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党员父亲

俗世奇人

　　上一周爸妈打电话说：老家的杏子黄了，赶快回来给娃们摘上些。我知道他们又想我们了，周五放学立马赶了回去。那天是6月27日，一进门老爸便高兴地给我端出他刚收到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让我看，他还告诉我这是乡长上门给他颁发的，这对他来说是无尚荣光的事。

　　今年是他入党的第五十个年头，古稀之年的他背有些驼了，可脊梁骨挺得比谁都直——就像他这一辈子，在风雨里从没弯过腰。

　　我两岁多那年，母亲走了。记忆里最早的画面，是父亲抱着哭闹的我，另一只手做饭，灶台的火映着他满是胡茬的脸。他那时是村小的代课老师，白天教孩子们识字，晚上在煤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裳，作业本上的红批注和补丁上的针脚一样细密。后来他成了村队文书，算盘打得噼啪响，记工分的本子从没出过差错，可家里的面缸总在月底见了底。

我上师范那年，父亲的腰椎增生做了手术。手术后医生说不能再干重活，他却瞒着我们辞了职，把分到的几亩薄田翻了又翻。春播时他跪在地里点种子，汗水砸在土坷垃上晕开小泥点；秋收时他扶着腰捆玉米，每走一步都咬着牙。我们兄妹四个看着他后背的淤青偷偷抹泪，他却笑着说：“党员哪能让孩子饿着？”

　　如今我们都成了家，我想接他来城里，他摆摆手：“地里的麦子认人，牛棚的老黄牛也离不得人。”去年冬天他第二次去做白内障手术，自己搭车去平凉做手术，硬是没给我们打电话。直到邻居捎信来，我们赶回去时，他戴着一只眼罩给牛添草，他说：“这点病算啥？当年扛着麻袋过冰河，比这难多了。”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父亲的党员证，照片上的年轻人眼神亮得很。他凑过来看，忽然说：“当年入党时宣誓，说要为人民服务。我这辈子没干过啥大事，就守着你们，守着这村子，也算没食言。”

夕阳透过窗户落在他银白的头发上，我忽然明白，父亲的党龄刻在证件上，而他的党性，早融进了柴米油盐的日子里，成了我们兄妹这辈子最硬的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