建设确实让山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保持了难得的稳定与发展。

然而，当历史的大潮来临，这种精明的局部计算终究难敌时代的洪流。抗战期间在国、共、日三方间的摇摆；解放战争中对日伪军的收编；最终困守太原孤城的结局——这些选择无不体现出一个封建军阀的历史局限性。故居中那些坚固的城墙、隐蔽的地道，终究没能抵挡住人民军队的攻势。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的炮声为阎氏家族在山西的统治画上了句号，仅比南京解放晚了一天。

　　我对阎锡山的认知，只能借助“阎锡山家族史料展”的前言。

阎锡山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复杂而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一个落魄潦倒的商铺小徒，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其东渡日本接受了新思想。在辛亥革命滚滚洪流中，他抓住机遇，一跃而成为一省至尊，直至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高位。然而，在将近40年后，他却违拗历史潮流，最终背井离乡，病逝台湾。

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在阎锡山故居就留有孙中山对他写下了字条与评价——“博爱”。

河边阎氏，本是晋东北文山脚下的一个贫困小户，经历代先祖苦心经营，终于成为农商兼顾、初露殷实之家；后来，随着阎锡山的发迹，又追风逐月般地显赫起来。然而，由于阎锡山的一筹之误，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归于沉寂。直到再一个40年后，这里才又容颜新换—河边民俗馆成立，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

　　离开展馆前，我再次回望那座自来水塔——山西最早用上自来水的私人设施。这个细节或许最能概括阎锡山的两面性：既有领先时代的眼光与建设能力，又始终无法超越封建割据的思维桎梏。

阎锡山主政山西38年，兴实业、办教育、修铁路，将贫瘠之地打造成"模范省"，他曾是“山西王”，又是一代枭雄“华北王”，足见其务实与魄力。然其一生困于军阀割据思维，在抗战中摇摆观望，内战时顽固反共，最终兵败退台，惨淡务农，客死孤岛。枭雄之悲，在于能治一隅却难识大势，精于算计而失于格局。历史洪流前，偏安自保的权术终被碾碎，唯留三晋山河，默证其功过沉浮。

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非黑即白，而这座故居的价值，恰恰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复杂历史的物理空间——在这里，每一块砖瓦都在诉说着那个动荡年代的荣耀与遗憾，野心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