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教授：病灶——书画界的那些“小圈子“

曲平

病灶：书画界的那些“小圈子” 游伟 书画艺术最应该是灵魂自由舒展的天地，也是笔墨与心性相互映照的舞台。但当下的书画界，却悄然滋长出一股“小圈子”文化——展览由特定群体策划或者主办，你会发现，就那一部分人有作品参展，另一部分人则被排除在外；某些书画机构亦被小团体暗中操控，青年书画爱好者如不选边站队，同样面临被排斥的困境。此等壁垒森严、以人划界的“小圈子”，俨然成了艺术生态中一片片病态滋生的“文化溃疡”，其危害远不止于一时一地。 这种“小圈子”文化最令人忧虑之处，在于其潜藏的“行帮化”暗流。某些群体将艺术探索的公共空间，悄然置换为以人情私利为纽带的“山头”。其运作逻辑，不是“以艺会友”，而是“以人划线”。所谓“都写都画就会遭到排斥”，正是这种封建行帮习气的赤裸表达。它粗暴地将丰富多元的个体才华，强行塞入非此即彼的狭隘框架，仿佛艺术天地只剩下那几个山头可立，几条路径可走。这种“山头主义”的蔓延，无疑是对艺术自由交流与平等竞争精神的践踏。 小圈子文化最根本的病症，在于艺术价值评判标准的严重扭曲。圈子一旦形成，圈内便盛行一种“人情评价”，评价作品优劣时，艺术水准不再是唯一或者最高的尺度。作品评判的标尺，也悄然替换成了“谁的人”、“谁的徒孙”，甚至谁对圈子“忠诚”。其核心逻辑是：谁在圈内、谁常在一起吃喝，便天然占据了“高地”；谁在圈外，纵有生花妙笔，也常被视而不见、不邀请参展或者轻描淡写。 如此之下，艺术殿堂的神圣性便轰然倒塌。书画不再以笔墨意韵的深浅、思想境界的高低为圭臬，而沦为维系彼此关系、巩固圈子地位的工具。 书画作品的创作与欣赏，本应如庄子所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如今却深陷于“为圈子所役”的泥沼，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便开始逐渐丧失它独立存在的根基。 “小圈子”文化对艺术生态的毒害，最集中体现于对年轻一代艺术生命力的窒息。当“入圈”成为获取资源与认可的主要门径，年轻人便被迫在艺术生命刚刚萌发之时，面临残酷的“站队”选择。这无异于在艺术探索的起跑线上，便被套上了沉重枷锁。他们不得不将大量宝贵心力耗费于揣摩圈内“喜好”、经营人脉关系上，而不是花更多的精力和功夫于技艺的锤炼与精神世界的纵深开掘上。一位初露锋芒的青年画家曾苦涩地对我说：“想一些展览真难？先得费心琢磨‘大佬’偏好的笔法风格，再设法托人引荐拜入其门下，进入他们那个圈子。否则纵然画得再好，也难有展示的机会”。 更为可怕的是，圈子内部的评价体系常形成一种无形的同质化压力。圈中人的偏好成为不可触碰的圭臬，年轻人为求得“入场券”与认可，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模仿圈内某种既定风格。长期以往，多样化的艺术探索便被扼杀，创新的火花也被窒息，整个艺术生态在那些所谓的代代相承中趋向僵化、单一。这不正是对一些人公开宣扬的“笔墨当随时代”这一艺术演进规律的巨大反讽么？艺术发展的血脉，在这种“圈子”式的封闭循环中渐渐枯竭了。 从历史上看，真正彪炳千秋的艺术大家，无不具有吞吐百川的胸襟与独立不倚的精神。王羲之遍学诸家，终成书圣；齐白石衰年变法，自创一格。他们从不囿于门户之见，更不会以“圈子”自缚手脚。反观当下，当“圈子”的围墙越筑越高，书画界便可能沦为一个个孤立的“盆景”，再也无法生发出参天巨木。年轻一代若只能在狭窄的“盆景”中扭曲生长，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的活水，其未来焉能不令人忧惧？ 打破“小圈子”的壁垒，绝非朝夕之功，但它却关乎艺术命脉的根本维系。此中关键在于重建以艺术为本位的评价体系与流通机制。展览评审、机构运作、奖项评选，须以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为唯一准绳，将人情关系的干扰降至最低。要为更多年轻艺术家开拓更多元、更公平的展示平台，使其才华得以凭借作品本身的光芒自然显现，而非依赖于某个“山头”的荫庇。 当艺术评价回归“艺”字本身，当多元探索取代单一模仿，当开放包容驱散封闭排他，中国书画艺术的天地才可能真正重现“海纳百川”的壮阔气象。也唯有拆除那一道道以人情私利堆砌起来的围墙，艺术的活水方能自由奔涌，滋养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笔墨高峰。人们呼唤一种清朗景明的艺术氛围——让笔墨回归纯粹，让创作挣脱人情枷锁，让年轻的生命在艺术星空下自由舒展其应有的光华！—————————【作者简介】游伟教授，祖籍广东，出生于上海，自幼爱好文学、诗词书画，作品曾在北京、上海等地报刊上发表，在上海市政协、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市级机关书协等组织的展会上展出，并赴加拿大、日本等国及台湾、澳门地区等交流。先后任职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科研处、司法研究中心，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兼任《世纪》杂志社社长），担任领导职务。曾任全国青联委员、上海市长宁区人大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知识分子联谊会副秘书长，为中国诗书画研究会研究员、海派文化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毕业行业协会荣誉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