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的奋斗1600—2000》笔记

左岸

书作者 徐中约：（1923年5月6日—2005年10月24日），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专长中国近代外交史。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并于1998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 。徐中约师承费正清等学者，其研究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精神，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广采多国多语种史料，挑战战后初期美国汉学界盛行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 。代表作包括《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及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197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首版，后多次修订再版，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1年，徐中约被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学术评议会遴选为“研究讲座”，这是该校最高学术荣誉 。

　　 繁体版序：

19、20世纪见证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巨变。历史大流，变幻莫测，惊涛拍岸叫人惊心。中华民族猛然醒觉，愤而寻找重生的道途。

文明起落，文化兴废，民族强弱，自有缘由。文明的接触，文化的冲突，以至民族角力的成败得失，更视乎他们的精神和生命力。过去二三百年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世界，替世界历史定位。对这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的诠释，多少操控在西方领域之内。所谓汉学研究的源起，实际也脱离不了西力东渐的大潮流。

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以英文作为媒介，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970年首版的The R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在英语世界出现的这本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并吸收不同语种研究成果、以跨学科的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初版在 1970年问世,次年获得美国加州之“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ze)。此后每五六年更新一版，2000年第六版完成。自1976年起，此书的国际版开始广泛地在东南亚流行，成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必读的史书。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1478—1978)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名著，徐著为其中之一。

1998年徐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担任“伟伦访问教授”,其间开始构思把这本英文巨著译成中文，使华文世界读者亲多书中的见解。笔者70年代中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开始拜读徐教授的学术著作，包括翻译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徐教授任教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在1971年，由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教授研究讲师”(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笔者在伯克利分校早已仰慕徐教授的学术成就，深知华人学者在美国学术界突出不易，而徐教授获此殊荣，实是华人人文学者在史学界突围而出的盛举。

郭少棠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英文版第六版序：

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拿破仑

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西方已经将这个新的世界强行推到了中国的面前。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内部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如同一对李生恶魔，给社会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中国为了克服这对李生恶魔，推动社会进步，历经1861-1895年间的洋务运动、1898年的百日维新、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1928-1948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月，直至在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败，但它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兴盛在今天是有目共睹的。在步入21世纪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处在一种自乾隆朝1736—1795)末期以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

1998年6月17日，美国的三位前总统和二十四前高级官员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中国在新的世纪中如何行动，将对全世界产生关键性影响。正如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制约此前的半个世纪一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制约未来的半个世纪。

在古代，中华文明有辉煌灿烂的成就，而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文明则在西方繁荣发。东西方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互间知之甚少。的确，东方和西方迥然不,两者没有碰撞。

今天，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将立即影响到其他国。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

徐中约 加州，圣巴巴拉

英文版第一版序

这部通史主要表达本人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以来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同时也汲取了过去三十年里西方和日本的丰硕学术成果。我们在此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代，其间，内外因素相互交织，将一个儒家普世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性质的转变非常艰难、缓慢，有时还痛苦万分；对这个过程作内在的考察，将有助于理解当今中国的行为举措。本书体现了本人长期研习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心得。

本人在哈佛大学研习历史时得益于许多位教授的教海，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是：费正清、杨联隆、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和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诸公。本人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所提供的四年奖学金，使本人得以在令人鼓舞的环境中进行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本人还要感谢无数位作者，他们的著作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本人撰写本书。要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是不可能的，但本人想提几个对本书帮助最大的学者和研究中心。萧一山的巨著《清代通史》在1927-1928年首版时是两卷本，1963年扩展成了五卷本，该书真是一座资料宝库，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费正清的著作是整整一代学者的灵感之源，而且，在他多闻博识的指导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几十种专著，大大地提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东京东洋文库和中国历史学会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都在各个不同的方面有所助益。本人要特别感谢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邓嗣禹博士，他对本书文稿的真知灼见，令本人得以做了许多更正和改善。本人也要感谢过去十年里的许多学生，他们的启发性提问使本人不断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并时常开拓了新的探讨空间。还要感谢爱丽丝·克拉德尼克夫人(AliceKladnik)为本书手稿打字；李恩涵先生则为本书准备了索引。最后，本人要特别感谢内子杜乐思(Dolores)博士，要不是她不断的鼓励、精神上的支持和挚爱的陪伴，本书将不可能完成。

尽管本人得到了所有这些帮助和启发,本书的任何错误都只应由本人来承担。在将书稿付梓之际,本人企盼本书能推动其他学者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诚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抛砖引玉”。

