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云阳的童年记忆⑨

乔也

母校云中

李兴发

我的母校云阳中学，家乡人称云中。云中建校时间久远，老一辈人都叫“西学”。这个“西”并非指地理位置，不过是指学校的教育模式有别于中式教育而已。

1962年，我从城关完小毕业后，稀里糊涂考上云中。云中当年招两个初中班，不足百人，我是初65级1班。能考上云中，大人当然高兴，虽然家里很困难，但为了能让我上学，父母卖掉了一双皮鞋和一顶夏布蚊帐交学费。

云中在县城的西边，离家约有四五里路。学校建在半坡之上，靠东有二层的教学楼，实验楼。实验楼前有教研室，楼西有图书室。西行数百米有大礼堂。由大礼堂下百十步梯子，有比较宽大的操场。操场北面后来建起学生宿舍，称为“红专健”大楼，有我们的劳动在里面。

因走读上学路远，开学后的一段时间曾住校，和同学们住联铺，吃食堂。有同学曾就吃的话题编了几句顺口溜：“钟声一响，脚板儿发痒，大步流星，奔向食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手端钵钵儿饭，吃得满头大汗。”

或许在学校吃住给家里造成经济上的负担，后来便改成走学。每天早晨，和家住一块儿的同学由盐码头上公路西行，过大桥沟、西坪直到学校。也可以从培清家后面的小路直行，由湖北馆沟口上坎子到公路。当然，还可以由江边的澧洲街经小码头、巴东湾、西坪到学校，但那就有点远了。

那时的学生比现下的学生好过、轻松多了。每天上午的课比较满，但下午只有两节课，之后便是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时间一般由自己支配，可以做作业，也可以去参加各种活动，去玩。比如说，可以去打篮球、乒乓球、跳绳、转巨人木，等等。

教学楼东有一小片平坝，立有一尊巨人木，每当课外活动时间，这里是最吸引同学的地方。但巨人木上的旋转绳索每次只能三人乘坐，因之，常常多人等候。不过，在这里也可以跳绳。追绳是很有趣的集体活动，男女同学可以分成两队，相互在舞动的长绳间追逐，追不上则算失败。在追绳活动中，常常是女同学追不过男同学的时候多。

好书的人也可以去图书室借书看。有时，老师也在班里开讲座。学校也经常利用这个时间组织体育比赛和文娱演出。班务活动也在这个时间进行。

那时，班里的各种活动比较活跃，除了文体活动，还经常出墙报。墙报在教室后面的墙上，主要是政治宣传和与教学相关的内容，同时也刊出一些充满趣味的智力题让同学们解答。其中一期墙报上，有一个“三个人带三只猩猩过河”的智力题，班上一位数学成绩好的同学曾宣布此题“无解！”某日午后生物课，我没认真听讲，一直在想“猩猩过河”。大概用了半节课时间，居然将此题解开。后来在成都上学时，我曾将此题说给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只用了十一分钟便给出答案。班上的同学，卢乐先在音乐领悟及表演上的天赋、裴鸿儒的钢笔书法、楚光莉的舞蹈、魏得宣驾驭巨人木的那份轻松，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同班同学中，因与培清、双喜住得近，在一起玩耍的时间比较多。学校大礼堂后是一片林子，林中有不少桃树。或许是看《三国演义》走火入魔，我们去林间嘻戏时便学书中的刘关张，也来个桃园三结义。双喜似不情愿，我和培清便一边一个拉着他结拜。——真是少年心性！

每年的儿童节学校都组织庆祝活动，大都以游戏的形式进行，如军事游戏“攻碉堡”“长征”等，颇有兴味。攻碉堡的游戏一般会事先设计侦察路线、寻找情报、攻打碉堡、最后完成任务等程式；长征则按照当年红军长征路线来设计，过铁索桥以穿越多重双杠来代替，过腊子口则是翻爬教学楼外的一处两三米高的石坎子。这些有意义、有创意的活动对孩子们来说，既是寓教于乐，也是一种历练。

我们班的班主任佘纯粹是数学教师，时年四十来岁，中等个，长相酷似电影《红湖赤卫队》中的刘闯，比较随和。语文教师桂书龙，高挑个儿，据说是湖南人，比较严厉。桂老师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后来听说调回老家去了。

