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

岁月如歌

1959年，历经数次会议的召开，纠“左”运动取得显著成效。6月13日，毛主席于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着重指出，计划务必落到实处，务必注重综合平衡。毛主席强调，尽管1958年的“大跃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现阶段的若干问题亦不容忽视。面对困境，不应硬碰硬，而要学会灵活变通。他提出，1957年下调指标实属必要，明年指标亦可适当降低，形成“马鞍形”走势。当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有效管理农村食堂。毛主席宣布取消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6月20日，毛主席离京南行，次日抵达郑州。在郑州，毛泽东决定于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相继抵达庐山。次日，会议正式拉开序幕。毛主席首先提出了18个问题，随后又追加了一个问题，总计19个议题，供与会者深入讨论。这些议题包括：（1）读书方法；（2）当前形势；（3）本年度的任务；（4）来年的工作安排；（5）四年规划；（6）宣传策略；（7）综合平衡；（8）群众路线；（9）工业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提高工业产品质量；（10）体制调整；（11）协作关系的处理；（12）公共食堂的运营；（13）节约用度的学问；（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与发展；（16）将生产小队变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18）团结协作；（19）国际形势。原计划用数日时间对这些议题进行座谈，力求部分议题形成正式文件。随后，预计再召开两三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文件进行讨论并通过。

“成就辉煌，问题颇多，未来光明。”回顾新中国成立十年间引进的百五十余项特大型技术项目、全民文化技术学习的热潮、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崭新风貌以及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丰硕成果，"成就辉煌"一词当之无愧，绝无溢美之嫌。然而，毛主席亦敏锐地察觉到诸多问题。正如刘少奇所言，成绩需充分肯定，不足则要透彻剖析。因此，毛主席决心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凝聚共识，鼓舞士气，坚信社会主义事业充满无限希望。

毛主席坚信，关键在于综合平衡、坚持群众路线、实现统一领导、注重质量。在经济全局中，平衡是根本所在，唯有实现综合平衡，方能贯彻群众路线。他坦诚自省，去年由于头脑发热，做出了几件蠢事，试图在一年内完成几年的指标，虽然热情可嘉，但工作中却出现了盲目性。他特别强调，过去一年，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导致巨大损失，局面变得异常被动。他提出，需深入研究农、轻、重的关系，过去按重、轻、农、商、交的顺序安排，现应强调农业先行，顺序调整为农、轻、重、交、商。随后，他又提出了“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凸显出来，这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他强调，“衣食住用行”安排得当，方能确保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安定生活。他还着重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指出缺点只是少数，指标过高时应及时调整。权力下放过多过快导致混乱，需强调集权与统一领导。他提出恢复农村初级市场，恢复定产、定购、定销政策，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他还强调食堂管理，认为保持30%的食堂运作也是有益的。

自7月3日起，会议依据协作区划分为六个小组展开深入讨论，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参与各小组的交流。在讨论现场，与会人员坦诚分享现状、发表观点，边开会边学习，畅所欲言，气氛轻松愉悦，充满生机与活力，毫无紧张感，被大家戏称为“神仙会”。在会议初期，大家普遍认同“成就辉煌，问题存在，未来光明”的共识。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多数与会者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教训，并呼吁进一步纠正“左”的偏差。

部分同志更是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对自身工作中的失误感到痛心。然而，也有不少与会者不愿过多提及缺点和接受批评，他们认为过去工作中的不足并不严重，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经得到了显著纠正，因此不应再强调继续纠“左”，而应着力鼓足干劲，为实现1959年的持续跃进而努力。更有甚者，有人担忧纠“左”讨论过多，可能导致右倾思想的出现，进而影响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在讨论中面对各种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以较为和缓的姿态应对。毛泽东的情绪亦未因批评而波动。会议期间，他创作了《七律·登庐山》一诗，描绘了“一山耸立江畔，层层叠翠四百转”的壮丽景象，以及“冷眼旁观世间万象，热风骤雨洒满江天”的激昂情怀。诗中“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描绘了壮阔的自然景观，而“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则透露出一种超脱世俗的豪迈心境。

7月10日，毛主席在组长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若对形势的认识无法达成共识，则团结无从谈起。为了实现党内团结，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毛主席强调，我国在建设方面尚缺乏经验，至少还需十年时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经历了多次会议，始终秉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然而，党内部分同志对整体形势缺乏了解，需对他们进行说明。对形势的信心与否，是本次会议的关键议题。而对形势的准确估计，实则关乎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价。毛主席期望能在“成绩显著、问题存在、前景光明”这一评价基础上，统一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并努力纠正“左”倾错误。