徐中约

加州，圣巴巴拉

1970年元旦

　　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概念

拥有近四千年文献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华文明这基本上是土生土长地自行发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个国孤立于其他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出现了。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和使节开始经新航路抵达中国的华南地区，商人和传教士也接踵而至。此后不久，俄罗斯人也在17世纪中叶跨越西伯利亚到达中国东北学边境。这些事件对中国来说不音是划时代性的，因为它们打破了中国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交往虽然在一开始时并不显著，而且步履维艰，但在19世纪却发展成为一股引发中国与西方之间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从中国内部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人的来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它与满族的崛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这些重大的内外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随后的历史具有与以往时期迥然相异的特征。首先，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结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使它越来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务，乃至于到今天，在中国或西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即时产生相互的影响。其次，外来因素与中国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倾向诸方面的重大变化。因此，“变化”便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使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最后，异己因素，即来自外部的西方人强行介人中华民族的生活，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民族-种族意识，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

由于这段时期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区别非常巨大，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

　　一，“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尽管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会合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显现出来，其时西方的强烈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学者对于把16世纪还是19世纪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这个问题颇有分歧。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的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人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端这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1368-1644)清(1636-1911)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余年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始自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19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16、17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入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个学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国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国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确实，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16、17世纪欧洲人和俄罗斯人的来临，为19世纪西方的强烈活动铺平了道路。基于这种理由，后一种学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论据。

然而，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中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理由,后一种学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论据。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做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一定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因此，对1600年至1800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两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其政体是一个由皇室统治的王朝；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士绅阶层为核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状况，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评判19世纪中国在应付强烈的西方活动时所采取的行为举措。这种折中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为什么到16世纪才开始，而西方的影响又为什么到19世纪才得以加强？解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在19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向西发展到罗马，随后又散布到整个西欧并传人美洲；而中华文明则孕育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长江流域，并随后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因此，这两个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来越远。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

固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两个文明之间曾有过一些时断时续的交往。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与其同时代欧洲的罗马帝国已相互都有所闻。中国人尊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公元73年到公元102年间,活跃于中亚地区的中国名将班超甚至派遣了一位使节去寻找罗马帝国，此人到达了波斯湾。其他一些交往包括：中国的丝绸输入了罗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罗马的杂要艺人和商人则到达了中国。在唐代(618-907)，景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而且，在唐、宋(960-1279)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十分活跃。在元代(1280—1368),威尼斯商人马菲奥·波罗(Maffio Polo)和尼科罗.波罗及后者著名的儿子马克.波罗，还有许多方济各会传教士，都曾到过中国。在明代（1368—1644），由郑和率领的远洋航海壮举，到达非洲东岸；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在15世纪中期传到欧洲。可见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的许多世纪中，中国和西方之间已经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还有待于其中的一个能够做出到达彼方的持续推进。

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已充分具备了前往东方的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葡萄牙人的航海远征，把一些探险家和殖民帝国的创建者带到了亚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尾随而至，带来了西方世界的科学知识。东西方之间一种超出偶尔接触的经常性交往开始了，但这种交往仍然没有盛行到足以使这两个文明面对面地接触。欧洲还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获得足够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续地到达中国的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场推进中遥遥领先，这并非偶然。很明显，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二，“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1，政府的政策和制度 。

2，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

3，辛亥革命的成功，废除了四千多年来的帝王统治。

4，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科学、民主的意识形态占到哲学的主导地位。

在近代中国的分期问题上，虽然还未达成任何完全一致的意见大多数中国学者中间似乎已取得了某些暂时的共识：(1)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农民起1840—1864年；(2)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主义形成时期，1864-1895年；(3)民族危和爱国主义运动兴起时期，1895—1905年；(4)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和失败时期，1905年。中国近代史的这四个时期据称构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之相对的是从1919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现代史时期，它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化，而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这个领域迎头赶上，这种情形使人感到，近代中国研究这个相当年轻的领域正日趋成熟。在三十年里，通过运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种新方法，以及参阅多方档案资料和跨究等手段，在几个主要语种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富有真知灼见的专题研究著作。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普遍提高，推动着一幅全方位历史画面的呈现，这幅画面将兼收并蓄地吸收中国人、日本人、西方人学术成就的精华，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成就。