虽然考上中学，但懵懂中的我并不理解上学对个人和家庭的意义，一向本分的我，竟然入学后贪玩好耍，很快就成了差生。对我的表现，用大人的话来说是“惶了形！”之所以成绩不好，主要受三样爱好的影响，一是集邮，二是拉二胡，三是看小说。

我从小学就开始集邮，进中学后已经有邮票数百枚了，贴在小书本上。当时，班上爱好集邮的同学不少，但集邮比较多的就卢乐先、裴鸿儒和我。那时集邮主要是从信封上撕剪，或同学之间相互交换，基本上没有花钱买新邮一说。老师中教外语的何丕中老师也集邮，那当然是集的新邮了。

拉二胡是从上音乐课开始的。音乐教师王昌前是拉二胡的行家，教二胡是音乐课的内容之一。王老师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方脸，留着大分头。由于头发长，不时滑下额头挡住一只眼睛。大嘴厚唇，且有点外翻。眼大，眼球有点鼓突。由于年青，充满活力。他不但二胡拉得好，还能创作歌曲，由他谱曲的《咱们的山乡实在美》在云阳传唱一时。他在美术上也有相当的造诣，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一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水粉画，便是他的作品。

第二学期的某次音乐课，王老师教我们拉二胡。在讲解二胡的一些基本知识及表现手法后，便先行示范，当堂拉了一曲刘天华的《空山鸟语》作为导引。

虽然我对二胡缺乏了解，但王老师演奏的旋律直听得我如醉如痴，好半天仍沉浸在乐曲的意境之中。自此，便爱上了拉二胡。然而，靠上音乐课的那点时间拉二胡不过瘾，回家便央求大人买二胡。当时，家里相当拮据，哪有钱去买乐器？但经不住我多次央求、多次嘀咕，最终，父亲在县府街的小摊上花一块二毛五分钱买了一把处理的二胡。虽然，这把二胡质地粗劣，木质轻飘，音色燥杂，但于我来说，却如获至宝。此后，每天便“杀鸡杀鸭”拉个不停。甚至上学也把二胡带到学校去，不放过课间和午休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多久，就能拉出一些歌曲来。

我在二胡练习上的进步引起了王老师的注意，有意无意，在课外活动时把我叫到他那里拉二胡，并对我进行指点。他还不时给我一些丝弦或化学弦以用。在王老师的悉心点拨下，我的二胡技艺很快就突飞猛进。甚至，在班里表演时，我敢于演奏刘天华的《良宵》。期末考试，一曲《歌唱二郎山》得了一百分，高出第二名十五分。因之，二年级时学校组织文工团，担任团长的王老师便将我和另一位同学培清吸纳进去，在团里拉二胡。文工团员多是高中生，初中生只有我们两人。

在学习二胡的过程中，前期因为没有自己的二胡，课间休息时便不时到高中部的同学处，借用他们的二胡拉。因之，认识了一些高中的同学，和其中的一位叫胡端蒲的走得比较近。没想到的是，在1964年的运动中，胡端蒲等几位同学，因用改动古诗词个别字句的形式讥讽“三年自然灾害”中的社会现实，被视为“政治事件”，并被学校开除。学校对此事进行了传达。现在想来，这显然是当时“左”的政治环境下的一桩文字冤案。

文工团主要是为了活跃学校的文娱活动，利用每天课外活动时间排练，节假日参加学校或县里的演出。同时，也配合一些中心工作搞街头宣传。比如宣传少年英雄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抗美援越斗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在这些活动中，除了一些流行的文艺曲目外，有相当部分是王老师创作的。文工团当年排演的舞蹈《丰收歌》《洗衣歌》，舞剧《两把锄头》，至今印象深刻，某些旋律仍记忆犹新。

班里也组织文娱活动，除参加学校的演出，还不时到街上宣传、表演。凡是班里的演出，我和培清都参与伴奏。记得班里曾排演过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由楚光莉和另一位同学表演。我除了伴奏其中的歌曲，还不时随舞进行无标题伴奏。现在想来，还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班里排演的小合唱《眼镜找朋友》，培清是参与者之一。因此歌曲涉及对孩子们眼睛的保护问题，演出后反响不错，上面还有人来采访。班里还根据刘文学的事迹排演了短剧，由卢乐仙饰刘文学，肖辅民饰地主王荣学，在学校组织的演出中，获得好评。

