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行医路

冰清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生在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家在名叫镜子石的山梁上。父母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生产队劳动，直到夜幕降临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土地贫瘠，条件恶劣，辛苦一年，所得仅够糊口。我就在这清贫的年月里，一天天长大。

初中时，家中境况愈发艰难。人口多，劳力少，作为顶梁柱的父亲又在劳作中伤了眼睛，生计雪上加霜。身为长子，为分担重担，我含泪告别学校，成了大队医疗站的一名赤脚医生。

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如登天。刚到医疗站不久，一次经历就给了我沉重一击。一个午后，一位急病患者被抬来，只见他面色惨白如纸，双手死死捂住腹部，痛苦地蜷曲颤抖。我僵在原地，不知所措，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紧急送往县医院。那一刻，深深的无力感和对乡亲疾苦的痛惜，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头。这经历，像一记警钟，更坚定了我学好本领的决心。从此，我埋头苦读医书，虚心向老医生求教，积极参加县里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初步掌握了基本医药知识和诊治技能。

山区地广人稀，村民居住分散，农活又忙，来医疗站看病多有不便。因此，除了少量门诊，我的行医方式主要是出诊和巡诊。一个药箱，两条腿，成了最亲密的伙伴。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乡亲需要，背起药箱就走。

记得一个夜晚，急促的敲门声“呯呯”响起，是本村李叔焦急的声音：“玉清！快！我家娃儿抽风了，浑身滚烫！” 我心头一紧，抓起药箱和手电筒就和李叔冲进浓重的夜色里。深一脚浅一脚赶到李家，只见孩子躺在床上，小脸烧得通红，牙关紧闭，身体正一阵阵抽搐。我立刻用酒精棉球给他擦拭腋窝、腹股沟降温，又小心翼翼注射了抗炎药和镇静剂。过了好一阵，孩子的抽搐渐渐平复，呼吸也平稳了些，体温开始下降。看着他安稳睡去，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还有一回，晌午太阳正烈，一个村民气喘吁吁跑来，说他家大妈在田坎上晕倒了。我跟着他跑到地头，见大妈躺在田埂边，面色潮红，昏迷不醒，当即判断是中暑。赶紧移到阴凉处，解开衣领，用湿毛巾敷额头降温，又掐了人中、合谷等穴位，忙活了一阵，大妈才慢慢缓过来。

那些年，我处理过数不清的跌打损伤、头疼脑热，也尽力救治过几位病情较重的患者。

有位大爷患慢性胃病多年，吃不下饭，日渐消瘦，多处求医效果不佳。我翻遍手头医书，结合他的症状，判断为寒性胃炎。根据他的体质调整饮食，配了调理脾胃的中药，坚持让他按时服用，大半年后，终于能正常吃饭，脸上也有了血色。

村里一位大叔因关节炎几乎走不了路，我凭着所学的针灸知识，每天抽时间去给他扎针，再敷上特制的草药药膏，同时搭配上消炎的西药，几个月后，他开始拄着拐杖慢慢挪步，后来竟能丢开拐杖走路了。

还有个孩子满身红疹，成天哭闹不止，用了很多普通药膏都无效果。我四处打听民间验方、偏方，又向县医院医生求教，反复调了几次外用药方，总算让红疹退了下去。

每当我治好村民的病痛，他们总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感谢。有的执意拉我去他家吃饭；有的送来粮食、蔬菜和鸡蛋；有人把自家都舍不得吃的腊肉给我提来。乡亲们的淳朴，像山间的清泉一样纯净，让我感怀，令我动容。

可这行医路上，我也栽过跟头，吃过教训。

有一次给一位体胖的老大娘打吊针，她的血管又细又深，我手直抖，扎了好几处都鼓了包，急得满头大汗终未扎成。这事让我明白，光看书不行，手上功夫得下苦功练扎实。

还有一回，药架上止泻药和泻药的瓶子挨得近，标签都磨花了，我一时疏忽，竟把泻药当作止泻药取给了拉肚子的村民。他吃下去拉得更厉害，幸亏只吃了一次，家里人觉得不对劲赶紧找来，才没出大乱子。打那以后，我给药瓶都贴上醒目的新标签，取药时总要反复看几遍，再不敢大意。

更险的是，有个小孩拉肚子，我当普通肠炎治了几天总不见好。那时没有任何检验设备，看病全凭症状来判断。肠炎和痢疾的症状很相似，极易混淆。夜里睡不着，我爬起来翻医书细细比对，才注意到关键区别：普通肠炎没有“里急后重”的感觉，痢疾才有。就凭这一点，赶紧调整了治疗方案，小孩的病很快就好了。这些教训像刀子刻在心里，时刻提醒我：行医，得万分仔细，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马虎。

为了缓解药品短缺，按照生产大队安排，我曾和几位村民冒险深入秦岭腹地的太白山、天华山采集中草药。山高路险，气候无常，风餐露宿是常事，饿了啃干粮，渴了饮山泉，常在岩洞或大树下过夜。艰苦的环境让我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并落下病根，至今仍不时发作。但这充满艰险的经历，却像淬火的钢铁，极大地磨炼了我的意志，成为人生中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四年间，那小小的医疗站，那沉甸甸的药箱，那一条条熟悉的山间小路，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它们见证了一个懵懂少年在责任驱使下的成长，也镌刻着乡亲们最质朴的信任与温情。那段山乡行医的岁月，是我人生长河的源头，历经岁月淘洗，依然如山泉般清冽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