第二章 清帝国的兴盛

一，清朝的建立

12世纪，生活在东北地区、靠渔猎为生的、满洲人的一族，女真族建立了金朝（1115—1234），金朝曾威胁到南宋王朝（1127—1297）的生存。女真人虽然在13世纪中被蒙古人征服，但他们在明朝（1368—1644）皇帝统治下，恢复了从前的某种独立地位。

“一”努尔哈赤的崛起

1607年，努尔哈赤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蒙古人因此向他奉上了“昆都仑汗”的尊号。 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朝驻辽东统帅达成正式协议，划定属下疆域的边界。1631年，努尔哈赤征服了所有女真部，只余海西卫的叶赫一部在明军主持下与他抗衡 。

1599年他倡议创建女真文字，以替代1444年起一直使用的梦文。

1601年，他建立了颇具特色的军事制度——“八旗兵制”。即：黄、白、蓝、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 。每旗设总管大臣（固山额真），下分五个扎拦（或甲喇），每个扎拦含五个牛录。

八旗不只是纯粹的军事组织；它还发挥着原始型行政单位的功效。各旗成员的收录、纳税、征募和动员等一应事务俱由旗组织掌管。1634年和1642年，分别增添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使总旗数达到二十四个。

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一年后进攻宁远，被明军守将袁崇焕击败，七个月后去世。

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1592—1643）继位。1631年，皇太极在沈阳按明廷模式，建立一套六部制政府机构，大大推进了从八旗式军事管理向汉式行政制发展的制度转变。

（三）占领北京

1643年皇太极将整个黑龙江流域置于清统治之下。就在此刻，他染病生亡，享年51岁。6岁的第九子福临（1638—1661）被选继位，由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和十四子多尔衮临朝摄政。

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明朝皇帝在煤山上自缢，1644年6月4日，在清军逼近北京之前，李自成撤退。6月6日，清军在吴三桂的结盟下，进入北京。1644年10月，清廷从沈阳迁至北京，标志着一个新王朝，顺治朝的开始。

三，王朝的巩固与辉煌

（一）顺治朝，1644—1661年

顺治在1644年10月30日成为中国皇帝，时年仅7岁。政府大权操于多尔衮之手。1645年多尔衮获加封皇叔父摄政王。1648或1649年更加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少年得志，身居高位，执政后期开始沉迷享寻欢作乐。1650年底，他在狩猎途中暴卒于长城附近的喀喇城，享年39岁。

顺治皇帝于1651年亲政。他统治很短，1661年死于天花 。

（二）康熙朝，1662—1722年

顺治死后，他的第三子玄烨继位，时年8岁，年号康熙 。1667年，康熙13岁时亲政，在皇后叔叔索额图的帮助下，以三十款大罪囚禁了鳌拜，表现出他的胆略、机智和决断，开始了他长达61年的统治。

作为君主，康熙接近了理想的典范。他聪颖明慧、领悟力强、宽厚待人、勤勉刻苦、谨慎正直、勤于政务。

内政方面：他停止了令汉人深恶痛绝的圈地；关注黄淮水灾，多次巡视那里的防洪工程；六次巡视江苏、浙江；四次出塞北巡；四次游历山西五台山。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联系。他多次为农民减负，免税赋。变编撰出《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朱子全书》和一部汇编成5020册的百科大全《古今图书集成》等。

军事方面：镇压三番之乱，奠定了自元朝以来版图最庞大的中华帝国之基础。

1689年，康熙与俄国谈判，签订中国与西方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通过外交上的交换，使俄国在他对葛尔丹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他最终于1696年在昭莫多打败葛尔丹，将清朝统治扩展到外蒙古的哈密，为其孙子乾隆帝在18世纪50年代彻底征服新疆扫清了道路。

康熙1722年去世，结束了他的统治。

（三）雍正朝，1723—1735年

雍正45岁登基，他生性严峻、多疑、猜忌，但极其能干，精力旺盛。

政绩：削夺宗室诸王的兵权，驳回他们称番的请求，将八旗尽数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勤奋的皇帝，每天批阅无数份奏折。确立“养廉银”制度，发现贪赃枉法严惩不贷。推行平等主义，将遭人歧视的“贱民”如乞丐、世仆、胥民提至普通人一样的地位。

雍正朝的特点，严控、严惩和高效。在他统治下，君主专制达到了极致，所有国家权力都集中在他手里，与康熙朝截然相反；但这种相反显然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之后的清朝统治的辉煌可以继续下去。