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致信毛主席，首先对1958年“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随后，彭德怀深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指出“大跃进”引发的突出矛盾主要源于比例失调所导致的各方紧张。在全民炼钢铁的过程中，虽然增设了过多的小土高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包括物力、财力）和人力浪费，形成了一笔不小的损失；但同时也实现了全国地质的初步普查，培养了大量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升。尽管付出了高达20余亿的学费，但在这一方面，得失也是并存的。

仅从这些方面来看，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然而，其中也蕴含着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这些教训，无疑是有益的。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这主要体现在：一、浮夸风气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蔓延。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对粮食产量的估计过高，造成了虚假的现象。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使我们容易陷入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被大跃进取得的成就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倾倾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而将党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抛诸脑后。

毛主席详尽地审阅了彭德怀的来函，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并未急于对信件发表意见，亦未向他人透露信中的内容，反而悄然地将信件置于书房的写字台上，静待了两日。实际上，毛主席内心颇感波动。在面临重大决策之际，他总会先行平复内心的激荡，对事件的始末、因果、利弊进行周密的思考，力求找到自己认为最为妥当的应对策略，然后才作出决断。

一旦作出决定，他便坚定不移，绝不轻易更改。这种习惯自幼年起便伴随毛主席成长，至今未曾改变。这种处变不惊、深思熟虑的作风，以及处理事务时的坚决、果断和雷厉风行，数十年来在关键时刻，曾使毛主席从险境中力挽狂澜，挽救了党的命运，作出了诸多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和亿万人民福祉的英明决策。

彭德怀提出观点后，毛主席展现出了开明之姿，并未对彭德怀的意见进行压制。7月16日，毛主席将彭德怀的信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作出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此外，毛主席还决定将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一周，原本未能与会者如林彪、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等，亦被召集至庐山。

7月17日晨，每位与会者均领到了一份“意见书”。会议随即展开了对彭德怀所提交“意见书”的讨论，众多人士纷纷各抒己见。彭德怀是在7月17日收到了他信件的打印版。至7月19日，他在小组会议中进行了阐述，表示：“此信系草率而成，未能充分表达我的真实意图，其中部分内容逻辑上存在瑕疵，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结束后收回此信，切勿予以分发。”。”

自7月17日至22日，为期六天的分组讨论中，涌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部分同志对彭德怀的信提出了质疑或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觉得彭德怀过分夸大了错误，而低估了成绩，并带有一定的埋怨和泄气情绪。他们甚至认为这等同于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就，乃至否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不同意彭德怀观点的，包括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领导，以及众多参与领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一线领导，人数众多。同时，也有不少人对彭德怀的观点表示基本赞同，认为他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确实存在，只是对某些问题的表述和措辞还需斟酌。在赞同的发言中，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三人尤为突出，他们支持彭德怀的基本观点，并提出要追究责任，矛头直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表达了对彭德怀信件的支持和认同。他的发言立场坚定，言辞犀利。“当前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错误，只有将错误具体阐述，我们才有改正的机会。当前粮食分配比例失调，正是因为设定的指标过高，忽视了实际的生产能力；浮夸风盛行，主要是由于不允许讲真话，讲真话的人往往会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张闻天认为，信的初衷是善意的，旨在促使我党纠正当前工作中的错误。对于信中某些措辞的不当使用，可以忽略不计，不必过于拘泥于细节，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为了人民的利益向中央写信，即使有错，也是无可厚非的”。

首先，“意见书”中所提及的问题，业已得到纠正，翻旧账已无实际意义，只能作为历史教训吸取。其次，刘少奇、邓小平接手一线工作后，渴望取得成绩，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自1958年大跃进启动以来，毛主席便察觉到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多次提出批评。他曾五次与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谈话，警告其避免进行浮夸宣传。毛主席对刘、邓两位接班人在主观上想要做好工作的动机以及大跃进本身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在工作中给予了支持。此次庐山会议，旨在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做法，而非否定大跃进本身。第三，刘少奇作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刚刚接替国家主席之位，此时揭露刘、邓、彭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不仅关系到党的接班人问题，还涉及党中央领导机关的重新调整，这对全党而言，是关乎全局的重大事件。第四，尽管“意见书”中反映的问题确实是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但毛主席历来主张保护同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时，应予以帮助教育，而非泼冷水、挫斗志。因此，毛主席更愿意承担个人责任，而不愿责怪下属。

