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茭瓜

四尺清风

一九八一年，我考上了秣陵高中。起初，新校园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兴奋。这里不仅有宽敞的林荫大道，还有龙柏和雪松簇拥的一排排古朴的教室，宽阔的操场，还有浓厚的学习氛围。这一切都不是“新农中学”只知“斗鸡”胡混出来的我可以想象的。可短短几个月后，这种新鲜感便消磨殆尽。我的心情从最初的雀跃渐渐转为低落——这一切，都源于我的伙食。

我所在的高一（3）班，恰好位于那排教室最靠近食堂的位置。每到最后一节课，煎炒烹炸的诱人香气便一丝一缕飘进教室，尤其是在刮东风的时候，这些“流窜犯”更是势不可挡的在桌椅间肆意流窜。那些令人垂涎的味道更是让我腹中馋虫乱动，胃酸分泌加倍，至于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自然是东耳进，西耳出了。可惜的是，这些美味大多与我无缘。由于家境贫寒，我每月仅有几块钱的菜金，常常只能打一份最便宜的素菜，偶尔奢侈些，也不过是多打一瓢1分钱，飘着油花的清汤。

我改善伙食的方法，就是每个周六，步行十几里回家，吃上一顿母亲烧的可口饭菜，改善一下清苦的生活。

大哥、二哥已经成了家，分开单过，我和年迈的父母在一起生活。由于我是老来得子，此时我的父亲、母亲都已是57岁，家里除了有几亩薄田的维持生计，实在没有别的额外收入，日子自然过的紧巴巴的。即便如此，每次回家，母亲却总要特意买点肉，让我改善一下生活。

每次回家之后，除了偶尔帮父母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还会习惯性的四周转转，菜地是我转的最多的地方。母亲一辈子爱种菜，谈论那些长势喜人的蔬菜，是我和母亲永远的话题。

菜地前有一汪清澈的小池塘，前两年，我从别处移来了几簇茭瓜种植在里面。没想到这水生植物到了新家格外适应，繁殖旺盛，去年还只是在岸边蔓延，今年已经向池塘中心进发了。

那年秋天来得早，塘里的茭瓜却长得格外喜人。墨绿的叶鞘中，一个个饱满的茭瓜探出雪白的小肚皮。我随手掰下一个，剥开外衣，莹润的茭肉白嫩可人，咬上一口，清甜的汁水便在唇齿间漾开。

正品尝着，一个念头突然闪过：这满塘的茭瓜，何不拿去集市上卖？

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对母亲说:“妈，塘里的茭瓜长的真好呀，我想掰一些去卖”。“是啊”母亲眼睛一亮，很赞我的主意:“今年的茭瓜疯长，自家吃不完，还老被人偷掰，只是…”她顿了顿，“你还要上学，哪有功夫去卖？要不我陪你去？”

说干就干，我和母亲来到池塘边，我脱了鞋子探脚一试，秋日的池水已经凉得刺骨。咬了咬牙，我还是脱得只剩一条裤衩下去了，水没到大腿根，淤泥从脚趾缝里挤出来，又黏又冷。茭叶边缘的细锯齿在腿上划出红痕，被水一浸，火辣辣地疼。但看着手中一根根粗大的茭瓜，心里的愉悦和兴奋使我忘了疼。

母亲蹲在塘边，整理我扔上岸的茭瓜，用她那布满老茧的双手麻利地剥着茭鞘，粗糙的手指灵巧地翻飞，转眼间青白的茭瓜就堆成了小山。夕阳的余晖下，我看见她手上那些皲裂的纹路，在泥水的污染下格外明显，像一张黑色的网。

“够两筐了。”母亲直起腰来，擦了擦汗说:“多了该挑不动，改天再掰吧。”

第二天，鸡叫头遍，母亲就窸窸窣窣起床了，生火做饭，扫地喂猪。家里没有钟表，母亲一直用鸡叫的遍数来确定时间。鸡叫两遍的时候，母亲叫我起床。等我洗漱完，一碗热腾腾的汤饭已经摆在桌上，里面卧着两个荷包蛋。我知道这是家里难得的营养品，母亲从来舍不得吃。我赶忙夹起一个要往她碗里送，却被那双粗糙的手挡了回来。“你正在长身体呢…”母亲的声音里带着歉疚。