（四）乾隆朝，1736—1795年

雍正死后，他的第四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

乾隆当皇子时就已经接受了完美君王的严格训练，具备当帝王的良好素质。在受业的岁月里，乾隆认识到完美的君主应具“识才聚贤、任用能臣之才智”。

乾隆行事认真负责，也略有点浮夸。在统治初期，因有一些老练大臣辅佐，如鄂尔泰和张廷玉等。先辈开创的事业在他的时代开花结果了，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库房充盈，王朝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富足景象。

乾隆对艺文有浓厚的心情，自诩写了43000首诗词，但无疑有一些是他手下的汉人学士帮忙写成的。乾隆还喜欢在古迹书画上题词、加盖印玺。这个嗜好让人对他的品位提出质疑。

乾隆发起最大的文字图书工程是编撰《四库全书》。全书三万六千多册，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库全书》共抄录了七套，分藏于全国各处。

乾隆对学术的控制也是十分严苛的，在1774—1782年间共发生24次焚毁“禁书”事件，焚毁图书达538种，共13862册。许多人认为，乾隆的焚书是继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浩劫。他对学术的控制，导致了六十多起文字狱。

军事方面，他功勋卓著。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清初起，一直困扰清廷的厄鲁特部问题。他平定了新疆，使清朝跻身于同汉、唐、元三朝一样的伟大王朝之列。此外，在一些小规模的征讨中他也取得了成功。比如两次在北疆平定准葛尔部。一次在南疆平定回部。两次扑灭金川叛乱。一次镇压台湾叛乱。降服缅甸。征服安南，收降廓尔喀人。

乾隆朝正鼎盛之时，可它最终灭亡的因素也呈现出来。源于乾隆的年迈体衰和判断力减退。他65岁时，垂青一位年仅25岁、英俊潇洒的御前侍卫和珅。提拔重用他。因有乾隆的恩宠作后盾，和珅公开收受贿赂、大肆敛财。撩属起而效仿，腐败盛行。

乾隆朝最后的岁月真是体面丧尽，虽然当朝60年后于1795年逊位，但仍以太上皇的名义垂帘听政，直到1799年驾崩后，儿子嘉庆皇帝才得以处决和珅。

从1775年得乾隆青睐到1799年去世，和珅肆意祸害朝纲，积聚了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查抄的家产总值达8亿两白银，大致相当于15亿美元。

乾隆朝结束之时，中国正经历着王朝衰落的开始。昔日昌盛的辉煌仍浮现在表面，但表象下面，强盛的实质已经失去了。这个节骨眼上，西方人盯上了中国，加强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的努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第三章 政治和经济体制

一、政治结构

清朝，接受传统的儒家秩序，并招纳汉族士人进入官场与满人共事，形成了王权之下的二元民族体制。政府根本上是一种专制体制，皇帝是绝对的统治者。

（一）皇族和贵族

皇帝处在等级制度的顶端，决定所有大政方针、委任官职、封授爵位、认可升陡黜贬、赏赐封禄、统帅军旅、批准与外国的条约。他也是最高立法者，通过谕旨和敕令的形式，颁行、取消并修正法律。在司法方面，皇帝是最高申诉法庭，恩赐赦免和缓刑。

皇帝无所不能，却也受到许多限制。皇帝不能违背传统习俗，不得忽视士绅的“舆情”，不能违反情理征辟丁忧守制的官员。作为宗室的一员，皇帝不能违背帝室宗法或不尊祖训。这些东西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藐视这些限制将合乎情理地招致言官的件谏诤，或引发宫闱政变和叛乱。孟子认为民众有反抗的权利，叛乱便是这种观念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君主行为最强有力的遏制。

 清朝体制下的贵族阶层分为三类：帝室宗亲、受爵贵族和旗人。宗亲就是努尔哈赤的直系男性后裔，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总数约七百人。宗亲受“宗人府”管束，宗人府的职能就是保证他们的名籍 ，掌管宗亲从生到死一应记录，包括婚姻、爵禄、赏罚惩黜或其它一些事情。

宗亲或多或少被隔离起来，不准结交外藩，不被委任为大学士或军机大臣等要职，这种规定在17、18世纪被严格执行，极少例外。直到清朝最后几十年才比较宽松。比如恭亲王1853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

受爵贵族分成五等，公、侯、伯、子、男。爵位大多授给功勋配得上这些殊荣的文臣武将 。

第三类贵族是旗人，他们也受到皇帝优遇，可以获取年奉、牧地和粮帛津贴。为了保全他们体面，所有旗人不准经商和体力劳动。另外旗人犯法不由普通官吏审讯，而由八旗将军处置 。