云中文工团的领导除王昌前老师外，还有教外语的何丕中老师。何老师中等身材，文雅英俊，戴着一副眼镜，颇有风度。何老师除指导文工团的排练外，还亲自登台表演。由他主演的《库尔班大叔你从哪里来》广受好评，成为保留节目。何老师并非我们的授课教师，因在文工团接触多，加之他也好集邮，故尔有一定交谊，不时到他的居室造访。

那时候，我对音乐的喜好可以用“酷爱”二字来形容。虽然我学业上很差，但于音乐上自认为还是有一定天赋的。我自学简谱，可以自己学唱新歌。某次音乐课测验听音记谱，全班只有两位同学记谱正确，我是其中之一。试想，如果有机会深造，或许会在音乐方面做出成绩，亦未可知。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是痴人说梦！

遗憾的是，我的老师王昌前竟于“文革”中死于非命。呜呼哀哉！

至于看书，从小学四年级时看《烈火金刚》开始，就一发而不可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自不必说，便是当年的红色经典，几乎都找来看了个遍。云中图书室是我常光顾的地方，管理员施之存老师年近六旬，经他的手，除小说外，借阅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外民间故事。还有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之类的外国作品。

记得住校时每月交六元伙食费，每周能打两次牙祭。学期结束后，学校会退还剩余的伙食尾子。第一学期的伙食尾子退还后，我和培清将钱合在一起，去书店卖了一套《西游记》，一人得上册，一人得下册。谁曾想，书尚未及看，我的一册便被好书的同学偷走了，让我懊丧了好几天。

书看得多了，便也想写书编故事，小小年纪竟然做起了作家梦。或许受某些历险、抗暴之类的民间故事启发，想写一个历险救人的故事。开了个头，写了几页。没想到某日语文课正写时，被桂老师发现了，当即将写作的小本收缴。下午，桂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除了批评我不好好听课外，反复追问我想写个什么故事。或许桂老师想有所引导，但语气有些严厉，我亦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悔愧不已，并未随老师的思路陈说自己的写作想法，一直沉默不语。老师只好让我离去，但收缴的小本却并未归还。之后，又和一位同样好书的同学培清想合写一本有关太空人的故事，甚至设想过太空人的形象。设想归设想，毕竟没有那个笔力和领悟力，怎能编写太空故事？这个梦便破了！

某日下午上作文课，因要上交作文本，进教室后便打开课桌翻找。没找到，正有些着急，桂老师来了，开始上课。桂老师今天讲写作文如何开头，讲了几句，便说先看看一位同学的开头是如何写的，随即拿起作文本念了起来：“同学们快点挖呀，不要猫盖屎呀！”我一下子蒙了，这不是我写的作文吗？这篇作文是写农忙劳动中挖地的场景，意思是要大家深挖，不要只挖浅浅的一层土，就像猫盖屎一样。原来是老师将我的作文本拿去了。没想到，桂老师竟将我的作文拿去当范文宣读。可见，桂老师对我并无偏见。

“文革”期间，云中图书室也遭到劫掠。某日，和培清都带着弟弟相约去图书室碰运气。我们从后面的窗户翻进去，只见满地的书籍杂乱无章，翻看一阵，并没找到我们所期求的书籍，大失所望。那些先去的“强徒”早将有阅读价值的好书扫荡一空，哪里还轮到我等去捡漏？即便如此，还是勉强从中寻觅了一些有点意思的书籍和画册带走，担了个“窃书”的恶名。

2002年初，我的散文集《岁月如歌》出版。当年，因事回云阳，曾和弟弟特地回母校拜会师尊。是时，学校已搬新城。令我们遗憾的是，当年的老师多已作古，只见到何丕中一人。没想到，见面后何老师居然还能叫得出我和弟弟的名字。我送何老师一册文集留作纪念。之后，去新城，由妹夫唐远森领着去新云中拜会校领导，赠送了四册文集，算是对当年到学校图书室窃书心怀愧疚的一种补偿吧。

受这几种爱好的拖累，我的学业一落千丈。除语文、几何还过得去，英语最差，冯富川老师拿我没办法，最后基本上放弃了。到毕业时，因英语成绩不及格，只拿到一纸肄业证书，全年级只两人获此“殊荣”。

2025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