临出发前，母亲往我书包里塞了个沉甸甸的瓷缸，里面是她连夜烧的腌菜毛豆烧肉。

由于我们起的太早，晨雾浓得化不开，连熟悉的田埂都隐没在乳白色的混沌中。我在前面探路，母亲挑着担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她年轻时受过伤的眼睛在雾中几乎看不清路，裤管很快就被露水打湿了。

“妈，让我来挑吧。”

“看得见，不要紧...”

话音未落，母亲就在窄窄的田埂上滑倒了。茭瓜滚进沟里，沾满了泥水。我心疼的扶起母亲，发现她的手由于重重撑在地上，疼的在微微发抖。

“妈，时间还早，我们歇一会吧？”

我和母亲坐在田埂上，休息了一段时间，东方的天空终于泛起了鱼肚白，雾霾逐渐散去，田梗上小路也变得清晰。

再上路时，母亲还要挑，我赶紧把担子抢了过来。

“娃啊，你肩膀嫩呀，不经压，还是我来挑…”

“妈，没事的”我故作轻松地说。

茭瓜担子确实很沉，扁担压在肩上，起初是疼，后来就麻木了。竹筐随着步伐"吱呀吱呀"地响，茭瓜特有的清苦味混着晨雾钻进鼻孔。母亲跟在我身后，每到我上坡时，她就伸手托一下筐底。

过了三板桥，就是通往秣陵街的笔直公路，母亲又抢过担子来挑。就这样，我和母亲轮流挑，终于到了秣陵街。

秣陵街菜市场坐落于街心三岔路口。清晨时分，市场刚开市，买菜的人还不多，只有零星几个顾客。几个菜贩子蹲在水泥台边吞云吐雾，手中的烟卷腾起青白烟雾，与晨雾交融难分。这些人都是菜市的“老油条”，他们一边抽烟，一边交头接耳讨论行情，那神情像一群鱼鹰巡视着河面。

我快步巡视一周，摸清了茭瓜的行情：零售大约三毛五一斤。

茭瓜摊前冷冷清清，我和母亲都没卖过菜，更不好意思吆喝，所以半晌也没卖出几斤，倒是几个专做转手买卖的菜贩子在我们的摊前转来转去。

“唉，这年头茭瓜满大街都是，谁还要啊？”菜贩子叼着快烧到嘴唇的烟屁股，含混不清地说着，“不如转给我？这个价。”他伸出两根被香烟熏的焦黄的手指。

我和母亲相视苦笑。我们确实不是做生意的料，尤其是我，生怕被路过的同学看见这副狼狈相。

我硬着头皮还价：“两毛五一斤，少一分都不卖。”菜贩子嗤笑一声：“哪来这个价？”扭头就走。

没过多久，那身影又晃了回来。他用脚尖踢了踢箩筐：“两毛二，怎么样？”我咬咬牙：“两毛三！”菜贩子装模作样地掰断一根茭瓜，信口胡诌：“都老得咬不动了！”

母亲望着我，轻轻叹了口气：“两毛二就两毛二吧。”菜贩子立刻变戏法似的从某处掏出大秤，秤杆高高翘起的过了秤。具体卖了多少钱早已记不清，约莫十几块。母亲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反复数了好几遍，一股脑塞进我手心。

“妈，给我五块就够了。”“拿着吧，”母亲推开我递钱的手，“妈用不上。你拿着，好好念书，走，带妈去看看你的学校。”

她挑着空荡荡的箩筐，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晨光中，她花白的头发闪着银光，背影显得格外的单薄。

如今，那个永远疼我爱我，对我毫无怨言的母亲已经离开我十二年了。我再想叫一声“妈妈”，也无人听了。每当我闻到茭瓜的清香，就会想起那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想起母亲被露水打湿的裤脚，还有她数钱时手上皲裂的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