（二）中央政府机构

1729年前，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机构是内阁，明朝开国皇帝在1380年废除宰相一职后就建立了内阁。清朝承袭了这一机构，指定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内阁，其中一半为满人，一半为汉人。他们组成了皇帝的谘议班子，但不能直接向六部衙门和外省督府发号施令，只有皇帝才能这样做。内阁大学士为皇帝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协助皇帝制定高层决策。他们被看作帝国中的最高等级官员。只有获进士功名的人才能被任命大学士，大学士任期无限制。

内阁在康熙朝失去了一些权力，其时康熙逐渐信用南书房的侍臣为他票拟谕旨和敕令。到1729年，军机处成立，夺取了内阁大部分职能，仅留下一些日常事务让内阁处置。

内阁和军机处之下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六部。每个部有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每个部有四个司，户部和刑部例外，户部有十四个司，刑部有十八个个司。政府中没有外交部，因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六部中，吏部居首。负责官员选拔。

户部官阶仅次于吏部，掌管税收事务。

礼部管理礼仪，如宫廷典礼、国家祀典、官样服饰、婚丧礼典以及教育、童试、乡试和会试等各级科举考试的管理。

兵部关注军政及武职官的考核任免，不管辖御前侍卫。8646名御前侍卫直接受皇帝节制。兵部还通过驿站控制官方的通讯联络。文书的传递速度，根据紧急，分为每天100里、300里、500里、600里、800里不等。

刑部管理法律事务，包括刑法、赦免和没收家产等事宜，并与都察院和大理寺会审各省上呈的死刑案件 。

工部是六部中官阶最低的部，统管公共建筑的建造和修缮，购置和出售政府产业，保养京城的街道和沟渠。修葺河堰、堤坝和灌溉系统。

理藩院：处理西藏、新疆和俄国等方面业务。

都察院中的御史可查访官员中的玩忽职守行为，弹劾、斥责、批评或褒扬官员。

翰林院的功能主要在文学方面，除了编撰典籍，还收集资料，为撰写皇帝、皇后、贵族、官吏和学者的传记准备素材。

（三）地方行政

中国的地方行政，除蒙古、满洲、新疆、西藏和青海，有四级：省、道、府、县。全国共有18个省、92个道、177—185个府和大约1500个县和州。

18个正规省受总督和巡抚节制，督抚的数目在乾隆朝分别为8个和15个。

知县征集税收、审断讼狱、维持地方的安定秩序，故称作“父母官”，因为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且理应照看他们。一般来说，知县上任后要与一帮通晓本地事务的当地人达成某种谅解或契约关系。这帮人起着非官方的地方常设民事机构的作用，他们分成六“房”，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 。这个非官方机构不从知县处领取薪俸，但获准以他们的名义征收附加的税项。

（四）农村基层控制

国家的行政管理停留在县一级，县以下的村庄、城、镇、乡和集市留给了当地居民运作。但是，国家的控制仍然深入到称着保甲和里甲的两种村社组织中。前一种组织建于1644年，后一组建于1648年。

清政府实行了一种将帝国控制力扩展到社会最底部的巧妙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基管理，利用当地居民自己来约束他们自己，与此同时则削减了地方政府的开销，并排除了命官员的需要。

处在乡村社会最底层的是温顺、消极和勤劳的农民，他们终年劳动以求温饱。农民本上听天由命，只能认同他们所不得不屈从的社会环境。然而，如果税收变得太重而使变得太苦的话，他们也会在一些比较大胆的士人或乡绅带领下揭竿而起。政府也因此讠应及时给予他们一些恩惠，通常是采取在丰年减免赋税的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能够给农民提供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同时又将控制调节到一定的宽松度上。

二，经济制度

中国以农业为主，土地和人力构成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大部分税收来自地丁税，另外还有一些取自盐课、茶课、本地关税、牙税(商业许可税)及其他一些收人以作为补充。总的来说，在清朝最初的一个半世纪里，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并不大。在顺治朝(1644—1661)，清廷的岁人约为2800万两；康熙朝(1662—1722)约为3500万两；雍正朝(1723—1735)为4000万两；而在乾隆朝(1736—1795)，岁人在4300万到4800万两之间，与此相对，每年的支出大约在3500万两(1765)。收入提高缓慢主要是由于土地耕种的增长甚微；1661年的可耕地总量为5.49亿亩，而1766年只增加到7.41亿亩。