彭德怀信件引发的讨论持续上报至毛主席处。所提交的大量资料中，不仅包含了党外人士的诸多意见，还有来自地方与部队的党内看法。这些意见汇聚一堂，似乎形成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共同发力的态势，甚至远至苏联也有呼应之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支持彭德怀的群体中，不乏一些特殊人物。张闻天明确表示了对彭德怀的支持。这位“洛甫”先生在遵义会议前，曾与王明、博古、李德一同推行错误路线，险些危及毛主席的生命安全。周小舟，以及与他关系密切的李锐、田家英，他们曾是或继续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如今却公开支持彭德怀！昔日的对手与“心腹”竟然能在庐山上齐心协力，共同支持彭德怀的立场！更有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不顾上山后的规定，毅然投身彭德怀的阵营……

面对那些接连抱怨的“促进派”，毛主席神态自若，仅以寥寥数语回应：“中华不会沉沦，苍穹不会崩塌。”“言语虽刺耳，但欢迎批评。”“必须坚持，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坚持下去！”他始终坚信天不会塌，也不曾忧虑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引发危机。他忧虑的唯有“促进派”的意志能否坚定，共产党领导层能否对形势形成统一且正确的判断，从而在正确的道路上实现团结。他最忧心的是士气低落，领导者不能气馁，六亿人民更不能气馁。因此，他必须站出来发表讲话。他对自己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信念与力量从未有过丝毫怀疑。他热爱挑战，也乐于迎接挑战。他的人生哲学，便是斗争的哲学。

在攀登至山顶后，毛主席鲜少直接步入会场参与各小组的讨论。到了7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中，他发表了讲话。毛主席走上台前，站定，四下环顾。政治局常委们坐在台前，正前方一排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而中央委员及与会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则坐在政治局委员们的后排。毛主席在寻找彭德怀。按照惯例，他应坐在前排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然而，前排并未见到他的身影。卫士长理解毛主席的心思，于是用下巴指向了方向。毛主席顺着视线望去，在最后一排发现了彭德怀，他侧身坐着，背对着台前，脖子僵硬，头发剃得干干净净，显得面色铁青，表情严肃如同铁块。这是为何？是在赌气还是有意示威？毛主席微微皱眉，轻轻咬了咬下唇，无声地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在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请求允许自己占用一些时间进行发言。他提及自己曾三次服用安眠药也未能入睡，强调即便面对批评，也要坚定立场，如同持久战一般，坚持数月甚至更长时间。毛主席认为，之所以能够如此坚持，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有着坚定的信念。当前的物资短缺，如蔬菜、发卡、肥皂等，只是暂时的，无需过度担忧。随后，毛主席讨论了人民公社运动，他指出群众的热情并非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而是包含了贫农、下中农等多个阶层的积极性。对于所谓的“共产风”，毛主席深入剖析，指出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县社两级干部，尤其是公社干部中，他们未经允许就随意占用生产队和小队的财产，这种行为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是错误的。

毛主席强调，对待任何财产，包括帝国主义的，我们都应采取征购、购买或挤垮等合法手段，而非无偿掠夺，更不应对待劳动人民的财产如此。他提到，一个月的算账教育让大多数人认识到了平均主义的错误，并认为“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可行的。这一个月的教育如同短期培训，对数亿农民和百万干部产生了深远影响。毛主席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动摇倾向，指出那些表面上支持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但实际上思想摇摆不定的人，他们如同墙头草，在政治运动中缺乏坚定性。他警告这些人不要走向右派边缘，因为他们的某些观点已接近右派。他还批评了片面的批评方法，如科学院调查组只关注食堂的缺点而忽视其优点。毛主席建议全国保留三分之一的食堂，并强调食堂应自愿加入，粮食分配到户，节省下来的归个人所有。他认为食堂有益于节省人力物力，但需要持续改进。以历史经验为鉴，毛主席指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并未达到崩溃的边缘。他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只是局部，不能因此否定整个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主席用比喻说明，不能因为一些错误就否定一切，否则会导致国家灭亡。

他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并鼓励大家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强调要进行自我批评，发现问题，吸取教训。毛主席以其独特的直率、幽默和深刻，分析了党内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考。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因坐在后排，故而率先离场。毛主席呼唤他时，彭德怀却已先行一步。不久后，在礼堂的斜坡道上，彭德怀似乎遗失了物品或是心有挂念，突然转身，与毛主席不期而遇。毛主席停下脚步，招呼道：“彭总，我们不妨聊聊？”彭德怀面红耳赤，目光坚定，步伐未减，挥动手臂大声回应：“聊什么？没什么可说的！”毛主席略显惊讶，却仍侧身面向彭德怀：“即便没什么可说的，不妨坐下来谈谈？”彭德怀再次大声回答：“没什么好说的！”然后，他脚步不停，径直离去。彭德怀的这一态度激起了众人的不满，大家普遍认为，若不解决这一问题，便无法实现团结一心，共同推进工作。

编 辑：岁月如歌

图文来源：才学史广

制作时间：2025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