(一)土地和税收制度

 清朝中前期，地税是所有税收中最大的一项，远远超过其他收入。地税征集的依据是1646年出版的《赋役全书》，该书明文记载了全国耕地的总数、各省地丁税的定额、应交赋税的人丁数目和解部人库的税款定额。正规的地税取自民户的田地，税率依土地的肥瘠和家产的规模而定。民户面积小得不值一计的零碎田地免于纳税。免税的还有学田、祭祀用地以及分配给帝室宗亲及旗人的田地。称为“鱼鳞册”的田地丈量册标明了每一地的耕地总面积，而“黄册”则载有该地缴纳赋税的丁口总数。

 1712年，康熙颁发了一份著名而意义深远的谕旨，规定丁税将永远以1712年的定额为准。这份上谕称：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征收丁税)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增钱粮也。

 如此确定了丁数定额，使丁口税变得毫无意义，它逐步并入了地税。1716年，康熙同意在广东省施行摊丁人亩法，每一两地税加收0.1064两丁税，从而确立了地丁合一的先例。其他省份纷起仿效，至19世纪初，两税合一已成为全国之常例。原则上，在地税重的地方丁税就轻，反之亦然。两税合一后，

“黄册”的用处日减，而“鱼鳞册”的用则日增。

 征税的方法是“一条鞭法”(首创于1581年)，该法将所有税项统一为一个定额，每年分两次缴纳。夏限设在2月至5月间，秋限则设在8—11月间。此两项俗称为“上忙”和“下忙”。

第四章 社会和思想状况

一、中国社会

封建官僚制度、以士绅阶层为基础的精英统治和“东方专制主义”，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就给我们提供了中国社会的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一）家庭

中国社会的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 。父亲是家长，对其他家庭成员拥有绝对权威 。但他必须在儒家论理规范的范围内行事。

（二）宗族

出自同一祖系的家庭，组成一个宗族。族长由族人中显赫的长者担任。

宗族有一套宗规，往往与儒家的道德教条相对应。

（三）社会阶层

中国是高度分层的社会。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与另外百分之二十的其他人区分开来。这些居住在城镇中的其他人，代表由士人、缙绅、官吏、外居地主、工匠、商贩、行伍人等组成的混合阶层。

严格说，中国社会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的两极结构，而是一个由士农工商四大“功能性等级”共存共处的多级体系。在这四个等级之上是政府官僚，在他们之下则是“不入流的”或“遭贬黜”的贱民，其人数不足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些人被剥夺了普通人所享有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处在社会阶梯的底层。

（四）士绅：特权和功能

士绅得到保护，可免受普通人侵犯，也不受官吏纠缠。士绅卷入诉讼无须亲自到堂，可派仆人代替。士绅头衔可以使他免受地方长官处置。士绅阶层豁免强制性劳役。

（五）科举

科举分童试、乡试和会试几个等级。要获得童试资格，考生必须出具一份由一名士绅提供的担保，证明其出生和品行。

1850年前，士绅总数为110万人。于此同时，全国总共只有27000个官职—20000个文职和7000个武职。正途出身的有功名者占据了20000个文职中较重要的那一半职位，而不太重要的另一半则归那些捐取功名的非正途人员。

第五章 对外关系

明末清初，西欧人开始到达中国；同一时期，俄罗斯人也穿越西伯利亚进至满洲边境，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1498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和英国人相继经好望角来到亚洲。葡萄牙人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于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奠定了葡萄牙帝国在东方的基石。

1516年，葡萄牙人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斯，乘一艘欧式帆船来到中国。1517年，多默.皮列士受葡萄牙国王之遣，作为往聘明廷的使臣，与受命勘测中国沿海的果阿市长费尔南.德.安德拉德于是年九月率8艘船来到广州。中国总督友善地接待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停泊在上川岛（即西人所谓之圣约翰岛）。大批葡萄牙人的船队陆续来到中国，居住在上川岛、白浪澳和澳门。1535年，葡萄牙人通过行贿手段，获取中国人正式同意他们在澳门晾晒货物，从而获得了在那里居住、贸易的法定认可 。到1557年，葡萄牙人竟自行委任了官员来管辖澳门，把它当成了一块殖民地。明廷没提出抗议，不啻是承认了葡萄牙人盘踞澳门。

荷兰人于1604年抵达中国，晚西班牙人30年，晚葡萄牙人90年。